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亚洲仍有一亿五千万童工
在20世纪末年来反观西方的废奴运动，不应该使我们沉湎于过去废奴的道德赞歌，而不去检讨历史上价值与利益、原则与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不应该在庆祝西方废奴的同时忘记了黑人自身的奋斗乃是奴隶解放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法国的纪念活动拉开了序幕，他表示，奴隶制是一种反人道的行为，如果说奴隶制已经成为过去的话，争取人类尊严与自由的斗争则要继续下去。实际上，如今的世界上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在内，各种对人身的强制、虐待，对妇女、儿童的拐骗、贩卖仍然十分普遍。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当今世界上仍有2.5亿五岁到十四岁的儿童被强迫劳动，而其中亚洲童工占1.53亿。从这一角度，大张旗鼓地纪念一百五十周年前的废奴，也是对今天的人身压榨和人权侵犯行动的声讨。
当然，废除奴隶制度并非仅仅是黑奴贸易的被禁止，它是黑人人身解放的决定性的一步。如果说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天的集体记忆重现的话，那么回首整篇黑人解放史，最重要的教训仍然是自身的反抗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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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信报》1998年4月。
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
——从法国纪念搜捕犹太人六十周年谈起(1)
今年7月16日是法国贝当政权充当德国纳粹帮凶搜捕犹太人送往德国集中营的六十周年纪念日。法国各地为此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7月21日，纪念仪式在当时关押犹太人的巴黎冬季自行车赛场的旧址举行，法国总理拉法兰出席并发表了演讲。拉法兰继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若斯潘之后，再次重申搜捕犹太人是法国国家政权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当年的法国维希（Vichy）政权是德国纳粹绞灭犹太人的帮凶。
法国纪念这一耻辱的日子并承担搜捕犹太人的罪责，表现出法兰西民族面对自己民族黑暗的勇气，也反映出一个民主国家政府面对负面历史遗产的开放态度。凡是有文化根底又希望跟上时代变迁的民族，都必须面对自己历史的重负。对于自己历史传统的态度，尤其是对仍然笼罩当下的现代史的态度，往往既是检验当今社会心理健康状况的标尺，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指示出民族未来发展的走向。而要为自己民族争得一个较为光彩的未来，清理自己历史的旧账就成为不可避免；而对民族史上令人羞辱的旧账的清算，则无疑又是对民族道德勇气的巨大考验。从这一角度出发，回顾和检讨法国战后历届政府对维希政权态度的转化、公共舆论对有关历史课题的讨论、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民族集体记忆的嬗变，对于历史悠久而又负债累累的中华民族来说，也应该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揭开民族记忆隐痛
1942年7月16日拂晓，巴黎警察局出动4500名警察在全市搜捕犹太人，被捕的犹太人先被短暂关押在巴黎近郊的单希（Dancy）、博恩（Beaune-la-Rolande）等法国集中营，然后送至德国纳粹集中营。此次大搜捕（rafle）持续两天，共有13152名犹太人被捕，其中有4115名儿童。这次行动是法国现代史上迫害犹太人的最为黑暗的一页。1940年6月，面对纳粹军队的进攻，法军一败涂地。时为副总理的贝当（Phillippe Pétain）元帅主和，获得军界支持，总理雷诺（Paul Reynaud）被迫辞职，贝当获得主政机会，立即同德方签署投降性的停战协定。在国土大半沦亡、首都失守的情况下，70％以上法国民意支持停战，7月，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法案授予贝当国家元首大权。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贝当的上台，并得以建立听命于德国纳粹的维希合作政府不仅是符合民主宪政程序的也是具有相当高的民意基础的。
不仅如此，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贝当政权并非完全迫于纳粹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该政权甚至主动充当纳粹的帮凶。贝当政权建立之后，专门设置犹太事务局，犹太人的公民权被剥夺，犹太人在贝当政权辖区内无权从事律师、法官、医生等职业。犹太人的财产被充公，即所谓“亚利安化”。在维希政权时期，共有76000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从贝当政权在维希推行的保守的、威权的所谓“民族革命”的内容来看，这一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赞成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放弃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兰西共和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之本，而以“工作、家庭、祖国”取而代之。
承担历史的黑暗
