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国王近臣与大麻走私有染
事情的缘起要追溯到1995年11月3日，当时，法国《世界报》发表一篇报道，透露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近臣中有人卷进了大麻种植与走私丑闻。该报用了一个看似有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摩洛哥，世界第一大大麻出口国”。《世界报》的这一报道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有关摩洛哥的报告提供的材料。
1994年，欧盟委员会针对摩洛哥提出的加入欧盟的申请，要求毒品地缘政治观察组织（Observatoire Géopolitique des Drogues）向欧盟提交一份摩洛哥大麻生产情况的报告。欧盟没有公布此报告的全文，但主要内容已对外公布。《世界报》记者获得报告全文，并按照报告内容指出：摩洛哥大麻种植面积十年内增长了十倍，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大麻出口国，而摩洛哥国王近臣中也有人涉嫌同毒品交易有染。报道还指出，这一发展同摩洛哥当局有关坚决反对大麻泛滥的公开政策不相吻合。
此报道发表二十天之后，摩洛哥国王正式要求法国外交部以冒犯外国国家元首罪起诉《世界报》。1996年7月，巴黎轻罪法庭判处《世界报》无罪。摩洛哥国王及法国外交部继续上诉，1997年3月，巴黎上诉法庭推翻原判，指出《世界报》的报道具有恶意中伤性质，而该报道的记者也没有对事实再行核实。之后，《世界报》不服，继续向法国最高法庭上诉终被驳回。理由仍然是对摩洛哥国王的恶意中伤。
法律保护元首特权不合时宜
按照一个法治国家的正常程序，此一案件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在今天的欧洲，一国法治框架已被打破。《世界报》将此案提交到设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今年6月25日，欧洲人权法庭正式作出裁决：推翻法国原判，指出法国法庭对此案的判决践踏了新闻自由，损害了人民的知情权，记者依据有关官方机构报告作出报道，无须重新核实事实。欧洲人权法庭判处法国政府向《世界报》支付2.5万欧元的赔偿和诉讼费用。
值得指出的是，欧洲人权法庭不仅推翻法国原判，而且明确指出，法国有关法律给予外国元首过分的特权。法国司法部门判处《世界报》的根据是法国的《新闻自由法》第三十六款关于冒犯外国元首罪。此法律制定于1881年7月29日，离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欧洲人权法庭认为，在如今一个民主国家之内，任何公民都有权以诽谤、辱骂罪起诉任何一个个体，无须为一国国君设置一项特别法律。设立这种法律本身意味着为执政者预设了超乎常人的权利。同时，所谓冒犯罪，对于记者说来，更无法通过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
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其实十分明白地指出，法国此项法律已经过时。1881年法国正式通过《新闻自由法》，其时法国第三共和刚刚建立，总统虚设，仅有荣誉功能。当时的新闻法既保护法国本国元首，也授予外国元首超乎于一般人以上的特权。在当时可以理解，今天显然已不合时宜。《世界报》本身为此案发了社评文章。文章指出，2001年已有非洲刚果、乍得、加蓬三国总统以此条法律起诉《黑色沉默》（Black Silence）一书的作者和出版者，指控该书冒犯了上述三总统的尊严和感情。此起诉被巴黎轻罪法庭驳回。当时法庭还专门强调，法国此法同《欧洲人权公约》相违背。此次欧洲人权法庭驳回法国司法有关判决，无异于宣判了这一过时法律条文的死刑。
欧洲法大于国家法
对于笔者来说，这一判决个案之有意义，不仅在于它再次表明欧洲人权法庭的天平偏向新闻自由一边，这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否则人权法庭就名不副实。不仅在于它显示了一国政府同一家报纸打官司，政府可能败诉。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这其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政府与社会机构，国王与普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也就应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法治规范。这一判决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它同时显示了即使在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法律建制也必须不断完善和更改，使之符合现代文明的规范，跟上社会的发展演变。
欧洲人权法庭推翻法国法庭原判这一事实的更关键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个案再次提醒人们欧洲法大于国家法，一个分享共同价值、共同法治的欧洲已经超然于欧洲各民族国家之上。
欧洲联合奠基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价值。1949年在伦敦重建的大欧洲会议（Conseil de l'Europe，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基本宗旨就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的价值认同。《欧洲人权公约》于次年由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签署，1959年欧洲人权法庭成立，进一步强化了欧洲联合的人权价值基准。欧盟强调共同价值，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同时也致力于将人权凌驾于各国法律之上的欧洲制度建设。此次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正是意味着一个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欧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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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月刊》2002年8月号。
