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8页。.9
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是南宋志南在天台国清寺所刻的本子，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引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寒山诗集》跋云：“《寒山诗集》，丰干、拾得诗附、影宋写本，前有闾丘胤序，后有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沙门志南记，又有屠维、赤奋若、可明跋，附朱晦翁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志南即南老，可明即明公，朱子与放翁所往还者，而前又有寒山诗序，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刻，是此书宋时一刻于淳熙己酉（1189），曰国清本，再刻于绍定己丑（1229），曰东皋寺本，此则三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然不分七言于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胤、恒、贞、殷、朗缺末笔，亦可谓最善之本矣”。然据日僧成寻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他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入参天台山时，国清寺僧“禹珪舍与柬山诗一帖”，则北宋时已有寒山诗的刊本行世，此本或即志南刻国清寺本的前身；东皋寺本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再刻本；在东皋寺本之后，还有一个被称为“三刻”的本子，亦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刊刻的江东漕司刻本。日本庆福院藏有一种宋本，清末吴兴择是居曾予翻刻，仇实先生在其《寒山诗小录》介绍，该本翻刻极为讲究，版高25.7厘米，宽18.2厘米厘；版框高20.8厘米，宽15.9厘米；字大逾寸，分二册装订，几与原本无异，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此本若非国清寺本，亦必属国清寺本系统。宋刻除上述外，还有被号称为“高丽本”的本子，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谓其“楮墨古雅，甚为可爱”，而“细视之，乃系外洋板刻”。又云：“此刻似系洋板，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此为‘纸（字）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矣，俟与藏书家验之”。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号为高丽本”，但又以夹注小字指出：“不知是否高丽所刻”。按宋时杭州西河有车桥，在国子监后，故余先生的最后结论认为：“是其源亦出于宋本”。此本无可明跋与朱子帖，也不同于他本的五七言混糅杂出，而是将七言与五言分开，版心刻有“三隐”字样。另外，汲古阁毛晋也藏过一宋本，亦即所谓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是本曾入乾隆御府，首页钤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朱文小印，又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和“天禄继鉴”白文印，还钤有椭圆形“宋本”及“甲”字朱文小印；末页亦钤“乾隆御览之宝”与“天禄琳琅”朱文印。上海涵芬楼曾予借印，借印本的“封面”背面刻有“上海涵芬楼借印建德周氏景宋刻本，原书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八分”二十八字。同样无可明跋及朱、陆帖。
元代有无刻过寒山诗集，目前尚不清楚，但和尚楚石尝和作过“三圣”全诗，并已编次成集，清欲《和三圣诗集》序云：“楚石和尚和三圣诗集，晟藏主编次，求予题之，因用韵以寓击节之意云，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初三日南堂遗老清欲”。集虽编就，但当时并非梓板，刊刻时间，据楚石自序，在“岁丙申中秋”，即明永乐十四年（1416）。
明代刊刻的寒山诗较多，除永乐十四年楚石和刻本外，目前可知的有：正德十一年（1516）福建建阳刘氏弘毅书坊慎独斋刻本，嘉靖四年（1525）刻本，明刻山口本、明刻屠隆本，新安吴明春校刻本，万历七年（1579）台州刻本（台州知府计谦亨刻，临海王宗沐序），明刻甘尔翼本，明末石树道人刻《和三圣诗集》，还有广州海幢寺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其“仍明末刻本，写印甚精”。
到了清代，首先是雍正皇帝亲自御选了一百二十七首刊刻传世，尔后《四库全书》、《全唐诗》均将寒山诗收入其中，《全唐诗》还列其为释家之首。光绪十四年（1884），海虞张寂、藕师、药师又将楚石、石树《和三圣诗集》分三集刊行，藕师刻寒山、拾得、丰干原诗，药师刻石树和诗，张寂刻楚石和诗。缪荃孙亦刻有《寒山诗》一卷。另外，清末吴兴择是居曾将日本庆福院藏本翻刻，翻刻本无论版型大小，字体破损，甚至书中所钤之“庆福院”三字，均照样刻入，字大逾寸，极为讲究。此外还有宣统二年（1910）江苏巡抚程德全刻本，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有雍正皇帝御制寒山诗序，次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根据明计谦亨刻本刊印。