法国现政府对维希政权罪行的承担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极为平常，因为对纳粹罪行的谴责和对维希政权的揭露已经成为法国公共舆论的共识。对于这段痛苦和黑暗的历史，今天的法国已是家喻户晓。从历史著作到学校教材，从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见证到文学、电影、戏剧，加之各种公共祭奠、纪念仪式的举行，尤其是90年代的几次大的有关诉讼审理及其讨论使得维希政权及其行径深深嵌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无论是法国舆论界还是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对法国目前对这一黑暗历史的反思的现状和对法国政府所采取的勇敢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都予以充分的肯定。然而，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国家的名义来承担历史上旧政权的黑暗，还是难以想象的。法国当代的政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得益于法国舆论的共识，但是法国舆论的共识的形成却是来之不易的。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侵略的受害国，谴责纳粹侵略暴行对于法国人来说并不存在障碍。作为“二战”之后以战胜国身份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政权来说，简单否定维希政权，将当时法国犯下的反犹行动的责任全部推给贝当也不存在障碍。但是，正视这段对法国人说来很不光彩的历史，挖掘集体记忆中的难以启齿的污垢，反省民族性中所包含的脆弱和怯懦，检讨每一个个体对待贝当政权反犹排外政策的态度，却是十分不容易的。然而，又只有勇敢地面对历史的真实，揭开自己民族本身的记忆隐痛，才能使全民族能够真正承担历史的重负，防止纳粹暴行的重演，从精神上铲除种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按照法国学界的划分，法国民族对纳粹绞杀犹太人及其维希政权的帮凶角色的集体记忆自“二战”结束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演变阶段。在战争结束一直到50年代中期是掩埋死者、抹去伤痛的时期，是受害者强忍泪水、企图遗忘的时期；此后二十年左右，在政治及传媒的话语中，历史又充分显示出其光明、昂奋的一面。概而论之，此段时间，法国“二战”时期的历史成为一部反抗纳粹、抗击侵略并走向胜利的历史，维希政权及其法兰西民族的屈辱似乎都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一段所谓“记忆压抑”时期：纳粹集中营的死里逃生者仍然无法面对不堪回首的过去，法国主流舆论仍然不愿张扬由维希政权所象征的法兰西的怯懦。第三个时期从70年代开始，一些前卫人士渐渐突破禁忌，揭开遮掩记忆的重重帘幕，将历史的阴暗、丑陋的一面呈现出来。这是集体记忆由复萌走向昂扬的时期，自此，纳粹集中营的惨象、维希政权的罪行、堕为反犹帮凶的法国人的个案等通过传媒报道、社会讨论、司法诉讼等手段将法国整个社会都卷入到对自己集体灵魂的重新叩问，对当代历史的再认识之中。
为了维护人之理念
法国集体记忆的变迁，自然同法国政治人物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实，通观“二战”以来法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二战”历史的评说，可以看到社会舆论与官方言辞之间十分耐人寻味的互动关系。作为战后第四共和的创始人，戴高乐在对待维希政权的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并不存在合法政权，如果当时有谁可以代表法兰西的话，那无疑是他自己领导的设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戴高乐之后，法国历届总统基本坚持这一正统观点，试图将“二战”时期的法国历史镀上一圈光荣、神圣的光环。一直到80年代左翼上台执政，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态度仍然暧昧不明。他认为法国现政府不应对贝当时代的错误或者罪行负责。当时犯罪的仅仅是法国一小部分人，他们利用战争失败之机窃取了政权，法兰西共和国对此没有责任。当时的密特朗每年还坚持给贝当墓献花，据说是为了促进民族和解。然而，80年代的法国，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重要转折，关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贝当政权的反犹行为的集体记忆已逐渐趋同。在大量的幸存者的证词、原始档案材料的曝光之后，罩在法兰西这个黑暗时期之上的神圣光环已经破碎，法兰西人当时并没有团结一致、抗击纳粹法西斯，维希政权也不仅仅是同希特勒虚与周旋，而是积极参与了希特勒绞灭犹太人的行动，犯下了反人类罪。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政府已不再能对维希政权的罪行视而不见。1993年密特朗宣布将7月16日定为迫害犹太人的国家纪念日。然而，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于希拉克执政之初。
1995年，现总统希拉克当选不久，在纪念对犹太人大搜捕的五十三周年仪式上，希拉克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其时，希拉克以跨越时代的气魄，宣布法国政府在反犹行动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当时表示，“这一黑暗的日子永远地玷污了我们的历史，是对我们的过去和传统的污辱”。他表示，当时的一部分法国人、当时的法国政府协助了纳粹占领者的罪恶行径。他指出：“法兰西，启蒙思想的祖国，人权的诞生地，包容好客与庇护之地，在那个时候，却犯下了不可挽回的罪行。她违背了诺言，将那些受其保护的人送交给了刽子手。我们对他们欠下了永远不可偿还的孽债。”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希拉克表示：“将犹太人的痛苦记忆传输下去，承认过去的错误，承认国家也犯过错误，不遮掩我们历史上的如何黑暗，不是别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人之理念，人之自由，人之尊严。”
从密特朗到希拉克，从为贝当政权辩护到为杀害犹太人承担责任，实乃是国家领导人对过去认知的一个飞跃性的转变。希拉克当时的这一讲话震荡着时代的强音，体现了充分的历史前瞻性。作为国家领导人，同其前任尤其是戴高乐、密特朗相比，希拉克的这一讲话无疑表现了他的个人胆识和勇气。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希拉克之所以能够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承担过去的黑暗，正是因为他乃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表达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公开讨论而凝聚成的法国集体记忆共识。
政权犯罪与个体良心
