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研史出身，先师曾专攻古希腊史。但希腊对我的引力，还不仅仅是其辉煌的典籍文明。希腊人长于建筑，他们将其最精湛的技艺奉献给自己城邦的保护神。在君临大海的山峰上，为他们建造巍峨高峻的庙宇。如雅典的雅典娜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戴夫（Delphi）的阿波罗神殿、森涅翁角（Cape Sounion）的波塞冬神殿等都是建筑史上的精品。今天游人们仍能从遗迹窥其英姿，而不得不叹服古希腊人非凡的创造才能和艺术天赋。
通过这些建筑作品去回顾古希腊的历史，最不同于读史书的体会是一种时空倒错、身临其境的感觉。曾经缥缈抽象的推理忽然幻化为可以触摸和感知的真实。荡游神驰于这些半隐半显的建筑遗迹群中，体味其中仍然流光四溢的文化精神，宛如进入到了那个光辉灿烂的时代。那也许是古典民主全盛时期的希腊，你仿佛在聆听伯里克利（Pericles）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演说；也许，神殿中正在举行神圣玄妙的宗教祭礼；或者，全体希腊人正沉浸在奥运会的盛大竞技节庆气氛之中。瞬间，某种从中而发的强烈的情感沸腾升华，你似乎捕捉到了希腊古典文明的真谛，豁然领悟了这个曾经哺育了众多先哲的岛国的奥妙。
生之源泉
然而，在希腊最令我留恋不舍的也非这些历史的遗物。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尤其是游人鲜至的小岛，更是令我乐而忘返。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希腊本土相比，岛上富有一种悠然恬静的古朴风貌。夏季岛上橄榄花开，冬季橘林果实累累。漫步于花丛果林之间，花香鸟语，陶然欲醉；登峰极目之时，海阔天空，心旷神驰。岛上常有成片的松林，苍翠浓密，时而有怪松耸立于山石之间，会勾起我对故国的丝丝眷念。
地中海的天空是碧蓝碧蓝的，绝无一丝云彩。在碧蓝的天空下是湛蓝湛蓝的海水。日落日出之际，海天之间，一道玫瑰色的光晕将海与天相隔开来，赋予大海一种神秘的色彩。据说这是地中海特有的自然景观，在亚欧大陆上是见不到的。我不禁遐想，正是如此的天空和海洋，哺育了那飞翔的希腊神话和旷世的希腊哲学。置身其间，你似乎在用血脉感受俄底修斯的海上探险，用心灵聆听希腊先哲浩茫的思辨。
在这碧蓝的天空与海洋之间，是世代生活于斯的岛民。岛上往往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重要经济作物仅限于橄榄、葡萄等。岛民们以海为生之源泉。他们喜爱大海，喜爱大海的韵色，也具有大海般豪迈的性格。岛上的村落房舍往往是由蓝、白两种颜色组成的。教堂的圆顶是蓝色的，房舍的门窗是蓝色的。这是天空和海洋的颜色，是大海的象征。衬以白色的墙壁，蓝色显得更蓝。海洋对于岛民，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生命之源，而且是心灵上的慰藉与依托，海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渗透到他们的审美及潜意识的深层心理之中了。
内海之内
初登海岛时，面对四面临水、海天浩渺的景象，心底常隐隐萌动着某种与世隔绝的心绪，或许是幼年读《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或许是更深层的内陆心态在起作用。然而，常识和现实都告诉我，大海没有造成隔绝，而是促进了交通；海岛不是封闭的中心，而是交往的出发点。岛民的出路在于海洋，优势也在于海洋。至少爱琴海上的岛民是深谙此理的。
爱琴海属地中海的一部分，从希腊半岛向东展开，北有罗多毕（Rhodope）山岭为其屏障；南通地中海处有横条状的克里特岛镇其门户，形成天然防波堤；东临文明发达的小亚细亚并接黑海与西亚内陆交通，固有“内海之内的内海”之称。这里风浪相对弱小，无潮汐之忧，海上航行便利。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爱琴海域就有人类栖息居住。如今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上都有古代文明的遗迹，在考古学上属爱琴文化系统。该系统以克里特岛米诺斯（Minos）文明为代表，是希腊本土文化的先声。它的一个显著特色便是其与古埃及文明、腓尼基（Phoenicia）文明乃至两河流域文明之间明显的传承关系，这无疑得益于航海交通之便及从此而来的较为开放的文明性格。希腊文化是继爱琴文化而起的，由于境内多山，土地贫瘠，古希腊人注重海上贸易。公元前5、6世纪时，希腊的殖民贸易遍及色雷斯（Thrace）、小亚细亚、意大利甚至地中海西岸的高卢（古法国）与西班牙的港口，地中海一度成为“希腊之海”。从爱琴海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太平洋，希腊文化是通过海洋向外输出的。
从海岛而归，不免有感同热情的希腊朋友交流。我曾如此谈到，由于海洋精神的熏陶，希腊人较易离土他迁。希腊本土居民现约九百万，而散居在海外的希腊人即达八百万之多，能否说希腊人不太眷念家乡吗？朋友答道：希腊人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但绝不止于家乡，希腊人的根是扎在海上的。我似乎顿悟为什么希腊人将自己城邦保护神的殿堂建造于山巅并面临大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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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信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希腊—土耳其之行
返乡的奥德赛(1)
有人说，每一个到希腊的欧洲游客都可以说是回老家了，是在走过一大段人生之路后回到其精神家园。此话不假，他们每个人都是两千多年后重又返乡的奥德赛呀！
我一直十分钟情于希腊，但是，打道希腊去土耳其却是今夏以前从未想过的。今年8月，法国酷热，我们一家三口临时匆忙决定去土耳其西部“避暑”。不过，此时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机票早已售罄，太太提议可以从雅典转机经希腊内线飞机到与土耳其较近的某个小岛再乘轮渡过境。太太可算是希腊通，她的希腊语讲得同希腊人一样，我们在希腊的行程不会有语言的障碍。这一着本来是权宜之计，没想到却是一条十分理想的观光路线。