从同性恋市长说到权力游戏的妙用(1)
3月18日（2001），法国六年一度的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落下了帷幕，统治巴黎一个世纪之久的法国右派失守，巴黎市权力旁落，社会党与绿党组成的联盟赢得选战。此次法国市政选举有一些不算花絮的花絮，笔者觉得值得一记。
个人隐私与民主选举
首先是有关巴黎市长易人。一百多年来的首次巴黎市左右政党替换，自然是一大新闻，受到世界舆论和媒体的普遍关注。不过不少国家的记者们也注意到另一新闻：巴黎新选出的市长德拉诺埃不仅是社会党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同性恋者。
“同性恋”这个词对于中国和其他众多的国家来说，今天仍然是一个十分忌讳甚至是不道德的同义语，不用说竞争市长，就是平时日常生活中也备受社会歧视。德拉诺埃不同，他在竞选中不隐瞒他是同性恋，他在对媒体的谈话时对此坦诚直言。他告诉记者，他现年五十岁，没有结过婚，现同他母亲住在一起，是一位同性恋者。在一个尊重个人隐私的社会里，同性恋与否，属于个人，属于社会的私域，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干涉，这很容易理解。然而，公开自己的同性恋隐私，并且获得选民的拥戴，将票投向这个同性恋者，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个人一旦担任公职，尤其是通过选民选票获得的公职，个人的隐私就需要通过选民的审判和认可。换句话说，德拉诺埃公布他的同性恋史并仍然当选为市长，是获得了选民的认可的。法国一年前通过法律，允许同性恋结为家庭。当时就遭到右派政党和教会方面的强烈反对，但左翼认为时代在变，社会风尚也在变，人是自由的，过去不可想象的，现在可以变成现实。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德拉诺埃敢于将其隐私公布于众，他在竞选中选择了诚实。他的当选表明，当初左翼政党坚持通过准予同性恋结为家庭的选择是对的，它不仅反映了法国社会风尚变化的现实，同时也为多数选民所认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选举制度除了解决政治人物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之外，还有着沟通社会与政治、民众与权力的功能，可以促使双方的互动，保证社会各体系之间的良性循环。
当然，德拉诺埃并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当选，从公共人物个人隐私与政治的关系看，他的当选仅仅说明同性恋没有成为他当选市长的障碍。他的当选，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扎实、谦虚、亲民、坦诚等作风都是他能够获得信任的重要原因。
当然左翼在巴黎的胜利，不能仅仅归于德拉诺埃一个人，社会党的竞选班子有一个不错的政纲，绿党在选战中也有十分杰出的表现，这些都是左翼获胜的基本条件。
第二是关于巴黎前市长蒂贝里的下台。有上就有下，德拉诺埃上台，蒂贝里下台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蒂贝里的下台较为特殊。蒂贝里长期是总统希拉克的得力助手。但近两年丑闻缠身：选举作弊、收受贿赂，集政治、道德问题于一身。此次竞选如仍由他举旗，巴黎市必丢无疑。为此，希拉克的保卫共和联盟决定由该党大将色干执掌帅印。然而没想到蒂贝里坚决不下，保卫共和采取断然措施，将此人开除出党，以图向选民传送明晰的信息。不过蒂贝里遭此打击，仍然矢志不渝，抗击强权，所以有了右派在巴黎的两支人马。经此一折腾，蒂贝里在部分右翼选民中不再是腐败的形象，而成为某种落难英雄。他的问题，希拉克本人脱不了干系，将黑锅压在一个人身上，至少有欠公允。结果第一轮下来，蒂贝里以戴罪之身获得近百分之十四的选票，第二轮甚至在巴黎第五区卫冕成功，大爆冷门。保卫共和的做法本来是从道德形象来考虑，但选民们却似乎认为道德形象固然重要，但并非是找一个替罪羔羊，将涉嫌的政治人物甩挤出去了事。道德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形象问题，而更是一个责任问题，重视形象，就必须充分强调责任伦理，弄清责任界限。政党从自身形象考虑而作出的明显功利的决定在此并没有能够获得选民的认同。右派最后失去占有一个世纪之久的首都巴黎，难道不是对保卫共和上层整体的一个惩罚？
用制度保证利益竞争合法化
再从整体看看此次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此次法国市政选举并不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选举，但却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特点，而选战过程中各派合纵连横的权谋韬略游戏也十分精彩。
此次选举有几个大的特点：如选举是六年一度的地方市政领导人的改换，因而主要具有地方性的意义；第二，由于这第一个特点，选举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第三，选举虽然是地方性的选举，但却关系到法国所有居民的切身利益，因而选民的动员程度较高；第四，法国将于明年举行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总统选举，故而此次选举就具有某种风向标和监测计的意义。这后两个特点，又使得此次选举其实不那么“地方性”，从各党各派的竞争意识来说，它的全国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结果看，此次选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第一，法共在选举中失败惨烈，在第一轮选举中，法共得票就明显低于1995年上届选举，到第二轮投票，法共一共失去十城，不再拥有任何多于十万居民的城市。随着东欧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立足的法共越来越重心不稳，该党近年渐渐向社会党靠拢，但左边却受到来自托洛茨基党的冲击，尽管此次选举不注重意识形态取向，选民主要以政绩和政纲为投票的标准，但法共仍受到巨大冲击。这是对法共下届立法选举的一个严重警号。
第二是极右势力力量的消长。1995年上届市政选举极右党攻占了法国南部的四个中等城市，此次除了失去较大的土伦外，仍保住了三城。如果不算极右派内部分裂，此次选举中极右派所获总票并没有减少。此次极右选民投票的一个变化是在第二轮中；他们将票毫不犹豫地投向右派，从而也增加了右派的力量。相对于共产党力量的后退，极右势力仍然不衰，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堪忧的现象。