民国间时期，寒山诗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前后两次翻印，第一次是影印黄丕烈、瞿镛所藏的高丽本，第二次则影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汲古阁藏本。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法藏寺尝募刻扬州藏经院藏版之《和三圣诗集》，称为《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民初上海有正书局曾根据庆福院缩印本石印发行。刊印最多的是上海佛学书局，据该局1947年第九期目录五“佛教通籍类”、十四“诗文集类”所列，自1937年至1947年即刊行过三版六种：《寒山诗》，唐闾丘胤，一册；《天台三圣诗集》；《寒山诗》（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板），一册；《寒山诗》（鼓山本），一册；《寒山拾得诗》，唐闾丘胤辑；《寒山拾得诗》（影印）。
现代整理出版的寒山诗校注本也比较多，按时间顺序排列大略有以下数种：黄山轩的《寒山诗笺注》、曾普信的《寒山诗解》、卓安琪的《寒山子其人及其诗之笺注与校定》、李谊的《禅家寒山诗注》、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及其修订本《寒山拾得诗校评》、徐光大的《寒山子诗校注》、郭鹏的《寒山诗注释》、项楚的《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等。上述诸版本中以钱学烈与项楚之注本较有特色和影响，同时也是大陆流行最广的两个版本。[26]
虽然寒山诗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受到正统的接受，但是其诗还是通过民间和僧道之间的私人翻刻得以流传至今。用词通俗、表达随意，寒山诗的这种不受重于正统文学的独特风格，使得寒山诗被排斥在了中国传统两大诗歌主流之外，“中国诗史上两大主流，一以杜甫为代表的涵泳于儒家思想的沉毅诚笃派，一为陶潜所优游其中的以道家情调为基础的淡泊恬适派，他们分别具有登峰造极的气势，引导中国诗学奔腾而下，开出唐宋以来百花竞放的局面。寒山子却不然，他志不在诗，而是在道，他不是世内的诗人，而是超世的仙人，这里所说的仙人，乃是真实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彻悟后，得到身同宇宙情满乾坤，在本体上证得无生，在自性上证得生生的大解脱境界”。[27]这里对于寒山诗的理解而言，可谓深入。寒山诗中所包含的生命境界以及其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清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在拥有了对于生死有了彻底的体验之后才能够达到的，寒山生命中的屡次坎坷，最后在其诗中得到了积淀和升华。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虽不被正统认可，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时，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统风格，而是生命的情致和境界：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下愚》一四一）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五言》二七一）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个》二八八）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诗的风格在寒山还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世人指责，寒山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不管世俗的看法如何，他总是要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语言，用自己欣赏的通俗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且坚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明白和接受他的诗的。
此外，寒山诗长期不被正统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其身份的尴尬。寒山是一个非儒非道亦非释，亦儒亦道亦释的复杂的混合体。在他的身上既有儒、道、释三家的影子，也有儒、道、释三者所排斥的一面。他对于世俗的关注如儒家一样热情，对修道的执著有如道家一样痴迷，对于自性的认识如释家一样通透。可是，儒者不言怪力乱神，在寒山诗中充满着轮回报应之语，儒家自然没有办法接收他。对于道、释的典籍阅之甚多，在精神境界上与两者无异，可是从未出家，从未正式得接受道、释两家的仪轨，对于道、释的行为反而多有批评和嘲讽，道、释也只显然不会接纳他。
这就是寒山，一个精神自由而又执著的人，他的人格精神和志趣一如他的诗歌一样，都是特立独行的。所幸的是，寒山虽然不见容于正统，但是因为其诗的清新风格，使得他在民间拥有了一大批的拥护者、欣赏者。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才得以流传下来。
* * *
[1]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唐杜光庭《仙传拾遗》。
[2] 徐灵府：《自咏二首》，《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
[3] 元稹《重修桐柏观记》：“岁大和己酉，修桐柏观讫事，道士徐灵府以其状乞文于余。”
[4] 《集古录目》：“《修桐柏宫碑》，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撰并书，台州刺史颜颙篆额。……碑以大和四年四月立。”转引自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