科斯岛：希波克拉底之岛
我们先从雅典到离土耳其地中海西岸只有一箭之遥的科斯岛（Kos），这里同土耳其重要港口城市博德容（Bodrum）隔海相望，乘飞艇仅须二十分钟。从科斯岛渡海东去是我们的目的，但希腊的奥妙在于海洋，使你很难绕开海岛，过而不游。在遍布爱琴海的数以百计的岛屿上，无论大小，都留下了希腊文明的印记。它们既是一部部独立成章的文明史话，又是希腊文明大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华章彩页。科斯岛就是这样一个岛屿。论面积，科斯岛不到三百平方公里，但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特洛伊战争。《荷马史诗》记载科斯岛曾经派遣三十多条战船参加了此次战争。
今天看来，最令科斯岛岛民感到骄傲的可能既不是这里充足的阳光和四季适宜的气候（希腊这样的岛屿比比皆是）；也不是其地下密集的考古发现（希腊是名副其实的考古富矿，似乎只要一动工就会遇到古代建筑的旧址）。科斯岛的骄傲是这里于公元前5世纪时诞生了医圣希波克拉底篇章。希波克拉底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现在西方的医大学生毕业时仍然必须宣读其“希波克拉底誓言”。当地人将科斯岛称为希波克拉底之岛。希波克拉底国际基金会设在这里，科斯城似乎也围绕着希波克拉底而建，市中心有一棵古老的梧桐树，裂开的树干少说也有两米的直径，人称希波克拉底梧桐，据说医圣多年就在这里讲学和写作。当地人介绍，此树固然不是希波克拉底当年的老树，却是从老树的根基发出的新树。
爱奥尼亚：轴心文明
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对于人的存在本身的意识，文明开始对文明本身进行反思。取得这一突破的文明就进入人类文明的第二阶段，反之就沉沦于历史的汪洋。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希腊、犹太、波斯等地中海及中亚地区的文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和印度文明都在差不多同一时代取得轴心突破而进入文明第二期，埃及、巴比伦文明则没有能够取得突破。希波克拉底是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巨人，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如果说希波克拉底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医学，将其带出了神秘主义黑幕的话，希罗多德则是古代世界开创实证史学的第一人。今天看来，他的“历史”还带有从游记到“信”史过渡的性质，但他却不仅使希腊人的视野伸展到希腊以外的世界，也使历史学跳出了“史诗”的框架，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
我在此讨论希罗多德，并不仅仅因为本人研史而对希罗多德情有独钟，实是由于我们从科斯岛渡海所到之地土耳其港口博德容便是希罗多德的诞生之地，对学史的人来说，这也应该算作一次朝圣之旅了。有意思的是，希罗多德同希波克拉底的家乡不仅隔海相望，近在咫尺，而且他们两人也以同一语言写作，所谓爱奥尼亚语。爱奥尼亚（Ionia）正是我们此次旅行地区的古地名，指爱琴海东岸一带。爱奥尼亚语据说属当时希腊大世界的方言之一，只不过这一方言在轴心时代正是希腊知识阶层的用语，而爱奥尼亚学派也是希腊哲学史上的源头。早在公元前10世纪荷马就用爱奥尼亚语创作其伟大的史诗。毫无疑问，以如今博德容、伊兹密尔（Izmir，土耳其第三大城）为中心的爱奥尼亚曾是希腊世界的文化摇篮，是所谓轴心突破的发源中心。博德容的古名是哈利加诺思（Halicarnassus），而这个哈利加诺思正是那个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摩索拉陵墓的所在地。说此地区是古希腊文化中心，还有建筑奇观作为有力的佐证。号称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中有三处集中于这一地区：除去摩索拉陵墓之外，这里还有爱菲思（Efes）的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及罗德岛的大铜像两大奇观。
如今，无论是在博德容，还是在爱菲思，古代奇观自然都已无处寻觅，但是，无论是在博城，还是在塞尔楚克（Selcuk，爱菲思遗址的所在地），看到的都是土耳其西部繁荣、开放的一面。博德容是土耳其的西大门，是爱琴海上的重要观光游览港口。港口游人熙熙攘攘，间或有近处清真寺祈祷歌声飘来。港湾停泊的游船星罗棋布，船上各种彩旗争奇斗艳，船主们以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招徕游客出海观胜。
爱菲思：孤独的棋子
从博德容北上，驱车两小时，就是古希腊及罗马时代都赫赫有名的大都会爱菲思。爱菲思声名远播的主要原因也许仍然是其无与伦比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据说此神庙比雅典的雅典娜神庙还要大四倍，整个建筑共用一百二十七根石柱支撑。神庙是希腊建筑史上的辉煌成果，但折戟沉沙，历经战乱，神庙遗址虽在，神韵已去。爱菲思则不一样。去过爱菲思的人一定会有同感，不用去寻找阿尔忒弥斯神庙的遗风，爱菲思古城遗址本身就是一大奇观！爱菲思地处欧亚大商道的西端，是陆海丝绸之路的汇集之地。从今天还远远没有发掘完毕的遗址看，俨然是一派帝王都府之风。宽阔的街道，宏大的广场，雄伟的图书馆，鳞次栉比的大小神殿、剧院、竞技场一应俱全。同一般古希腊旧城不同的是，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和高耸的廊柱之外，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富商住宅。爱菲思既是商城，也就必须具备各种满足商业的行业，妓院、澡堂也占有重要位置。
在古希腊的土地上游历，主要看到的是石砌的神殿，虽然大多只是断垣残壁，但高峻巍峨之神韵犹存。游人受此影响，往往容易感到古希腊文明强烈的宗教氛围。但在爱菲思，却有一种世俗之气荡漾而出。谈不上亲切，也谈不上新鲜，但我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受。古希腊铸就了飞扬的神话和求真的哲思，但也同样具备热烈的情感和浑厚的人性。