社会学将民主界定为社会冲突的制度化，各政党的利益乃是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体现。此次选举中各派各党利用制度空间为各党自己的利益或其所代表的利益各施所能，或联合或排斥或坚守或后撤无不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在这里是赤裸裸的利益竞争，没有什么道德说教，只不过，这种竞争被严格地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法治框架中，既使各阶层的利益获得保护，又给社会提供了有效的宣泄渠道。民主不是什么高尚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方式，用制度保证利益竞争合法化。
不过民主也不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架子，通过竞选，通过选票的流动，尤其是通过竞选期间较为集中的全国性辩论，民主宪政将社会价值突出出来，社会也将价值心态的变动反馈到政治层面，形成一种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选举结果还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法国的选民似乎有意同各政党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左右翼都略有收获，但都受伤而归。从全国看，右派显然占了上风，左派丢掉了四十座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而同时右派巴黎失守，丢掉了总统多年经营的老巢。首都的意义自然不同凡响，如果再加上法国第三大城里昂，右派的伤势甚至更为致命。
这一结果意味着什么？是否首都巴黎的选民向左转，而法国各省的选民向右转？或者法国选民对执政的左派和现总统希拉克各打二十大板，而对在野的右派先放一马？具体说来，这种结果的原因只能是多重的，对于各方来说原因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原因为何，法国左右两翼都必须认真对待一个事实：即对于明年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来说，谁也不能掉以轻心。各政党执政的命运仍然高悬于选民谨慎小心地握有选票的手中。
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秘密
不过笔者的兴趣不在于总结法国各派政治力量的经验教训，从而怎样应付下一次选战。综观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其实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是左右两派的轮流执政。无论是多党还是两党，政党替换总是在一个左右相对明晰的中心线的两侧摆动，形成一种周期性的规律。而且十分经常的是，选举产生的执政党的选票同败选党非常接近，此次美国大选小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因为票数异常接近，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在欧洲各国，也大多是这种情况。选民很少将自己手中的选票轻易投给一党一派，他们在各政党之间维持着一种必要的平衡。一边倒的情况当然有，但一边倒保持较长时间则十分困难。也有一些国家一党一派长期执政，如日本自民党，但这恰恰是民主制运行不畅的表现。法国此次市政选举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平衡的结果。一般来说，左右平衡在全国性的大选中比较容易分出，但此次地方性选举法国公民也同样取得这种效果殊为不易。这种现象很有意思，选民投票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投的，他们是单独的个人，他们的选票流动何以能够从统计学的意义上保持一种总体的平衡？从而给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的政治力量发出明确的信息，甚至保持一种必要的压力？
这种现象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秘密，是民主政治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之一。说它是一个秘密，自然有所夸张。从现代民主创制时期起，这个秘密就被人破译了，岂止是破译，简直就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将民主定位于这一秘密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民主制运行已有三百多年，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的破译者就是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不朽的《法意》的作者。在《法意》中，孟德斯鸠在解析英国民主制的时候说，民主制是一种代表制，作为个体的公民将权力交给统治者，让统治者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心态。一方面公民需要统治者为他们服务，所以必须将权力交给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不放心，他们担心统治者滥用权力，从而背叛他们。公民需要统治者，但却并不相信他们，他们一面让统治者成为代表，一面又想着要收回权力。正是由于这种心态，公民就要求分化权力，让权力制约权力，不让一权独大。用孟德斯鸠的话说，这就是权力制止权力。孟德斯鸠当时所说的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立，是这二者之间的互动。但民主制度后来的发展表明，在两党制或多党制下，个体选票的流向基本遵循这一矛盾心态。一旦一党独大，选民们就担心该党可能背叛选民的利益，因而将选票投向另外的政治力量而使政治生活保持平衡。
孟德斯鸠的这种想法以及民主程序的设计和完善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新鲜，但其中实则包含着绝妙的思路。这一思路是我们东方人很不熟悉的，即不是从统治、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权力，而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权力，从个体的角度来思考权力，将权力游戏变成为个体服务的竞争游戏。