法国人集体记忆共识的凝聚不仅仅是得力于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其一整套表达系统的存在，也得力于法国的公开的诉讼程序。90年代法国几次大的有关维希政权的诉讼案的进行每次都激起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凝聚民族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妨以1997年底到1998年4月结束的长达六个月的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一案的审理来看看帕蓬案所提出的政权犯罪与个体良心拷问之间的关系。帕蓬是维希政权时期波尔多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当时搜捕犹太人的行动。“二战”之后，作为旧政权的技术官僚，帕蓬继续留任，并于80年代在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任下担任过政府部长。1981年，传媒第一次披露他曾经同波尔多地区一千六百多犹太人被捕有直接关联，但一直要到十七年后，才对他开庭审判。帕蓬的具体罪行是参与逮捕37人和非法监禁53人，波尔多最高法院以反人类罪判其十年徒刑。帕蓬的审判吸引了公共舆论的极大注意，传媒形容此次审判使公众感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帕蓬一案之所以吸引人，重要原因是此案提出了政权与政权之中的个体的责任问题。
在1997年的法国，全社会对维希政府之于犹太人的罪行已经无可置疑，但是，作为当时这个政府中的一个公务员的帕蓬，是否应该被判罪？这是机器与齿轮的关系，机器之恶可以由齿轮来补偿吗？体系之罪可以由个体来承担吗？
帕蓬的首席辩护律师瓦罗（Jean-Marc Varaut）在审判结束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帕蓬如果被判刑，那是不公正的；如果不判刑则是一桩丑闻。”正说明此案所面对的这种两难困境。帕蓬最后被判十年徒刑，意味着陪审团对上述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机器是由部件组成的，体系是可以分解为个体的。在历史的非常时刻，假如个体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拴在罪恶的战车上，罪恶就会加倍地疯狂；相反，个体如果能够抵抗和拒斥，罪恶的机器也许就难以运转或者耗损能量。帕蓬被判有其不公正性，因为维希政权的众多的重要齿轮已经亡故，他们永远逃离了几十年之后的司法审判。但正是因此，帕蓬案就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如一座警世之钟，向当时和后来的法国人敲响了警钟：维希政权时期，你做了什么？再遇到类似时期，你将何以自处？
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欧洲人权法庭于7月底判定法国对待帕蓬的司法审理程序不公正，使此案又有新的变数，但帕蓬的反人类罪的判决本身并没有为欧洲人权法庭所否定。
敢于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的民族是真正的伟大的民族。笔者相信，类似帕蓬案所激起的心灵叩问对法国人的民族精神的影响是持久的。目前，虽然法国仍然存在反犹势力和排外情绪，但纳粹的暴行与贝当政权的帮凶角色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常识。正是因此，当今法国反犹、排外的极右势力才会遇到法国民众的高度警惕和有力的抗击；正是因此，以勒庞为首的民族阵线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才不得不淡化其反犹色彩，加强其反对当政精英的民粹主义宣传。
当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的反省也不能以简单的讨回历史公道为目的。这将会促使冤冤相报，不利于民族和解。对过去反省的根本目的是要走出历史的阴影，争取一个较好的未来。承认昨天的错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少犯错误和避免明天犯错。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全民公开讨论、凝聚集体记忆共识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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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信报月刊》2002年9月号。
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
——法阿殖民史反思(1)
1962年3月18日，法国戴高乐政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南部小城埃维杨（Evian）正式签署停火协议。这一协议宣告了长达132年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殖民时代的正式结束。今年是法阿埃维杨协议签署四十周年，法国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开展，各大传媒也纷纷发表专题专号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对当今法国的影响。
四十年前的这场战争是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的背景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殖民。这一历史在法国人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之深刻只有“二战”时法国贝当政权可以相比。其时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贝当政权积极参与了希特勒绞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贝当政权给法国历史留下了永恒的污点，法国民族为此良心不安在今天似不难理解。但是法阿历史为什么给法兰西民族留下如此深刻之烙印呢？相对于存在时间不长的贝当政权，法阿历史涉及到一个多世纪的整整一个殖民时代，涉及到这个殖民时代留下的复杂多面的历史遗产。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关系的个案出发来清理这一历史遗产，检讨非殖民地化之后殖民国的历史反省和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进程，不仅对今天的法国及阿尔及利亚两国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对于理解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的关系，客观地、建设性地对待西方殖民主义这一征服与交流交织的过去及其对今天的影响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客观清理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