不过，爱菲思不仅保存了希腊文化中世俗的一面，它自身可能也有其独特的一面。爱菲思的主神是阿尔忒弥斯，她是宙斯之女，阿波罗之姐。她是自然之神，是森林的猎神，性情狂放不羁，暴烈而易怒，在爱琴海东岸她更被赋予了生育的功能。对她的崇拜难道也体现了自然物欲的一面？据说，爱奥尼亚地区是阿尔忒弥斯的领地，而爱菲思则是她的崇拜的最大中心。在土耳其西部这一带，希腊罗马遗址像是一幅摆开的棋局，棋子多而密，参观也甚为方便，但如果不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尤其是同沿岸的希腊海岛连接起来，就难以看到棋局的阵式和棋子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依赖。今天，博德容仍然是地中海上的重要港口，因而也为游人留下了十字军东征及奥斯曼帝国古城堡。但像爱菲思、帕瑞乃（Prienne，另一座古希腊重要遗址，雅典娜神庙依山而建，雄伟险峻）都是古代的港口。陆海的变迁，使其海路关闭，成为孤独的棋子，因而随之衰落。
帕加玛：秩序与认同
从爱菲思再向北二百公里，是世界著名的帕加玛（Pergamum）古城。这里曾经是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最繁荣时据说人口多达二十万以上。帕加玛的名气很可能得益于今天在德国柏林帕加玛博物馆陈放的宙斯大祭坛，但在帕加玛本地游客却无幸一睹这绝世珍品。
徜徉于希腊文明旧迹，我常常禁不住提问：希腊的神祇众星灿烂但又主次分明，它们如何相处和共存？宙斯的伟力为什么没有遮掩和平之神雅典娜、爱神阿芙洛狄忒以及海神波塞冬的光芒？难道在这强权与力量的背后还有别的东西规范着天界及众神间的秩序吗？
回到巴黎，见到法兰西学院教授、希腊神话学专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一个有关访谈，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认为宙斯强权是通过抗争获得的，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宙斯是秩序而不是力量的化身，他与众神的关系是秩序与认同的关系，而不是丛林法则。韦尔南引述修昔底德的话指出，雅典的衰落就是由于后期的雅典过于相信强力。
从土耳其返程，我们经过萨摩斯岛（Samos），这是又一个游客云集的希腊小岛。这里似乎是北欧游客的天下。对于他们说来，希腊是再理想不过的度假胜地了。这里有慷慨的阳光和细柔的沙滩。不过，希腊对欧洲人的吸引力，我想主要不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她的文化积淀，她的欧洲文化之根。有人说，每一个到希腊的欧洲游客都可以说是回老家了，是在走过一大段人生之路后回到其精神家园。此话不假，他们每个人都是两千多年后重又返乡的奥德赛呀！今天我们到希腊世界观光的亚洲人，谁说不也是朝圣呢？对我来说，希腊文化同样会激起无限感慨。希腊折射出的是另一种文化的魅力，同熟悉、亲切的故土文化相比较，希腊文明的精神更能启我思考！这是另一种追求，另一种境界，另一个文化家园。从对文明制度的认同来说，谁说我们不也是希腊文明的精神之子呢！
在欧洲与亚洲之间(2)
轴心时代的爱奥尼亚曾经为希腊世界的文化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爱奥尼亚不仅属于轴心时代。从地理上说，爱奥尼亚这块地盘主要属于更广大的所谓安纳托利亚或称小亚细亚的亚洲大陆。而在这块大地上此消彼长逐鹿迁徙的人类族群的历史渊源要远在希腊文化发祥之前。不过，此次希腊—土耳其之行对我说来，除了希腊文化的回鸣之外，恐怕就要算土耳其现实的撞击了。
基马尔：脱亚入欧
我对土耳其的知识和兴趣，一直限于纯书本。从土耳其民族打败东罗马帝国建立横跨欧亚非并一直持续至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脱亚入欧”的所谓基马尔主义，再到目前土耳其为加入欧盟所做的巨大努力，都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国的历史与现状有所关心。
到土耳其之前，我至少有三点先入之见：一、土耳其是一个亚洲国家，尽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西有很小一部分被博斯普鲁斯海峡划到了欧洲一边；二、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这里除了0.2％的基督徒以外，其余全部是穆斯林（我这里引的是官方统计数字，自然是准确的）；三、土耳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实行强硬的西化政策，效果并不佳，这两年伊斯兰力量包括原教旨力量上升，社会冲突一定显而易见。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两周的游历，使我这三点看似正确的判断都发生了动摇。
从严格地理意义上讲，土耳其自然属于亚洲，但欧洲与亚洲真的能够为一道海峡分开吗？从希腊渡海，如果不是语言的变化，游人是难以觉察已经骤然到达另一国度的，更不用说咫尺之间已经是另外一个大陆了。在土耳其西部沿海各城市，街上有时也可看到包头的年轻女士，这与其说是伊斯兰的标志，不如说是另一种乔装打扮。相反，街上金发、银发女郎比比皆是，迎面而来，香风缭绕；女郎们穿着时髦也不减巴黎，敞胸露背者有之，袒露肚皮者也有之，据说这在巴黎也是近两年才流行的打扮。土耳其各地的情况肯定差异甚大，但至少在我们所到过的爱琴海地区，此乃普遍现象，并不仅限于港口城市。仅仅从这一现象看，已经同我上引99.8％的穆斯林的数字所连带的形象大相径庭了。
沿地中海海岸线，是土耳其繁荣的旅游区，欧洲游客为数众多。但从博德容北上进入近两年发展极快的库沙达瑟（Kusadasi），也是土耳其新起的中产阶级的休闲地区。时值土耳其人的度假高潮，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及附近工业重镇伊兹密尔的度假者大批西下，寻找阳光、海滩，在我看来，已同欧人没有区别。从旅游景点特别集中的这一带看来，土耳其人好客、善良、开放。而好客、善良更远胜发达国家一筹。相对说来，当地亚洲游人不多，因而很受注意。当得知我来自中国之后，土耳其人的反应总是十分热烈，使我们同他们的交谈变得容易起来。我向一对来自安卡拉的医生夫妇表示，在土耳其旅行，似乎同在欧洲旅行一样，他们说，那你一定是只看到了土耳其的西部。土耳其的西部已经欧洲化，但东部则趋向阿拉伯化。
