（31）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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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五辑，第335～336页，四六辑，第322页。
（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八辑，第14页。
（3）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4）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79页。
（5） 《清稗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6）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癸巳谕；实际上，各种奢华从直隶就开始了，种种情况，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366页；许指严：《南巡秘记》则谓，上谕：“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勿取。”实则后此如故也；……又谕曰：“毋张灯演剧，踵事增华……”读此等谕旨，何尝不是节俭爱民，从谏如流，而无如其实际上全然相反，经一番谕旨惩戒，且多一分奢华靡丽，第241～242页。
（7）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己未谕；其御制驻浙江水营诗曰：江南水营屋三间，已谓不当心踖踧。浙江水营倍过之，点缀亭台及花木。争强长此竟安穷，今驻明发祇一宿。未曾豫戒吾之过，实不思及此豫督。将求吾喜喜何曾，益觉怦怦增鞠恧。
（8）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9）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3。
（10） 参见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
（11） 《高宗实录》，卷1101、卷1102。
（12）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辛巳谕。
（1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从前”议论，参见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谕，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云云。
（14）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午谕。
（15） 《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
（16） 《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又曰：“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案发下狱，起复后，“贪黩仍如故”。
（17） 在这之前，只有一个例外，即卢焯；卢焯隶汉军镶黄旗，长期出任地方大吏，是一位能臣，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弊，广有德政；在审批嘉兴桐乡汪姓分家案，收受贿银五万两案发后，百姓“渲言，求释放卢，推倒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呼呶罢市”，“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呼冤躅足”，因在限期之内退完赃银，皇上免其一死，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归，四年后再度起用。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珅与刘墉》，台湾知书房出版社2000年版。
（1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其后，甘肃冒赈侵贪案内，闵鹗元之弟知县闵鵷元贪污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闵鹗元知情不举，始终掩护。当是之时，闵鹗元抚吴，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而平居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迨以其弟获罪，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指李侍尧）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啸亭杂录》卷8《闵抚军》。
（1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记载，李侍尧“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珅衔之。年前侍尧为云贵总督，而贵州按察使海明（应为原任云南粮道、擢任甘肃臬司海宁）为沈阳府尹入京谢恩，历辞和珅。珅私问侍尧动静，海明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诮责，尝赂黄金二百两为寿于生日。珅乘间奏之……”
（20）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珅与刘墉》，台湾知书房出版社2000年版。
（21） 《履园丛话》记此事，云：“国泰平日奔走和珅门下，和珅奉旨查办后，先已授意国泰弥缝掩盖，及抵济南，和珅令抽查库银即可。钱沣与刘墉决计彻查，遂封库，库中多系圆丝杂色银”，显系借商人铺户以充数者，因诘问库吏，得其实（《履园丛话》五《景贤·书南园先生事》及《清史列传》卷72《钱沣传》亦有类似记载）。
（22） 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第2405页、第2455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三辑，第487～488页；《清高宗实录》，卷1159、1160。
（23） 《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第457～458页。
（24） 参见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乾隆三年四月甲申，曾令三年之内，停止督抚贡献（惟织造、关差、盐差等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那恐怕只是一时性的。
（25） 《高宗实录》，卷11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亦载敏中家产值银二百万两，“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命籍没其家产”。
（26） 所谓“进京盘费”，无非为进贡及打点朝中权要；据萨载奏查封郝硕家产折称：“本年（1784年）闰三月郝硕差弁郝得禄运送备进贡物内之檀香炕屏、挂屏、桌屏由水路北上。又闰三月内将金笔筒等金器约重一千二百余两，熔成金锭大小一百三十余个，除存留九十锭已查出，其余四十多锭，同从前销化金围屏之金锭大小一百个随带进京。此外，尚有珍珠手串一挂、金银首饰一匣（二三十两）、红圆宝石一件并金如意一枝，碧霞玺、珊瑚朝珠各一盘，又朝珠一盘、手串九挂、玉器五宗。又四月内曾差把总茹飞虎运送备进贡物内嵌玉如意、玉无量寿佛、玉瓶、玉盆、珠手串、伽南碧霞玺手串、伽南珊瑚朝珠、大呢雨缎洋缎等物，由旱路进京”（《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六十辑，第565～567页）。
（27） 所谓“海塘公项”，即郝硕被罚交议罪银六万两以充塘工之用者。
（28）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珅与刘墉》；郭成康：《清史编年》卷6。
（29）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谕。
（30） 乾隆六年正月庚午谕；又见乾隆十五年二月辛丑谕。
（31）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32）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2页。
（33） 参见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及所引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323页及其后。
（34）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4～231页。
（35）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3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79～1080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0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134，第1136页。
