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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3年第8辑。
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1)
《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Sociologie de la nation fondements theoriques et expériences historisques）一书是德拉诺瓦（Gil Delannoi）对民族现象怀疑、解析、辨误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以不大的篇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作了系统检索，从民族的词源、历史成因、民族意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模式及其前途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我们知道，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研究目前在中国与西方都不仅是显学，也是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民族主义不仅在学界、思想界争议频起，也会使社会、政治生活动荡不宁。
可以将此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分析解剖前人及当代学者在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上所留下的理论与著述；二是将民族现象纳入到一个开阔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求源、比较、梳理、解构、定位。作者认为，同民族主义一样，民族也是一种近代现象。在既无明确的疆域概念，又无严格的主权概念的古代，我们今天所讲意义上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从人类社会的组成方式上来看，民族国家乃是出现于城邦、帝国之后的政治形式。但是，民族国家并不是古代带有共同部落、血缘、语言等特征的族群的现代延续。民族、民族国家或多或少都是现代建构与历史演变结合的产物。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长程视点着眼，将民族、民族兴衰、民族国家、民族思想及民族主义等看作民族现象的不同表象，才能较好地把握历史的真实。从这一高度出发看民族现象，可以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多不胜数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典籍，还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数以百计的色彩斑斓的民族国家以及还无国家的民族，都能够以普世与特殊这一对相反相成的哲学范式来进行概括和分析。从此入手，德拉诺瓦从人造的与有机的、个体的与集体的、独立的与依赖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超验的与功能的、人种的与公民的、连续的与断裂的等各个层面来梳理民族现象，分析民族理论所得以支撑的根据。对于作者说来，近代以来的民族现象虽然时时被形形色色的强大意识形态潮流所遮掩，但其持续时间之长、蔓延之广泛、形态之多样、生命之强韧则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无法企及的。而个中原因正是由于民族现象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两极：普世与特殊，政治与文化，个体与集体……此二者不仅如车之两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其内在张力也正是民族现象的巨大能量之源泉。作者指出：“民族，或民族国家，时而隐忍不发，时而浩浩荡荡，席卷了整个世界。尽管各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潮起潮落，可能减弱民族现象的影响力，但却从未使民族本身式微。恰恰相反，民族现象短暂的退隐常常会激起更强的民族反弹，导致民族的重建和复兴，更为经常的甚至是新兴民族的出现。”实际上，“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
德拉诺瓦的语言与思辨风格以简洁、精到著称，读《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有点类似于某种智力游戏，作者总是能够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推倒流行的结论。将怀疑论与谨慎论带入到民族现象的研究之中，使他的观察和分析增添了具有灵性的第三只眼睛。我觉得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此书可以给我们重要启示。
第一是怀疑。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学界、政界研究讨论最多、争议最烈的基本思想政治问题之一。围绕着民族与民族主义，各个学科、多种学派都留下了丰富和繁杂的理论、观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多而杂的论述，并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对于民族还是对于民族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有自己的界定，各有一定之理，又各有自己的盲点。如“民族”这一看似明白无误的概念，一旦认真追问，就可发现疑问。诚如作者指出，“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此一事实包罗繁多、往往神秘难辨。表象看来一目了然，然而一旦证之于事实，问题就来了”。