从世界范围讲，法阿战争结束的意义自然不能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意义相比，但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历史看，此次战争的结束则意味着两国历史分别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法国官方的说法是，1962年结束的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于1954年开始，这一日期所依据的事实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这一年开始发动系列暗杀事件。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武装斗争虽然将法阿矛盾推向一个新阶段，但武装斗争则既不是战争的原因，又不是战争真正的开始。法国一些专家指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战争并非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所发动的，而是由1945年法国警察镇压阿尔及利亚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示威开其端的。也就是说，至少在20世纪中期，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长期尚可维持的宗主国与殖民领地的关系就已经恶化到必须诉诸铁与火的地步了。
法国在加拿大殖民失利之后于1830年出兵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是土耳其统治下的附属国。土耳其的统治得以建立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两国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一个外来统治替换另一个外来统治，法国当时在阿尔及利亚并没有遇到特别坚忍的抵抗。一百多年的殖民经营，客观地讲，法国也给阿尔及利亚传去了现代观念与现代技术：如议会民主、男女平权、自由交换、电报电讯、公路铁路、现代医疗手段等。然而，所有这些，不仅是以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掠夺作为先决条件的，而且也是以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本土拥有比阿尔及利亚人绝对优越的人身地位为前提的。
对法国来说，签署埃维杨协议并非由于法国在军事上的失利而不得不作出的退却，而是当时法国戴高乐政府作出的急流勇退、顺应世界大势的政治选择。当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虽然在阿尔及利亚发动针对法国人的恐怖暗杀，但远没有威胁到法国的统治。作出彻底放弃殖民地的决定不仅需要政治魄力，也必须面对强烈的反对浪潮。长达一百多年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使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时期的殖民经营留下了盘根错节的经济、文化、感情甚至血缘纽带。第一代的殖民者在这里安家落户，阿尔及利亚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随后几代的殖民者生于斯长于斯，阿尔及利亚乃成为他们祖辈开发生活的土地。当时在阿的法国殖民者数量有一百万以上，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后裔，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家园甚至生命，是法兰西政府对他们的抛弃。因而，撤出阿尔及利亚同时也是一次民族分裂。为了反对戴高乐政府的这一决定，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部分驻阿法军发动兵变未遂，而戴高乐本人也因此在1962年8月险遭暗杀。
从另一方面来讲，殖民之下长期的共存也使殖民者与为数众多的阿尔及利亚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之时，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人站在法国人一边与阿尔及利亚人独立运动力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进而被自己民族同胞杀戮便是明证。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立论，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民族的叛徒，但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法国人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本来是可以避免太多的血与泪的。
