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的理由和依据
欧洲民意为什么如此一边倒地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大致可以从战争的合理性、法理程序、战争的后果等方面来分析。
到目前为止，以美英为主的主战派的公开理据有大致三点：一、伊拉克侯赛因政权是世界上最为专制、暴烈的政权之一。这个政权不仅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反对派，甚至对本国的少数族群如库尔德人和对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使用化学武器。同时侯赛因政权也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前科，如80年代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吞并科威特等。二、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一再违反联合国有关伊拉克问题决议，拒不消除此类武器。三、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组织并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联系。
从反战一方的立场来看，上述三点并不足以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萨达姆政权的独裁与专制性质，在欧洲没有人怀疑。然而，专制是否就应该遭受武力攻击？侯赛因政权是否当今最为危险的独裁政权？同被美国看作“邪恶轴心”国之一的朝鲜公开向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为什么不应该先解决朝鲜核危机？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美英战机一直在伊拉克北部巡逻，其对国际社会及其邻国的威胁已经大打折扣。同时，美国方面也没有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侯赛因与本·拉登的联系。总之，欧洲公众看不到再打一次海湾之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从法理程序的角度，无论是欧洲民意还是政府其实都有共识，即坚持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是决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与否的合法机构。包括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立场的欧洲八国也认为应该由安理会最终授权打击侯赛因政权。美国则不然。美国认为如果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威胁，美国就有权单独决定对伊用武。从西方阵营内部讲，这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歧。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是大西洋两岸的传统争论。“二战”以来一直主导西方的美国与力图坚持外交独立的法国在北约内部决策程序上的争论，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不过，现今的单边与多边争论空前激烈，在一部分舆论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总统布什本人及其班子的傲慢强横带来的。布什从“9·11”事件以来，一直坚持一种善恶二元论的思维方法。将反恐称作是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将伊拉克、伊朗、朝鲜称作邪恶轴心国，断言不支持美国就是美国的敌人等等。这种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简单而又轻狂的断言是无法让欧洲人接受的。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将美国的邪恶轴心国观点直接称作是对世界的简单主义的看法。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德国与法国称为“老欧洲”，而将支持美国立场的各国称为“新欧洲”，也是布什善恶二元论的逻辑演义。布什政府所提出的所谓预防性打击的概念也更加强化了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形象。
不过如果将此次伊拉克之战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相比，欧洲反对进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原因则明显超出了道德与程序之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国际正义之师的个案，其时老布什总统及其盟国既持有联合国的上方宝剑，又具有讨伐侵略的道德正义性。战争虽然没有推翻侯赛因政权，但很可能正是因为战争适时而收，该地区迅速恢复稳定，没有留下严重后患。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一个程序上不合法但具有道德正义性的战争。当时北约发动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并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但是，北约出兵是为了制止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行动，战争导致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南斯拉夫跨入民主政治，科索沃由联合国接管，巴尔干地区走上良性循环道路。
此次伊拉克之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德上的正义性，但是正义性不充分。按照在法国、德国两地都有重要影响的欧洲绿党人物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的说法，需要区分独裁政权的不同阶段，当一个独裁政权处于进攻即侵略状态时，必须予以打击或者遏制，而当专制政权处于收缩、退却状态时，则应该以非武力手段解决问题。换句话说，1991年侯赛因出兵侵略科威特时，联合国出兵干预是正当的；当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进行的军事干预，正是为了制止当年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穆斯林发动的种族清洗是一次地地道道的人道干预。而如今伊拉克政权并没有主动对外出击，对库尔德人的镇压也处于收敛阶段，因而，国际社会应该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