第二是尊重。在悉心辨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同时，对民族、民族情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如果将民族现象分成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情感、民族主义各个不同的层次，那么各层次之间是互为联系、层层推进的关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爱戴，属于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自然情感，是集体认同、文化归属的内在需求，并因此生发出对外要求承认和要求尊重的愿望。对此，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不难体验：对祖国江河山川的眷念，面对本国球队胜利时的欢欣若狂，听到国歌时的荡气回肠，等等。对于这种依恋与需要，我们既应该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又必须认识到此类情感既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动力；也可能走火入魔，将民族推入仇恨与征战的旋涡。不同的引导、内外的压力、失败的悲情、胜利的骄傲都可能使民族情感或内聚为良性的爱国主义，或外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分压抑民族情感会导致反弹；过分宣泄民族认同则会诱发仇恨。要引导民族精神走向宽容、包涵、和平和具有建设性，应该给予民族情感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正视其位置，承认其重要性。德拉诺瓦指出：“理解民族的概念不能简化为理论上的理解。民族的存在就像是美学和象征性的物品一样，以叙述和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
德拉诺瓦是从西方看世界的，对于他国民族情感的尊重，是当代西方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以西方反思殖民主义历史为例。发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浪潮，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留下了不可否认的族群仇杀罪孽。今天的西方学界，在大力反思自己文化的殖民罪责的时候，将民族主义的张扬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思考。这一方面论证了殖民地国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应该使我们后来人看到一些在历史上危害甚烈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是从利用本民族的受到伤害的悲情发端的。对于我们东方的殖民时代的受害国来说，尊重民族情感，当然不能意味着重翻近代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旧账，以当今的民族主义报复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如果将历史反思停留于殖民与仇杀，人类可能沉溺于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宿命，重蹈上世纪极端主义的覆辙。尊重民族情感是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正视历史、正视文化，吸取教训，进而超越历史。
第三是谨慎。德拉诺瓦告诫我们，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一定的意识形态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则往往超越时空，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区域都能大行其道。民族主义可以或隐或显、刚柔互换，时而暗流无声，时而呼啸汹涌，可以逆时而起也可以与世共谋。同是奠基于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可能将民族利益作为最高依归，并最终葬送民族利益；也可能初始即是违背民族利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个别集团利益欺世盗名而已。不同民族可以孕育类似的民族主义，同一国家在不同时代产生的民族主义也可能性质迥异。即使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指向（如“二战”时期法国戴高乐和贝当所分别代表的抗战和投降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多重性格、多重形貌的特点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即使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同其他强大意识形态相比更为强大和坚韧的生命力，但民族主义潮起潮落，或随波逐流，或狂傲不羁，往往仍必须依附和屈从于其他意识形态才能成活和发展。对民族主义谨慎以待，一方面必须对民族主义追本穷源，洞察其是否有表里如一的价值指向，发掘其建构、开放的因素，防范其专横、封闭的机制。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可能从左右两极都走向极端的危险。将民族主义看作拯救民族的灵丹妙药，放弃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会将民族引向癫狂的深渊；而将民族主义看作洪水猛兽，无情鞭笞，很可能既会伤害民族主义借以依凭的民族情感，又会使民族主义获得发展动力而适得其反。
上文提到，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现象，可以将形形色色的民族、民族主义置于普世与特殊的两极范式下去分析。从近代民族源起历程看，民族现象的上述两极集中体现于法兰西、德意志两种民族理念的交锋与博弈。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holisme）。一般说来，普世的个人主义以认同开放、建构未来为其特点，但普世开放也可能导致扩张，将“普世”理念强加于人，并最终走向极权主义；特殊的整体主义趋于封闭、排他，可以借用血缘、种族、文化之名，否定个体独立意志，拒斥自由选择，直至迈向法西斯主义。拿破仑可以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扩张，建立帝国；希特勒则将文化、特殊、血缘发展到极致，制造种族屠杀。近世以来世界历史的惨烈教训，要求我们警惕民族主义的两极走向。然而，从思想脉络上看，这两极分化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被柏林称作文化民族主义之父的德国18世纪天才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别具慧眼，他不仅点破了启蒙思想中所隐含的普世帝国主义危险，也看到了盗用普世之名施行强权专制之实的可能，尽管他并没有看到拿破仑称帝。18世纪的赫尔德站出来捍卫的不仅仅是文化的特殊，也是文化的多元。不过，赫尔德的理论虽然合理地解释了法国普世性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扩张面前的崩溃，但却无力回答为什么属于德语文化的阿尔萨斯人会自愿选择归依法兰西文化？德拉诺瓦在本书中对赫尔德思想有精辟的论述，通过对其思想个案的剖析，他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普世与特殊互相转换的问题。强加的“普世”会蜕化为特殊，而特殊对强加的“普世”的抵抗可能恰恰是捍卫了多元。不过，赫尔德没有想到，他的“文化民族有机论”为后来德国民族主义的恶性病变提供了养料。强加“普世”固然潜藏着导向帝国主义的危险，以特殊排斥“普世”也可能会步入种族主义的深渊。
