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崛起和欧洲的反思
——评高德蒙《亚洲的复兴》(1)
随着西方传媒对近来亚洲经济勃兴的关注，法国汉学界、经济界、政治界的人士都开始加入对亚洲（主要是东亚）经济崛起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讨论。最近，由法国Odile Jacob出版社推出的一本新书《亚洲的复兴》（La renasissance de l'Asie）可算是这一讨论中的力作。
《亚洲的复兴》的作者是法国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及在汉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都相当有名气的高德蒙（F. Godement），他一直研究有关中国和东亚各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问题。不久前，巴黎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创立国际贸易系，由他出任该系主任，这不仅反映了圈中人对高德蒙研究水准的认可，更反映了亚洲贸易问题研究地位的上升。
勾勒出亚洲整体的演变
《亚洲的复兴》，顾名思义，是一本记叙当代亚洲崛起的书。作者从上世纪末展示西方殖民主义进入亚洲开始，对整个当代亚洲进行概略但不粗浅的回顾，企图从这一历史的回顾中探视亚洲发展的规律性变动，并窥测亚洲的未来走势。作者自己说：“在时事的镜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微镜之间，选择运用历史的望远镜来描述亚洲是有用的，不是由于这些望远镜能够使我们预知将来，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将来作出一些假设。”
亚洲，即使是东亚（包括东南亚）也是一个民族混杂、文化交汇、宗教并存的广大地带，对此作整体回顾和概括实非易事。《亚洲的复兴》一书虽然将描述范围规定在主要是中华文化所及的东亚地区，但其中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都远不属于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作者在基本遵从历史时间的前提下，以两条不完全重叠的主线来覆盖亚洲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一条从意识形态之划分有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趋向民族主义）之分，另一条从地理分布之划分，有沿海与内陆国家之别。这两条线基本是合的，内陆国家一般为共产主义的立足点，沿海国家则多先为自由经济加独裁政治并较早向民主过渡。亚洲的两个巨人，中国和日本自然是这两条线的分别领头国，也是该书浓墨重彩加以分析描绘的。
作者十分强调西方对亚洲殖民给亚洲历史进程走向所带来的决定性转折，和随着殖民时代而来的亚洲经济的起步。如果说西方在19世纪末对亚洲的殖民一方面向亚洲输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激起了亚洲多国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话，那么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退隐则为亚洲沿海各国、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龙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大的背景。
按照这两条主线，如果说高德蒙教授的《亚洲的复兴》给我们勾勒出亚洲整体演变的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的话，那么，中国、日本便是牵动这一画卷走向的两根支轴。作者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率先从经济上崛起，开了亚洲步入现代世界之先，成为激励东亚各国工业化的样板和动力，同时日本自身的发展也使她必然带动该地区的经济的增长。
作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国自然是该书的重心之一。作者认为，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后，中国文明内部便滋生出两股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迫于贫困的农民频频暴动企图夺取政权，这一趋势为共产党所利用，在抗日战争时达到极点，并终于促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另一趋势是在西方外力的影响下，在同外部世界接触中激发出来的资本主义进取精神，具体体现这一精神的是中国沿海地区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甚至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从这里寻根溯源。
中国最让人摸不透
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回顾历史是尝试窥测将来，作者如何估计中国的将来呢？在作者看来，中国目前显然是亚洲最为重要也最具前景的国家，但中国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当邓小平还健在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周边缺乏民主环境的影响，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随时在发生变化，民主正在东亚沿海各国扎根和扩展，经济的增长造成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在邓小平之后成为稳定的最大威胁，而且作者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严重威胁是来自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美的市场曾经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能否再接受中国大陆的出口需求？中国面对的欧美市场将是一个需要谈判互利的市场。这二者使中国一方面必须以发展国内市场为首务，一方面还必须对外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一局势的后果可能直接阻遏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目前经济增长又是中国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保障。
亚洲的民主功用性占首位
亚洲是欧洲的镜子，对亚洲的审视其实就是对欧洲的反省。《亚洲的复兴》一书的作者正是以亚洲之镜反思欧洲的。参与亚洲各国民主化进程，作者对从欧洲发源的现代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指出，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导源于我们经常以错误的立场来描述和判断亚洲。我们既不能掉进亚洲专制主义为我们所设置的圈套，仅以经济增长作为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而否定我们自己经济体系的价值及其普遍性；同时我们又不能躲在这种政治价值的新的马其诺防线背后，对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并排而拒之。
