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是承担了标新立异的时代重任的。他们既承启17世纪英国洛克、牛顿以来的唯物、实证哲学的传统，又扬弃笛卡尔以来的唯心怀疑体系。正如马克思从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著名命题中导出“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是现实的”革命命题一样，启蒙思想家从笛卡尔以思证存在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命题中引申出“存在就应是思想的”理性命题，使其成为批判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18世纪没有出划时代的哲学家（生活于18世纪后半的康德是一个例外，在思想史上，康德更属于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不是学问渊深的学究，他们大多不懂古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因之而无法成为《圣经》考注专家。同17世纪的英国不同，18世纪的法国的上层沙龙社会要求的不是博学，而是理智、精神。
18世纪哲人的任务不是建构系统，而是唤起大众对科学、理性的信心，用理性的尺度对世界、对社会重新审视、重新估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反杜林论》）。他们要求把过去的一切都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建立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卡西尔对启蒙的18世纪作了这样的描述：“‘理性’，是这个世纪传播的中心和机会的交点，它表达了该世纪所有的欲望，各色的努力，一切的意愿和全部的创造。”（《启蒙哲学》）当代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法国革命史权威索布尔（Albert Soboul）对18世纪作了最高的评价：“如果丈量世纪的尺度是思想的自由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的话，18世纪便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文明与法国大革命》）
二
以启蒙为其特征的18世纪，终于在其末期迎来了暴风骤雨式的法国大革命，而这个革命恰恰又是以其激进深刻的革命思想与相对完整的革命立法光照世界与经久旷世的。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的这一特征大大受益于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世纪欧洲维系社会秩序的支柱有三：神权、绝对专制主义与社会等级制。思想启蒙在这三方面都给予旧制度以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神权这条线上，从梅利耶（Jean Meslier）到伏尔泰，批判的锋芒都指向宗教、神权。他们指出，宗教的根源是无知、狂热、欺骗，教会不宽容，教会是镇压异己的手段，提出用理性的尺度来检验基督教。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公开宣称宗教是人类进步的死敌，痛斥君主支持宗教是为自己的利益。他在1756年《揭开基督教的面纱或对基督教原则与作用的检验》（Le Christianisme dévoilé, ou Examen des princip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一书中写道：“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它（基督教）仅仅是从迦勒底人、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借来的充满了谬误、荒诞的教条、幼稚的仪式的支离破碎的破布。”
针对绝对专制主义，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同其时大多启蒙思想家不大相同，有“政治学之父”之称的孟氏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始终持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理论并不始于孟德斯鸠，17世纪洛克已有明确论述，然而洛克将三权的基点建于五权之上。孟德斯鸠的特点则是强调“法”的绝对权威，任何力量都无权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作出独断。在后来的法国革命中，虽然有多种派系纷争，然而在树立法的绝对权威上，革命各派却从来未有分歧。
在批判社会等级制方面，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卢梭反对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社会契约论，将社会理想化为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社会平等建立在天赋人权理论上，这一理论虽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代议政府有异，但在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点上无质的区别。代议政府承认治理与被治理的区别，但这并非源于人的不平等，而是来自社会分工的不同。个人可以充任政府成员，参与治理社会，是由于他为生而平等的人们所认可。革命的原则是：若无人民的认可，任何人无权治理社会。这正是卢梭“主权在民”、废止社会等级、个体之间建立契约关系的现代政治理论的实施与推进。卢梭学说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为革命者提供了思考现实、认识现实（这一现实是历史的延射），使他们得以在现实中找到革命的位置，使革命免于盲从。
三