土耳其分七个大区，爱琴海、地中海区与伊斯坦布尔地区无疑是土耳其最为开放的地区。加上首都安卡拉所在地中安纳托利亚，基本上是土耳其的西半部。这是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是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的龙头，将土耳其拉向欧洲，拉向现代；而东部则是土耳其的穷困之地，传统上属于伊斯兰文明的地盘，不像西部是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浸淫之地。从文化及精神上，不如说，亚欧的分界线实乃存在于土耳其内部的这个东西之分。
世俗化：东西分裂
土耳其于1923年建立共和，有土耳其之父之称的开国元勋基马尔将国家的世俗化作为现代土耳其的立国之本，是土耳其试图走近代欧洲世俗化的道路的正式开端。土耳其的这条路，在伊斯兰世界是罕见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中唯一一个政教分立的民主国家。但到现在为止，土耳其的现代路还没有走完，甚至难以言成功。90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伊斯兰激进力量抬头，1996年甚至上台执政，结果被军队政变推翻。目前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属温和伊斯兰倾向，也证实了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不过，几乎有点悖论性质的是，现执政党上台后却大力推行自由化政策，坚决重申执意加入欧盟、放松对库尔德人的限制政策、加强人权立法等等。
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土耳其都一直在东西两方之间撕扯。法国一些土耳其研究专家指出，土耳其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战胜本民族的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分裂，实不为过。然而，就我目光所观察的表面现象而言，土耳其的这种文化认同上的两难困境，似乎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并未造成社会精英同非精英的对立。无论是在较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在城里人与农民之间，在度假者与街头小贩之间，互相接触均彬彬有礼、和蔼诚实，看不到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城里人欺负、鄙视乡里人的现象。
西化：土耳其道路
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风光，实同希腊景致十分相似：火辣的阳光，干燥的热风，半秃的山岭上星星点点的橄榄树。不同的是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柑橘、柠檬、桃、梨、石榴等最为常见。土耳其是农业大国，欧盟是其农作物的主要销售市场。现在正是桃及无花果成熟的季节，路边的无花果常常随手可摘。驱车走小路，常常穿行于挂满红彤彤鲜桃的桃林之间，不期然进入一种万绿丛中点点红的境界。我们所下榻的家庭旅馆的老板奥斯曼先生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土耳其的土地是肥沃的，肥沃得不用耕耘就可以长出瓜果。
不过土耳其对我不同一般的触动，自然不是这美丽的地中海风光。同中国相比，土耳其是世界少有的同中国历史命运具有甚多相似点的国家。回到巴黎之后，一位汉学家朋友打电话问我土耳其与中国有什么相似之处，我列出三点：
中国与土耳其都是后进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与土耳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
两国在近代都采取了激进西化措施。
土耳其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历史应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土耳其的这块沃土，一直是各不同文明的争夺交错之地。从公元前2000年起，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就在这里各逞其能，此衰彼长；二是自8世纪起渐渐从中亚迁徙而来的土耳其语种的民族开始在此扎根，进而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将这个绵延千年的横跨欧亚的基督教帝国永远送入了历史。土耳其人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历史的惰性，不事改革而衰败。这一历史命运，同中国异曲同工。奥斯曼帝国的垮台，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的攻击，不如说是本身的枯萎。
土耳其近代的历程，是同国父基马尔的业绩分不开的。基马尔于1923年创立土耳其共和国，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现代世俗政权，制定宪法，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立，解散宗教团体，禁止穿戴伊斯兰标志的头巾长袍，取缔一夫多妻制，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等等。毋庸置疑，土耳其建立世俗政权的路是充满了血与火的，基马尔铁腕治国，以一党独裁和镇压为西化铺路，既为土耳其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土耳其与中国