第四是开放。无论民族是如何多种多样，民族主义是多么形形色色，民族现象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普世与特殊这两个基本范畴出发观察民族现象，民族其实正是此二者的有机结合。民族是文化的，是历史形成的，因而是特殊的；民族是建构的和不断演进的，因而是普世的。在民族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大戏和小戏。这个舞台不是中性的，它提供空间、提供素材、提供渠道，从文化轨迹、传统积淀层面规定、限制着戏剧的内容、规模和结局。但是，民族舞台上上演的剧目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的历史剧是延续与创新的结合，没有延续，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没有创新，民族就面临死亡。古今中外，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民族必定是开放的民族。开放是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开放是延续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开放使得民族的特殊性与普世性两重必不可少的性格得以共存。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可以是源自相对长久的文化传统，也可以是近代兴起的新兴民族。新兴民族以文化开放、政治认同确立于世，古老的文化民族也必须面向未来，选择开放争取老而弥新，否则只能由于封闭保守而走向衰败。
从民族现象的角度讲开放，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相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开放更新，面对外部变迁的适应和演化，也意味着民族现象本身的兴衰与蜕变，正如文明可能兴衰枯荣，民族、民族国家也可能由近代的兴起渐渐走向式微。从欧洲来说，欧洲联合工程正是对民族国家政体模式最典型、最深刻的质疑。欧洲联合努力所寻求的正是超越民族国家模式之路。德拉诺瓦在本书中设专章讨论民族之后是否还存在政治生活是很有见地的。欧洲是否最终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显然还有待于历史的回答，但是，在建设欧洲的过程中，欧洲民族表现出来的无疑是开放的意志和前瞻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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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6年2月号。
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
——托德新书《帝国之后》评介(1)
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正当全世界又一次惊叹美国军力之强大、高科技水准之高超、三周之内直捣萨达姆老穴巴格达之时，一位法国学者却在其近著《帝国之后——论美国制度的解体》（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n）中宣称，不要被美国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美国其实已是强弩之末！目前美国的黩武好战，不仅不是因为美国的强大，而是由于美国的虚弱！对于众多的或者迷醉于美国的赫赫武功，或者愤愤于世界单极独霸的灰暗现实的人们来说，此论或许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假如此论能够成立呢？面对绵绵无尽的人类历史剧，多数人都在看热闹，只有少数俊杰之士看破天机的事，难道还少吗？当然，古今中外都不缺乏预言家，但真正应验的预言却又寥寥无几。何以见得这位学者能够看破天机呢？
托德其人
先让我们从此书的作者谈起。《帝国之后——论美国制度的解体》于2002年10月由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Gallimard）出版，仅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到，此书的立论就是美国的衰落。作者托德是法国知识界无人不晓的怪才型的学者。他本是学历史出身，但又在人口研究中心工作。从其著述看，既可以说他是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又可以说他是政治、社会学家。1976年，托德刚刚二十五岁，发表第一部著作《最后崩溃》（La chute finale: Essai sur la decomposition de la sphère soviétique），立即成为惊世之作。他在此书中一反学界主流意见，大胆预言苏联体系“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内”发生崩溃，引起轩然大波。此论在当时自然不会为舆论所接受，但不到十五年就为历史所证实。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右翼总统候选人希拉克启用托德的法国社会断裂的著名论断作为他的竞选主题，结果扭转其在起步时的弱势，最后赢得总统竞选的胜利。托德是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其理论为右派所用，还一直耿耿于怀。
托德虽然经常出言不凡，显示出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却是因其坚实而独到的研究著作所奠定的。1981年，托德与著名人口学家勒布拉（Hervé Le Bras）共同发表《法国的发明》（L'invention de la France）一书，以法国文化模式、家庭结构作为观察法国政治、社会演变的主要基准，引起法国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重视。两年之后，托德推出《第三个行星》（La troisième planète）一书，将这一方法进一步伸延，全面分析法国政治文化、社会心态、意识形态的变迁。此书在学界同样引起争议，但赞成的往往给予极高评价。如法国研究院院士绍努（Pierre Chaunu）就曾指出，该书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自此，托德以其独特的文化人类学分析方法和大胆结论在众星灿烂的法国知识界赢得了一席之地。1990年，托德再推出《欧洲的发明》（L'invention de l'Europe）一书，将其分析法国社会结构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欧洲范围，西欧、东欧乃至俄罗斯都进入到他的分析观察视阈。