在迄今为止的法国革命史学研究领域里，在对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虽然众说纷纭，左、右派意见颇不一致，然而，任何人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大革命是一股深刻的思想潮流与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撞击。长期以来，启蒙与革命结成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姐妹。一方面，启蒙是革命的先河，启蒙思想孕育了革命，即使启蒙思想家并未预料也并不希望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革命是启蒙的使者，是时代的先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它仅仅是将思想变为行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领域的拓展，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化。新的研究表明，理论与革命的关系往往是错综复杂、交互影响的。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即是如此。启蒙固然是革命的先导，但革命也并非总是被动地遵循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当理论本身的创立并非为革命做准备时（相对的例子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实践者实际上自觉地从启蒙理论中吸取营养，选择性地接受，并尽可能开发其中的革命成分，摒弃不符合革命行动、斗争局势的理论。
革命是启蒙思想的产儿，然而革命更是其时代的产儿，如果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不谈，革命是其时代整个文化思想的产物，这里不仅有同启蒙思想同时的各种思维，更有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机制及社会心态。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中从斐扬党人到克伦特派再到雅各宾俱乐部执掌权力的逐渐递进的政治程式在思想上也是革命实践家对各种启蒙理论逐步扬弃的过程。罗伯斯庇尔在大恐怖时期宣称他自己站在卢梭一边而反对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便是明证。
18世纪的法国虽然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人们的心理意识仍远远落在后面。启蒙思想虽然有广泛的传播，但其主要触及社会上层（包括贵族与大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传播的渠道还十分不畅，其时昂贵的书价及森严的书禁更使启蒙思想的传输受到很大限制。据估算，孟德斯鸠的《法意》（De l'esprit de lois，亦译为《论法的精神》）在其出版后的十八个月中再版二十二次，印刷三万五千册之多，在1759年一年中，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再版八次，《百科全书》征得四千名认购者。但这种现象远非普遍，卢梭的《爱弥儿》远比《社会契约论》受欢迎，重要唯物主义哲学家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的几乎全部著述，莫雷利（étienne-Gabriel Morelly）的《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ou de véritable esprit de ses lois）却鲜有读者，狄德罗仅仅作为戏剧家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才为人知晓，他们众多的大胆抨击宗教、社会的著述也罕有人问津。传统虽在松懈，但仍然顽强地束缚着人们的心灵。
然而，法国18世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不再允许仅仅对旧制度进行纯思想的讨伐了，行动将起来代替言论，批判的武器应该让位于武器的批判了。这一急转直下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促进了思想心态的进一步解放，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革命的历程，赋予革命以十分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特点。
四
启蒙思想家是思想启蒙的先导，是自由精神的热烈追求者。他们的教育唤醒了当时的先进分子，给予旧的文化思想体系以沉重打击。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教会的权威骤然下降，不宽容受到鄙视，人们不再承认教会有以武力强加信仰于人的权力，以拯救灵魂为由的摧残人身的行为被斥为“犯罪”，怀疑在抬头，盲从在退却，理性开始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莫尔内（D. Mornet）在其1933年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一书中谈到当时人们对教会的这一心态转变时指出：“1770年左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舆论是一致的。”
启蒙思想家对于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教会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狄德罗于1771年4月写道：“对迷信的第一次攻击是十分猛烈的。宗教是迄今存在的最为坚固最受尊重的桎梏，无论以什么方式，一旦人们向这一桎梏发起冲击，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将威胁的眼光指向了天上的帝灵，接踵而来的便必然是向地上的王权发起进攻。束缚与压抑人类的绳索由两股组成，一股不断另一股是不会松弛的。”（狄德罗《致达什科夫公主的信》）卢梭、霍尔巴赫走得更远，他们将批评的锋芒直指专制暴君。霍尔巴赫说：“专制权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专制制度绝对得不到他所压制的人民的认可。”（《社会体系》第二部）卢梭甚至直接呼喊暴力：“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在现存秩序的维护者眼中，启蒙思想家是危险的。伏尔泰曾于1717年、1726年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遭人痛打、流放，狄德罗因《盲人书简》于1749年被监禁，拉梅特里被流放，爱尔维修被撤职、侮辱，其《精神论》（De l'esprit）被查处，卢梭遭拘提被逼出逃，其《爱弥儿》一书遭焚毁，《百科全书》于1752年由国王御前会议明令查禁。启蒙思想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局势，冷静无畏地与强权抗争。