权力的重要性是我们所熟知的。对我们来说，权力似乎天经地义是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有了权力，就可以支配大众，就可以利用大众，就可以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但是孟德斯鸠告诉我们，权力也可能由被统治者来支配、来利用，迫使统治者尊重被统治者的意志，迫使代表者必须代表授权者的意志，否则作为被统治者的个体，作为授权者的个体就可以重新选择统治者和代表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权力分立，坚持从“法的精神”立论，坚持个体的权利既是政治权力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这就是孟德斯鸠的思路，这就是权力游戏的妙用。有了孟德斯鸠，权力的思考就再难以回到权力统治的轨道上去，因为孟德斯鸠标志着政治个体主义的理论的新高峰，引出了民主政体合乎人类理性的社会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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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万象》2001年第三卷第8期。
勒庞震撼与法国宪政危机(1)
2002年4月21日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大爆冷门，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候选人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百分之十七强的获票率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于法国现总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进入第二轮投票。若斯潘以现任总理的身份执政五年而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百分之十六的选票，这在法兰西共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勒庞在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像一声晴天霹雳，在法国、欧洲造成空前震撼。一个以人权故乡、世界主义感到骄傲的民族竟然在总统选举——法国最重要的选举中将一个公开宣扬种族歧视、公开否认“二战”时希特勒罪行的政治人物推上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角逐，这是法国政治的空前危机。对于绝大多数法国民众来说，这一事实是对法兰西宽容虚怀的文化传统的羞辱！
举国震惊 发出共同的声音
从4月21日到5月5日，法国社会全民动员，反对勒庞，拒绝极右，捍卫共和价值，重申民主理念，力图将极右翼勒庞势力压缩到最低限度。五一这一天，整个法国，一百五十多万人走上街头，向极右翼勒庞说不！仅仅在巴黎，就有五十万人参加了这一天反勒庞的游行！五一大游行之前，巴黎和外省的各大城市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法国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尤其是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青年人，空前踊跃地站出来，介入政治，拒绝勒庞，令人为之振奋。这些青年人往往是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他们还没有到选举年龄，不能参加投票，他们出来游行向其父辈们发出庄严呼吁，法兰西不能接受种族主义，不能接受法西斯主义，法兰西不能倒退，法兰西不能向世界关上大门，法兰西的未来不能由排外、仇恨、暴力所主导。经过紧张、焦虑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二轮投票结果揭晓，希拉克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压倒多数选票胜出，将极右势力的选票压缩到百分之十八以下。这一结果超出了第二轮投票前大多数乐观的预计，说明众多的左翼选民暂时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投了右翼领导人希拉克的票，使法国选民松了一口气。从短期看，这一悬殊比分打掉了极右势力嚣张的气焰，遏制了勒庞继续蛊惑人心的上升势头。
纵观此次选举第一轮投票到第二轮投票的全过程，由极右势力进入第二轮的惊人冷门到勒庞以不足百分之十八的选票的惨烈落败，整个过程富有某种喜剧色彩。从法国选民坚持共和价值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次希拉克以压倒多数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民主在法国的又一次胜利，也不仅仅意味着法国民众经过勒庞现象的冲击之后再次发出了拒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强音、重申对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平等博爱的坚守，也意味着4月21日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法国政治生活上的一次事故，是法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次闪失。
将极右势力得以进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看成是民主进程中的一次事故，是从民主价值在法国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讲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对法国民主制度充满信心。民主就像空气、面包，平时习以为常，似乎无关紧要，但一旦有可能失去，才会突然意识到其实须臾不可离之。然而，对民主理念的坚守并不等于法国民主机器运行正常，虽然此次“事故”由于大多数选民的积极动员而获得及时的补救，但“事故”本身却无疑反映了法国社会和民主宪政上存在的深层问题。而这些问题，由于各种原因，长期被人为地掩盖和忽视。从这个角度，法国“四·二一”政治地震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启示和重要的历史教训。对于法国本身来说，不对此次勒庞挤进第二轮投票这一惊人历史事实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和解答，就无法找到根治极右毒瘤的对症药方。作为一个以人权等现代价值发源地著称并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老牌民主国家，对法国此次“民主事故”个案的剖析，也必会有助于我们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反思和对现代社会演变的把握。在本文中，笔者拟从社会阶层演变、意识形态退潮及宪政危机三个层面略加探讨。
