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之名的由来，据《大唐西域记》所载：摩揭陀国因陀罗势罗窭诃山东峰有一寺院，寺僧信奉小乘佛教，食三净肉。有一天，有一僧人见空中群雁飞翔，开玩笑说：今日众僧午饭还没有食，菩萨应该知道来得正是时候。话音未绝，只见一雁退飞到此僧面前，折翅投身自殒。此僧将此情景说与众僧，无不悲感交集，均说这是佛陀设法随机诱导，令我等弃小从大，改信大乘，我等当以教奉。众僧遂埋雁建塔，取名雁塔。
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锥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中唐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23]
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一斑。塔底层每边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部刻有当时庑殿建筑的写真图。塔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均由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
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说曲江。自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97）以后，新进士及第，天子赐宴，于曲江聚会宴饮，慈恩塔下题名，以示庆贺，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24]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25]
这就是人们说的“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无论是曲江宴饮，还是雁塔题名，其用意都是对于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庆贺。曲江又称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即大慈恩寺之东。曲江为状如长葫芦之小湖泊，素来闻名，秦时“宜春苑”，汉武帝时“上林苑”，隋代“芙蓉园”，即是指此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长安是天下的繁华之所，而曲江则无疑是长安最为繁华之地，是官宦享乐之所：
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
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
琼镌狒绕觥舞，金蹙辟邪拿拨鸣。
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26]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7]
曲江可谓万紫千红，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歌声绵绵，酒意盈盈，画舫悠悠，游宴于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乐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
而曲江之乐，以上巳节尤为特出。因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面所言的“曲江宴饮”就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为热闹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嫔妃都会前来，樽壶酒浆，笙歌画般，宴乐于曲东池上，其盛况可谓空前：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
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
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28]
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整个长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满为患；人迹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挡得住高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脚步，消解其酬乐之情于一二呢？更别提及第士子了，他们心情已然陶醉于及第后的喜悦，对于他们而言，曲江越是热闹，他们越是荣耀：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9]
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
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
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
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30]
对于士子来说，享受的是进士及第的那份荣耀，这比什么都重要，都能够让人陶醉。
大雁塔和曲江，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当然，寒山向往的并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风光，而是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大雁塔和曲江象征着荣耀，而一旦能够得以“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你的整个人生就将改变。这意味着你自此将文名远播，并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开了大门。这是多少读书人所梦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时候，对于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励，都能让寒山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稍改既往玩乐之习。
因此，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种象征，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亲对于儿子仕途的期望，这一刻具象化为大雁塔上的题名。对于寒山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题到雁塔之上，这种期望至少伴随着寒山直到其三十岁之后。
如果说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是一种激励。那么，小雁塔则不同，寒山在这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
小雁塔，全称“荐福寺小雁塔”。荐福寺就在邻近国子监所在的开化坊南边，原为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前的住所，唐初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后100天，皇族为高宗献福而建寺于此，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与玄奘联系在一起的，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小雁塔在安仁坊的西北角，与荐福寺隔街相望。作为荐福寺的塔院，义净建塔之动机与当年玄奘之建大雁塔相若，也是为了保藏经书之用。小雁塔建于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相传，当年义净法师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皇帝李显极其懦弱，凡事都要皇后拿主意。皇后得知此事后，即令后宫嫔妃及宫娥、彩女都捐钱修塔。宫人们争先恐后，慷慨解囊。捐的钱建了这座塔还未用完。小雁塔平面呈方形，底边各长11.56米，塔的底层尤其高，以上逐层递减，越上越促，整体轮廓呈自然圆和卷刹曲线，与大雁塔风格迥异。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最初为15层，高约45米，南北面各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上逐层递减内收，愈上愈促，秀丽玲珑，别具风格。门框为青石砌成。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
处繁华的长安城之中，这里却是以幽静出名，唐韩翃曾有诗言此：
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
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
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
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31]