1766年，伏尔泰在给狄德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十分清楚，当野兽吮吸了人血之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十分清楚，他们将混乱归咎于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能够指出他们的愚蠢。我十分清楚他们中间有人会残酷地说，仅仅只焚毁书籍我们是不会取得进展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的确，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神学、启迪人心、呼唤理性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坚持不懈的意志与巧妙斡旋的策略是可歌可颂的。18世纪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在1793—1794年其流放期间对此有过出神入化的描述：“在英国，柯林斯与博林布罗克，在法国，贝尔、丰特内勒、伏尔泰、孟德斯鸠及由这些著名人物形成的学派，利用博学、哲学、理智、生花妙笔等各种手段作为理性的武器，采用多种笔调、多种文章，从最广泛、最渊博的著述一直到小说和浅近的小册子，为真理而战斗。他们揭开遮挡人们视线的薄纱，让人们自己去会心地发现真理；轻轻地灵活地触弄偏见以期给予更为准确的打击；既不同时树敌过多，又不一次性彻底否定一个；有时安慰一下理性的敌人，显示出只要求一半的宗教宽容、一半的政治自由的神情；当攻击宗教的荒谬时，宽慰专制主义，当抨击暴政时又宽慰宗教信仰；在同时攻击这两大灾祸的原则时，则表示不同意滑向幼稚与极端；在鞭挞这些垂死的树木之时，同时声称是对其进行必要的整枝；或者告知自由的朋友，迷信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针插不进的防护盾，应该成为自由的第一项祭品，是自由战士应该粉碎的第一条锁链；或者相反，告诫专制者，迷信是他们政权的首要敌人，向他们描述迷信虚伪阴险与血腥恐怖的画面以吓倒他们；但是，一刻也不停地宣称：理性的独立、著述的自由是人的权利，是人的解救，以示不疲倦的能量起而向所有的宗教狂热与暴政带来的罪恶抗争；以自然的名义向国王、军人、法官、教士发出指令：尊重人的鲜血；严厉指控他们，由于他们的苛政、麻木不仁，在战斗中、在肉刑场上，人民的血还在大量流淌；最后他们发出战斗的吼声：理性、宽容、人道。”（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五
法国大革命给世界的大贡献之一是1789年8月6日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为“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主权在民”等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原则。《人权宣言》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同时也是几个世纪来新兴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
基督教的原罪—赎罪—获救的三段式的信仰体系将人类的命运紧紧系在教会、上帝的羁縻上，使人不得伸其臂膂，不得展其才智。17世纪大神学家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84年于法国路易十四之后玛丽·泰蕾兹（Marie Thérèse）的葬礼祷告中的一段话可说是此精神的精彩表述：“基督教徒在人世是从无生之可能的，因为他总是在苦修，而苦修即考验，即尝试，即死亡的开端。”为摆脱这一束缚人类心灵的强大枷锁，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始就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新的存在价值体系，新的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将重点放在人的尊严与人间幸福上，前者须得夺取，后者须得保障。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为实践上述目的提供了基础和手段。这一理论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里得到发展，在启蒙时代更成为时代的佳音。启蒙思想家反对基督教以原罪判定人类命运的教条，宣称人生不再是走向死亡的桥梁，而是对幸福的追求。人必须也可以以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奋斗建立自己的现世存在。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将人性从神权、禁欲里解放出来的话，启蒙运动则是将人类从宗教教条、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用理性之光建立未来的自由王国。
康德对启蒙的精神作了准确的概括：“人从其自身的童年中解脱出来，这个童年是人自己造成的。童年，即是说在无外界指引的情况下人无能力利用其理智；童年是人自己造成的，是因为并非人自身缺乏理智，而是在无外界指引的情况下，缺乏使用其理智的决断与勇气。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什么是启蒙》）
正是在对人的解放与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上，法国大革命继承并推进了启蒙精神的精髓。《人权宣言》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它对人——作为个体与作为整体——的肯定，吉伦特派重要成员拉博（Paul Rabaut）在制宪会议上宣称：“人，无论他属于何种宗教，有权享受一切人应该具有的天赋权利。”革命的实践家们十分强调《宣言》的世界意义，另一制宪会议代表德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说：“这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权利的宣言，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基本法宣言，它将与世永存。”19世纪初法国重要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给法国大革命作了这样一个定义（索布尔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好的法国大革命的定义之一”）：“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替换旧政府，而是废弃社会的旧形势，所以革命同时是进攻既有政权，摧毁所有已被认可的影响，摒弃一切传统，革新风俗习惯和清除人们头脑中迄今为止的所有陈规陋习及得以建立其上的思想意识。”（《旧制度与大革命》）