[5] 也正是因为如此，徐灵府被称为“桐柏征君”。
[6]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六《徐灵府传》。
[7] 《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
[8]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通判）门》。
[9]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清）洪颐煊：《台州札记》，转引自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 《全唐诗》卷五百零八卷。
[13] （宋）罗愿：《新安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沈欢：《国清寺止观堂记》，《全唐文·唐文续拾》。
[15] （清）叶昌炽：《寒山寺志》。
[16]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0页。
[17] （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卷上《台岳天台山游记》。
[18]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
[19] 贯休：《寄赤松舒道士二首》，《全唐诗》卷八百三十。
[20] 齐己：《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二。
[21] 李山甫：《山中寄梁判官》，《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
[22] 吴汝均：《从哲学与宗教看寒山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三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23] 参考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偈”及“偈颂”条。
[24] 以上关于寒山诗的流传及其影响，主要参考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版）附录部分《寒山拾得史料选辑》（第71—155页），仇实《寒山诗小录》，《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七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5] 陈慧剑：《寒山子象赞》，《寒山子研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1页。
[26] 以上对于寒山诗流和传版本的论述，主要参考徐三见先生《寒山子诗歌的流传与影响》，《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以及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前言》、仇实《寒山诗小录》等相关研究。
[27] 黄博仁：《寒山诗评》，《寒山子传记资料》第四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0．西方“寒山热”
如前文所言，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到《全唐诗》，寒山诗才正式占了一席之地，被列为释家类之首。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白话文运动推动，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及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早期的三位白话诗人，对寒山生平等作了详细的考察，为之大书特书。寒山亦开始因此而进入学者的视野，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同意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全书提要辨正》中对寒山的身份、诗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如此，再1929年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可是之后，国内就再没有寒山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及其诗似乎又被遗忘了。
大和四年（830）寒山的自然生命在寒石山结束了，可是，他的精神生命却一直没有中断。自徐灵府收集了寒山诗，围绕着寒山及其诗歌的话题绵延了一代又一代，直到如今，这或许是寒山生前所不曾想到的。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辉煌，在寒山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者是应验了寒山当时在诗歌中所期许的那样：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的诗在其死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它的那种自然、清新的风格，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一个自由而又孤寂的灵魂。
从无名者到嬉皮士
一、寒山生卒年略考
隐士寒山的生平是一个谜，先贤对之做了颇多的考证，而随着寒山诗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不断受到重视，对于寒山其人的研究也不断地有新知卓见面世。随着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证明闾丘胤之序为伪作，“中唐”说成为了学界的共识。本文对于寒山生卒年的讨论，是在“中唐”说的基础上对前贤的结论略作修正。
