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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民主与乌托邦
作者：陈彦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3
ISBN： 9787108042736
内容介绍
这部文集是陈彦博士多年来的点滴思考汇成的，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思想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的写作重心也有所转移：从引介法国学界的新知与观念、探求法兰西历史文化，到评析法国社会政治现象，再到对战后欧洲联合工程的关注。作者思考的领域始终在扩展，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参与也日益深入。与其说是常年对欧洲的实地观察推动著作者的思考和写作，不如说是中欧的交互映衬与换位思考牵引着他的求索和研究。
作者介绍
陈彦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巴黎第七大学。法国L’Aube出版社《同中国一起思考》（Penser avec la Chine）丛书主编，北京三联书店《法国当代思想家新论》丛书主编。2005年获评《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著有《中国之觉醒》（L’Aube，2002）、《新汉文化圈》（译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主编有《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L’Aube，2008）、《认同与全球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悖论》（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2）
目录
自 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布罗代尔及其“总体历史”观
杜梅吉尔和比较神话学
失去了布尔迪厄的法国社会批判理论
跨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
回看世纪之交的法国知识界
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
发现美洲与走出中世纪
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
祭奠亡灵与借古释今
历史庆典：奠基神话与记忆重塑
法国废奴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省思
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
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
观念与激情
生态政治的意识形态陷阱
新闻自由与冒犯国王
从同性恋市长说到权力游戏的妙用
勒庞震撼与法国宪政危机
闲谈法国罢工文化
亚洲的崛起和欧洲的反思
向往新世纪的乌托邦
《人文科学》：民主的危机与民主的建构
《人文科学丛刊》：观念世界与政治激情
《新观察家》：本世纪最后一个集体之梦
法式犬儒
我与这几本书
衰落与新生
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
欧洲悖论与欧洲联合
理性工程与“善的反弹”
欧洲人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
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焦虑与紧张
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
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
欧美关于伊拉克危机的分歧及其渊源
从竞争到共治
天空、海洋、文明
希腊—土耳其之行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
从中西文化对话到探索生命奥妙
欧洲的衰落与新生
自 序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去国，蹉跎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期间，中国自然是我最为关注和心忧的对象。这里有我的同胞父老，有我的文化根脉。我写下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字，其中既包括参与国内思想文化辩论的中文文章，也包括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信息的法文著述，都可以作为印证。同时，我也写了不少有关欧洲的文字。收入本书的近四十篇文字（绝大多数散见于国内评论与思想性杂志）即是从这些文字中挑选出来的。
此书的出版，将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能够将自己多年来对欧洲的点滴思考系统地呈交给国内读者，自然是作者十分乐意的事。但是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更使我感慨的是三十年来欧洲对笔者一以贯之的吸引力。人在欧洲，思想自然会受到欧洲的牵引。但是我知道，欧洲对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仍是来自中国的动力。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信息已经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思想更是具有穿透边界的力量，无论这个边界是人为的还是地域的。从此意义上讲，与其说常年对欧洲的实地观察推动着我的读书和写作，不如说是中国、欧洲两地交互映衬与换位思考牵引着我的求索和研究。
本书所收文章跨度较大，从80年代直到今天。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各个时期对欧洲关注的重点也略有不同。大致说来，写于80年代的关于法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新知与观念的引介性文字较多，而后对历史、社会、政治等事件和问题的分析和反思则渐居其上。从内容上讲，我的兴趣也渐渐从对法兰西历史文化的探求走向对欧洲整体尤其是战后欧洲联合工程的关注。这既同中国社会与思想氛围的变化有联系，也同我本身的社会活动分不开。80年代初，中国社会洋溢着自信和开放的气息，由“思想解放”而开启的当代中国开放大业宏图初展。引介欧洲知识，将个人所学的点滴汇入故国启蒙大潮，是我们当时在外人文学子的共同愿望。90年代之后，中国启蒙改换了方向，引介新知让位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此书较多的关于法国及欧洲社会问题的反思文字均属于这一类型。本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虽然商务与文化接触日益密切，但双方了解并未同步提升。为此，我自2005年后积极投身中欧社会论坛的工作，由观念到行动，也促使我加强了对欧洲联合实际进程的关注。
本书涉及范围宽泛，并无一个集中的主题。如果这些文章有什么共通性的话，即是都缘自欧洲对我的吸引。这种吸引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欧洲知识本身的魅力。欧洲是中国之外人类另一辉煌文明的家园，其演化路径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近代以来的欧洲，在物质文化、科学发明、制度建设、艺术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古代并非事事如意，近代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但是欧洲总能化干戈为玉帛，绝处逢生，凤凰涅槃。欧洲何以成为欧洲？欧洲发展的秘诀何在？如何才能读懂欧洲这本大书？