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欧洲担忧此次伊拉克战争很可能只会加深中东地区的危机。美国一方面忽视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调停，一方面却派重兵准备进攻伊拉克。在法国政治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地缘政治问题专家阿兹内（Pierre Hassner）甚至表示：假如再打一场海湾战争有利于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缓和，有助于中东局势的稳定，我可以同意进攻伊拉克。但目前看不到任何这种可能。而相反，在目前的局势下，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场由犹太教、基督教和殖民者联合发动的攻击穆斯林和被殖民者的战争。这一战争将激化宗教矛盾，加剧文明冲突，很可能使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南的恐怖主义恶性泛滥。(3)
另外，对于战争的目的，美国政府智库中一些人物也有通过战争，推翻侯赛因政权，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从而一举改变中东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专制保守的局面的说法。一些支持此论点的学者也援引“二战”后盟国在日本及西德建立民主体制的历史事实来论证此举的可行性。对此欧洲包括美国学界多持怀疑态度。“二战”后盟国在日本及西德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但日德当时的现状和历史传统都无法与今天的伊拉克同日而语。
首先，“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及盟军对西德的共管，有着不容置疑的道德正义性。对在“二战”中犯下战争罪，给周边国家乃至本国人民留下累累血债和无尽灾难的战争发起国实行管制，不仅是德日周边国家的意愿，也获得日德本国民意的认可。从法理程序上讲，正是“二战”后一系列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使得世界看到了迈向一种法制秩序的可能。换句话说，德日战后的民主建设有助于国际社会走向法制轨道，而今天布什总统要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却是有损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法制体制的。
从文化传统上看，日德现代史上都有民主传统，民主制度在此两国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甚至制度根基，与其说是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从外部强加民主，倒不如说恢复民主更为确切。日本与西德的社会种群、宗教谱系也比较同质，不像伊拉克既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又面临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诉求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之争的挑战。同时，就德国的情况看，西德与东德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也是民主制度得以在战后西德巩固的重要条件。
美国与欧洲在文化渊源、价值体系、制度安排等基本方面有着共同性，但在经济利益、军事战略上一直存在重要分歧。本文无意铺陈欧美在经济层面的摩擦，但认为从地缘政治层面简单回顾一下“二战”后法美关系的演变却是对理解今天法美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对抗大有裨益的。
战后的法国外交是以戴高乐主义为指针的。东西“冷战”时期，戴高乐治下的法国第五共和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阵营一边，一方面不为“冷战”格局所束缚，寻求法国自主外交之路。1958年法国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部署导弹，独立开发核子武器；1964年与中国建交；1965年戴高乐在金边讲话明确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一直到1967年谴责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以阿战争等都是这一独立外交路线的具体演义。戴高乐所创的这一外交路线以实用主义为主导，因而灵活多变，但核心是一方面拒绝国际霸权，无论是来自苏联还是美国；另一方面拒绝将世界分成壁垒分明的板块结构，无论是以意识形态还是以宗教文化来划分。随着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和东西冷战对峙的加剧，法国的外交政策自80年代初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密特朗执政伊始，采取了靠近美国的措施，如加入世界七强首脑会议等。希拉克执政后，法国返回北约军事组织，接受美国指挥北约的既成事实。然而，无论是戴高乐国内政治上的反对派密特朗还是被称为戴高乐的精神传人的希拉克，都是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法国采取靠近美国和返回北约的政策绝非是以放弃自主外交作为代价的。希拉克决定法国重返北约实有玩特洛伊木马游戏之嫌，为的是从北约内部说服欧洲国家发展欧洲自己的国防体系，最终摆脱美国的制约。然而，“9·11”事件之后国际反恐大潮下世界发展的趋势似乎正在粉碎法国眼中的世界蓝图。