是谁投了极右翼的票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上届总统希拉克虽然以高票当选，但仍有五百多万选民选择了极右的意识形态。第二轮投票不同于第一轮投票，投极右派票的选民多是对极右派的政纲取认同态度，而非投的抗议票。这种选择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谁投了极右派的票？
根据法国有关机构对此次选举第一轮投票的分析，此次将自己手中的票投向极右势力的法国选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法国下层民众。勒庞是法国政坛老将，他几十年来一直参加各种政治竞选，传统上勒庞的选民大多局限于法国感到世风日下的一部分老年人，他们认为法国的外国人太多，认为法国的治安一年不如一年，认为法国的税收太重，认为欧洲建设和全球化的发展危及法国的文化认同等等。此次投票，这些原因同样存在，所不同的是此次勒庞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纲也吸引了众多的下层尤其是工人中的选民。按照统计，勒庞是得到最多法国工人中的票的总统竞选人，超过希拉克，超过若斯潘，更超过法共的罗伯特·于（Robert Hue）。
自8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联合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国传统工业结构转型趋于完成。一些社会学者指出，今天，如果法国还存在工人阶层的话，但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法国工人已经第三产业化，大部分工人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流水线生产。他们虽然仍然可能发起集体罢工，反对雇主裁员，但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利益同老板的利益紧密相连。由于国家对企业的创立、裁员、倒闭等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健全，市场竞争的压力会直接反映到工人身上。这种局势成为工人同老板在政治上站在同一立场上提供了条件。同时，80年代以来也是工人阶层子女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的年代。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出身于工人阶层的青年所希望的是进入职员阶层，摆脱沉重、肮脏的体力劳动。
对于工人阶层的这种演变，法国政界并非毫无觉察。1997年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执政就被认为是工人阶层的代表与国家公务员阶层代表的集合，暗含提升工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意旨。然而社会并没有为工人子女摆脱工人出身的梦想提供足够的机会。左翼政府虽然加强了福利国家的措施，但福利补贴却不能改变出身社会下层的事实。实际上，工人阶层社会条件的变化不仅使得法共失去社会依靠，而且也使工人阶层对左翼的幻想破灭。
勒庞集三大主义于一身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讲，此次法国极右势力取得突破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法国社会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弥漫的意义失落的信仰危机。作为一种思潮，主张种族主义的极右势力在法国其实根深蒂固，勒庞是法国反犹、排外传统的当代承继者。但是，勒庞在此次竞选活动中以加强了反智和反精英主义的鼓动宣传来淡化其反犹和排外的种族主义的本质，竭力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政治人物的形象。勒庞此次竞选策略的改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体现了勒庞对时代脉搏有一定的敏感。此次参选的勒庞集三大主义于一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伴随着此次勒庞选票的上升的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法共获票率出人意料地低，获票率不到4％。这一现象明显说明共产主义作为制度在东欧、苏联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在没有遭到极权共产主义蹂躏的西欧的理想之光也已彻底消逝。以研究人口结构与精神取向著称的法国学者托德（Emmanuel Todd）指出，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带有世俗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淡出人类精神领域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传统宗教影响力的进一步下降。从法国的特殊情况看，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减弱与意识形态的消逝，还有戴高乐主义的退场。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形态，随着欧洲联合的推进，法国民众文化认同问题突出，而戴高乐主义的退场恰使得激进民族主义有了市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精神真空的大环境下，本来被认为在1998年内部分裂之后已经走向末路的勒庞势力得以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获得突破性成功。