其二是欧洲对于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还是政治，无一不是以欧洲为参照系统的。科学、民主的老家是欧洲，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也源于欧洲。近代中国的文化先驱严复、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无一不是从西方寻找灵感的。近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新大陆另起炉灶式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宜于承载着传统重负的中国，欧洲冲破传统的路对中国更具启示意义。对于中国，欧洲是一面奇妙的文化之镜，中国在这里更可能显示出真身。
最后，欧洲的魅力也表现在其对人类未来的示范意义。今天的欧洲不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这一地位早已由美国取而代之。不过，当今的世界，也不再是美国的世界，新兴工业国（印度、中国、巴西）已冉冉升起。当人们谈到欧洲时，似乎更多的是衰退与没落。如欧洲联合目前虽已走得很远，但舆论包括欧洲人自己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分裂；又如当前欧债危机的阴影迟迟无法消除，在众多尤其是新兴国家的评论者看来，欧债危机实是欧洲文明衰落的征兆。然而鉴于欧洲是现代制度的发源地，欧洲所须面对的困局实际也是世界的困局。欧洲曾经先走一步，步入近代，今天的欧洲面对未知的人类未来同样首当其冲。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狭隘与专制，近代欧洲选择了民主；为了告别战争与争霸，欧洲尝试民主联合，主权共享。也正是因此，无论是欧洲联合的探索，还是欧洲对近代以来人类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追问，对于中国和整个人类均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在欧洲常常被问及：一位中国知识人，何以会对欧洲如此热衷？我的回答是：越是心忧中国，越需要了解欧洲；越是了解欧洲，越能够感悟中国。亚里士多德说：不了解他者便不能了解自我。如果我们超越兵家之见，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应该也有这一层道理。笔者多年身在欧洲，观察欧洲，评判欧洲，反思欧洲，欧洲对笔者的诱惑不可谓不深。此种诱惑既是文化的诱惑：何以欧洲独特的文化得以催生、光大世界普适的价值；又是制度创新的诱惑：何以欧洲既是民主又是乌托邦的故乡？反观中国，足可以同欧洲并驾齐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既向世界贡献理想的愿景，又发展出抵御乌托邦的制度动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布罗代尔及其“总体历史”观(1)
案头上的那套《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2)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这是巴黎A. 高兰（Colin）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此书自1949年出版以来，这已是第六次再版了，可见其价值经久不衰，然而它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却已在去年11月28日溘然长逝。布罗代尔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然而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国界。他的著作被译成英、德、意、西、葡、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多种文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甚至设有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英国史学家托马斯（Keith Thomas）写道：“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布罗代尔将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获奖者。”另一位英国史学家T. 吉尔丁（Zeletin）说得更明白，“在英国，布罗代尔很久以来就被公认为历史学界的‘教皇’，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从事西方史研究的后来者，对法国这位天才历史学家，我一直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布罗代尔的逝世更激发起我介绍其人其书的欲望，因而尽管我对布罗代尔及其思想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也不能不提笔撰文了。
一位“世界公民”
F. 布罗代尔1902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其父为小学教员。在当地小学他同法国著名电影演员加班（J. Gabin，曾主演《悲惨世界》）是同学，后随父转至巴黎就学。中学时代，其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十分突出，并对医学感兴趣，由于父亲希望他成为教员，他选择了历史学。1923年，他刚满二十岁就轻松地通过了法国史地教师资格统考，并被派往阿尔及尔一所中学任历史教员。他在这座海滨城市一待近十年，深深地被地中海的深广和美丽所吸引。从此，他与地中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写作其巨著《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的缘起。1932年他回到巴黎，先后在几所名声显赫的中学任职。1935年他又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1937年。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涯时说：“这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一直待在地中海沿岸而没有经历这一时期的话，我的某些历史观念就永远不会产生。”1937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PHE）研究员。正当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史学家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被卷进了战争。1938年他被动员参军并被送到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崩溃使得这位青年史学家成为战俘，先后被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和卢卑克的战俘营中一直到1945年5月。长达五年之久的囚禁生活似乎成全了他。在战俘营中，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大部（出狱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史料订正工作）。1947年，他通过论文答辩并成为《年鉴》（Annales ESC）史学杂志主编。1949年他接替费夫尔（L. Febvre）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1956年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后独立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1984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到其事业的巅峰。他是国际上包括牛津、剑桥、日内瓦、芝加哥等二十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十多所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