“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发动了三次重大军事干预行动：1991年海湾战争法国积极参与，义无反顾；1999年科索沃战争法国力促美国参战，凯旋而返；2001年阿富汗之战，北约摩拳擦掌，雄心万丈，试图参与美国的雪耻之役。然而，此时布什上台后的美国政府已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统天下，阿富汗之战，美国抛开北约，自取所需，仅带上英国这个最为忠实的小伙伴，大挫了北约其他欧洲伙伴的面子。而此次伊拉克之战酝酿之初，美国就摆出甩开北约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架势。对于法国说来，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不仅事实上已使北约成为美国一国的工具，而联合国也可能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在安理会与美国的斗法，既是在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也是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德国此次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是德国外交的一个新现象。德国战后外交两原则——同美国站在一边和不在法美之间作选择——都被打破。德国的这一变化有现总理施罗德个人气质上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德国社会氛围的变化：第一，五十年的战后深刻反省，使得德国人感到卸下了历史重负，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德国和平主义传统正在卷土重来。
不过，目前欧美在解决伊拉克危机上的分歧，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层面。众多的观察家指出，此次欧美分歧正在超出传统的利益分歧，而逐渐走向某种价值分歧。而这种深层的价值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修正，将会对整个世界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
纵观法国近期报刊，在提到美国时以帝国、强权相称已是司空见惯。如果夸张一些，笔者可将目前欧美在国际问题上的一系列分歧概括为欧洲主张法治，美国主张强权；欧洲主张文明对话，美国鼓吹文明冲突；欧洲强调外交斡旋，美国偏爱武力威胁；欧洲希望讨论磋商，美国则固执于单边主义。进一步甚至可以说，欧洲今天已经进入所谓可持续发展和世界治理的后现代，而美国还停留在强权、实力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旧时代。自然，这种概括有点漫画性质，但并非子虚乌有。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拉依迪（Zaki Laidi）就指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方向同欧洲所主张的经济治理、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而这一发展趋势正在使欧美的利益冲突向价值冲突的方向演进。(4)
欧洲学者自然不否认，美国有着坚实的不可非议的民主制度，人权、自由这类普世价值观在美国也深入人心。对于多数评论者来说，造成目前美国与欧洲分歧的主要原因不是价值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如今没有制衡的世界格局。美国的单边主义是因为美国太强大。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在谈到文明冲突问题时就表示，“9·11”事件并没有开启一个时代，是由于东西“冷战”的结束，才使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因为，从那时起，世界失去了两极制衡。(5)
欧洲舆论对美国偏离法制秩序的担忧不仅仅从伊拉克问题起。在欧洲看来，中东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是有直接关系的。以巴冲突在以色列利库德党右翼领导人沙龙主政以来愈演愈烈，欧盟坚决谴责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活动，但也强烈谴责沙龙以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之名对巴勒斯坦平民发起的进攻。以色列长期不执行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美国的庇护下，无视国际社会的批评，将自己置于国际法制秩序之外。而美国布什政府此次试图甩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做法使得欧洲人担心美国正在以色列化。
欧洲人心中的世界新秩序应该以法治和现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为基础，而不能以实力为准绳，这同美国目前布什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冲突。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卡根（R. Kagan）就美欧存在着这种价值分歧指出，美国同欧洲在国际秩序、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并非是欧洲向往和平而美国醉心武力。他认为，美国与欧洲看世界的不同思路，主要来自于欧洲的衰落。欧洲主张和平、对话、法治的取向并非来源于古老的传统，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新传统。19、20世纪的欧洲同现在的美国一样，是崇仰武力和强权的，那时的欧洲各国倾轧、争霸，以强权瓜分世界，对话、法治根本无从谈起。而当时相对弱小的美国同现在的欧洲一样，更多地主张对话和谈判，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现在的欧洲和当时的欧洲有什么不同？他认为：欧洲当时具有实力，因而以强权解决问题，现在的欧洲用武力已力不从心，因而也就只好鼓吹对话。他甚至告诫欧洲人：如今欧洲可以鼓吹法治、对话正是由于美国人为此提供了实力基础。没有美国人的存在，欧洲就无法抵御来自邪恶国家的进攻，没有美国的干预，欧洲也无法解决欧洲本土的冲突，如科索沃战争。按照卡根的立论，欧洲目前所唱的理想主义的、貌似高尚的田园诗般的和平颂歌实乃是一种忘乎所以的乌托邦。
卡根认为，美国固然是从自己的现实利益出发，但欧洲何尝不是？就拿欧洲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来说吧，欧洲虽然以国际规则、多边主义为理由反对对伊拉克反动军事进攻，但实际上欧洲所害怕的则是欧洲成为伊斯兰主义报复的首当其冲的目标。欧洲从过去强大的霸权国家，正在沦落为今天世界秩序重组的看客的身份。卡根以政治现实主义来论证目前欧洲与美国分歧的实质。在他看来美国的逻辑是强大者的逻辑，欧洲的逻辑是弱小者的逻辑，而美国无非是继承了欧洲的古老传统而已。(6)