在法国现代史上，1962年是法国终于摆脱殖民的羁绊，正视自己侵略历史的开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最后一块殖民领土，因而，法阿埃维杨协议不仅宣告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殖民关系的终止，也是法国向其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殖民历史告别。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显然是明智之举。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决定具有无可辩驳的道德正义性，而且因为这一事件对法国民族心理的良性影响，对法国此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今天面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史，法国人仍然难以忘怀四十年前血与泪的感情纠葛。这一历史事件给部分族群所留下的创伤到现在为止仍然远没有弥合。战争结束四十年之后，法国对此历史事件的反思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历史记忆的大门正在打开，禁忌一个个被打破，一些关系到战争期间的法国政治人物和军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已渐渐能够公开讨论。但是即使如此，舆论仍然十分一致地强调，法国虽然开始打破沉默，接触残酷的殖民史实，但是反思远不够深刻，甚至认为，从总体上讲，法国民族仍然难以面对历史的真实。法国极右势力民族阵线头目勒庞，在4月21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爆出冷门，就可以作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清理仍然十分不够的一个证据，因为勒庞本人不仅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而且充当过酷刑的行刑者。
殖民战争的鬼魂缠绕着法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传媒的这种批评态度乃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悖论。正是因为对这一段历史讨论的加深，才使得传媒意识到过去负债的沉重；正是因为讨论的开放，法阿战争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罪恶史实才得以公之于众，对法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的激烈批评才能为多数舆论所接受。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观察一个民族心灵的演变，可以看到历史反省与集体记忆的潮动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影响。按照法国学者归纳，1962年以来法国民族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62年到1968年，这是公众舆论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消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记忆断层”的7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被公众舆论有意回避；紧接着第三个时期是“记忆回归”的80年代，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话题渐渐增多；转入90年代，“记忆回归”发展到“记忆昂奋”，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话题不断出现于大众媒体，殖民战争及其后果像不愿离去的鬼魂缠绕着法国。
法国集体记忆的阶段性演化有着历史、文化、代际尤其是族群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法国现有阿尔及利亚移民社团近百万人，而此中并不包括现已归化法籍被称为哈尔基（Harki）的在法阿战争中为法国而战的阿尔及利亚士兵及其后代。这一族群也有将近百万。族群、代际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法国法阿战争的集体记忆的演变，法国学者有十分深入的研究，非本文所能详述，但是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法国人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看待世界则是毫无疑问的。2001年5月，前法国阿尔及利亚特工部队负责人之一奥撒勒斯（Aussaresse）将军回忆录《特工部队：阿尔及利亚（1955—1957）》（Service spéciaux Algérie, 1955—1957）出版，在法国舆论界掀起波澜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
奥撒勒斯在书中不仅十分坦率地谈到他在阿尔及利亚执行任务期间所执行的种种“特种任务”包括使用酷刑、暗杀等，而且明确表示所有这些任务他都是带着爱法国、忠实于上级、为法国利益尽忠等十分高尚的信念去完成的。他在书中也明确承认他到今天为止对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悔恨，甚至不觉得有什么过错。奥撒勒斯此书再次揭开法国痛苦与羞辱的历史疮疤，将血淋淋的历史真实呈现于公众面前。此书暴露的虽然是奥撒勒斯本人的肮脏心态，但却见证了法国历史上罪恶的一页，同值得骄傲的“人权故乡”的法国形象背道而驰。此书所提出的问题是法国民族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民族这一不光彩的过去？法国是否需要对这种非人道行为进行忏悔？
应该说90年代以来，法国在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法国总统希拉克上台之后，以国家的名义承认法国在“二战”时期参与了纳粹逮捕犹太人的行动，并为此承担历史责任。1998年，“二战”时维希政权成员帕蓬经过长达六个月的公开审判，被判刑十年，都是面对历史的重要步骤。历史总是灰色的，它充斥着暴力和恐怖，充斥着血与火，同时也凝聚着奋斗和追求，一个民族如想有一个较为光明的将来，就必须追寻历史的真相，正视缺失。只有正视缺失，才能避免缺失，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负面的过去，才能赢得较为光彩的将来。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要求文化的自觉，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全民的共识，而不是民族的分歧。而要达到全民共识，就必须有自由的研究和开放的讨论。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作为前殖民大国历史的记忆，对于殖民罪恶的集体意识直接规定着法国对待后进国家、对待非洲国家、对待阿拉伯国家甚至对待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态度。
为执政集团营造合法性的阿尔及利亚官修历史