如果说布罗代尔的一生经历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的“国际性”。他的《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一书是在英文版获得成功后才为法国人所承认并引为骄傲的。但直至晚年，他仍然觉得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一个身兼俄罗斯、阿根廷、犹太三族的历史学家。他对我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混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布罗代尔是法国最具国际性的历史学家，这不仅由于其广博的知识，还在于其本身的气质。他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是一位世界的公民。”
年鉴派的领袖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史坛上一直活跃着一支史学新军，他们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反对历史仅仅是政治史，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靠近，相互渗透。这支史学新军，便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年鉴”派（因他们控制的《年鉴》史学杂志而得名）。年鉴派的奠基人是费夫尔和布洛克（Marc Bloch）而非布罗代尔，然而布罗代尔却成为这个学派的真正领袖。布洛克的早逝，使年鉴派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布罗代尔从费夫尔手中逐渐继承了年鉴派的全部家当：《年鉴》杂志，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他不满足于导师们的成就，将第六分院改建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一个古老监狱的原址上建起了研究院大楼。从此这座大楼不仅成为年鉴派的基地，而且成为一个与保守的索邦大学（或译巴黎大学）抗衡的学术中心。在这里，凭着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睿智的眼光，汇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以历史的眼光，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了研究。自50年代到60年代，《年鉴》史学杂志的领域大大扩展，历史地理学、经济史、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70年代又开拓了社会心理历史学领域。于是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的影响大大加强，成为史学界一支开拓进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同其前辈布洛克和费夫尔不同，他们是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后才起来反对旧史学传统的，而布罗代尔在企图跨入大学之时却被人拒之门外。这就使他具有更彻底的革新精神。作为学派的领袖，他非常注意对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史学家的提携，在其晚年，他仍希望由他创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永远保持“新生力量之家”的特点。他认为他的治史思想同年鉴派的两位先哲费夫尔和布洛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主张历史学应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囊括进去，而他则强调历史学应放进其他人文科学中去，而创造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它的核心就是渗透和结合。他说：“年鉴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一个学派，大家参加进来既不是为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遵循某种教条。”这后一点也许就是年鉴派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不拘成说，勇于创新，永远探索。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典范。
新颖的“总体历史”观
作为当代西方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述并不以数量见长。他曾说过，如果让我写人物传记，我可以一星期写一部。他一生的治史思想和史学成就，基本都体现在其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前后花费了他二十年的心血。这的确是一部“生命之作”。作者在此书开篇写道：“我炽烈地热爱着地中海，大概同我的许多先辈和同人一样，是来自北方的缘故。为了探索她的奥秘，我乐于花费数载的心血，甚至不惜贡献出我的整个青春。”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地中海是他书中的主人公，她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激情，她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然而，这决不是一部文艺小说，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史学巨著。为了写它，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布罗代尔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沿岸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查阅了沿岸国所有有关的历史档案。它熔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巨型的历史传记，一部“地中海传”。从这里我想到，我的中国史的同行们如果以黄河、长江为题，写出一部《黄河传》、《长江传》，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汇入黄河、长江的滚滚巨流中，那必将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东方的“地中海传”！布罗代尔的这部书之使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种新颖的写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其开创性的“总体历史”观（histoire totale）。他的所谓“总体历史”，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的结合，用法国历史学家比尔吉埃（A. Burguière）的话说是，在布罗代尔笔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沙粒，也可以看到海滩；既可以看到丛林的匪帮，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平原”。