（40）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1页。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894页。
（42）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84页。
（43） 阮元：《畴人传》，第三册，卷44，《熊三拔传》，第576页。
（44） 《四库全书总目》，卷71，第633页；以上参见清史所博士研究生熊月剑：《西来新对手的进逼》（未刊文稿）。
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按照原定的计划，皇上模仿皇祖，一共要有六次南巡。但第六次南巡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皇上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南巡，今后不会再来了。想到他曾经是那样喜爱江浙之地，真不知此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第六次南巡最可记述的事，可能就是浙江海塘了。
五次南巡之后，经过连续三年“采办石料，勘估建筑”，一条三千九百四十丈（13133米）的石坝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已经竣工。现在，皇上终于亲自视察了这条石塘。
从乾隆二十七年皇上第一次亲临海宁视察海塘，到乾隆四十九年年底范公塘石坝完工，一条四十多里的石塘矗立在惊涛骇浪中，就像一座海上长城屏藩着富饶的杭州湾平原。史学家孟森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持之二十余年不懈，竟于一朝亲告成功，享国之久，谋国之勤，此皆清世帝王可光史册之事。”
八月戊戌，就黄河漫口一事，上谕，贾鲁河一带，或择其土性稍坚之处，酌建石工一段，自更足资巩固。朕临御之初，部库帑银祗有三千万两，现已积至七千余万两。前因浙省海塘，为民生捍卫，是以特发帑项，将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数百丈，所费亦不至一二百万，又何所靳而不为耶？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皇上在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
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四十五年），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四十九年），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但无论怎样，皇帝都未能到黄河工地做一视察，致为史家所讥：（1）《南巡记》中又说：
（河工）一有疏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至于克己无欲，以身率先，千乘万骑，虽非扈跸所能减，而体大役众，俾皆循法而不扰民，亦极其难矣。……敬告后人，以明予志。
乾隆一朝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学者萧一山说：其铺张奢靡，所费较之康熙时代，迨十倍之。劳民伤财，消耗元气，影响所及，吏治民风，同归败坏。故当时臣工多谏诤者，如顾栋高引对时，应曰：“将来皇上还要南巡吗？”上默然；尹会一尝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因坐戍；杭世骏亦曰：“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上大怒，欲置之重典。（2）据说初次南巡，曾在湖州城南开碧浪湖，大兴公役；会召问相国程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3）
对于南巡扰民的问题，皇上在《知过论》中就已经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则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4）
26．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此期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书搜缴销毁净尽，则是乾隆朝的独创。而且，这一目的竟是大体实现了。
乾隆四十八年以后，文字狱显著减少，五十五年查办《奈何吟》一案，就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从四十四年前后文字狱巅峰到四十八年后文字狱剧减，其直接原因可能是违禁书籍业已搜剔殆尽，政策上已没有利用文字狱来催迫人们呈缴禁书的必要了。以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之一浙江为例，乾隆三十九年以来，前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共计缴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后一次奏缴后，三四年间再未呈缴过一部禁书。在呈缴禁书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皇帝从四十七年开始有意纠正了几起文字狱错案，并借此一再申明：“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天下知之。”这无异于告诉大家，朝廷已无意再搞文字狱了。但偏偏还有个把督抚不能“仰体朕意”，所以五十年七月又通过查办刘遇奇《慎余堂集》案告诫各省督抚：江西巡抚舒常查办此书，乃属“办理失当，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善于窥测意旨的督抚大员们感到风向已确实无误地转变了，查办禁书的劲头随之松懈下来，文字狱也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以至绝迹，从根本上讲，可能也是清朝统治效能的下降所致。嘉庆初年，留心前朝治乱兴衰的洪亮吉指出，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说：“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也。”这一年皇上已年逾八旬，虽然常夸耀自己“精神强固”，“办事精勤”，实际上是奸佞和珅弄权，许多人称之为“二皇帝”，皇帝总揽全局、统驭政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查办《奈何吟》一案不了了之，即颇具讽刺意味，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了。（5）
事情也可能不仅如此。从后世看来，清朝查禁违禁书籍还是很有效率的，以致我们今天几乎看不到批评乾隆朝政治的文字。
乾隆朝文字狱·六（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五年）
乾隆四十九年（1874年）
浙江江山县生员毛德聪赴县首告在郑涛家教书之吴文世造逆书《云氏草》一部，其义盖取“云从龙”之意，内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长之令庶民且逆”；又有“驳柳子厚封建论”一篇云：“自秦怯封建，建郡县，以至于今，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皆用乎？”迨拘捉人犯来省研鞫，俱称并无其书。谕令江山知县王昭麟及典史姚承华俱革职。
乾隆五十年（1785年）
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纂志书，不应将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入志，并将刘所作文集呈首。上谕：“朕将其书详加披阅，其签出之处如‘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侯’，‘清风’、‘明月’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妄，则欲将‘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及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此而指为语句狂谬，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则将来挟嫌告讦之徒势必吹毛求疵，谬加指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又谕：外间著有诗文“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命将此旨再行明白宣渝。