精英与社会大众离心离德
然而，无论是社会还是意识形态根源，虽然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极右势力上升的大背景，可以解释法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选民将票投向勒庞，但是勒庞能够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仍然需要其他的条件。法国此次总统选举结果不仅仅是勒庞的出线使人震惊，以总理身份参加竞选的左翼政治人物若斯潘被淘汰出局也是一大冷门。即使是以最高获票率进入第二轮的法国现总统希拉克也仅仅获得不足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是第五共和历史上最低的现任总统参选得票率。这一现象其实显示了法国选民通过票箱反映出的一种对整个社会政治精英的厌倦。什么原因使得法国精英同社会大众离心离德？无疑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政安排上的某些弊病。
同其他老牌民主国家相比，法国宪政的特色不是它各类健全的宪政制约机构，而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左右共治现象。左右共治现象源于法国特有的宪政设置。从政体形式上看，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总统由立法大选间接选出，对议会负责，也受议会的钳制；德国、意大利则属典型的议会制，作为共和国元首的总统虚设，不拥有实际权力。总理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对议会负责。法国介于这二者之间，有人将法国宪政设置称作半总统制、半议会制，虽不尽确切，但可以有助于理解法国政体。
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诞生。适应法国战后重建的局势和戴高乐政治强势人物的要求，该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尤其是自1962年法国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之后，法国总统不仅成为国家元首，也是实际上的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者。法国第五共和宪政的这种设置的最初想法是希望通过加强总统政治合法性来加强总统权力，使总统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人物。在戴高乐当政尤其是蓬皮杜当政期间，总统权力也确实获得了加强。然而，第五共和宪法设置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因为一方面总统由直选产生虽然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使总统不受议会约束，但另一方面总统选举却不能代替立法选举。总统不能代替议会行使立法权力，而议会的合法性也并不因为总统直选而减弱。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使得总统与议会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合法性，使得立法与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发生分离。在总统与议会多数一致的情况下，总统可以任命政府总理，决定政府部长人选，将大权集于一身；在总统与议会多数不一致的情况下，二者就必然产生冲突。总统只能任命议会多数党派人物出面组阁，除了外交与国防总统仍有实际权力之外，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十分有限。这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国左右共治的宪政根源。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评论者指出，法国第五共和宪法规定的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反映了法国强大中央集权的传统的回光返照，第五共和的总统实际上是现代法国的民选帝王。自然，回光返照毕竟是回光返照，议会制与总统直选意味着法国将永远不会回到君主制。然而，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内在冲突最终向什么方向演变，第五共和的创始人并没有明确的预见。时至今日，在法国经过“四·二一”政治震撼和5月5日希拉克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获票率当选之后，人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法国第五共和的这种半总统制日益朝着削弱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1986年首次出现密特朗与希拉克左右共治的局面，1993年左右再次共治，共治现象日益频繁。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1997年本来希望通过解散议会，重新举行立法大选获得较大的政治合法性，加强总统的权力，但却适得其反，若斯潘率领左派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胜利，造成了法国宪政史上最长的希拉克—若斯潘左右共治时期。
左右共治不仅使总统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又由于总理与总统之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磨合，因而模糊了民主机制的界限和功能，使选民看不到执政党派与在野党派之间的区别，看不到民主运作的源头活水——政党替换的前景。这种情形，促使选民将目光转向本来边缘化的极端派别，极右派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空间。左右共治虽然是法国的特色，但是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教训可以吸取。2000年2月奥地利有新纳粹倾向的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就是一个先例。自50年代以来，奥地利政坛一直是左翼社民党与右翼保守党的二分天下。或者左翼与右翼轮流执政，或者双方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在1999年立法大选之前，奥地利便是一个由左翼社民党与保守党共同执政的所谓“大”联合政府。左右共同执政是民主政治的大忌。这不仅事实上取消了民主制度政党轮换的核心，也堵死了民主选举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勒庞的胜利，正是法兰西第五共和的一次严重宪政危机。