换句话说，他的“总体历史”就是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的结合。在此书中，他将历史分为三个层面，或曰在同一历史视野中历史运动的三种速度。一是地理速度，是一个几乎静止的最慢的运动，指人类生活其中的地中海及其沿岸的地理环境；二是社会速度，是一个相对缓慢但有节奏的运动，指地中海沿岸全部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三是人的速度，是一个变化显著的最快的运动，指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政治、军事、外交等。他将这三个层面放进他的宏大的“总体历史”中去，历史就成为一个既无幕景、又无观众的巨大舞台，所有的人，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还是平凡的百姓，都在这里演出，并同时扮演多种角色。他认为无论是英雄，还是奴隶，是原始人群，还是现代人类，都对历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说研究一个如此庞大的主题，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治学才能的话，那么他的第二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则更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
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几年，开阔了他的视野，南美广阔的空间使他感到地中海对他来说已经过于狭窄了。从50年代开始他又投入到第二部巨著的写作，直到1979年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出齐（1967年出第一卷），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在这部书里，他的视野扩大到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他发展了他的“三速”论的“总体历史”观。从此书标题上，我们可以窥测到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这里的“物质文明”，或曰“物质生活”，不再仅仅是地理环境，而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可以导演出各种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的人类首先要吃、穿、住，而这看似平凡的人类生活构成了历史的基础，它必然影响到另外两个层面：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这里的经济指的是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生产与交换的运动规律；而他借用马克思“上层建筑”一词来解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筑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此书中，他从德国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所谓“经济世界”指的是某一地区在历史上某段时间围绕着某一个经济中心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经济体系。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因为地理因素，往往是因为它掌握了某种资源，控制了某项技术，拥有某种交换的关键手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世界的中心不断转移。如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世界向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为中心的大西洋经济世界的转移。每次中心转移过程表现为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在此书第一卷《物质文明》中，他谈到了中国，尤其是谈到了中国稻谷的种植。在他看来，稻谷（东方农业的基础）同麦类（欧洲农业的基础）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稻谷经营的集约化和相对的高产。这便导致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众多的人口和东方文明内向的特质。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作物决定论”，但他这种从物质基础上看问题的方法能否给我们某种启迪呢？
在晚年，布罗代尔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他认为一切人、一切事只有放到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他十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研究现代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能不考察它的过去”。比如，由于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带来的经济危机现象。今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的危机演变而来的，研究其演变的机制和程度就可以使我们既认识今天又了解过去。根据他的这个理论，我们可否提问：那么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是否又是一次中心转移呢？如果是，中国能否利用这次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实现经济起飞呢？布罗代尔没能完成他四卷本的《法国史》，我们无法得知其“总体历史”观的最后归宿，但是从他关于过去与现在的论述中，我们能否总结：“总体历史”不仅是微观与宏观历史结合的一个平面图，而且加上了时间这一坐标，被放在一个运动中的立体空间之中。如果上述总结成立的话，他的“总体历史”观在晚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后必须指出，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自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他是站在欧洲看世界的，他的“总体历史”观也是从西方文明世界出发的。辽阔的南美大陆虽然使他突破了他所称为“内海”的地中海区域，但即使是南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欧洲文明的某种延伸而已。这一局限决定了他无法正确地把握东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则可以也应该从布氏的“总体历史”思想中吸取营养，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论著。
1986年元月4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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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1986年第4期。