对于昔日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他们为殖民史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血与泪。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的结束，阿尔及利亚从殖民者手中争得了解放，阿尔及利亚拥有了独立，阿尔及利亚现代历史进程从此开始。然而，今天阿尔及利亚族群问题的盘根错节、政治与宗教权力斗争的你死我活、民主政体一再难产、社会暴力横行无忌等应该说都同长期的殖民史脱不了干系。
历史无法重建，但是历史可供借鉴。今天的记忆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也是社会大众对历史事件的集体想象。这一想象不是历史的客观真实，但却是建筑于真实之上的。只有真实才可以成为民族记忆的坚实和健康的基础，使民族记忆具有整合和认同功能。反衬法国的历史反省，作为殖民地国的阿尔及利亚既应该直面自己被殖民的屈辱历史，也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但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对待历史的态度则是使民族的集体记忆远离历史真实。
同法国较为开放自省的对待历史的态度相比，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却是一部基本由官方操纵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以寻求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也不以直面过去、凝聚民族共识作为前提锻造集体记忆，而是旨在为执政集团营造政治与历史合法性。如果说法国对于法阿殖民史的反思不足源于法兰西民族对自己历史阴暗面的遮掩的话，阿尔及利亚则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对历史任意涂改和诠释。法国原籍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学者斯托拉（Benjamin Stora）指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历史基本上是军政权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处于巩固军政权的目的，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历史被简化为一部战争史。对战争、军事力量的过分强化，使得阿尔及利亚社会充满着不正常的对战争文化的崇仰。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主要是一个政治抉择，而非阿尔及利亚独立力量军事胜利的结果。然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集体记忆里，只有军事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误导，其结果既使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一代看不到政治的出路，也加强了社会的暴力倾向。
阿独立四十年后的今天，军队仍然牢固地控制着政权，社会各派力量仍难以和平共存，宗教暴力、政治暴力之下，绝望缠绕着人们。根据法国传媒的报道，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各阶层仍然难以调和，官方所宣扬的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谎言的同义语。青年一代对政治、社会普遍排拒，充满一种被历史愚弄的感觉。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一种悲剧。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斗争及其民族独立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是阿尔及利亚整个民族共享的合法性，将这一合法性化为一党一派之私有，可能持续一时，最后却可能导致不仅一党一派之私被抛弃，而且断送掉独立的历史合法性。
如果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反思可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面镜子的话，阿尔及利亚官方对历史的任意诠释及其造就的残缺不全的集体记忆的现状的教训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目前相当多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情况看来，民族的独立并不等于从精神上走出了被殖民的历史，政治上的独立并不等于思想获得了自由。参照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反省，殖民地国能否也作出相应的历史反省？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相仿，直到目前，对于众多近代史上遭受过西方凌辱的民族来说，能否真诚而不是虚骄地面对自己的民族屈辱史，能否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公开讨论，凝聚记忆共识，防止极权对记忆的垄断仍是一项艰巨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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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2年第4辑。
观念与激情
生态政治的意识形态陷阱(1)
今年3月底，法国立法大选传出的一个最大的冷门信息也许不是法国执政党社会党的一败涂地，而是由绿党与生态党组成的竞选联合体仅获得百分之八不足的选票，大大低于按认为是百无一失的法国民意测验机构所提供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数字。法国生态党此次立法大选的失利，当然牵涉到不少领导人在竞选中的战略和技术问题，但同法国整个社会对生态作为政治运动的看法也关系极大，如将生态运动放到西方文明的宏观框架中去考虑，更同西方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深层运动有着深刻联系，因而笔者觉得有必要对环境生态运动作较为详尽的讨论和分析。
由科学发展到意识形态