关于寒山的生年，我们接受罗时进先生在《寒山生卒年新考》[1]中的观点。即以开元十四年（726）作为寒山的生年。对于其卒年的推定，罗时进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即以《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作为寒山卒年。对于《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传统的观点，以通行本前闾丘胤序所言，推定其为国清寺僧道翘收集，结集于贞观年间。然据先贤时人的考证，已基本断定闾丘胤之序为伪序。这样，根据晚唐杜光庭《仙传拾遗》中谓桐柏征君徐灵府收集《寒山诗集》。这里，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徐灵府在天台的行状。徐灵府，号默希子，钱塘天目山人，唐代著名道士，于元和十年（815）由衡岳移居天台，长庆元年（821）定居方瀛，宝历初年（825）撰《天台山记》，在其《天台山记》中，徐并未提及寒山及其诗，可见当时徐灵府对于隐居于寒岩的寒山并未听闻。其后，徐灵府开始筹划重修桐柏宫事项，自大和元年（827）开始重修桐柏宫，至大和三年（829）完工，请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书写碑文，830年四月立《修桐柏宫碑》宣告重修桐柏宫一事结束。会昌初，唐武宗诏徐灵府，徐灵府辞而不出，后即“绝粒”、“凝寂而化”，“会昌初武宗诏浙东廉使以起之，辞，不复见廉使，献言志诗云云。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绝粒久，凝寂而化”。也就是说会昌初年（841）之后，徐灵府即以绝粒凝寂，故其收集《寒山诗集》的时间下限当在841年之前。那么上限如何确定？以上述关于徐灵府在天台时期的事件的排序而言，宝历初年撰《天台山记》时，徐灵府还不知道寒山，而此后一直到太和四年（830），徐灵府忙于重修桐柏宫，必也无心于收集《寒山诗集》。退一步而论，假设如罗时进先生所言，将《寒山诗集》结集时间上限定在宝历二年（826），那么，徐灵府在完成桐柏宫重修事项之后，曾请越州刺史元稹撰写碑文，元稹在唐代亦是以诗见长，与白居易有“元白”之称。若此时徐灵府已收集《寒山诗集》，以寒山诗之独具一格，其与元稹交涉，当不会不以寒山之诗相告。虽然这只是一个推论，但是，从逻辑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宝历年间，徐灵府之结集《寒山诗集》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而论，其上限则当在修桐柏宫事完成之后，亦即在830年之后，830年为《寒山诗集》结集的上限。据此，我们将徐灵府编纂《寒山诗集》一事系于830年。因此，寒山卒年上限在公元830年。在寒山辞世之后，徐灵府开始收集其诗，亦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与寒山之生没有确定日期不一样，寒山之卒有着确定的日期，这个日期来源于天台民间。自明代嘉靖年间起，张姓迁居于寒山隐居的寒石山脚下，村因其姓而名“张家桐”村（目前以陈姓为主），该村自其时起，世代相传，均以九月十七日（阴历）作为寒山的逝世日子，每年都设祭以纪念，至今如此。虽说这种传说并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但是，在将寒山作为一种民间的宗教信仰形态的前提之下，这种世代相传的论点至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再者，寒山其名即是由“寒石山”而来，其晚年一直是隐居在该地，这也是一个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寒山去世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七日，聊备一说。同时，依民间的说法，寒山是在明岩去世的，死后即葬在明岩。此事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可以作为旁证，在其书中，传灯曾对寒山塔作了记载：“寒山塔，在寒岩寺右洞侧，寒山入灭，有梵僧杖锡黄金锁子骨，或问，对曰：‘吾拾菩萨舍利归西天耳！’”这表明寒山至死一直是在寒石山，未曾离开。由此可见余嘉锡先生所论寒山于贞元九年（793）遇沩山灵祐后离开天台之不确。寒山墓塔之位置，即在寒石山明岩洞右洞侧象鼻峰顶[2]。
二、寒山与天台
寒山为陕西咸阳人，这在寒山诗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寒山诗》中有言“游猎向平陵”（《寻思》一〇一）、“出入帝京里”（《董郎》一三七）以及“肠断忆咸京”（《去年》一八〇）等语，此处“平陵”即指汉昭帝墓，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帝京”即是长安；“咸京”，即指咸阳。这两首诗是寒山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表明其早年生活的范围即在唐都长安、咸阳一带，咸阳在当时属于京兆府，此处以京兆咸阳作为寒山的出生地，比较切合寒山诗中所言情形。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寒山子离开了咸阳，辗转到了天台，最后归隐于天台寒石山。这是对于寒山子生平大致轮廓的确定，而要对寒山子整个行迹进行考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寒山子离开咸阳之后是不是直接就到了天台？