对我来说，土耳其同中国的相似点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二者间的不同点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当今的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传人，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其说是由于近代的落伍，不如说应归咎于其过度的扩张。横跨欧亚非的日不落帝国、僵死愚顽的官僚体制、不思进取的末世苏丹等，使得奥斯曼帝国注定不能逃脱近代之劫。但是，土耳其民族天生不缺开放心态。土耳其是唯一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中型国家，其貌似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乃是一个半岛，在亚洲，除了岛国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否海岸线如此长的国家。它三面环海，又处于古往今来的文明交会地带。基马尔之所以能够实行如此强硬的西化政策，乃是因为他年轻时就接受了法国政治文化，崇拜启蒙大师卢梭、孟德斯鸠。
基马尔的铁腕虽然遇到过抵制，但并没有激起持续的历史反弹。从1946年起，土耳其开放党禁至今，左右冲撞，军人干政，几经波折反复，但基马尔所留下的现代世俗原则却从未动摇。1950年土耳其第一次民主选举，反对党民主党获胜，基马尔党人下野，权力和平移交。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们碰上的土耳其人都说，我们都热爱基马尔的解释。基马尔于1938年逝世，他1934年获得土耳其之父（Ataturk）的称号，现今不仅其塑像随处可见，且人皆称其为土耳其之父，似乎他的真实姓名已被遗忘。同中国近代的革命反复、左右折腾比较起来，土耳其人保住了基马尔留下的现代基业之遗产，比我们少走了弯路。
不过，基马尔主义是于战火中出生的，其血液中潜伏着暴力的基因。这是为什么直到目前，土耳其民主体制仍然难脱军队监控的名声的原因。1960年、1980年军队两次政变，1997年军队再次干预政权，迫使伊斯兰激进力量退出联合政府。军队自称是基马尔主义的捍卫者，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卷入世俗政权。从一般意义上讲，民主政权不仅应该是世俗的，军队也应服从文官政府，这也是目前欧盟要求土耳其加入欧盟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然而，土耳其是一个后进国家，尤其是一个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国家，军队坚持世俗原则，也许是防范社会重新伊斯兰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处于欧亚之间、东西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土耳其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较中华民族尤烈。近年来，土耳其大踏步向现代社会迈进，加快了融入欧洲的步伐，各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普遍感到文化与精神撕裂，伊斯兰激进势力于是乘虚而入。1996年伊斯兰激进势力取得大选胜利被军队逼下台后，去年提前大选上台的则是温和伊斯兰势力，证实了伊斯兰力量坚忍而持续的回升。在一个名叫古吉尔的小镇，一位法语十分流利的餐馆老板告诉我们：土耳其军队已十分腐败，国家预算有一半被军队占用。不过，抵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军队也不行。
欧洲的光明
然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土耳其这种激进西化如果也是一种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目前这一道路有否通入阿尔及利亚陷阱之忧？阿国1991年底大选第一轮投票，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获得多数票，旋即被阿尔及利亚军事当局镇压。军队镇压与原教旨主义暴力恶性循环，阿尔及利亚至今未能走出这一历史怪圈。不过，土耳其受惠于来自欧洲的光明。没有欧洲市场，土耳其经济将无法振兴，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土耳其将快速投向激进伊斯兰的怀抱。如今的温和伊斯兰政府，全力争取加入欧盟，给人带来希望，然而，假如欧盟拒人于门外呢？以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库尔德民族问题、军队干政等为由（这些都是正当的理由），欧盟最终难以接受土耳其也不是不可能的。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没想到，土耳其一行之后，我却不得不在心中默默地为土耳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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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3年第12辑。
(2)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4年7月号。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1)
埃德加·莫兰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博学强记又独树一帜。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他提出了“复杂思维”的整体思维范式，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从50年代开始，莫兰即开始将“复杂思维范式”运用于其学术研究，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他的《人与死亡》（L'Homme et la mort，1951）、《电影与“想象人”》（Le cinéma ou l'homme imaginaire，1956）、《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1973）是他对人、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意象世界中的人的开创性研究。