(2) 此书法文题为《地中海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英文版译名为《16世纪地中海经济》（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the 16th Century），比较简洁，但似乎不能传达作者写“地中海”的初衷，故这里综合二者将译名调整如此。
杜梅吉尔和比较神话学(1)
读过古希腊神话传说的人大概都记得著名的“珀瑞斯与金苹果”的故事。珀瑞斯为特洛伊之王普利亚莫斯之子，当他还在母腹之中时，其母获神谕，谓其腹中为一火炬并将焚毁特洛伊古城。为了避免灾难，其母忍痛将初生的珀瑞斯弃置于伊达山上。被遗弃的小王子被好心的牧羊人收养后成为远近闻名的美少年。一天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洛狄特来到珀瑞斯面前，请他将由不和女神厄利斯投掷的金苹果判给她们之中最美貌的一位。三位女神分别向珀瑞斯许诺了权位、胜利（一说为智慧）与世界上最美的女子海伦。结果许诺爱情的阿芙洛狄特赢得了金苹果。这一判决于是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爱琴海因此而变成了血与火的战场，特洛伊古城最终毁于战火。千百年来，人们重述着这一动人而悲伤的故事，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一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具有文学上的欣赏价值，而且还蕴藏着古代社会结构的信息。故事中的三位女神：赫拉——宙斯之妻——统治权的象征，雅典娜——战神，阿芙洛狄特——爱神，正代表了古代社会三大社会职能——统治、防卫、繁衍。这一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tripartie）结构模式的发现者便是法国大学者杜梅吉尔。
一
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宽广是令人惊异的。杜氏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等于一身，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一生治学勤奋，著述宏丰。他懂三十多种语言，各种著述（不包括单篇论文）近六十种。然而使杜梅吉尔饮誉学术界的并不在于其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通过对印欧语系各国神话、史诗、宗教的研究而创立的印欧古代文明三元结构说。
1937—1938年之交，在大量占有材料、对古代印欧神话与史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杜梅吉尔发现古罗马祭司（flamen）与印度僧侣婆罗门（Brahman）二词之间不仅在发音与字形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字源上也有惊人的共通之点。古印度社会的三大种姓之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实际上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的三大分工，它们各自执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婆罗门是社会的统治力量——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刹帝利为贵族武士阶层，担任着防卫的职能；吠舍是社会的生产力量以维系社会的繁衍。语言产生于社会实践也反映社会现实，如果印欧各国在语言上同根的话，那么在社会结构或由社会结构产生的社会意识上古代印欧各民族有否共同点呢？杜梅吉尔将这个三元结构模式带入他的研究领域，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神话、史诗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三元结构。如古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主神）、玛尔斯（战神）、吉里留斯（农神），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达磨（Dharma，主神）、因陀罗（Indra，战神）、拿撒伽（Nasatga，农神），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奥坦（Odin，主神）、托尔（Thorr，战神）、弗利耶（Freyr，主司民事）。同样的结构在凯尔特、日耳曼、爱尔兰及伊朗神话及史诗中都有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不仅仅为解开古神话之谜、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得长期以来被认为纷纭杂乱、无章可循的古代神话变得清晰、经脉分明，也不仅仅是从另一侧面证明如今广布于从南亚以西经伊朗、土耳其到西欧、北欧这一长条形的广大地带的各个印欧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受此文明的影响），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三元结构的发现说明：人类在其幼年时期所创造的神话、史诗等虽然是粗糙、素朴的，却决不是一堆杂乱材料的任意堆砌或一些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体系，产生于某种共同意识的完整系统。“杜梅吉尔发现了一座人类精神结构的丰碑。”（列维—斯特劳斯语）。正因为这一发现在神话学领域的划时代意义，一些美国学者将自杜梅吉尔以降的比较神话学称为“新比较神话学”。
二
三元结构说的创立，并非仅仅归功于杜梅吉尔个人的超人的记忆及非凡的才能，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文化沃土中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的学者在这片土壤上留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社会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解放、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繁荣。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这样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各门具体学科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兴学科如人种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开始初露端倪。比较神话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印欧文明的起源问题是萦绕西方学者的一个古老的梦。印度、西欧这些如今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是否曾有过共同的祖先？在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印欧语言之先是否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为了探寻答案，学者们作过不懈的努力。然而将此专门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仅仅是19世纪初叶的事情。从1833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综合比较语法（梵文、波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及德语）》（Comparative Grammar）第一卷问世，现代语言学与古印欧文明研究同时发轫，到库恩（Adalbert Kuhn）、米勒（Müller, Friedrich Max）正式亮出“比较神话学”的旗帜，这一新学科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早期的神话学研究按其时间及主张可大致分为三派。