湖南桑植县人郭大至妄撰公状序文，代宣《圣谕广训》，于学政按试时，将稿本呈恳转奏。随咨会巡抚究办，以其“语多狂悖”，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安徽滁州生员骆愉客寓江苏扬州，向盐政呈递书策，条陈盐务积弊，内有“戊戌（四十三年）春间，由兵部驿递传赐总商江广达宫妃”，“扬州城内众口喧传”。上命传旨两江彻查。两江督抚、盐政等以经查毫无影响覆奏，军机大臣亦审得骆因索诈而造言生事。上谕：“该犯妄造逆词，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缘坐亦不为过。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须罪及其身，不必将伊家属缘坐。”后骆愉被凌迟处死。其家属仍行缘坐，给功臣之家为奴，嘉庆四年遵旨开释。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湖南耒阳县生员贺世盛因科名未遂，常怀忿懑，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词”被拿，随于其寓所中搜出尚未完稿之《笃国策》抄本。策稿中称“捐路终为财动，有妨正途”等，意欲于书成之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得旨：“该犯究因失志场屋，贫苦无卿，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贺世盛从宽改为斩决，其名下应行缘坐各犯俱著加恩宽免，概予省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闰五月皇帝巡幸木兰，在密云途次，有四川太平县人马攀凤叩阍，呈献其父马晏清所作《策论》。其中语多颂扬，唯有控告太平等州县官创造连枷木笼、非刑枉毙人命等条。四川总督奏称川省确有连枷木笼等非法刑县。此案由于马晏清长期未获，最后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江苏沭阳县民张怀路呈告监生仲见龙之祖仲绳所著书词多狂悖。上谕：“朕将所著《奈何吟》一书详加披阅，虽不至吕留良、徐述夔之狂吠，显肆悖逆，但其诗词内如‘举世尽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禄，酿成祸种’等句，甚属谬妄”，命从严惩办。次年两江总督审明仲绳系明末清初人，其牢骚怨望之处，系为崇祯、弘光而发。上谕：“仲绳诗词谬妄，系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胜国追究，将其裔孙治罪也。”并治诬告、唆讼者之罪。（6）
27．学术建设
皇帝本人偏好考据，重视经学，长期以来，对这一类学术活动给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在乾隆时进入高潮，并在这一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据说，皇帝所以对考据学者表示重视，肇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理；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不次擢用，优宠备至。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今上，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他曾说：“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皇权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旧臣所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这样，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有诚有伪”，但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随着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为此，继惩治朋党之后，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对胡安国生当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复仇”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发出了“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的感慨。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不能显加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时，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与此同时，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文字狱进入了高潮，但是对于批评程朱的著作，却网开一面，很少予以处理，有时还对借此兴狱的官员严厉呵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皇帝对于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皇帝冷遇的同时，对于当时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一些学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首先引起皇帝关注的，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先驱、无锡学者顾栋高。顾栋高是康熙年间进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归，从此绝意仕进，研治经史。他以和理学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事分门别类，排列成表，著为《春秋大事表》一书，不但推动了《春秋》一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宋儒的《春秋》义例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了表彰他在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乾隆皇帝特授其为国子监司业，“以为绩学之劝”。尔后，钱大昕、江永、戴震、杨昌霖等许多著名学者也先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员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职。
皇帝所以对这些学者如此重视，既有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学术上的原因。就学术原因而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典文献的积累达到了空前众多的地步。其中讹脱衍误、亡佚残损的现象极为严重，亟需对其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乾隆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这一时机逐渐成熟。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这些学者才由所谓在野派转化成为当权派，在学术上由原来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术派别——乾嘉学派。
为了促成这些学者政治地位的转化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皇帝运用了科举考试这个杠杆。在此之前，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上仕途极为不易。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开始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愈来愈大。如乾隆十年殿试题云：“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试试题云：“《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试题云：“《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序次，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都是就经部文献所出之题。这些题目，对于研经治史的学者来说并不为难；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殿试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学出题，偶尔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励士子自由思考，特别是启发人们从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殿试试题即云：“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己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朝廷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提拔上来。举其要者有：庄存与（乾隆十年），卢文弨（乾隆十七年），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毕沅（乾隆二十五年），赵翼（乾隆二十六年），陆费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孙、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学诚（乾隆四十三年），武亿（乾隆四十五年），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数十人。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会试中，所取进士四千余人，中举者不计其数，都一一安排了官职，其中一些人如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还仕宦显达，内列卿贰，外任督抚，成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不但对官吏队伍进行了一番更新，而且还造就了一代学风。