正因为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近代产物，而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心理的近代产物，而且更是18世纪启蒙思潮的产物，才使得法国大革命具有当前的世界意义，以至于整个18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一个世界革命的浪潮（法国大革命本身是这个浪潮的一部分，但却是这个浪潮的峰巅）。如1798年爱尔兰的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暴动，1787年的荷兰革命，1791年波兰的柯斯丘什科暴动，等等。虽然这些革命或革命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自由”、“平等”、“宪法”、“人权”、“俱乐部”等革命口号却深入人心，影响日远。这正是启蒙与革命相吻合的双重影响的结果。
六
然而可惜的是，法国大革命虽有世界性的影响，但却无法惊醒处于乾隆后期正在四方征战的东方大国——中国。西方启蒙与革命的浪潮对中国产生影响还要等到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如雷霆一击震撼了沉睡的中国士民，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于是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家，有了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双重特色的五四运动，也有了蔡和森、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照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它们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五四以来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近代历史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特色一，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封建、神学旧体系的批判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分子敢于摒弃传统，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站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之上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讴歌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性解放思潮的一环，经17世纪的酝酿、发展、成熟而后发生的。而中国明末清初虽在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那里有近代思想的萌发，但能谈得上文化启蒙的思想却是由严复等人介绍进来的西学，在中国既无思想渊源、文化根基又无阶级基础，这不仅造成了西学的传播与接收的特别不易，而且人们往往不得不（尤其是初期）将与中学格格不入的西学之“毛”牵强附着于中学之“皮”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矣。
特色二，启蒙思想家是科学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但却并非革命的斗士。伏尔泰主张“开明专制”，哲学家为国王，他甚至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Il est à propos que le peuple soit guidé et non pas qu'il soit instruit”）的言论。孟德斯鸠主张贵族改革、君主立宪，卢梭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多的是探索真理、追求学术自由的科学醒世精神，少的是政治行动、“替天行道”的救世意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将政治救亡放在思想启蒙之先，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无不如此。这一方面是中国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的延续，一方面（更为重要）是有亡国之患的严峻的政治局势所致，结果是中国文化人在短暂的近代百年来走完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路，从羡其“船坚炮利”到科学救国，从进化论到无政府主义，最终找到了既是思想体系又是行动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上的启蒙终成为次要，而关于学术探索、思想自由的问题更是无足轻重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不是至今仍然受到冷落吗？从科学与历史的眼光看，探索真理与追求自由的精神纵然可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一时的行动与近期的政治目的的冲击，但长期地忽略与轻视它则是必定要付出代价的。
特色三，启蒙思想家是站在欧洲18世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大发展的高度上审视现实与历史的。其时心理学、博物学、历史学、政治学均有新的发现、新的进展，《百科全书》本身就是科学加理性的产物。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中不仅有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专家，而且也不乏自然科学家，《百科全书》的组织者达朗贝尔本身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布丰更是其时杰出的博物学家。他们所倡导的理性是建筑于科学与实证基础上的理性。狄德罗说：“我们有三个主要方法，观察自然、思考与实验。观察积累现象，思考组合现象，实验证实组合的结果。”（《对自然的解释》）理性实际就是科学精神本身，科学始于观察，理性始于科学。由于科学的推动，人类永远进步、前途日益美好等理想成为启蒙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