以米勒等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认为古代神话无非是寄生于语言这棵大树而生长的某种病变的思维意识（discours pathologique）。它发端于远古人们对太阳与风暴产生的原因及来源的经验性的解释。神话学的任务便是通过对语源的研究，探求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找出其共同的渊源。将神话的起源归结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这一学派的特征。德沙尔姆（P. Decharme）写道：“一个优秀的神话学家应该更注重自然而非语言本身。”由英国泰勒（E. B. Tylor）、兰（A. 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则主张神话不过是人类野蛮时代的思想反映，是一个逻辑尚未产生的前逻辑（prélogique）时代（学者弗雷泽语）的人类心理意识。全球各个民族都有同样的经历及其反映。在现代人类与古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思想智慧上的鸿沟。这一鸿沟的标志便是“万物有灵论”（泰勒语）。这一学派企图将神话从各自的社会民族背景中分离出来放到全人类的总框架中去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的规律或曰节奏。这一学派也未跳出自然主义的窠臼，他们认为古人由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无知、对四季的更换、草木的枯荣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推演出神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德国学者格鲁佩（O. Gruppe）为首的语史学派。这一学派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口头的、文字的神话、史诗、宗教传说等进行逐条逐字的研究考证，对其作编年处理甚至印刷排版式的分类。他们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小心反复地考证一个神话故事究竟发生于何时、何地，反映了何种历史事件，是否与部落的迁徙、城邦的征战、王朝的覆灭等有着某种关联等等。这一学派的努力终于使神话学在向历史学靠近、成为一门科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瑞典学者尼尔松（M. P. Nilsson）的有关希腊迈锡尼文明神话与宗教的研究一书便是语史学派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如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上述三种潮流，虽然在理论、方法、成果上都有不同，但总体上看却有其共同特点。
一、神话故事被作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个体来研究，原始宗教与神话、史诗等作为整体系统的概念还未出现。
二、神话没有被放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上进行研究。不认为神话本身表现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神话或者被看作偶然事件的记录，或者为褊狭的误会。
三、由于缺乏语言学、社会学的准备，神话、宗教象征或者被类比为某种自然力量（草木的枯荣）或者被认为是诗人哲学家的臆想。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宗教史、语言学等学科的进展，象征主义与功能主义甚而结构主义的出现，使比较神话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超越，西方人对欧洲以外的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不再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历程，它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规律。于是将神话纳入它们自己的文明体系中去研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杜梅吉尔上承各派研究成果而发现了印欧神话体系三元结构，从而在比较神话学领域开启了新的纪元。还应提到的一点是，现代神话学一起步就是同比较连在一起的，比较的方法实质上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特点。杜梅吉尔之所以能博采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科知识，将印欧各民族错综复杂的神话、史诗纳入其宏观框架中进行研究，正在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无怪乎他曾诙谐地自称为“比较学家”。
三
杜梅吉尔为人谦和、治学严谨，他对其三元结构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说。他曾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体系存在于印欧各国神话、史诗中，是古代社会通过当时的思想表现形式而传出的社会现实的信息。这一体系既体现于宗教神学，又表现在语言学上，它是理解古代神话体系的关键。它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古代人类对此有了清醒意识后的能动的创造。这一体系作为思维模式曾长久地支配着史诗等文学作品的创作，甚至古罗马的编年史也反映出这一模式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结构是宏观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个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在印欧民族内部，在这同一模式下，其表现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写道：“我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企图通过最古老的原始材料来研究某些历史领域，寻找历史共同点的历史学家。”“我没带着先验的框架开始我的研究，同样也不企求获取某种适用于全世界的成果。”（《神话与史诗》，第三卷，《罗马史》）他认为这一体系本身反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三种共同需求，但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意识体系的却仅仅是印欧民族。“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这一意识体系仅仅在印欧语系或者曾明显受过印欧文明影响的各民族中被发现。”（《神话与史诗》，第一卷，《印欧史诗中的三元意识结构》）
杜梅吉尔讨厌“学派”这一名词，在他近七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没带一个研究生，没有出席过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他虽然希望他的著述能够得以流传，但却时刻提醒青年学者要敢于创新，另立门户。他担心他的学术见解会像重担一样压在学术后进们的肩上，他时刻准备修改甚至彻底推翻他自己的已有结论。实际上他生前从不间断地在修改着自己的著作。他早期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被他修改过。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法国著名史学家杜比（G. Duby）就将他的三元结构说带入中世纪研究领域，写成了著名的《三等级与虚构的封建主义》（Les trois ordres ou L'imaginaire du féodalisme）一书，认为西欧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僧侣—骑士—平民三等级便是这一三元结构的继续。近闻有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与朝鲜神话体系中也存在着三元结构，因为日本人、朝鲜人曾同属于印欧民族的斯基泰人有过接触。