卡根所指出的欧洲的国际战略取向也同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自然是真切的，但其立论本身却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代的世界秩序同19、20世纪有无区别？强大的并且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对世界和平有否义务？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有效方法是武力还是其他？世界现存的包括联合国、世贸组织在内的一套制度秩序还有否意义？在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中，人权、法治、公正还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等等。
从价值层面看，欧洲今天对和平的渴望，对法制秩序的追求，对理解对话的提倡，并非仅仅因为欧洲的衰落。欧洲对自己文化中的“恶”的反省直接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肆虐。今天欧洲相对美国虽然弱小，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是强大的一极。过去欧洲的强权当然不能成为欧洲今天坚持强权逻辑的理由，同时也不能为今天的美国强权辩护。美国历史上曾有屠杀印第安人的记录，今天的美国人能够引此为荣吗？美国以奴隶种植园起家，今天还可以为此辩护并起尸还魂吗？站在欧美以外的民族的立场上，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能够在世界上重演驱逐异教、种族屠杀的历史吗？没有价值准则的世界是动物的世界。美国的强大的主因难道不是由于美国的宪政、民主等一套制衡系统吗？欧洲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不仅仅是美国强大，更重要的是美国同欧洲分享同样的价值准则和民主制度。正是从这个角度，法国一些反战的著名学者认为，他们反对此次伊拉克之战正是为了捍卫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的价值准则。法国著名评论家于利亚（Jacques Julliard）指出，如果美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攻击伊拉克，那无异于是对整个西方包括美国自己的犯罪，是对美国自己所代表的价值准则的摧毁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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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
(2) 民意指数均见法国2月13日《世界报》。
(3) 《新观察家》，2003年2月27日。
(4) 《美国的铺展与欧洲的蜷缩》，《世界报》，2002年8月6日。
(5) 《世界报》，2002年7月18日。
(6) 卡根此文发表于美国《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第113期，法国《评论》杂志（Commentaire）在2002年9月号全文转载。
从竞争到共治(1)
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洪德里赫（K. O. Hondrich）在谈到伊拉克战争时讲过一句话：“在亚洲，人们为世界劳动；在阿拉伯，人们为世界祈祷；在非洲，人们为世界受苦；在美国，人们为世界自我武装；在欧洲，人们则为世界商讨大计。”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欧美分途，尤其是法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否出兵伊拉克展开对阵是20世纪初始关系到世界发展方向的一件大事。此事件不仅表明欧美在判断和对待国际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表明欧洲对世界走向的极大关注。也许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洪德里赫说出了欧洲人为了世界商讨大事的话。此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总体上说，有着近代殖民传统的欧洲人比较关心世界事务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从亚洲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的现实看，说亚洲人、中国人为世界工作的话想必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就不关心世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中欧社会论坛创立的最初动机就是中国方面希望更多了解欧洲，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建立这一常设管道使中国人和欧洲人有机会坐到一起讨论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所谓中欧对话。
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是对话的大背景，中欧双方共同追求的和平与开放是今天中欧对话得以进行的前提与基础。从内容上讲，中欧对话可以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是卡兰默教授所讲的中国、欧洲如何共同应对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二层次则应该是欧洲中国双方应该如何互取短长、立足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合力探讨人类发展的新路。
我今天希望在这第二个层次的大框架下着重探讨一下中国与欧洲传统文明演进的不同逻辑及其在当代交叉互渗的可能性。
谈到文明演进，我们就会提出文明演进的动力问题。什么是文明演进的动力？对此问题的回答当然多种多样：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的动力的解释是：人民、生产力、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科学受到更多重视，科学、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因而也成为历史的动力。
不过，在我的理解中，文明的动力同历史的动力稍有不同。文明更侧重于不同文明区域的特点，因而涉及到不同文明区域是否有不同的动力源或不同的组织或利用动力的方式。换句话说，这里的文明动力的设问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中欧文明演进过程中动力如果不同，那么不同在哪里？如果动力是同一的，那么为何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化有快慢之分？如果我们回答科学是文明演进的动力，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源于中国而是发源于欧洲？进一步反问：科学的动力又是什么？科学的发展又是如何可能的？