中国近代的文化人既无近代科学的精神滋养，又无时间对西学深入探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破败腐朽的封建中国，理智上需要彻底抛弃它，而感情上仍然依恋它，甚至维护它；西学来自殖民中国的西方列强，理智上要引进它，吸取它，感情上则要抵抗它，汉化它，所谓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将中国从列强手中解放出来与其说是要建立新的理想社会，不如说是要恢复中华帝国昔日在封闭状态下强盛的荣光。这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交错使他们既不能以冷静的历史眼光来清理传统，又不能以科学精神来对待西学。可以说，这一由外来因素割断中国历史发展而给中国人带来的传统与近代、感情与理智交织的“历史结”一直到现在仍未解开。今天，如何科学地以不图短期的经济发展的非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冷静地清理中国国政，如何对待西方的问题仍然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特色四，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以科学与理性两面大旗来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是将人、人的思想从宗教禁锢体系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出发点是人——作为个体的人，是人的理知——人的创造性的自由的思维，他们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是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平等。狄德罗写道：“每个世纪都有其精神特色，我们这个世纪的特色似乎是自由。”（《致达什科夫公主的信》）人的解放、个体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是有法律为界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近代则不然，且不谈在整个中国文化精神中个体的位置与西方文化中个体的位置的殊然不同，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威胁，近代史一开始就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提到了前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面前，任何关于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问题都统统被推到历史的后台去了。孙中山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到晚年则强调国家的自由、民族的独立而非个体的自由。严复是最初将穆勒的On Liberty译为《自由论》的，后来将书名改为《群己权界论》。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演变，不仅民主启蒙退到了后台，个体自由成了空话，甚至由于驱逐外患、统一国土的要求，权力的集中、集体的力量、共同的意志、统一的步伐都成为拯救中华民族出水深火热的现实与必需的手段。不可否认，在上层政治文化人那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抵御外侮的思想政治武器主要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广大的人民大众那里，在深层的心态与意识领域，更为强大的聚合力量恐怕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爱国的民族主义与向往太平盛世的农民乌托邦理想。在这些深厚无比的封建土壤中，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精神自然无法生根、发育，而与此相违的顺应封建的集权、愚民等旧的意识形态终于获得了极端的发展，将中华民族推向了践踏人性、高扬封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挤走了启蒙，行动压倒了思想，民族淹没了个体，这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 * *
当然，历史是在不断向前推进。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是为了有助于理解现实。在法国，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讨论一直是在法国思想政治界最为活跃的思想资源之一，现实的发展不断地给历史提出新的问题，历史也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给世人提供新的源泉。法国大革命时代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的启迪、撞击、交织互动的历史不仅于当时开启了一个时代，而且成为整个法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基本坐标，成为法国近代的“创世神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着法国近代化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也许只有“五四”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然而有关“五四”及其影响的思想政治资源在中国却远远没有获得充分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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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1989年《读书》杂志“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专辑”而作，首刊于《欧华学报》1993年第3期。
发现美洲与走出中世纪