对于左右共治现象对民主运作所带来的问题和后果，法国政界、学界一直有着注意，并且不断有人提出讨论。有关改革措施也曾付诸实践。如在希拉克、若斯潘共治时期，就对宪法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旨在避免左右共治现象：如将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将总统选举放到立法选举之前举行等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似乎既来得太晚，也不够大胆，既没有能够如期解决共治问题，也没有能够避免总统与议会合法性的分离问题。
经过这次勒庞震撼之后，法国政界、舆论界对法兰西第五共和的宪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似乎已有共识，甚至有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出来呼吁推倒第五共和宪政架构，创建第六共和的设想。然而，从法国共和史上看，历次新的共和的创建都是通过战争的冲击或革命的杠杆来完成的。当下的法国如要彻底施行宪政改革，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四·二一”勒庞震撼给法国提出的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如果善于把握，也可能是一次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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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
闲谈法国罢工文化
今年法国罢工风潮又起。自5月初到6月底，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罢工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个月。此次法国拉法兰右派政府比较幸运，不至于像1995年底法国右翼朱佩政府，被罢工弄得灰头土脸，改革计划也不得不全盘放弃。此次罢工由于工会的分裂、动员力衰减和政府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草草收场。然而，虽然此次政府有关退休制度的改革有所斩获，但教育制度改革进展仍然有待于观察，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一旦起步也必然会遇到重大阻力。实际上，法国新政府一系列的已经启动或者正待启动的改革工程才刚刚开始。目前夏季假期已至，罢工不得不虎头蛇尾，9月后法国人度假归来，工潮不免又会卷土重来。从这个角度，刚刚平息的主要以中小学教职工和公共交通罢工活动为标志的社会风潮只不过是政府与社会力量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而且，欧洲联盟刚刚就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达成协议，也必然会引起法国农民的强大不满。可以预计，从社会抗争的角度，2003年将是一个多事之秋。
每遇罢工，我就会想到从亚洲甚至美洲到巴黎来旅游的朋友的问题：法国人怎么老是罢工？这样的罢工，动辄损失数亿甚至数十亿欧元，又弄得民不聊生，法国怎么受得了如此折腾？一次，一位从大陆刚到巴黎不久的记者朋友面对法航及铁路部门的罢工说：“这回我看法国是完了！”语调中还充满了惋惜。说法国因为罢工就会完蛋，自然稍嫌武断，但法国罢工时有发生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法国人自己似乎也见怪不怪，即使是罢工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法国人似乎也能安之若素。
就近观察法国的罢工，不免会去分析每次罢工的具体原因，但罢工确实也是一个具有法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怎样回答朋友们的提问？法国人为什么比其他欧洲国家罢工频率高？法国人自己又是怎样看待罢工的？这涉及到法国人所谓的罢工文化的话题。
罢工是弱者的武器
所谓罢工文化，这里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罢工是法国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二是罢工虽然会给法国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活不便，但多数法国人对罢工仍持同情态度。也就是说，法国不仅有一套肯定罢工权利和保护罢工正常进行的法律保障系统，有合法的工会组织按照法律程序发起罢工，有一部分中坚分子挺身出来，牺牲自己参加罢工时期的薪酬，争取或者保护自己和本阶层的长远利益。同时，其他不罢工或者甚至不赞成罢工主张的多数人对罢工本身采取支持、同情或者容忍的态度，使得罢工在法国社会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