文明动力应该源于多个层面：精神的如新教伦理、儒家精神；物质的如经商逐利；源于宗教或世俗权力的如传教与扩张等等。毫无疑问，在上述文明动力的各个层面，从世俗世界的帝制兴衰、政权更替到心灵世界的不同宗教之争、同一宗教内部的异端与正统之战，无论是为了扩大精神影响的地盘，还是为了获得较多的物质资源和世俗权力，欲想战胜对手，均离不开竞争机制。在我看来，竞争乃是文明演进的主要动力源之一。在承认竞争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竞争机制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内，或者说，各个文明区域对竞争的组织和运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正是以此立论，我希望在此着重探讨中国与欧洲传统社会中竞争方式的异同及其导致的文明演进的分途。当我们现在提起竞争，一般会首先想到经济与商业领域的竞争，但竞争却远不局限于商业或经济领域。广义的竞争不仅适宜于不同领域的竞争，其实更是整体意义上的竞争：如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竞争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欧洲与中国文明演进的两条不同的逻辑。
我们可以按照粗略的历史线索将这两条不同逻辑描述为如下四个不同阶段：
欧洲：竞争——扩张——战争——和平……
中国：竞争——兴盛——封闭——开放……
以下我们从四个层次来论述这一主题：
一、关于武士文化与儒士文化及其不同的演进逻辑
按照古代社会分工结构界定文化特质，我们可以将古代欧洲社会界定为一种武士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则为一种儒士文化。欧洲的武士文化是一种以精神统治、社会防御、生产繁衍三大社会功能分工的三元社会结构，僧侣、武士、农奴三大社会等级分别承担这三大社会功能。武士作为社会的政治统治力量是社会的主导等级。儒士文化的特征是一种二元社会结构。士大夫阶层垄断了精神统治和社会防御在欧洲由僧侣和武士分别掌管的两个功能。士农工商，实际上是士与农工商两大职能分工，农工商全属于生产繁衍领域。由于社会分工结构的不同，武士文化与儒士文化的演进方式也不同。
欧洲武士文化的竞争大致可以如下逻辑顺序概括之：
武士（领主）之间的暴力竞争——导致封建王权对暴力的垄断——导致各封建王国之间的竞争——竞争导致科技及国力的发展——导致向海外的殖民扩张——竞争性的殖民扩张终于引发世界性战争——最后否定战争共建和平。
以法国为例：
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签署，查理曼帝国三分天下，欧陆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三国鼎立初具雏形。此时的欧洲，邦国林立、诸侯割据，颇同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的局面。从此时起直至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王权鼎盛，是法国从领地封建制度演化为近代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全过程。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将这一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划分为层级推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世纪到13世纪为“自由竞争”阶段；
第二阶段从14世纪至15世纪为“封地兼并”阶段；
第三阶段从15世纪至17世纪为“王权垄断”阶段，也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三阶段的划分描述的是法国也是欧洲社会从暴力竞争走向对暴力垄断的大体过程，政治上的表现即是欧洲从领主割据经中央王国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对暴力的垄断包括对军队、警察、税务的垄断。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国家对暴力进行垄断的完成开启了两条重要道路：
第一条路是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统一市场与社会和平空间的形成。这里的所谓社会空间的形成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社会相对稳定；二是市场的扩大，从而为经济竞争成为社会力量角逐的主导领域创造了条件。于是，追求经济强势渐渐取代追求政治统治，竞争于是从暴力领域转向经济战场。
第二条路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并没有终止竞争，只不过是使竞争从一个国家内转移至全欧洲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取代了武士文化意义上的领主与领主的竞争。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全欧范围的竞争也没有导致类似中国的大一统帝国的诞生，而是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这一扩张之路即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殖民主义征服全球并最后导致世界战争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殖民和扩张之路虽然充满血腥，但是这一扩张已远不是武士文化时期政治、军事的竞争所能概括。经济竞争成为时尚之后的欧洲扩张孕育和推动了世界史上传统政治世界向现代经济世界转型的时代大潮流。
中国儒士文化的竞争逻辑是：
封建王国间的竞争——导致大一统帝国的早熟及帝国对暴力的垄断——导致文官制度的创立与儒士文化的诞生——制度规范下的竞争导致社会相对稳定及经济的相对兴盛——兴盛之后衍生保守与封闭——外来冲击之下寻求开放并走向重新崛起。
中国社会可以同欧洲武士文化相比的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雄的局面。同欧洲相比，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同欧洲大异其趣。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经一千三百年之久。其间领主与领主间的竞争，王权之间的争霸给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欧洲的多元权力结构——教会、王权、城市、商人同盟和王国对峙为竞争提供了条件和舞台。