——哥伦布西航五百周年(1)
今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五个世纪过去了，这一事件不仅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而是愈益显示出其不寻常的意义。目前，欧美各地纪念准备活动正加紧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纪念活动的基调定为“两个大陆的相会”，一方面正视哥伦布航队开启的带有血腥味的殖民历史，一方面企图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地理发现”，将纪念活动纳入对话、和平、发展的轨道。推波助澜，今年法国出版界推出了众多的关于哥伦布其人其事的书，其中虽有不少属于大众普及读物，但也不乏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的上乘之作。如贝尔纳、格鲁金斯基合著的《新大陆史》，B. 万桑对当时西班牙历史总视的《1492——不寻常之年》，戴布哀的《哥伦布——黎明前的探访人》等，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则应首推发现（La Découverte）出版社推出的新书《1492年的世界》（L'Etat du monde en 1492）一书。
哥伦布是否值得纪念？
该书由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马蒂尼埃（Guy Martinière）与西班牙高等科研中心的瓦尔拉（Consuelo Varela）主编，汇集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南美国家的各方面专家，按照印度—南亚、中国—东亚、伊斯兰世界、基督教欧洲、黑非洲、美洲、大洋洲七个文明区域划分，对1492年前后世界各文明区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貌、城市发展等各方面的状况作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清点。由于该书一开始便从世界整体构思，反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上的欧洲中心论，而将哥伦布发现美洲放在世界整体角度观察，也更能显示这一“发现”的世界意义。对此，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直言不讳，“本书不准备对欧洲扩张的历史作重新修订，而企图摆脱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将世界由地区隔绝走向整体时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呈现于世。”（《1492年的世界》第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全书共分八个部分，上述七个文明区域分为七个部分，按照同样的问题分类分别论述。最后一部分为“文明区域间的交通”，谈此时文明区域之间的接触、交往、交通渠道（如丝绸之路），并将各文明区域当时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加以对照比较，不仅增强了本书的整体感，而且更清楚地凸显出当时各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然而，正由于该书重在对当时世界情状进行描述，而描述，哪怕是极为精彩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该书的局限性。在东西“冷战”消除、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的目前，围绕着美洲发现五百周年纪念，欧洲文化界传出一种文化自省的反思气氛。哥伦布是否值得纪念？他是发现美洲的探险英雄，还是开启灭绝印第安人历史的罪魁？美洲之发现与开发是促进了文明间的交流，还是启动了世界欧洲化历史进程的车轮？
这一事件何以发生于1492年？何以是意大利人哥伦布？何以又为西班牙王室所派遣？
随着西方汉学的进展，尤其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普及，欧洲学术界现一般已习惯于中国16世纪以前科学技术水平领先于欧洲的说法。中国知识界对此观点当然早已深信不疑，但提出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何以由先进而落后？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中国何以长期闭关锁国？等等。问题的落脚点总在中国，是否也是一种中国中心论？今天欧洲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一问题：15、16世纪之交，比较于亚欧其他文明体系，欧洲（准确地说是西欧）没有任何优势，然而欧洲何以能够冲出欧洲而迈向世界？以摆脱欧洲中心论自许的《1492年的世界》一书甚至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发现美洲”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是1492年的哥伦布而不是1405年的郑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1492年的世界》与其说是进行了回答，毋宁说是刺激了人们寻求解答的欲望。然而，作为一种从整体与比较取向的尝试，该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较为全面的15、16世纪之交的世界文明演进图，而且，以欧洲作为立足点来看世界进而寻索解答上述问题的途径，对于习惯于从东方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也未尝不能带来新的启示。
哥伦布西航预示着什么？
15、16世纪之交，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大变化的前夜。此时世界上的七个大的文明区域（按该书的分类）中，印度、中国、欧洲以及处于东西文明之间的伊斯兰世界属于地球上的发达国家，其间的接触、海陆交通虽早已开始并有一定的渠道，但无知与隔绝仍占主导地位。而另外三个文明区域包括非洲内陆、美洲、大洋洲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与其他文明区域完全隔绝。在此时的发达世界中，在亚欧大陆西端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内正酝酿着一种蠢蠢欲动的冲破这种隔绝的力量，而一旦这一力量破土而起，不仅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为之大变，而且将掀起一股将世界其他文明一概卷进其旋涡轨道之中去的趋势。