此次，托德以其《帝国之后》一书再次发出惊人之鸣，他的独到的观察和大胆的立论立即吸引了舆论的广泛注意。该书于去年10月问世，当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法国关于伊拉克危机的讨论已是如火如荼。在欧洲舆论对美国的强烈的好战企图和布什政府傲慢的单边主义普遍感到费解与厌恶的时候，托德此书的出版犹如为追求理解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一道清亮的光线扑面而来。我们不一定要接受托德的立论，也不一定循从他的论证，但是，他却给关心世界格局的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和不可多得的思考角度。
托德其书
《帝国之后》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地缘政治学术论著。所谓独辟蹊径有两方面的意涵：第一是通过本书，作者将其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伸展到美国，推进到地缘政治领域，用以分析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实力对比的消长。作者不仅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常规论据来分析美国的国力，而且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数据来探究当今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甚至某种军国主义的深层根源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轨迹。在他看来，今天世界变化的速度即使令人目眩，但其走向仍然由一些诸如家庭结构、婚姻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人口消长、教育普及程度等基本要素所规定。从方法学的意义上讲，托德的这部《帝国之后》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当然，托德的这一思路并非始自此书，他于1997年推出的《经济幻象》（L'illusion économique）一书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他当时已在致力于破解美国及其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幻象。他在《经济幻象》一书中论证的就是经济并非发展的原动力。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文化的潜意识与家庭结构、婚姻模式等人类学意义上的无意识。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对托德的影响，但托德当时并没有将这种带有文化决定论特色的运思一直推向地缘政治领域。
第二是此书立论的独特。托德在本书前言中指出：
本书围绕着一个悖论性的立论展开，其主旨可以概括为：“正当世界迈向民主并渐渐摆开对美国的依赖之时，美国却在失去它的一些民主特色并发现它越来越不能脱离对世界的经济依赖。世界面对一个双重的变换：一是美国与世界的经济依赖关系的变换；一是民主发展动力的变换，民主动力在美国由积极走向消极，在欧亚大陆由消极走向积极。”
今天的美国世界战略构想，已不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持民主与自由的秩序，因为美国民主制度本身正在发生蜕变；由于美国对世界各种财富与资本有着不可须臾离之的需求，因而当前美国的基本世界战略目的便是对世界资源的政治控制。
简单看这一立论，同今天法国多数人对美国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而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满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是对美国的一种道德指控。但托德不停留于此，他认为，一方面，由于美国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依赖而力图控制世界资源；另一方面，美国又力不从心。美国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要维持它对世界的需求和控制，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托德看来，现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表现得贪婪和没有节制，既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依赖而产生的恐慌，又是意识到自己无力真正控制世界而采取的某种替代战略。因此，托德表示，习惯上讲，对于欧洲人来说，美国本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的一种依靠，但是今天美国本身毋宁变成了一个问题。托德从世界地缘经济的变化、世界各国民主化的进程、美国普世主义的淡出、美国的世界战略取向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等多个方面来进行论证。此书提出的论据甚多，其中包括对美国巨额外贸赤字、不公平的美元强势地位、消费与生产的不平衡等大量数据的引用，以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及人口增长呈减弱趋势来论证该地区民主化进程等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不少质疑。笔者以为，托德在本书中提出的较有创意的论据包括帝国、普世帝国（universalisme）与等级帝国（différentialisme），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在此试作介绍。
关于帝国
首先，托德用帝国的概念对美国的国力进行了分析。