第二，寒山子到天台之后是不是直接去了寒石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寒山子在离开咸阳之后，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流落期（大概三四年）之后，大约于上元元年（760）来到天台。这个短暂的流落期，寒山子先是到了荆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又，《寒山诗》中有“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忆昔》一七八），其所言的“琵琶谷”即在今湖北郧县，处于汉江边上，离荆州很近；“鹦鹉洲”即在今湖北武汉汉阳鹦鹉湖。《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在鹦鹉洲，今沦于江。”据此可以断定，安史之乱后，因长安一带混乱，两京很多士人均逃亡荆州一带，以避战乱，寒山子亦随之越秦岭，下汉水，走襄阳，至荆州。在荆州，寒山子过着优游的生活，自称“山林人”（《元非》二八一），在荆州琵琶谷、鹦鹉洲一带，“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忆昔》一七八）。这样的生活毕竟不能让寒山子完全静下心来，真正地做一个“山林人”，因为此时离寒山子科场失败的经历尚不远，寒山子依旧抱着儒家救世济民的思想，所以，在荆州的山隐生活大概过了一两年，寒山子也就厌倦了。“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元非》二八一）这里很直观地表现出了寒山思想的转变，原本有济世之志的寒山，不甘在荆州过着隐逸的生活。“仕鲁”，意味在鲁地为官，据此推测寒山子或者曾经到过山东某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胥吏，从寒山子的思想演变而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故寒山子离开荆州之后，辗转到了山东，也担任了当地的一个胥吏，以求实现其政治上的抱负。从仕之后的寒山方真正体会到官场的黑暗，而这是其无法忍受的。此刻，对于寒山子来说是一个转折。早年科举屡屡不第，已经极大地打击了他的救世之志，此时作为一个胥吏对现实政治所感到的无奈，使得寒山子最终放弃了儒家救世的理想，选择了归隐，“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在山东为胥吏的时间很短，大概在上元元年（760），摒弃儒家济世理想选择“巢许”之道的寒山子来到天台。
到了天台之后，寒山子是否直接就去了寒石山呢？
自从闾丘胤的序被认定为伪序之后，晚唐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就成为了直接可靠的材料：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
这里，杜光庭提到了翠屏山，也提到了寒岩，按照行文，似乎翠屏山就是寒岩，就是寒石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太平广记》所引的只是杜光庭《仙传拾遗》中的一部分，《仙传拾遗》一书已佚，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残篇，文字的完整性是无法保证的，故而，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翠屏山就是寒石山，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查考历代天台山志书，翠屏山在天台有二：南翠屏和北翠屏。南翠屏在今天台县南平乡翠屏村，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翠屏岩在天台南二十五里，有龙湫。《天台山方外志要》云：‘山形壁立如屏风，故名。’远望山势，中立如案，两端略起，似展诰轴，又名展诰屏。”北翠屏则在天台桐柏宫西南，徐灵府《天台山记》：“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居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余丈，状素蜺垂天，飞帛触地。”既然，翠屏山在天台有两处，大历年间寒山子所隐居的究竟是南翠屏还是北翠屏？我们认为应当是北翠屏。原因有二：其一，唐代道教兴盛，桐柏为道教金庭福地，继司马承祯之后更是声名煊赫，慕名到桐柏宫修仙的人不在少数，寒山早年受道家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入天台之初即去桐柏宫附近是可信的。其二，就地理位置而言，北翠屏靠近县城，寒山入天台之后，就近选择居所，也是非常自然的举措，况且此地又在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附近。基于以上两者，将寒山初入天台归隐之地定位北翠屏是可行的。这在《寒山诗》中也是可以得到佐证的，《平野》（二六三）：“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峰耸翠屏。远远望何极，矹矹势相迎。独标海隅外，处处播嘉名”，以及《迥耸》（二六六）：“迥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就这两首所描状的景色而言，实际上就是对于桐柏山、桐柏宫的称颂，这里的“翠屏”当是指北翠屏无疑。
北翠屏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邻道教福地桐柏宫，近佛教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在这里，寒山子接受着天台山佛道两种传统的影响，对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演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此时寒山子在北翠屏只是隐居而已，他在这里有着妻儿、田地，过着农耕生活。“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琴书》五），“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茅栋》二十七），“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妇摇机轧轧，儿弄口。拍手摧花舞，支颐听鸟歌。谁当来叹赏，樵客屡经过”（《父母》十五），“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谁欢。杂杂排山果，疏疏围酒樽。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醉后支颐坐，须弥小弹丸”（《田家》一一九），“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保我不鉴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滟，极目波上凫”（《偃息》一〇二）。寒山有妻、有子，过着简单的农家生活，自得而又悠闲。