人是莫兰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对于人的整体性、复杂性的探寻，使莫兰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生物圈的关系、人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等宏观领域，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人与人本身，不同属性的人，如生物的人、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等心理及生理层面。他从1977年开始发表其五卷本的鸿篇巨制《方法》，这是他对人作全面反思的扛鼎之作。今年11月，该书第五卷上册《人的身份》（L'Humanité de l'humanité）问世，首次系统论述人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三个特性：个体的人、社会的人和物种的人。
莫兰不是书斋型的学者，他是当今世界整体走向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走出20世纪》（1981）、《反思欧洲》（1987）、《地球—祖国》（1993）、《文明政治》（1997）等是他思考当代世界危机、关注人类前景的甚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对当今社会文明危机的诊断，他提出的走出“单一经济技术全球化”、走出“数量发展逻辑”、施行“文明政治”等思想在法国、欧洲已渐入人心。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西、意、葡、德、英、日、俄等十几种外语。其中《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地球—祖国》、《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方法：天然之天性》、《方法：思想观念》等已有了中译本。
最近，笔者就有关问题请教了莫兰教授，以下是此次访谈记录。
2001年12月于巴黎
陈：莫兰先生，您是著名的思想家，近年您对复杂思维的研究和倡导渐渐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我首先想请您谈谈对于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看法。
莫兰：我曾经写过一本书，题为《地球—祖国》，此书已译成中文。在此书中我阐述了我的有关看法和希望。我们不仅有作为民族国家的祖国，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祖国。我觉得我们应该建造一个我称之为的“社会世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几个世纪前就启动了，将世界连成一体。这是一个险恶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在这一进程中，西方通过奴隶贸易、强权、抢劫、征服，将世界其他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今天，在非殖民地化之后，世界仍然留下了昔日的不平等的烙印。的确，西欧在几个世纪之中曾经是统治世界的中心。这也许是最为残酷的统治，但却不是唯一的统治，成吉思汗、铁穆耳都曾统治过世界。虽然他们的统治是短暂的。但我同时要指出的是，从西欧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价值，也成为非西方解放的武器，使他们得以挣脱西方的统治。如民族自决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女权思想以及国际主义的思想等都产生于欧洲。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的悖论：欧洲一方面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民众，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陈：请问现在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莫兰：当今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始于1989年。它建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技术基础，尤其是全球传播系统，电视、电话、因特网等等；另一个基础是经济的，即世界市场。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我们既可以将这一阶段看作全球化进程的终结阶段，也可以将此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即是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的兴起。
陈：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需要一些什么因素呢？