民主在欧洲本身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民主的乌托邦精神，它预言民主将给人类带来永不休止的进步；一种是民主的程序作用，它仅仅为社会提供一种替换、选择程序。在作者看来，亚洲今天民主的发展证实民主作为平衡、保障的机制正在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而民主的内容，或曰曾经为时代所注入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如进步等先验预言正在走出民主的殿室。现在亚洲民主进程显示，民主的功用性是第一位的，而非民主所代表的目的性。这一趋势似乎使民主成为一具抽空精神的躯壳，但反思一下，这一躯壳也许就是民主的真实所在！同亚洲比较，欧洲政治民主则显得精疲力竭，政治乌托邦曾经影响了整个20世纪，如今意识形态的退潮与经济的困顿则使人们怀疑民主制度本身。由此作者提醒人们一个似乎是浅显的但却鲜为人注意的事实：如果说亚洲的经济增长为民主制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欧洲的经济困顿则使民主建设受到致命的威胁。
在全书结束时，高德蒙教授这样写道：“欧美对亚洲的态度决不能仅仅取决于贸易或就业因素，无论它们有多么重要，无论有无我们的参加，世纪末的国际格局将按胜负输赢来决定，与其愚顽拒之不如联袂商谈。”
————————————————————
(1) 本文原刊于《信报》1993年11月。
向往新世纪的乌托邦(1)
世纪之交，自然有许多关于新世纪的思考和联想。笔者最近读书看报，发现法国舆论界出现了不少涉及到乌托邦的议论，一些思想前卫人物甚至呼唤新的乌托邦的来临。正于此时，法国《新观察家》周刊2001年第1期以“21世纪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为题，出版专号，较系统地提出新世纪的乌托邦的理想，值得一定的关注。
以民主改革抗拒全球化
该专号从国际组织、金融、贸易、企业、健康、人道救援、宗教、人口迁徙、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艺术创造等方面展开想象，力图为21世纪构想一个美好的前景。该刊主编若弗兰（Laurent Joffrin）认为，刚刚过去的世纪是一个残酷的世纪，但世纪的结束却给人类带来了一线光明。这一光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了德国纳粹，接踵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又战胜了苏联的极权主义，民主从此成为世界的主导趋势。不过，这位主编并不像福山那样认为历史已经结束，而认为新世纪依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也不像亨廷顿那样认为世界将有种族和文化冲突主导，在他看来，新世纪的冲突乃存在于一个没有敌手的资本主义和一个现在还没有确切名称的抗拒运动之间。
诚然，以市场国际化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自“冷战”结束以来加快推进，但也同时伴随着信息管理、技术乃至文化的急速变迁，其社会后果则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大贫富悬殊，恶化生态环境，激发民族冲突。于是，全球化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也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同其对抗，如主权主义、宗教族群意识、各种基本教义派与专制政权等；另一方是以一种民主改革的思想为基础的对抗这一潮流尤其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对世贸会议的行动中获得彰显。而这一对抗潮流就包含着新的乌托邦设想。
乌托邦从梦想变为强制
人类在经历了20世纪以善的名义进行的残酷的乌托邦改造工程以后，新世纪中是否就要放弃一切理想主义？从今以后，是否就该拒绝一切集体理性？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人类是否就应该自认渺小，放弃追求而甘于命运之神的无情宰割？对于《新观察家》的编者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相反，作者们认为，现在需要为乌托邦正名了！不过，将乌托邦定义为现实主义的，从严格字面意义上来说是自相矛盾，这不仅表明，这种乌托邦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也反映了法国文化界的一种矛盾心态。
乌托邦的实质是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构成部件之一。在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中国，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是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追求。然而，乌托邦的理想到近代发展到了极致，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形成制度，乌托邦从浪漫的理想变成了血腥的强制。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好的理想演化成了极权主义，乌托邦本身也被剿灭了。作为乌托邦的存在，社会主义本来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示着社会优化的方向；作为制度尤其是它的失败，社会主义则使得时光似乎倒流，资本主义倒好像成了它的前途。这是20世纪留给历史的悲剧，到现在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判断，束缚着人们的思维。
希冀民主乌托邦的未来
在强制性的社会改造工程的罪恶渐渐暴露之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质疑共产主义、质疑启蒙精神、质疑进步理念的话语，尽管人们感到精神的缺失却不敢对将来有什么希冀和幻想。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后共产主义心结”。正是因此，《新观察家》杂志的本期专号反映了某种新的趋向。让我们来看看该刊所勾画出的21世纪大致轮廓。
从世界体系的建构来看，在世纪末展示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将成为世界民主发展的重要制衡力量，一个与世界贸易组织并存且互相制约的世界公民组织出现于世。世界工会的加强、世界最低工资的确定使大的跨国公司不再仅仅遵循利润原则，也尊重伦理原则，世界虽然有贫国富国之分，但贫国也有权获得必需的生存资源。欧洲联盟于2015年选出的主席是一名女性。随着司法标准的国际化，世界上犯下反人道罪行的暴君将无处藏身。在这时的世界上，人们迁徙自由，各宗教和睦共处。世界上的城市里不再有汽车，地球生态进入良性循环。在对世界进行如此美好设计的同时，《新观察家》杂志也没有忘记中国，该刊设想中国将于2050年全面实施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
这一构图大致显示出一种民主的乌托邦的模式，因为它是发育于民主体制之中，所以它不会成为强制。又因为是一种乌托邦，它表现了进入新世纪的人们仍然不甘于现状，祈望将来的世界更为美好。《新观察家》杂志将乌托邦加上现实主义的限制词，反映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幻想。它恰好体现了一种理想的回潮，体现了人们摆脱20世纪噩梦束缚的努力。
————————————————————
(1) 本文原刊于《信报》2001年1月。