一般说来，古典帝国的概念应该是由一个以被称为帝王的统治者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域相对广阔的政治实体，而帝国与专制又总是密不可分的，如古代的巴比伦、罗马、波斯、中国等等。但近代以来，帝国的意义发生变异，如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从古典的意义上，帝国之所以为帝国并非由帝国内部是否实行民主制度来规定，公元前5世纪有着民主体制的雅典城邦就是通过反对波斯入侵而形成了帝国体系。托德在本书中，从希腊、罗马等古代帝国的对比研究中抽象出帝国之所以为帝国并得以维持的两个最基本特征：第一，由边缘向中心提供贡品，中心依赖边缘而生存的一套朝贡制度；第二，一套帝国赖以生存的普世平等主义。尽管这套帝国普世主义的制度基础是压迫而不是自由，但为了维持帝国的持续，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这种压迫应该是同一尺度的。
同古典帝国相比，今天的美国算不算一个帝国？托德的回答是两可的。美国无疑具有可被称之为帝国的多种理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军事、文化强势地位，在“冷战”中同苏联体系抗衡而建造起来的一整套包括北约、美日军事同盟在内的地缘战略体系，以美元为轴心的世界经济金融组织等无疑使得美国超出了一个寻常的民族国家的范畴。托德指出，按照1998年美国的统计，美国在全世界驻军在二十六万左右，它依靠自己的经济、军事及军火工业的强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建立起了一套朝贡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在各地驻军的军费开支、高额战争费用（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摊派、军火出口、对世界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等等。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也基本上能够做到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态度对待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帝国臣民。不过，今天的美国同古典的帝国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尤其表现在帝国扩张与殖民手段上，如：美国寻求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而不是疆域的扩大，美国寻求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而不是建立殖民地等等。
但托德同时也认为，美国并非一个真正的帝国，因为美国如今想达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帝国，但这一目标是美国力所不及的。美国既有一套可以称之为帝国的制度体系，同时，这一体系又存在着深刻的危机。美国帝国的内在隐患在于两点：一、美国的超强势军力对于保护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过于强大，但要维持一个全球范围的帝国又势单力薄；二、得以维持美国帝国的普世主义正趋消退。
关于普世帝国与等级帝国
第二，托德用普世帝国与等级帝国的概念来分析美利坚帝国同世界的关系，将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具有启发意义。
所谓普世帝国或等级帝国，看起来有点生疏，但对于熟悉中华古典文明精神的人说来，并不难理解。华人学者许倬云教授曾经谈到古代两河流域古文明帝国、波斯帝国、印度帝国等都是普世性帝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的是中国之所以为帝国；“天下一家”、“有教无类”指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普世主义的特征。对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民族来讲，这种普世主义的指向受到一些深层的文化要素制约，如家庭组合模式、财产继承方式等就是此类深层文化要素。在托德看来，古罗马、中国、阿拉伯文明、法国等自古以来实行财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因而，这些国家以一种平等主义的眼光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民。而古代的雅典、德意志等民族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因而无法发展出这种平等意识。至于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坚的美利坚民族在平等意识上则是变动不居的。传统英国是等级制取向的，英国殖民帝国就可以作为例证。英国从不要求英属殖民地接纳英国的社会制度，也不要求印度人、马来人、香港人按照英国的标准行事。但法国则不同。近代法国殖民时期，法国人总想按照他们的尺寸改造越南人、阿尔及利亚人，结果每每引起流血反抗。
美国人主要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后裔，但是，美国这片土地则是一片收容之地，因而，美国既有强烈的等级帝国的文化内存，也具有平等主义的取向。从美国建国史来看，托德认为，美国的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有相反相成的功能。长期不公正地对待黑人、印第安人使得他们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而在美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平等主义与等级主义交互起伏的不同阶段。托德引用了大量美国各族通婚率、幼婴死亡率等统计数据来分析目前美国移民整合趋势。统计数字显示，从1950年到1965年是美国社会对移民，尤其是亚裔移民整合最为强劲的时代，因而也是平等主义意识较强的时代。当前的美国，处于平等意识下降的时代，其标志是两大趋势：一是印第安人与拉丁人的后裔及黑人是目前美国社会最难整合的族群；二是犹太民族进入美国社会主流。