在科举考试的带动下，不少学者竞相将自己研习经史所得汇为文集刊刻行世，由书肆大量发行，以供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时观摩之用。与此相反，宋儒“濂洛关闽之书”因与科举考试无关，士子纷纷将之“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以至书贾为怕蚀本起见，所有理学著作竟不敢刻印发卖了。
科举考试之外，朝廷组织的频繁的修书活动，也对乾嘉学派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乾隆一朝，官修图书数量众多，涉及范围也极其宽广，每次修书，都要动员中央政府中相当一批官员（京官）参与其役。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中央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更是几乎全体出动；兼之以该书内容浩瀚，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研究程序完备，遍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整理古典文献技能的所有方面，因而，这一活动的进行，不但对入选馆臣来说是一次极好的训练，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少学者即在与修《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退而著述，以成名家；也有相当一批学者虽未参修《四库全书》，但是受其影响，也在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样，清初以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涓涓细流，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
在皇帝的扶持下，经过乾隆初年以后三四十年的发展，乾隆后期，学术界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涉及考据之领域，整个学术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一片繁荣景象。就经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将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经新注、新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对经学研究的垄断；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为了探求儒家经典原义，或上探汉、晋经师旧说，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活动，不但使亡佚已久的汉代以来的解经文献得到了一番普遍的发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就史学研究而言，除少数学者对一些旧史进行改修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集中精力，致力于历代正史表志阙略部分的补修和对古代史实的考据。其中在补志活动中，有的学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补数种表志，有的是数位学者在不同地点共补一表一志，而各有千秋。经由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阙表志大抵都有了一种或数种补修之作。至于考史，更是乾嘉学派学者学术活动的热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参加过这一活动，其中有的学者专攻一史，有的学者兼及数史甚至通考全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书之外，专考一代史实之书更是不胜枚举，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更俯拾皆是。
与此同时，由于整理古典文献活动的空前普及和发展，许多学者还专门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并各有质量甚高的专书问世，因而，各种整理古典文献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并各自发展成为专学而独立于学术之林。所有这些，都是乾嘉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朝廷扶持乾嘉学派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皇帝对乾嘉学派的扶持，对于当时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也需指出，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一种畸形的学术研究活动，其研究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和民生利病毫无关系，亦为时人所诟病。（7）
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认识的偏差，以为清朝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舍“考据学派”，其余（包括“理学”）就无足道也。其原因之一，即在考据学接近于所谓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备受二十世纪学人的推崇。其实，“考据”只是读书注书的一种方法，与儒家的主要目标“修齐”、“治平”皆存在一定的距离；就此而言，它只是一种“小学”而已。（8）其“研究方法”中更存在很多问题，还造成了“疑古”、“批古”的效果。
实际上，无论“理学”、“考据”，都属于“经学”，都是从“经学”的视角说话。而“经学”虽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却绝非等同于儒学，亦非儒学全部。自先秦以来，儒家所说“通经”，乃为“致用”，绝非仅为“通经”而“通经”，为“读书”而“读书”。《大学》曾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这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也指明了人生努力的方向。（9）于此立定脚跟，由内而外，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意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经世学派”的志向。（10）他们也正是在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初年有着上佳的表现（集中表现在其后成书的《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里）。