莫兰：需要一块地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块地域就是地球；需要一套传播网络，我们现在有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传播网络；我们还需要一套经济体系。这套经济体系也已存在，但可惜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缺乏控制和调节，特别是缺乏导向。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并非导向人类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缺乏一套控制系统、一套指导系统。我们开始有了一点法治系统，如海牙国际法庭，但这仅仅是一个最初的起步。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共同的制度体系，但很脆弱，如联合国。我们也有一些还处于胚胎阶段的尝试，如京都的环境保护协定，旨在避免人类生存状况继续恶化。
陈：这就是我们可以形成世界社会的全部因素了。
莫兰：不，我们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因素。
陈：哪些最基本的因素？
莫兰：首先是对全球共同命运的意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目前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这样的共同命运。核爆炸威胁、生化武器的威胁、环境污染的威胁，从根本上讲，也有经济问题，经济缺乏调节的问题。进一步说，我们甚至存在一个文明问题。
陈：怎样理解您说的文明问题？
莫兰：我们如果要尊重各个不同的文化，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文明政治”。所谓文明政治就是一些规则，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但我们缺乏共同的星球公民意识。现在只有某些前卫群体有这种意识，如世界医生组织一类的各种人道组织，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人道援助，救死扶伤，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如大赦国际组织，他们反对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非程序审判、酷刑；如国际生存组织，他们为那些正在消失的土著人部落的继续存在而抗争；还有如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维护生态环境。
陈：在您的书中，您认为目前全球化的趋势不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还隐含着相当的危险性，因为这个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没有节制、没有导向机制的过程，而且人类迄今为止也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您提出了“社会世界”的概念，作为人类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我的问题是，在经济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真能抗衡这股潮流吗？您提到的这些前卫群体的行动，真能成为全球共同的意念，并付诸行动吗？
莫兰：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起源于一个支流、一个分叉。从宗教史上看，同犹太教相比，耶稣乃是一个支流；相对于当时中亚地区的官方宗教，穆罕默德也是一个支流，他当时被逐出麦加。思想史上也是一样。这些思想如果仅仅是支流，是少数人的信念，那是没有力量的。但是，这些力量在某一个时候就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获得传播，并且得到比较多的人的信服，那时，这股潮流就会变成一支有力量的运动。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上。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较为文明的地球，一个比较具有人性的世界。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可能使人类毁灭的灾难，也为了至少实现我们每个个体、每个民族的一部分希冀。从我的角度，我不担心我们没有力量，我担心的恰恰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足够快地来扩大建设的力量，抗御破坏的力量。
陈：您刚刚出版了新书，《人的身份》，这是您的五卷本的《方法》一书的第五卷上册。您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研究您所称之为的“复杂思维”。您的研究在思想史上被认为具有突破性，甚至是革命性的，能否谈谈您的这套“复杂思维”系统同西方思想史上常见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莫兰：从知识论上讲，常见的思维是建立于一种分割基础上的思维。不是将事物看成一个整体，而是将事物分成各个不同的元素。比如说，人是什么？人是三种东西的总和：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作为生物类型的人。这三种实在是完全不可分的，但是，人们却将人分开来进行研究。作为生物类型的人由生物学来研究，作为个体的人则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人则是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人的这三个特性不仅仅是不可分的，而且，其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个体的人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也存在于个体之中。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社会的各种信息，语言、文化、禁忌、规则。我们生活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也存在于我们之中。同样地，我们属于人这个生物类型，但这个类型也因我们而存在。不仅我们身上具有各种生物人的生物组织机制、程序，而且这一生物类型的繁衍也不可能离开个体的人的竞争和繁殖。从这种分割的思维方式看来，我们面对着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个体既是产物，又是生产者。他们是社会的生产者、生物类型的生产者而同时又是这后二者的产物。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某种循环关系，产物和结果本身是生产和原因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复杂思维的逻辑。