对内平等意识的下降伴随着对外平等意识的收缩，照托德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几乎无条件的支持是美国平等主义意识收缩的外部标志。托德在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论证美国是否偏袒以色列，而是企图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如此毫无理性可言地支持以色列。对于托德说来，由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具有民主制度，所以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是有目共睹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基本的平等原则的否定。同时，同为民主国家的欧洲同美国的立场相去甚远，也说明民主国家并非一定支持另一民主国家所采取的战略立场。托德认为，对于美国说来，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如同美国在中东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犹太人社团在美国的强大的院外力量等可能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托德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与以色列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将自己认同于以色列。以色列人有上帝选民意识，美国人也有上帝选民意识；以色列人不能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美国也不相信人类文明间的共通性；以色列社会内部差距不断扩大，美国社会内部也有同样趋势。
托德本人有着犹太的血统，他以犹太人的个人体验表示，犹太民族虽然成功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但这并不能使犹太人感到心安。因为美国对犹太人的整合是以排斥黑人或者很可能排斥西班牙语族人为代价的。换句话说，这种整合是美国等级秩序向前推进的表现而非普世意识上升的结果。目前，美国布什班子中强硬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弥漫，邪恶轴心、善恶二元话语充斥等，对于托德来说正印证了美国平等主义意识淡出等级主义意识膨胀的事实。
托德在本书中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论证美国社会平等意识的下降，如果我们承认他的结论，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平等意识的下降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无疑触及本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本书的主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平等或者公正是不可或缺的。平等是成为帝国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比经济、军事等手段更为强大的武器。美国放弃平等原则，也就意味着它正在抽空其帝国的基业！
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第三，美国的全球战略很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托德并不完全满足于用美国社会内部的演变来解释美国对外平等意识的下降，他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对峙，造成了一种帝国之间互相竞争的态势，也是美国当时平等主义占上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德认为俄罗斯文化本身就具有平等主义的文化因子，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苏联体系具有明确的国际主义的指向。为了同另一个普世帝国争夺对世界的主导权，美国不能放弃平等原则这一强大武器。但是“冷战”之后，竞争对手消失，美国文化中本身的等级因子获得了充分释放的机会。
“冷战”之后，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俄罗斯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本可以选择调整、收缩的战略，但是美国选择了扩张。托德认为，美国“冷战”后所作出的霸权主义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全盘的、慎重的、计划周密的考虑，而是一个较为容易的、顺水推舟式的不费力气的选择。不过，由于受到本身的实力的约束，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权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按照一般的观察，美国将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定性为邪恶轴心国，积极干预印巴冲突，发动主要针对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世界反恐行动，都是美国强势的表现。但对于托德来说，这些动作恰恰表明了美国的力量不足。没有力量与真正的战略对手如俄国交手，美国选择了像伊拉克这样的既无危险、又无抵抗力的国家来进行军事表演，以此一方面显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满足美国对石油的需求欲望。同相当多的看法不一样，托德不认为美国真正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有百分之七十的石油来自美国本土和美洲大陆。真正依赖中东石油的是欧洲与日本，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控制中东石油，对于欧洲与日本来说，并非好事，长远看来只可能导致美国的这两个基本盟友对美国离心离德。
托德对美国的国际战略持批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旨在建立全球帝国的努力既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是不符合目的合理性原则的，也就是说，美国目前所实行的一套战略手段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战略目的的达到。托德从目的合理性角度对美国国际战略的批评，建立于他对今天世界的总体发展有着一个较为乐观的估计。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大趋势基本上向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他在原则上不反对福山关于“冷战”后世界历史归于民主大潮流的论断。不过，他却不是从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的角度来展望世界的发展。比如，他认为，阿拉伯世界正处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转折时期，整个趋势是积极和乐观的。原因是阿拉伯世界教育的普及和人口增长率水准高低不齐透露出的现代化正在来临的信息。他尤其对俄国的发展最为乐观，并认为，摆脱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俄国将在维护世界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所有致力于建立霸权的努力都会挑起强烈的反弹和引起新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要维持霸权，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消除俄国仍然保留的足可同美国进行较量的军事实力；二是巩固同欧洲与日本的牢固的盟国关系。但目前盟国既无力量达到前者，又在不断的武力表演过程中损害着同欧洲与日本的关系。美国推行单边主义，一方面会将欧洲推向更为坚定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另一方面会促使欧洲、日本与俄国的接近，对美国来说，这种态势显然是事与愿违的。