当然这一切，不仅当时的其他文明世界无从获悉，即使欧洲文化自身也毫无认知。按照传统的说法，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西航，是源于1452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西方沟通东方的商路受阻，为了获得必需的香料与黄金，为了打破伊斯兰世界对东方贸易的垄断，获取廉价商品，寻找新的航路于是成为必需。毫无疑问，地中海上政治格局的变化，曾经大大加速了西方人向西突破的步伐，但却不能解释何以葡萄牙人在15世纪初就已经沿海路向非洲扩张，也不能解释何以在商路受阻中首当其冲的意大利却缺乏向西冒险的热情。而且，欧洲人走出地中海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上的探险至哥伦布那次伟大的西航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其间的无尽艰难，是大大超过了香料与黄金的诱惑的。实际上，经商逐利本为人类共通之欲望，并非欧洲人之专利。正是对人的最基本的欲望、需求之控制取向的不同，才使人类各文明具有了不同的文化特点。没有文化潜意识的基础，没有整个社会机制演化的导向，发现美洲并启动欧洲冲破地区隔绝、走向世界的哥伦布的西航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偶然发生，如早于哥伦布五个世纪，于一千年左右被风浪推卷至美洲的北欧维京航海民族（Vikings，俗译海盗有欠公正），假如他们曾确有在美洲建立殖民区域的尝试，没有一个强劲的文明社会作为后盾，也只能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从这一角度看，哥伦布西航尤其是他所开启的新局面发生在欧洲则绝不是偶然的。15、16世纪之交，基督教文明世界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骚动之中。这是文艺复兴的世纪，人正在从上帝那里夺回思想的力量；这是宗教改革的前夜，传统的教会体制正在接受挑战；这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君权的集中与国家的世俗化预示着欧洲正在走出中世纪；这是资本主义生机勃发的春天，城市与商业的繁荣显明市民阶级已经羽翼丰满。从思想到文化，从政治到经济，此时的欧洲社会正从中世纪的千年睡梦中醒来，既从中聚积了强大的力量，又渴望着摆脱这一历史的重负，去探索新的空间，去创造新的历史。然而，人类社会转型之艰难就在于必须冲破自己的传统。
五百年后的今天重温历史，仍不难发现，当时正处于社会变化临界点的欧洲人远非沉浸于对未来的憧憬之中。骚动与激荡的社会大背景烘托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不安的时代气氛。社会的演进、思想的复兴与历史舞台空间的扩展摇撼着现存社会秩序，冲击着千年来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督信条。疯狂与死亡、末日审判与基督再次降世一时成为时代的宗教主题。在这一空前的社会剧变的前夜，作为社会现存秩序代表的基督教会的表现是空前的不宽容，尤其是在西方海上扩张的前哨国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西航同年，西班牙完成统一，收复格林纳达，将伊斯兰势力从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个据点永远逐出。也是这一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登峰造极，十万犹太人被驱逐出境。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将捷克宗教改革先锋胡斯（Jan Hus）送上火刑架。结束了教会分裂的教廷深深卷入世俗政治，企图以自己的模式来设计欧洲新的民族政治分野；教廷同时大兴土木，滥发赎罪券，不允许进行任何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对各地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厉行禁止，甚至将当时驰名全欧的人文主义者、温和宗教改革派伊拉斯谟也视为“异端”，将其著述一概列入禁书。无视时代的变化，拒绝适应社会的转变，强行维持现存秩序，固守僵死的宗教教规，成为此时基督教教廷的政治特点。然而，与其说教廷的反动阻止了历史的演进，还不如说其激发了更大的反作用。1517年，路德九十五条论纲问世，宗教改革正式揭开序幕。从此，基督教在近世的分裂便成为历史的定势。尽管罗马教廷一直要到四个世纪以后的梵蒂冈会议（1962—1965）才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给予承认。
应该说，15、16世纪之交，西方社会汹涌的近代潮流与深刻的宗教焦虑与反抗的会聚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张力。这一张力不仅成为欧洲冲破地理局限、向世界扩张与拓展的强大的内在动力，也是使欧洲走出中世纪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上角逐争霸的基本力量源泉之一。而由于这一张力为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所不见，因而欧洲终于同其他文明区域拉开距离，成为打破中世纪隔绝、引领近代新潮流的世界力量。哥伦布的西航正是在这样一种雄阔艰远的背景下发生的。他生长于时代风浪会聚的地中海，其航海探险正是时代精神结出的果实。同时，由于这一“地理的发现”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中，因而又深深地影响和加速了时代的潮流。世界空间的骤然扩大，向以传教扩张作为其生命存在本身的基督教展开了诱人的传播基督福音的前景。尽管教会对近代事物一直持有戒心，但基督教传教士们却在教廷的大力支持下，随着探险者的足迹，迅速进入世界各地，作为西方近代扩张的先锋力量之一汇入了欧洲走向世界的历史大潮。