这样的隐居生活一晃就是三十年，但是农居的生活毕竟是贫困的，因为生活的贫困，妻子和儿子在贫病中相继离开人世，这对于寒山子来说是一次打击。大概是在贞元六年（790），寒山子开始归隐寒石山寒岩（今浙江天台街头镇寒石山，山有寒、明二岩）修道以期长生。从790年开始归隐寒石山，到830年离开人世，四十余年，寒山子主要是在寒石山度过，其间当然也包括与国清寺僧丰干、拾得的交往。
三、《寒山诗》及其流传
寒山死后，有诗三百余首经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的收集而流传于世。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在民间寒山及其诗歌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寒山诗从晚唐起就开始在诗坛上流传，其社会影响相当有限，不过偶尔为禅师作为公案的“话头”加以引用罢了。宋以后，由于受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文人的喜爱和摹拟，寒山诗开始普遍流传，但是在正统文学中依旧是没有地位的。一直到清朝，寒山诗才被正统文人所接受。《四库全书》（1782年编成）收进了寒山诗。1707年编的《全唐诗》，一共收了2200多位唐代诗人，寒山诗被列为释家诗之首，共收入寒山诗303首，编在二十三卷中。这样，作为一个“诗僧”形象的寒山，在中国正统的文学之中总算占有了一席之地。其实不管寒山诗被正统接受与否，都不能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深远的意味和带给人心的醇厚回味。“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这是寒山对自己诗歌的期许，其中所包含的那份自信是无可比拟的，颇有几分“我手写我心，毁誉任尔道”的味道在其中。“自寒山子以后的知识分子，论情境如没有寒岩的深邃，论广度如无寒山之汪洋，任何加之于他的褒贬，只可供我们常识的了解，而不能带给我们以尺度的深入。”
由于寒山及其诗在宋以后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故而历代流传的版本不一。当然，最早的寒山诗的版本是由徐灵府收集整理而成的，也就是杜光庭所说的，“（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其后，在晚唐的时候，僧人出于在会昌法难之后重整佛教的需要，对寒山诗集重新整理，并以闾丘胤序附于前，而流行于世，因佛教的影响甚大，后来流传的即是以此为基础的。至五代梁，曹山本寂禅师曾“注《对寒山子诗》，流传宇内”（《宋高僧传》卷十三），依据《新唐书·艺文志》，曹山本寂的《对寒山子诗》共七卷，但是没有流传下来。
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是南宋志南在天台国清寺所刻的本子，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引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寒山诗集》跋云：“《寒山诗集》，丰干、拾得诗附、影宋写本，前有闾丘胤序，后有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沙门志南记，又有屠维、赤奋若、可明跋，附朱晦翁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志南即南老，可明即明公，朱子与放翁所往还者，而前又有寒山诗序，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刻，是此书宋时一刻于淳熙己酉（1189），曰国清本，再刻于绍定己丑（1229），曰东皋寺本，此则三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然不分七言于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胤、恒、贞、殷、朗缺末笔，亦可谓最善之本矣。”然据日僧成寻所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他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入参天台山时，国清寺僧“禹珪舍与柬山诗一帖”，则北宋时已有寒山诗的刊本行世，此本或即志南刻国清寺本的前身；东皋寺本是绍定二年（1229）的再刻本；在东皋寺本之后，还有一个被称为“三刻”的本子，亦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刊刻的江东漕司刻本。日本庆福院藏有一种宋本，清末吴兴择是居曾予翻刻，仇实先生在其《寒山诗小录》介绍，该本翻刻极为讲究，版高25.7厘米，宽18.2厘米厘；版框高20.8厘米，宽15.9厘米；字大逾寸，分二册装订，几与原本无异，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此本若非国清寺本，亦必属国清寺本系统。宋刻除上述外，还有被号称为“高丽本”的本子，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谓其“楮墨古雅，甚为可爱”，而“细视之，乃系外洋板刻”。又云：“此刻似系洋板，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此为“纸”字）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矣，俟与藏书家验之。”