生态学（Ecology）的本意是以研究生物彼此间的关系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19世纪开始崭露头角：本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注意。现代生态学的中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即世界上的生物、生物群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组成一个整体系统，人仅仅是这一整体系统中的一环，对于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影响到整个生物系统，而且会影响到人自身。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和人们对自身及其社会认识的加强，生态学逐渐走出科学的殿堂，为日益增多的人所接受，从对大自然的珍视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一直发展到以生态学作为社会发展、工业经济规划的参考或指导原则。当欧洲一些国家的生态保护先锋们打出生态的旗帜、组成政治派别之时，生态学不仅渐渐从一门自然科学演变为一种政治、社会学说，而且趋向于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1972年5月，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周刊组织大型生态问题讨论会，当时欧共体主席曼斯霍尔特（Sicco L. Mansholt）、著名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se）等重要政界与学界要人出席会议。与会者将1972年称为“生态意识觉醒之年”，呼吁正视由于资本主义无节制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严重公害。法国思想家塞尔（Michel Serres）提出，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控制自然，而是对控制本身进行控制。如果说当时法国生态意识已经觉醒，但还停留在思想文化层次，生态运动作为一种思潮而发展到政治实践领域，是80年代初的事情。
1981年，现任生态党主席、曾在克雷逊夫人政府任过环境保护部部长的拉隆德（Brice Lalonde）参加法国总统竞选角逐获得3.92％的选票，可以看作生态政治派别正式在法国政坛亮相。然而正当欧洲其他各国生态政党在政治上逐渐扩大影响的80年代，法国绿党领袖韦希特尔（Antoine Waechter）在1982年总统角逐中得票率仅为3.78％，较1981年拉隆德的成绩还略有下降，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绿党获票率也仅有3.36％。而与此同时，德国绿党于1983年的立法选举中获票5.6％，1987年获票8.3％。法国生态势力则直到1992年，当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世界彻底崩溃，理想的地平线上出现真空之时才异军突起，绿党、生态党在地区议会选举中两党几乎平分秋色，共获得15％的选票，跻身法国政坛，在强大的传统左右对峙的斜缝中争回一席之地，使法国政治分野出现新局面。
在一些地区议会中，生态党或与右派势力联手，或与左派结盟，甚至成为控制某些地区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如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下加莱北方省绿党同社会党结盟，推出绿党代表布朗丹（Marie-Christine Blandin）夫人作为该地区的主席，成为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生态主义者取得一个地区的领导权。布朗丹夫人的当选可以说是法国生态主义从思潮走向实际执政的一个起点。
立法大选经受严重考验
今年3月份的立法大选，是对法国生态政治力量的一次严重考验。从法国国内政治局势看，当时法国社会党执政十二年来，经济困顿、失业严重，贿赂丑闻纷起，法国人心思变，社会党的下台已成定局。民意测验不仅预测社会党会有惨败，而且右派党的得票率也不会太高。从国际情势看，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没落所带来的短暂的欢乐气氛已成过去，一种“无意义”的失落感弥漫着整个欧洲。这种时代的人心气候应该说对生态政治力量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生态党可以利用人们的求变心理争取社会党可能失去的选票；一方面又可以其新的面目去填补某种“意义”的真空。大概正因如此，选举前几个月的民意测验一直确认生态政治力量将会获得大的突破。
然而，3月21日第一轮选举结果揭晓，大出人们意料，绿党、生态两党联合体仅获不足8％的选票，较预计的少一倍左右，原因何在？当然，生态党人竞选经验不足，对民意测验的估计过于信赖，因而显得春风得意以及选举前夕冒出不少不明来历的各种生态团体等都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都似乎解释不了如此惨重的失利结果。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近乎一半的生态政治的潜在选民在最后一刻改变其投票的意向，恐怕还需对生态运动的性质和纲领作进一步的检索。
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最为明显的负面结果无非有二，一是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开拓所带来的程度越来越高的工业化而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一是由于发达国家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所造成的精神相对贫乏。生态运动的兴起便以以上这两种因素作为基本前提。国际上愈来愈大的环境保护呼声同自然生态运动、生态思潮分不开，但生态运动却绝不止于环境保护。目前国际上如绿色和平组织都以保护环境、挽救濒危绝种动物等造成声势，吸引舆论，但其背后都有一整套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论。