从这一意义上讲，《1492年的世界》一书提出的为什么发现美洲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是1492年的哥伦布而不是1405年的郑和的问题似乎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有意义的是，在五百年后的今天再来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对这一发生于欧洲的世界的“地理突破”进行反思，我们发现，作为纯地理意义上的“发现”，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冲击效应，可以同任何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相比，它迅即为欧洲人的殖民开垦、经商逐利、传教布道展示了无限前景。然而，作为历史意义上的走出中世纪的“发现”，其重要性则是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逐步显示出来的。根据法国总体历史大师布罗代尔的研究，从1590年到1610年左右，西方文明的经济世界中心从地中海（威尼斯、热那亚）转向了大西洋（阿姆斯特丹），这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文明彻底突破欧亚非相连的地中海区域。沿着哥伦布的航路来往于新旧大陆的船队，终于使大西洋取地中海而代之，成为世界贸易的海上中心通道，将曾经为海洋与无知所隔绝的非洲、美洲都纳入这一运转轨道。从此，冲出欧洲的西方文明不仅自己堕入了这个无底的经济旋涡，而且将其他古老的亚欧文明也拖进了这一历史巨流。
今天看来，哥伦布西航的世界历史意义至少有二：一是开启了欧洲模式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一是使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文明世界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近代文明世界转型，揭开了世界历史上政治经济化的序幕。从这一意义上讲，将美洲的发现看作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近代史的开端是毫不为过的。而这一切，又都是从冲出本土、打破隔绝开始的。这，也许是哥伦布西航五百周年后留给我们东方人的最耐人寻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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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1992年10月号。
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
——德雷福斯诉讼案百年(1)
一百年前，法国一名在总参谋部任职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上尉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一泄密事件被判终身流放。由于案情处理草率，证据不足，而且一些主要物证都没有公之于众，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两年后，随着案情真相的进一步披露，社会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的呼声日趋强烈。很快，整个法国社会都为此案件搅动，德雷福斯上尉个人的命运几乎牵动了法国整个政治舞台和全体知识界。这即是在法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德雷福斯诉讼案。今年是这一事件一百周年纪念，配合这一历史回顾，法国出版界推出有关新书和重刊旧籍，总数当以千计，盛况可观。
纪念德雷福斯事件与反省知识分子作用
今年出版界推出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重版当年的历史著述，如德雷福斯的《五年刑期生活自述》由发现出版社重版；斯托克（Stock）出版社再版了当年该出版社创立人斯托克（P. V. Stock）的《德雷福斯事件——一个出版商的备忘录》；当年左拉（E. Zo1a）以德雷福斯事件为背景的小说《真理》（Vérité），以及另一位积极维护德雷福斯的重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斯（A. France）的《企鹅岛》（L'?le des pingouins）等文学杰作都获得再版。
二是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继续进行正本清源的真实性的专题历史研究。这方面的收获颇丰，除再版已有定论的大量研究著作外，新推出的书籍中也有不少力作。值得注意的有该事件研究专家杜瓦斯（Jean Doise）的《一个严守的秘密——德雷福斯事件的军事背景》（Un secret bien gardé: histoire millitaire de l'affaire Dreyfus），还有班博（P. Bimbaum）主编，集十六位大学专家之力，由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的著名“历史文库”丛书（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推出的《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La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迪克莱尔（V. Duclert）的《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以及9月份将出版的由德鲁安（M. Drouin）主持的两卷本《德雷福斯事件大全》（L'affaire Dreyfus: dictionnaire）等等。尤其值得介绍的，是一部由伯恩斯（M. Burns）撰写的《一个法国家庭的历史：德雷福斯家族整合、事件、维希》（Histoire d'une famille fran?aise: les Dreyfus: l'émancipation, l'Affaire, Vichy）的专题研究，既是一部扎实的实证研究，又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窠臼。作者在参照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将德雷福斯放进其双重家族背景（他既有犹太人血统，又有法国血统）中去考察，既揭示了德法民族间冲突的根源，又反映了一个犹太家庭向法兰西民族融合的千年过程。同时，该书也使一些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如德雷福斯虽遭冤狱，他本人一直不停地上诉，要求平反，但他从来没有对法国军队有过怨词，相反，他一直为错判他的军队进行辩护。该书作者通过对其家庭整合与法国社会的历史的调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犹太家庭对法兰西民族的深厚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