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号为高丽本”，但又以夹注小字指出：“不知是否高丽所刻”。按宋时杭州西河有车桥，在国子监后，故余先生的最后结论认为：“是其源亦出于宋本”。此本无可明跋与朱子帖，也不同于他本的五七言混糅杂出，而是将七言与五言分开，版心刻有“三隐”字样。另外，汲古阁毛晋也藏过一宋本，亦即所谓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是本曾入乾隆御府，首页钤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朱文小印，又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和“天禄继鉴”白文印，还钤有椭圆形“宋本”及“甲”字朱文小印；末页亦钤“乾隆御览之宝”与“天禄琳琅”朱文印。上海涵芬楼曾予借印，借印本的“封面”背面刻有“上海涵芬楼借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原书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八分”二十八字。同样无可明跋及朱、陆帖。元代有无刻过寒山诗集，目前尚不清楚，但和尚楚石尝和作过“三圣”全诗，并已编次成集，清欲《和三圣诗集》序云：“楚石和尚和三圣诗集，晟藏主编次，求予题之，因用韵以寓击节之意云，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初三日南堂遗老清欲。”集虽编就，但当时并非梓板，刊刻时间，据楚石自序，在“岁丙申中秋”，即明永乐十四年（1416）。明代刊刻的寒山诗较多，除永乐十四年楚石和刻本外，目前可知的有：正德十一年（1516）福建建阳刘氏弘毅书坊慎独斋刻本，嘉靖四年（1525）刻本，明刻山口本、明刻屠隆本，新安吴明春校刻本，万历七年（1579）台州刻本（台州知府计谦亨刻，临海王宗沐序），明刻甘尔翼本，明末石树道人刻《和三圣诗集》，还有广州海幢寺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谓其“乃明末刻本，写印甚精”。到了清代，首先是雍正皇帝亲自御选了一百二十七首刊刻传世，尔后《四库全书》、《全唐诗》均将寒山诗收入其中，《全唐诗》还列其为释家之首。光绪十四年（1884），海虞张寂、藕师、药师又将楚石、石树《和三圣诗集》分三集刊行，藕师刻寒山、拾得、丰干原诗，药师刻石树和诗，张寂刻楚石和诗。缪荃孙亦刻有《寒山诗》一卷。另外，清末吴兴择是居曾将日本庆福院藏本翻刻，翻刻本无论版型大小，字体破损，甚至书中所钤之“庆福院”三字，均照样刻入，字大逾寸，极为讲究。此外还有宣统二年（1910）江苏巡抚程德全刻本，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有雍正皇帝御制寒山诗序，次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根据明计谦亨刻本刊印。民国间时期，寒山诗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前后两次翻印，第一次是影印黄丕烈、瞿镛所藏的高丽本，第二次则影印建德周氏影宋刻本——汲古阁藏本。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法藏寺尝摹刻扬州藏经院藏版之《和三圣诗集》，称为《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民初上海有正书局曾根据庆福院缩印本石印发行。刊印最多的是上海佛学书局，据该局1947年第九期目录五“佛教通籍类”、十四“诗文集类”所列，自1937年至1947年即刊行过三版六种：《寒山诗》，唐闾丘胤，一册；《天台三圣诗集》；《寒山诗》（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板），一册；《寒山诗》（鼓山本），一册；《寒山拾得诗》，唐闾丘胤辑；《寒山拾得诗》（影印）。
虽然寒山诗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受到正统的接受，但是其诗还是通过民间和僧道之间的私人翻刻得以流传至今。用词通俗、表达随意，寒山诗的这种不受重于正统文学的独特风格，使得寒山诗被排斥在了中国传统两大诗歌主流之外，“中国诗史上两大主流，一以杜甫为代表的涵咏于儒家思想的沉毅诚笃派，一为陶潜所优游其中的以道家情调为基础的淡泊恬适派，他们分别具有登峰造极的气势，引导中国诗学奔腾而下，开出唐宋以来百花竞放的局面。寒山子却不然，他志不在诗，而是在道，他不是世内的诗人，而是超世的仙人，这里所说的仙人，乃是真实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彻底的醒悟后，得到身同宇宙情满乾坤，在本体上证得无生，在自性上证得生生的大解脱境界”。这里对于寒山诗的理解而言，可谓深入。寒山诗中所包含的生命境界以及其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清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在拥有了对于生死有了彻底的体验之后才能够达到的，寒山生命中的屡次坎坷，最后在其诗中得到了积淀和升华。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诗虽不被正统认可，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时，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统风格，而是生命的情致和境界：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
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
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下愚》一四一）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