从远距离看，法国之所以经常出现罢工，是否意味着法国的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答案恰恰相反。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法国的工会不是强大，而是十分弱小。根据2002年的统计，法国工薪阶层加入工会的比例仅仅有不足百分之八，而在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工会成员占整个工薪阶层的比例动辄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以上。而在这些国家，却很少有罢工现象出现。同是欧洲联盟大国的英国、德国，工会成员的比例也占近百分之三十，远高于法国，而这些国家罢工频率也远低于法国。有一种解释是，法国工会组织罢工，乃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因为力量不足，不能够使政府在进行某项社会问题改革之前事先进行谈判，只能以罢工来强迫政府谈判。刚刚去世不久的法国著名政治评论家、记者吉鲁（Fran?oise Giroud）就曾不无幽默地指出，法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是先举行谈判，而总要等到罢工之后才谈。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同时，法国是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国家。这个革命传统不来自法国人的民族天性，也就是说，法兰西人并非天性好斗，喜爱采取激进手段来解决问题。恰恰相反，法国的革命传统来自法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中央集权使得法国的统治者不太容易向处于弱势的底层力量让步。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否认法国具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法国人自己也为这种制度感到自豪，然而，这一制度却是通过带有暴力色彩的法国大革命换来的。今天法国工会拥有的罢工的权利也是通过长期的奋斗才获得的。这种历史惯性，使得今天法国人仍然认为，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自己的权利，必须靠自己争取。因此，罢工，对于多数的法国人来说，就成为一项有效的争取权利的手段。这种心态有点近似于中国人所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法国为什么罢工较为频繁：如法国工会本身的不团结，法国一些立法上的不足，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庞大的公务员阶层的山头主义等等，但是，这些原因虽可以解释为什么罢工，但却不足以解释法国人对罢工的宽容的态度。
认同罢工的权利
1995年年底法国发生的近一个月的大罢工，使得整个法国海陆空交通全部陷于瘫痪，学校、邮局、医院等纷纷关闭。这种局面，不仅使过往游客怨声载道，也给法国人本身造成极大不便，经济损失无疑更是难以估量。然而即使如此，当时法国罢工一方仍然拥有社会舆论的明确支持，当时的民调显示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同情罢工。相对来说，这一次工潮没有如此好的运气，6月16日，巴黎甚至还爆发了反罢工的示威。退休制度必须改革，这是目前法国社会的共识。以反对这一改革为宗旨举行的罢工自然难以动员民众。然而即使如此，民意调查显示，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支持或者同情罢工。即使是许多完全不认同罢工者的要求的人，也对罢工持支持态度。耐人寻味的是，有很多因为罢工误事、误点的人，也就是罢工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当时对罢工者满腹牢骚，甚至怒火难平，但是事后仍然表示可以理解罢工者。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部分认同罢工者的要求，罢工者本身当然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他们保护的利益同保护法国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吻合的；二是即使不认同罢工者的利益要求，但认为必须认同罢工的权利，因为维护罢工者的权利，也就是维护自己罢工的权利。罢工的权利，不仅仅是一项争取利益的手段，也是一项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手段，是组织起来的工会集体表达的手段，更是个体捍卫自己权利的手段。也就是说，相对于经济损失与生活的不便，多数法国人选择罢工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罢工文化虽然反映出法国社会的一些文化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法国民主体制运转的常态。
选民对政治家撒谎
不过，即使说罢工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正当的和合法的权利，也必须承认罢工的代价是高昂的。据统计，1995年那次大罢工法航损失10亿欧元，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损失7亿欧元，巴黎地铁损失1亿欧元，国库少收38亿欧元，而当年第四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如此高昂代价，政府工会两败俱伤，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而必须以罢工这种对抗的方式行事呢？这是局外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法国的近邻、隔海相望的英国人就难以理解法国人的这种“毛病”。我记得一个英国驻巴黎的记者在其发回英国的评论文章中就曾写道：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会向他们的选民撒谎，唯独法国是一个例外。在法国是法国的选民向他们的政治人物撒谎！选举前他们呼吁政客们进行改革，通过选票将那些在任上不思改革的政党轰下台去。但是，一旦新政府上台，准备改革，就会有一部分法国人举行罢工、上街游行反对改革，而另一部分法国人则在一边拍手叫好。
也许，英吉利这个具有改革、渐进传统的民族永远都无法理解法兰西式的中央集权为何物。在英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大环境下，罢工自然是不会轻易发生的。而在法国，政府到现在仍然垄断着教育、邮政、铁路、公共交通甚至医院等部门，加上强大的国家社会福利系统，一旦政府发起某项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罢工的几率自然很高。法国这种民主加强势政府的模式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当的优势，如法国的国营铁路、国营电力都是效益不错、公众也基本满意的部门。但是，毋庸讳言，罢工也是这种大政府模式的直接产物。另言之，如果说罢工是法国社会的“毛病”的话，那么，这则是法国历史遗存下来的一种结构性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