不错，出于一般知识分子对“考据”的推崇（甚至以为考据才是真学问），皇上本人也无例外地醉心于考据活动，这里既有他个人的爱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实际政治的考虑。如儒家经书需要考据功夫，来发掘它的真义；（12）这不仅仅是务虚的，也有务实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订“礼乐”的需要）。但要说皇上就以考据为最高学术，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无与伦比的丛书搜缉，收录了那么多的古今著述，这难道不是“钻故纸堆”，或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错，《四库全书》收录了清代各朝的御制文书，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难道不想再写一部自己的“大作”？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一展身手？显然并非如此。除了早年的《乐善堂集》以外，皇上还有很多著述，散见于各处，如《御批纲鉴》、《经筵御论》，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总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的努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戒律”，即不允许编制本朝文选，如《名臣言行录》等。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何以只收集至康熙朝，主要表现十八世纪言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何以至十九世纪才能出现？此间似乎不无“隐衷”，而对于这种隐衷，可能只有皇帝身边的臣子才能略知一二？如对此有所阐发的陆耀、庄存与，都曾是皇上身边的近臣。
以往有关清代经世思想的研究，大多只注意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顾炎武、颜元等人的经世思想，以及嘉道以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而对十八世纪则较少关注。一般认为，魏源、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经典之作，代表了经世派的最高成就。其实，十九世纪经世之学虽进入“显学”和“兴盛”时期，然而在“规模与重要性”上，都不及十八世纪的有关努力。（13）而在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仿照了陆耀的《切问斋文钞》。（14）
陆耀，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八年，迁户部主事；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15）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16）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
《切问斋文钞》反映出十八世纪的经世之“学”，已经将学术和实政结合在一起，并非只重其一。而《皇朝经世文编》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通过陆耀《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内涵，可以了解到，清朝经世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符合逻辑的过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纪）和清末（十九世纪）清朝士人才具有经世思想。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既阐发了传统学术的经世之理（学术部分），又提出了具体的经世之术（财赋部分），是儒家经世之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功能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可谓传承经世思想的典型”。（18）所以经世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断层”，不能“不加辨别地接受中国十九世纪慷慨激昂的政治变革论者认为经世意识在十八世纪已销声匿迹”的论点；（19）十八世纪“‘经世’的意识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通过对《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21）
《皇朝经世文编》除了受到陆耀的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思想学术渊源，即是与魏源等同属一个学派的今文经学“鼻祖”庄存与。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耀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世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另外，据说章学诚（实斋）史学之长处之一，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22）这是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因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并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不过，即使把《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十八世纪的部分抽取出来，我们仍对它有许多不能满意之处。今日要想弥补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写清朝《经世文编》不可。为此也许应该补充进很多内容，特别是对经世派“头目”的皇帝本人的许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录。
例如，在《户政》中“农政”一节，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谕（像许多志书曾援引过一样）；在“垦政”一节，加入乾隆初年的有关争论；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治体》中，增入皇上那些有关的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
就像清代经济政策，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价值的东西一样（如垦政、农政、粮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见于各处），恐怕也需要后人来总结了。
乾隆初年，首先兴起的是“经世之学”，其思想内容体现在“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数十年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与清代经济政策的“活跃期”及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他们，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日还没有“经世学派”这一名称。它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像《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所表明的那样，把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并把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部分又需随时代而变化），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
清代十八世纪的这批“经世学者”与“考据学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问题，并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他们是“体制内官僚”，与清初“遗老”构成的“政治反对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样（也不排除有乡绅和其他知识阶层参与其中）。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业。与“汉学家”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理学家”。同时，还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时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农政”）的探讨，乾隆朝发起扩大仓储（“粮政”）的新一轮努力，等等。这些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这一研究的范围。
如此来说，十八世纪最重要的“经世”之务有“农政”、“垦政”、“粮政”（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平价），“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十九世纪才显得更为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等。
其涉及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