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
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五言》二七一）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个》二八八）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诗的风格在寒山还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世人指责，寒山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不管世俗的看法如何，他总是要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语言，用自己欣赏的通俗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且坚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明白和接受他的诗的。
四、《寒山诗》的域外影响
可是对比国外的情形，让人多少感到有些诧异。“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国际文坛上，是一个突出的特例。在中国从唐代以降，寒山一直是一个不入流的诗人。即使是在70年代的台湾，一位正规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学生也不见得读过一首寒山诗，而在日本几百年来，寒山却一直是个公认的禅宗大诗人，其诗的评价很高。”[3]
国外对于寒山的推崇，首先是在日本。与在国内寒山没有受到多少承认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伴随着佛教禅宗的传入，宋元之际寒山诗传入日本，并且广为流传，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寒山也被公认为禅宗的大诗人。当然，这是与日本的独特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寒山诗在日本几百年来都有稳固的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宗教意味的诗在日本所得到的评价远比中国高，尤其是有禅宗意味的诗……在日本的传统里，许多一流的诗人都是僧人，写佛教意味很浓的诗……寒山诗中的宗教意味是日本各阶层读者都欢迎的；另一个理由是，日本人一向欢迎白话成分较多的中国诗，如白居易和元稹在日本的地位远比在中国的高，寒山既然写的是通俗、简明、流畅的文字，正投合日本人之所好，故能成为评价很高的诗人”。[4]在中国，因为寒山诗不入正统之流，所以历代几乎没有注释寒山诗的，当然，除了五代时期的曹山本寂曹山本寂（840—901），曹洞宗第二祖。，但是，即便是这样唯一的注释也没能流传下来。相反，在日本由于对寒山诗的普遍推崇，寒山诗的注本流传非常多，“日本之注释本，计有宽文年间（1661—1672）之《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亨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寒山诗索颐》三卷。《阐提记闻》说禅特详，《首书》简易，《索颐》详密。白隐之注可能系根据《管解》者。明治（1868—1911）后亦有若干解释或讲话，其中释清谭氏之《新释》颇具参考价值”[5]。这无疑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寒山诗之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与中国传统学者对于“寒山体”的推重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诗体的重视，至多表明对于寒山诗形式的接受和认可，但是注释则不同，它说明了对于诗的精神内容的接受。虽然他们都是将寒山作为“诗僧”来解读的，他们重视的是寒山诗的禅意与禅趣，这或者与寒山原本的意图相违背，但是对于一个文本的流传和接受来说，做适合自身文化的改变与吸收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何况，在中国历史上寒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僧人而存在的。
与对寒山诗的精神内容的接受和理解相伴随的是寒山诗在日本也有不同的流行版本。特别是与国内对于寒山诗不太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寒山诗不断地被再版。现存最早的寒山诗版本——1189年国清寺本即藏于日本皇宫图书馆。1904年曾加以翻印，并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序里把中国与日本的各珍藏版本作了详细介绍。并且说：“寒山诗机趣横溢，韵度极高，在皎然上道显下，是木铎者所潜心。”192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有详细的注释本的寒山诗集。1958年，镰仓石井氏出资出版了家藏的寒山诗珍本。同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选，选诗120余首，后收在《中国诗人选集》中，由入矢义高作序，和吉川幸次郎作跋。这一序一跋与此前对于寒山诗作为宗教诗或者玄理诗的解读不同，首次运用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对寒山诗作了纯文学的评价，故而意义不凡。此外，小说家森欧外（1862—1922），根据闾丘胤《寒山诗集序》写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森欧外最好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