陈：您的理论让我想起中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
莫兰：也许，我们可以和中国式的思维如道家的思维相比较。道家思维的出发点不是分割，而是整体。阴与阳不是被分开的，而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思维同中国思想传统是相通的。但是，在西方，情况则完全不同。我所在的这条思想传统，在西方是一个少数派的传统。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到了近代，有蒙田、帕斯卡、黑格尔、马克思，然后有一些科学家。
陈：怎样准确理解您的“复杂思维”中“复杂”的含义？
莫兰：“复杂”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complexus”，这个词就是编织在一起的意思。比如说一块挂毯，它是由很多不同颜色的丝线编织而成的。如果你只是看一根根的丝线，你得不出什么画面；只有把这些丝线编织起来，才能得到一幅完整的画面。“复杂思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它要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事物，作为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事物的构造。
陈：请问“复杂思维”这个概念在现实世界的应用？
莫兰：我们随时都会遇到事物复杂性的挑战。拿人的心理构成来说，我们的人格是多重的，甚至是矛盾的。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心理状况同你热恋时的心理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实际上就如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般来说，当我们说，这件事很复杂，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此事进行描述和下定义。如果你说国际形势很复杂，也就是说你不知如何评判。复杂思维的观念，就是要回应这种复杂性的挑战，为思考这种复杂性提供思想工具。这不是一个旨在解决或解释所有问题的观念，但却企图弥补我们主流思维方式——分解式思维方式的一个主要的弊病。
陈：分解的思维方式是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
莫兰：是的，分解的思维方式源起于西方，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传播于全世界。所幸的是，现代科学革命导致了西方对事物整体性的重新承认，即使在这一过程中“复杂思维”这个词也并没有出现。比如说，在20世纪初，微观物理学革命表明，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没有任何简单元素。要描述粒子，必须动用两个简单的但互相矛盾的概念：波与微粒。这一革命可以视为实在领域里的复杂性革命。科学领域中的类似的革命继续进行，一些研究领域开始合并，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总是不断分工。如在天文学方面，在地球学方面和在生态学方面。生态学成为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世界的学科。
我认为，我们应该具备思考复杂性的能力，掌握处理复杂性的思维工具，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行动将是不切实际的，有时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总之，我以为，对于人类来说，认识和应对世界的复杂性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一次思想革命。
陈：您的复杂思维是一个整体思维的系统，您既从星球、人类、社会等整体角度来思考人类个体、部分，也从个体、部分角度来思考整体，如何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理解您的理论？
莫兰：首先我想分析一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确实，经济自由主义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现在它已日渐式微。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简单化的弊病是它认为人类世界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可以推动人类进步。我认为，经济并不能调节社会，相反，社会则可以甚至应该调节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世界，调节经济和为经济导向。
陈：如何看待您的思想同当今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如自由主义的关系？
莫兰：我认为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我坚信各种意见都应该能够自由地发表。实际上，只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得以相互碰撞，经过交流得到综合，社会才是有效率的。这是从政治自由的角度来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