杜梅吉尔是研究印欧文明的专家，很少就中国问题发言，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对中国漠不关心的学者。他曾就学于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学习中文两年，他后来认为这两年的中文训练与葛兰言治汉学的方法使他终生受益，非语言所能表达。他对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敬意，认为汉字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功之一。当他被问及为何没写任何关于中国方面的东西时，他说：不对中国进行长期认真的研究就无权就中国问题发言。这一态度同仅凭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对中国大发议论的某些西方学者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曾经表示其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到中国去看一看。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杜梅吉尔的这种严肃态度而自鸣得意，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对自己文明的研究和认识。同印欧文明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我们无权乐观。最近不断从国内传来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从杜梅吉尔的三元结构说里我们能否获得某些启示呢？比如杜氏认为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当然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证实。但此说如被证实，我们便可提问，为什么三元结构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另外的系统？从目前我们知识所及来看，中华民族至少自神农起就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同起源于俄罗斯大平原(2)而后游牧各地的印欧人大异其趣。一个相对固定的农耕民族与一个不断迁徙中的游牧部落在社会结构上是应该有区别的。杜氏三结构中的战神——防卫或征服的象征对于游牧部落说来意义尤为重大，并且主要是对外而言的，在氏族内部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古时的迁徙过程同时也是征战的过程，较为固定的农耕生活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更为突出因而迥异于印欧文明？杜梅吉尔曾将世界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我想，深入地研究和更好地认识我们文明的童年和幼年时期，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
1987年6月26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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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1987年第10期。
(2) 较早的说法是印欧民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印欧人迁徙的出发点在小亚细亚地区。本文从杜说。
失去了布尔迪厄的法国社会批判理论(1)
题记：当今法国社会学泰斗布尔迪厄教授于1月23日在巴黎圣安东尼医院逝世。噩耗传来，学界、政界各工会团体均为之震动。布尔迪厄是现今法国少有能同时在知识和社会实践两个领域都留下深刻足迹的学术大师。笔者谨以此文表达悼念之情。
法国当代有两种学界精英：一种是在法国国内极具名气，但在英美则少有影响，有如山寺桃花，不易为外人发现；另一种是影响在外，尤其是享誉英美，有如红杏出墙，而在法国国内则难以引起兴趣。萨特、福柯、布尔迪厄属于少数例外。布尔迪厄既在法国大名鼎鼎，他的学术影响也远达英美，近几年又在中国走红。在一些知识人的小圈子里，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已成为时髦话题。不过如果说布氏关于文化资本的论述、他对当代西方不妥协的批判在国内遇到不少知音的话，对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成的整体环境及其影响似乎还少有人注意。
布尔迪厄于198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标志其在法国学术地位的确立。自此之后，布尔迪厄社会学著作被系统译成各国文字，至90年代初，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追求对社会的总体把握的学术路向受到英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布尔迪厄逝世之后，法国各大报连续几天连篇累牍地刊登悼念文章，欧陆和英美各国大报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布尔迪厄为什么能同时在法国和世界范围内获得学术承认和广泛的社会回响呢？一种观点认为，布尔迪厄受到大众传媒的重视，主要原因是他在其生命的晚年以其学术大师之身份，积极干预社会。这一观点自然不无道理，布尔迪厄晚年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欧洲社会运动，批判时弊，确实使布尔迪厄声名远播。但布尔迪厄的学术思想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是早在60年代就已奠定了基础的。
布尔迪厄逝世一周以后，法国著名女作家埃尔诺（Annie Ernaux）在谈论布尔迪厄著作影响力的时候说：70年代读布尔迪厄的著作《继承人》（Les héritiers）、《再生》（Reproduction）及后来的《区分》（Distinction）时，整个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震撼。那时我们豁然发现，存在不再是同样的存在，对人、对己、对世界的整个眼光完全变了样。我们所视之当然的社会、社会关系，其实并非如此自然。她甚至认为，继卢梭之后，布尔迪厄是又一个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这位现在已甚为知名的作家，当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她的感受有相当的代表性，表明布尔迪厄的理论当年的影响就不止于学术象牙之塔。布尔迪厄在社会学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两方面都有贡献。纵观布尔迪厄作为理论家与作为社会干预型知识分子的一生，其学术建构与社会干预的两道轨迹往往是重合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人生路向，在现代知识人来说，是少之又少了。而此正是布尔迪厄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