这里与长安城的繁华无尽、花天酒地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恬淡、幽静，对于人心的陶冶来说，则是大有裨益。故而，小寒山在务本坊功课之余，也时常来荐福寺享受一下难得的清幽，特别是当他心情浮躁、烦闷之时。
大雁塔和小雁塔，对于长安城而言，是两个标志性的佛教建筑，是佛学之盛地。而对于寒山而言，则是精神上两种不同的陶冶。前者激起了寒山努力以求入仕之志，后者则在寒山苦闷之时予以疏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者，虽然寒山性格上有着当时宦游子弟的共同特点，但是并没有耽溺于游玩享乐，总是能够及时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而这也意味着寒山的逐渐成熟。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在长安四门学的日子，似乎要比咸阳快得多。在长安城的第一年转眼之间也就结束了，因为寒山的聪颖，所修习的功课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岁试自不在话下。
寒山入四门学的第二年，在寒山的知识生命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寒山开始接触并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和道教，在唐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唐一代，宗室自称老子后裔，自高祖始，在重要的、公开的场合中，儒、释、道三教，以道为先，儒教次之，释为末。李氏王朝之建立，实有赖于道教徒之功，如终南山楼观道士岐平定、名道王远知等，在李渊灭隋称帝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尤其是王远知，亦有功于后来李世民之夺位称帝。更为重要的是李氏原本带有鲜卑人血统，这在重视门第的当时，显然是他们所忌讳的。据《续高僧传·法琳传》的记载，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法琳因释、道相争而称唐宗室非为老子之后，而是拓跋氏之后，致使太宗大怒，捕法琳入狱，后流放益州，途中而亡。李唐对于其出身门第之看重，由此可见一斑。而托言为老子之后裔，对于提高其宗室门第具有不可小视的政治意义，因为，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32]。故而，自李唐之初，即崇奉道教。高宗李治甚至亲谒亳州太上老君庙，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并且命王公百僚及举子皆习《老子》。中宗李显之后，武则天篡位改号，因武氏佞佛，故而道教地位一度低落。及李氏复位，道教地位开始恢复。
玄宗时期，唐代道教最为鼎盛。开元之际，玄宗对于道教的重视，一则表现在其对于《老子》的推崇。玄宗不仅在政治上推行老子的清静无为以治理国家，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33]，这也是“开元之治”所以能够产生的积极原因。玄宗积极贯彻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同时不断诏告天下，宣扬《老子》，推广《老子》，并要求天下士庶家藏《老子》，以修习其清静无为之道，与他“同归清静，共守玄默”，希望天下藉此能够同心于道，“故往年布令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34]。当然，玄宗推崇道教的最主要表现还是崇玄学（后称崇玄馆）的设立。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次年二月，诏改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名真经，合《庚桑子》为五经。令崇玄学生习之。崇玄学的学生，其修习年限也是三年，“三年业成，照依常式”[35]。三年结业之后，合格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例考试”[36]，此即所谓道举，有类于明经科，只不过考试内容为道家经典而已。崇玄学生徒的科举考试依明经科例进行，这样，实际上也就为修习道学的人开了仕途之路。
因玄宗之喜好并加以不懈推崇，士人对于道学，特别是《道德经》非常重视，俨然成一时之风气。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一代有一代的学风。因玄宗之大力宣扬，天下士子岂有不欣欣然而修道者乎？上有好之，下必甚之，古来如此。故有唐一代，“终南捷径”也成为了士人的一种惯技。所谓“终南捷径”，坦率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仕途上不如意，那么，你就可以以退为进，去隐居山林，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后声名远播，皇帝自然就会下诏请你入朝为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极为荣耀的进入仕途的方式。当然，隐居之山林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不能太远太偏，否则，就成真隐了。于是，离长安不足百里，而又景色优美的终南山，自然成为了隐居的首选之地。“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37]，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状况的出现，至少表明了在唐代道家、道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
寒山进入四门学的第二年，亦即公元741年，玄宗正是这一年诏设崇玄学，令天下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当然，寒山并非崇玄学生徒，因此，也就无需有硬性规定，必须修读道家典籍。但是，因为寒山非常聪明，自己所修习的功课都能很快地掌握。因此，也就出于兴趣，开始接触老、庄、文、列诸书。
虽然只是粗粗地涉猎，但是，《老子》文意的玄妙，《庄子》语言的优美，却时时让寒山觉得神之往之，心向往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逍遥、无待、齐物、心斋，这一切都是平常所诵习的儒家经典中所不曾涉及的，这对于寒山来说，是多么新鲜和激动的事情啊。其实，每一个孩子对于新鲜事物都有本能的热情和好奇，寒山也不例外，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道家的典籍就是新鲜的事物，一个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的未知世界。道家所带给寒山一个于儒家所提供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寒山很快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于是，一旦有空余的时间，寒山便投入到了道家的典籍之中，当然主要是《老子》，因为五千言比较短，而且容易诵记。
当然，我们的寒山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主业——儒家之学。有着四门学先生的督促，旬试、月试、岁试的压力，以及父亲的期待和叮嘱，寒山自然不会深陷于道家之学之中，因为，寒山毕竟是一个聪颖而又逐渐懂事的孩子。十六岁的寒山，自然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
求学的日子在有条不紊地过着，三年的时光转眼而逝。告别了少年，寒山的生活将变得坎坷，变得无助。当然，我们的寒山此刻并不知道这一些，在他眼中，我们看到的是憧憬和希望。
三年四门学之后，寒山所面临的是近乎唯一的道路——科举，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只是，寒山的这一切早已在父亲的规划之中，他能够做的是不断地去靠近这个目标，仅此而已。
* * *
[1]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14岁入国子学及州县学是唐时通例，故此处以寒山年十四入咸阳县学。
[2] 为唐代儒学教育的必读经典，同时，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规定：“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故寒山入县学第一年当开始学《论语》、《孝经》。（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缩印本。
[3] 《新唐书·选举志上》。
[4] 《新唐书·选举志上》。
[5] 《新唐书·选举志上》。
[6] 《新唐书·选举志上》。
[7]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记该事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版。
[8] 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七。
[9]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全唐书》，卷四百四十八。
[10] 见《长安志》，（宋）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 《论语·为政第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 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第四章，第335—3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