关于本书的讨论
托德不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的看法自然仅仅是一家之言，见仁见智，讨论是开放的。正如他不少论断都曾引起争论一样，他对美国国力及其发展趋势所作出的这种否定的估价，在法国并不代表主流意见。今天，欧美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伊拉克战事虽然结束，欧洲主要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和绝大多数欧洲民意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发展趋势仍然忧心忡忡。在这种担忧的背后，是对美国超强实力地位的承认，而不是对这一地位的否定。在此背景下，在欧洲走俏的是“美国威胁论”，而不是“美国崩溃论”，托德的立论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崩溃论”。可想而知，这种逆潮流的论说是难以找到同道的，正如托德在1976年宣称苏联帝国走向崩溃一样。
来自学界的反对声音很普遍，不少学者不仅质疑人类学方法运用到地缘政治领域的可行性，也认为托德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数据的引用和判断存在重要问题。比如说：首先，美国外贸赤字确实巨大，但美国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一直高于欧洲与日本，美国经济的创造性活力也远非欧洲与日本所能比。能否仅因为赤字高企就断言美国经济正在走向衰落？
再者，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种族问题，美国的黑人问题、拉丁语族问题也确实没有解决好，但美国仍是世界移民首屈一指的选择。现在就给作出美国普世理念下降的结论是否过早？同时，托德所讲的美国的平等主义理念与等级主义的理念的矛盾是否就是当年法国天才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所观察的美国式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的一体两面？平等而不是均富难道不正是自由主义的最本质的活力源泉吗？
此外，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问题。虽然欧洲有不少论者承认美国在苏联体系崩溃之后，单边主义的突出发展有着深层的根源，但仍将目前美国的黩武好战政策归结为布什政府的短期行为。如果承认美国政府现行政策受目前在政府中占优势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支配，那么，用长期的文化潜意识的因素来论证以四年为周期的政策变化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整体上看，托德的论断可以说是应者寥寥，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很少有人不重视此书提出的问题。也许有两点可以解释这一情况：一是托德以人类学无意识或潜意识因素论证社会发展的趋势，虽有明显的决定论的色彩，但没有人怀疑这些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的重要作用。比如，在法国各不同地区的家庭结构与婚姻模式的不同，同选民在选举时投左派或者右派的票绝对是有关系的。托德对法国各地区文化心态的观察方法，现在已经普遍用于法国竞选预测之中，成为分析、预测选票流向的重要工具之一。二是托德就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提出的一些警告，也是十分值得深长思之的。简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托德特别关注民主国家走向寡头政治的危险，他认为包括美国与欧洲在内的现代成熟民主社会内部精英阶层同大众阶层发生断裂，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可能性增大。2002年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出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换句话说，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趋势，他也认为是民主制度走向寡头政治的表现。
第二，在如今这个地球村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霸主，任何高明的战略家也不可能将美国这个半吊子的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合法的帝国。从20世纪的历史看，军国主义的路不仅没有使任何国家强大起来，而且招致了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第三，一个帝国的建立，耀眼炫目的往往是武功和强权，但软实力如平等原则其实更为重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而言，仅仅有一套对内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在国际上也必须遵守规则，懂得协商、对话、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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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3年第9辑。
欧美关于伊拉克危机的分歧及其渊源(1)