法国绿党政治纲领的起草人李皮耶兹（Alain Lipietz）曾指出，生态政治所希望改变的对象就是现代经济——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使之变态，然后生产与消费的现代经济活动。实际上，生态主义者在提醒、呼吁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更着重于争取人类从整体上、从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上杜绝一切影响生态、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这个意识形态上讲，与其说生态主义者的目的是保护环境，还不如说生态主义思潮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经济逐渐压倒政治的历史。经济生活不仅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主体，而且也成了政治的中心内容。在发达国家，社会陷入生产与消费此消彼长的循环运动，宗教信仰在科学技术面前退却，家庭道德等不老价值观在效益、盈利的目标的影响下日益衰落，现代工业社会似乎正在将人纳入人自身创造的制度的统辖之中。鉴于此，生态运动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力量的一支，呼吁人们跳出这一经济循环的怪圈，重新重视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的秩序，将现代经济的主题——人，重新放到整个自然生态体系之内应有的位置上，而不是让其一意孤行，重临自然。即是说，生态主义者们企图将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现代“经济政治”转变到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政治”上来。
保守与变革的矛盾统一体
为了将“生态政治”的理论付诸实践，生态运动的实践家们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政治纲领，从减少工作时间、对生产秩序重新调整、重新更为合理地分配工作到削减对外贸易到停止高速公路、高速火车线路的修建等一应俱全。然而同生态运动的保护环境、消除公害、停止工业发展等纯维护生态体系的口号相比，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则十分缺乏号召力。法国生态政治力量自1992年地区议会选举到今年3月立法大选并没有拿出一份可称完备、成熟的政治纲领。1992年当生态政治力量推出其政纲时，法国舆论反应十分不一致。由于生态党是新左派，是共产主义的新变种，同时由于生态主义者主张归返大自然、回归传统，强调民族特点，也有舆论指斥其为保守派，是极右派的同盟军。从后现代的角度，生态运动力图对现代社会进行改造革新，创造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和谐、平等的社会，因而生态运动是指向将来的；然而，由于生态思潮的参照系往往是农村，是未被人类征服的大自然，同欧洲19世纪以来的进步科学的观念背道而驰，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过去的、前工业社会的怀旧，是一种抵制现代化的保守运动。极左与极右、将来与保守的两重矛盾统一体正构成了生态运动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生态运动在传统的政治分野中既左右逢源，又左右两难。左右逢源，传统的左右政治党派利用和汲取生态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左右两难，使得生态党自己往往既没有真正的盟友，又无法在政治分野中有明确的自我界定，因而也没有真正的稳固的选民基础。这正是今年3月立法大选法国生态党人失利的关键原因之一。
选民抛弃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
除开传统与变革的矛盾统一体的制约外，生态主义从思潮走向施政，还有着另一道十分难以逾越的鸿沟。生态运动如果仅仅停留在保护自然、净化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平上，那么无论它是代表保守还是代表变革，都可以作为多元民主社会的一种警世骇俗的声音，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然而，一旦生态运动发展到企图以“生态政治”来改造社会，那么，生态主义就被提升到对整个人类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作整体解释的意识形态层面来了。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方面的原因来解释整个世界已经是向荒谬迈开了一步，以此来统辖人类社会则更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目前在美国流行，在欧洲也渐有影响的所谓“深层生态主义”（Deep Ecology）便是生态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理论形式，主张自然至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都同人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权利。这种趋向于“自然的独裁”的理论已经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了警觉。
毫无疑问，生态可以也必须是人政治决策的基准之一，但生态能否成为政治的唯一准则，目前的回答似乎还是否定的。正是因为如此，法国生态力量能够在地区选举中获得较好的成绩而无法突破国家这一关。3月的立法大选竞选宣传时期，法国生态力量愈是希望说服全国选民以生态为各种政治主张的前提愈是使人们感觉到一种全能的意识形态的复活，而90年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心态大趋势则是，选民抛弃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今年3月法国立法大选生态政治党派失利的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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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1993年5月。
新闻自由与冒犯国王
——从欧洲人权法庭判罚法国政府谈起(1)
人们常说法国是一个激进的国家，同英国具有的传统、保守、渐进的名声相比，法兰西人喜好革命、崇仰变革。然而，殊不知，法国也有其保守的一面，法国就有论者指出，法国人其实并非如此喜欢改革，法国闹革命其实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法兰西惰性强，改革难以推进，才最后导致革命。最近欧洲与法国的一桩有关新闻自由的案子为此种惰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