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使得中西历史分途而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重农抑商的自然经济架构使得市民阶层无法生长，皇权垄断了国家机器，类似欧洲武士竞争的社会条件从根本上被铲除。在中国社会皇权一统的天下结构中，政治贵族兼掌精神道德权柄，类似武士的武力竞争不再可能，但却为科举制度出现和兴起提供了可能。兼有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精神支柱两种职能的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文官系统和科举制成为维持中国社会动态稳定的柱石。开科取士是中国独有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中国古代制度自觉运用竞争机制的伟大创造。大一统的政治稳定为士大夫之间的官场竞争开辟了和平空间，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皇权一统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读书入仕自由竞争的历史舞台。在今天，如果世界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一致称道，世界学界对15、16世纪前中国发展领先世界拥有广泛共识的话，古代中国将官场竞争规范化、制度化的科举制无疑是基本因素之一。
二、关于竞争的后果
欧洲武士文化的竞争催生了近代商业竞争文化，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也摧毁了武士文化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近代的民族国家乃是武士的直接继承人，而且还承继了武士的竞争精神。中世纪的武士的竞争为欧洲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所取代。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实力的强盛、科学的发达、经济的攀升，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规模扩大，力度加强，地域愈广，动员愈烈。由于欧洲本土各国力量的相对平衡，对外扩张、殖民渐渐成为扩展自己实力的最佳选择。于是对海外的殖民成为欧洲本土竞争的延长，海外殖民地成为新的竞争战场。由于欧洲海外殖民是欧洲本土内部竞争的逻辑延伸，是欧洲国家间竞争的放大，从而不仅刺激了竞争的欲望，也加强了竞争的力度。由于其他文明区域的积弱和落后，欧洲控制世界的竞争既难以受到本土内部制度性的制约，更不可能为海外其他文明区域的精神和物质实力所阻拦。正是在这种没有节制的海外争夺中，欧洲一意孤行，从殖民全球走到互相争霸直至世界大战。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两样。中国社会内部的儒士竞争虽然导致了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相对繁盛，但缺乏外来的竞争，也终使帝国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兴趣，走上了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保守路途。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所抬头的国家法人观念和地缘政治战略走向消逝；竞争、均衡、外交、和平等发达于武士文化的概念和手段从根本上受到抑制。换句话说，如果将古代的中国历史纳入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中去考察的话，秦汉以来一直到明初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兴盛还是文化繁荣上在世界上均是应该列入前沿的。但是，此后的中国则从守成走向封闭，最终积弱挨打。
2005年，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郑和西航六百周年纪念。比较郑和西航和八十七年之后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航程对理解当时欧洲与中国航海技术的优劣是有意义的。郑和航海活动比葡萄牙亨利王子早十年，比哥伦布早八十七年，比达伽玛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早一百一十四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远洋航海。然而，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哥伦布引领欧洲走出了本土，走出了中世纪，但是郑和航海却成了千古绝唱。
从我们今天所讲的竞争的话题来看，随着哥伦布船队而来的是一个扩张的欧洲，一个殖民的欧洲，一个将竞争从欧洲本土扩展至全世界的欧洲。也正是当时这一在世界上所向无敌的欧洲将要把世界卷入竞争的潮流甚至战争的旋涡。套用狄更斯的话：这是最好的欧洲，这是最坏的欧洲；这是智慧的欧洲，这是愚蠢的欧洲；这是信仰的欧洲，这是怀疑的欧洲；这是光明的欧洲，这是黑暗的欧洲。我再加两句话：这是竞争的欧洲，这是霸道的欧洲；这是凯旋的欧洲，这是疯狂的欧洲。
三、关于鼓励竞争与规范竞争
上述对中欧文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一方面旨在论述竞争作为文明推进的动力的功用；一方面也力图辨析竞争本身的两重性。竞争是发展的动力，因而必须鼓励竞争；竞争可能导致扩张和战争，因而必须规范竞争。
从中国看，科举制是帝国垄断暴力之后的产物，是有规范的竞争。规范的竞争与帝国的垄断促使中华文明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盛。但科举的竞争压抑了经济的竞争；大一统的稳定窒息了发展的动力。从欧洲看，武士的竞争导致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对暴力的垄断又为和平的经济竞争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也使武士的竞争升级为国家间的竞争。
中西区别不是有无竞争，而是竞争导致的结果。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竞争的结果。但大一统最终窒息了竞争。欧洲的竞争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但最后趋于平衡，走向一种竞争性的对外扩张。这一分析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提出问题：何以欧洲没有走向大一统？也就是说，欧洲何以能够维持竞争的活力？