2002年9月12日，“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布什以“十年的谎言与挑战”为题向联合国安理会公布了美国有关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报告，将伊拉克问题正式提交到联合国的论坛之上。自此，围绕着要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的问题就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以法德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及绝大部分欧洲民众持反对意见，相对则是以美英为首包括一部分东欧国家的主战派。怎样看待欧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主战与反战双方各有哪些理据？双方的分歧仅仅是在处理伊拉克危机上的方法与策略之分，还是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利益与价值上的分歧？本文自然难以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仅企望从目前伊拉克危机及其国际性的讨论所显示出的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出发，梳理欧美分歧的脉络及其可能的影响。
欧洲民意发生重大转变
首先，从现象层面上看，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从“9·11”惨案到目前，欧洲民意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转变。“9·11”事件之后，世界震惊。作为美国的最主要同盟，欧洲对美国受到恐怖主义攻击同病相怜。欧洲各国政府与舆论全力支持美国事后发动的反恐斗争。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世界报》主编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头版写道，“我们都是美国人”，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同遭到惨烈袭击的美国同仇敌忾的义愤。然而，“9·11”事件不到一年，法国、德国甚至欧洲整个舆论发出的主流声音却变了调门。曾经发出过“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强音的法国《世界报》如今被一些美国学者戏称为反美报纸。而科隆巴尼本人后来又用同一题目出了一本书，题目虽然一样，但后面却加了一个问号，“我们都是美国人？”精神因而就大异其趣。
欧洲与美国的分歧表现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在处理中东冲突问题上，美国更为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政策，而欧洲则坚持冲突只能通过政治对话获得解决。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美国站在美国主权不容侵犯的立场上，以美国人必须具有国际司法豁免权作为认可这一法庭的条件，而欧洲人则认为海牙国际法庭是世界法制秩序的奠基条件之一，任何国家都不能超然于这一法制秩序。欧洲与美国在环保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国布什政府单方面否决京都环保公约使欧洲一直耿耿于怀。欧美在对待转基因产品问题上，在经济贸易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上述分歧一些属于欧美传统的利益摩擦的范围，另一些则源于欧美对国际秩序、地球生态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如海牙国际法庭及京都环保公约。这些分歧大多由来已久，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发起全球反恐行动以后，尤其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变得日益明显甚至激化。而在对待进攻伊拉克问题上，欧美分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
按照今年2月份全欧洲范围内的一次民意测验，欧盟十五国有82％的被调查者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攻伊拉克；即使在其政府明确宣布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东欧，也有75％的人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欧盟各国甚至有54％的人对如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持否定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同传统的欧美政策分歧不同的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民意比政府走得更远，在法德是民意推着政府走；而在英国、西班牙等，民意同政府的调子背道而驰。元月30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八国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公开声明，呼吁欧洲应该在解决伊拉克危机上同美国保持一致。在这项声明上签字的八国首脑分属于五个欧盟现成员国和将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三个国家。欧盟成员中，除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外，还有西班牙总理阿兹纳尔、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葡萄牙总理杜朗·巴罗佐及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属于东欧的三个国家领导人是捷克总统哈维尔、波兰总理米勒和匈牙利总理梅杰西。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民意调查也显示了民众强烈的反战情绪。如82％的匈牙利人、79％的丹麦人、84％的英国人、80％的西班牙人、72％的意大利人反对美国单边进攻伊拉克。无论自己政府的立场如何，80％的欧洲人对欧洲的传统盟国美国的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动持反对态度，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既非任何反美主义的情绪可以解释，也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反对所有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小圈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