对于此类问题，学界有不同的回答，但多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难有整体的观照。最近法国一位研究理论物理的学者科桑德（David Cosandey）在一本题为《西方的奥秘》（Le secret de l'Occident）的著作中提出一解，引起了注意。在他看来，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的发展，然而，科学发展则取决于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
他所讲的政治稳定是问题的关键。促进科学发展的政治稳定是一种他称之为邦国分立的政治稳定。欧洲中古封建王国旗鼓相当，近代以降民族国家平衡鼎立的局面提供了这种既分立竞争又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态势。而这种态势加上经济的繁荣便满足了刺激与保障科技竞争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来，这两个条件只是在古代希腊和近代西欧出现过。
何以只有希腊和欧洲得以出现这样的条件？科桑德的解释是：西欧与希腊地貌的相同之处是海湾纵横交错、海洋深入陆地。海湾交错形成的疆界相对固定，依峙海洋军事上易守难攻。海洋有利于开放，独立更为可取而统一难求。在此种地缘文化态势之下，强国难以吞并弱国，小国也可以抗衡大国，合纵连横有了空间，资源分配相对平均，科技竞争不可避免。科桑德的解释从地理因素出发，不免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不过，我们不妨将这一因素带入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以此重新观照今天中欧各自的地缘历史大环境。如果说，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地理因素的变迁几乎难以觉察的话，地缘政治历史的变动则是显而易见的。
四、中欧文明演进逻辑在当代的交叉互渗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欧借鉴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从追求统一的理想文明观的视角来看欧洲与中国的异同。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各主要国家不懈努力，寻求欧洲经济与政治的联合。欧洲联合的进程无疑也就是欧洲统一的过程。欧洲统一的梦可以上溯到古代。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一统天下一直到近代拿破仑帝国蓝图都是欧洲统一梦在历史上的反映。欧洲思想家卢梭、康德、雨果等都有关于欧洲合众国的构想。这能否说明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开疆拓土永无休止的统一与扩张的梦？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暴力、征战、外交、结盟，何种手段最为有效？以何名义最为正当？能否为了梦想而不择手段？如果说历史上的欧洲，统一均是以生灵涂炭作为代价的，欧洲联合所开创的从经济到政治的统合道路则是全新的历史创举。21世纪的人类能否理性与自觉地驾驭统一之梦？
第二个层面是从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和人类理性追求的角度来看欧洲联合的启示。一般说来，我们习惯于从外部看欧洲联合。外部看上去的欧洲联合是一个以统一为最终目的的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是当今世界上走得最远的地区性整合。这一整合如果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世界的政治分野与战略态势。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欧洲联合的内在机制。从这一角度看，欧洲联合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以民主方式尝试建构社会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工程。有学者将这一工程称为人类最后的“乌托邦”工程。
将“乌托邦”带入欧洲建设与全球化的框架中去思考，欧洲建设的理性主义特点昭然若揭。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梦想过，但又在梦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欧洲没有放弃。欧洲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仍然坚决地举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欧洲联合的努力，意味着欧洲人自强不息、不甘听任命运宰割的韧性。不过，欧洲联合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特点是对20世纪傲慢与强制型意识形态的超越。欧洲建设是一种将传统精神与把握未来的渴求结合起来，和平地、渐进地锻造社会制度模式的磨合、趋同的过程。从全球的视角看，欧洲与美国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取向。以法德为主的欧陆所表现出来的以平等为主的温和左翼精神同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色彩形成对照。对欧洲联合的更多关注，能否有助于我们在文明价值序列上更好定位？能否促使我们在自由、市场、平等、正义及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有更多的思考，从而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
第三个层面是从历史长程的视角来看欧洲联合的挑战。法国思想家莫兰曾指出过欧洲联合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是的，人类从来不缺乏和平的意愿，人类文明典籍中有关和平的呼唤也汗牛充栋。然而，人类的历史仍然充满残酷、血腥、冲突、战争。欧洲曾经相信，近代以来从欧洲发源的民族觉醒的潮流，可以将人民、族群带出专制、强暴、帝国、霸权的魔掌。然而，民族兴起至今的历史表明，暴力和战争不仅仍然同人类如影随形，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回望历史，人类寻求和平，为什么收获的却是战争？难道和平与战争本身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有没有可能从战争与和平的旋涡中超越出来，构筑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从而永久告别战争？
这正是欧洲联合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模式、追求主权共享的意义。欧洲联合之路是一条寻找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模式，重塑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交往规范的超越族群，超越民族国家甚至超越宗教、文化的探索之路。欧洲联合的历史实践，使人类看到了跳出暴力、专制、战争、霸权的历史循环的希望。以法德和解为例，没有欧洲联合的大框架，没有超越民族利益的大设想，没有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的大目标，法德的历史性和解是难以设想的，或者即使和解也难以巩固。显而易见，如果法德和解模式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的借鉴，欧洲联合也可以作为21世纪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模式参照。对于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和亟须重新调整战略平衡的亚洲说来，欧洲超越战争与和平的旧模式，锻造全球关系新模式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将这一话题引入国人的视野，开创欧洲与亚洲、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空间，正是我们创设中欧社会论坛的要旨所在。
第四个层面是从超越近代与全球共治的角度来认识竞争和驾驭竞争。按照科桑德提供的思路，从希腊城邦的地理竞争环境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再到欧洲尤其是西部欧洲的地缘文化发展轨迹，欧洲文明的演进遵循着某种十分特殊的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发展轨迹。我们今天即使假设这一设定成立的话，这也只能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具有意义。今天的世界无疑已是一个多元的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的世界。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将中国、欧洲、美国、巴西、印度等地缘板块通通纳入一个多足鼎立、互相制约的大框架中。如今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也不过即是当年希腊时代的爱琴海、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时代的地中海罢了。换句话说，全球化开创了一个世界各大文明板块得以平衡鼎立、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空间，为全球各大文明区域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给欧洲和中国两个文明区域同时提出了挑战和提供了机遇。机遇是中国曾经缺乏的有利于动态平衡的政治稳定的地理条件由于全球化获得了补充。加入世界性的竞争应该可以有效地根治中国大一统传统所带来的惰性。对于欧洲说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加入竞争，也可以成为制约无节制扩张冲动的重要外部限制因素。挑战则是，今天全球性的竞争如何避免重演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历史悲剧。如何驯化主权？如何把握竞争？如何将竞争化成世界的福祉而不是世界的灾难？如何将追求霸权的竞争变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如何从地球生态和人类永续发展意义上超越狭隘的追求经济增长的竞争？如何扬弃发展主义？从吸取中西文化演进异同的历史教训的角度，回应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既须鼓励竞争，又必须规范竞争；既充分利用竞争的动力，又避免竞争的恶性后果。剩下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规范化的竞争是否可能？欧洲联合所开创的通过协商、对话、和平、渐进而确立规范认同的模式应该已经为我们的时代从在世界范围内规范竞争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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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根据2008年9月30日武大国际问题研究院演讲稿整理。
天空、海洋、文明
——希腊随想(1)
每次到希腊，都不免同众多的观光客一样，去凭吊几处古希腊人留下的城邦遗址，去体味古希腊人与东方迥异的文化精神。近几年，我多次到希腊。但这种所谓发思古之幽情的情趣一直不减。且止是不减！希腊于我总是辐射出一股难以抗拒的引力。
流光四溢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这块面积仅有我国安徽省大小的由一个半岛和数百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土地上，据说曾经存在过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大名鼎鼎的以发明了奴隶主民主政治著称的雅典城邦拥有2700平方公里的领土，仅相当于我们一个小县的辖区。小的城邦国家更小，如在面积仅有3700平方公里的优卑亚岛（Euboea）上就曾同时存在过八个城邦国家。公元前5世纪初，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同盟赢得了波希战争的胜利。从此时一直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强争雄并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的时期。这一个世纪是希腊文明史上的黄金世纪。其时，希腊气势旺盛，商业繁荣，政治发达，城邦民主政体成为一时的时尚。这也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医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都生活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希腊建筑、雕刻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大多数现今犹存的希腊神殿遗址都建造于这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