《人文科学》：民主的危机与民主的建构(1)
民主历来是西方思想学术界讨论的基本话题之一。1989年东西“冷战”结束后，美籍日人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论点，有关民主的讨论更形增加和深入。法国《人文科学》月刊（Sciences humaines）今年3月号以“民主的基础”为题组织专题讨论，对西方民主的历史、现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也对后进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给予了分析和检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后进国家的民主转型，法国学者们一般不反对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中提出的观点，即90年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多于本世纪20年代。这一事实说明，民主并非在90年代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而且，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不过，有一点需要修正的是，假如以人口数量而不是以国家数目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今天世界的民主普及程度仍然是最高的（近40％）。
尽管对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需要谨慎估计，但这一进程仍具有鲜明的特点。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达贝内（Olivier Dabène）指出70至90年代的民主转型有三个特点。一是国际压力与国内演变的结合。“二战”后日本、西德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民主是由美国为首的战胜国施加的。80年代中美洲小国如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民主的建立也主要是美国干预所致。东欧各国虽不是由西方的压力而建立民主，但却是在苏联放弃勃列日涅夫“主权有限论”之后才开拓了民主转型，即是说是在外界压力松懈之后发生的。
第二个特点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建构与经济改革之间的某种紧张。达贝内是南美问题专家，他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为例说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不均、通货膨胀、经济负增长等现象往往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阻碍。而同时，民主的政治建构也可能使得政府缺少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效率。目前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似乎成功地走出了这一怪圈。
第三个特点是，从世界全局看，民主转型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如拉丁美洲不同于东欧，东欧不同于非洲，亚洲则属于另一类型等。当然地区的共性并不掩盖同一地区各国的不同。如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民主转型，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东德用了十个星期，捷克用了十天，罗马尼亚则用了十个小时。
如果说对从非民主到民主社会的转化的宏观考察表明民主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任重而道远的话，那么在老牌民主国家民主制本身也遇到重大挑战。
起源于西欧的民主制度从理论探讨到政治建构本身经历了一个由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完善过程，今天我们所言的民主政体都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然而现代社会对民主提出的批评正是其民主性和代表性都不足。
当下西方社会民主生活中的弃权率的上升、选票流向的漂移不定、献金丑闻的增加、政治生活的职业化等等都是民主代议制危机的表现。
面对民主的危机，法国近来召开过几次大的学术讨论会，《人文科学》对此作了综合性的阐述。学者们一般认为现代的民主危机并非民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对民主的要求更高了。对于上述危机的种种表现，事实上社会本身已经提供或正在提供一些办法。学者们对此作了一些分析和综合。一种是所谓“公共民主”。公共民主针对现代社会媒体作用的日益上升，将媒体看作传统代议制之外的新兴的民主议决场所。议会本是传统民主运作中的基本的民主议决机构，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已不能充分和及时反映民意，传媒起而继之填补不足。当然传媒作用的上升，一方面使议决空间增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新型的舆论寡头。
另一个概念是“连续民主”。这一概念指出，目前的民主特点是在选民与被选人之间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民主代议空间，包括民意测验、现代传媒、补充监督机构（如护宪委员会、审计机制等）。这些空间的出现或建立一方面表明选举制度的相对性，如民意测验总是预先表明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表明在两次选举之间民意的变动，提醒民意代表的决定往往同民意存在着重大差距。这一发展的客观效果是议会选举不再是唯一的合法性资源来源，非政府组织、院外压力集团、专家委员会等的地位上升，议会代表对民主资源的垄断因之被打破。这一概念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目前西方社会民主的危机及其出路，但也不能解决怎样避免社会的山头主义倾向。
整个看来，学者们从对现阶段民主危机的观察入手探寻其解决之道。但普遍认为在这种民主空间扩大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和在民主的整体运作与地方利益之间缺少连接程序和制度性的控制机制，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将是解决民主危机的关键。
从以上论述看，民主危机的解决其实是一个民主的再建构的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从另一个角度谈民主的建构。他一方面认为应该将市场经济同民主区分开来看；一方面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原教旨主义式的排外，一是极端的文化同化，即不承认社会内部文化的多元性。要回应这两方面的挑战，民主社会应该建构一种“文化民主”，既可以保障普世性的权利，又承认多元的文化认同。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最早实现了政治民主，然后渐渐实现社会民主，目前则需要呼唤文化民主的到来。
————————————————————
(1) 本文原刊于《读书》1998年6月号。
《人文科学丛刊》：观念世界与政治激情(1)
法国《人文科学丛刊》（Sciences humaines dossiers）今年6—7月号以《观念的生命》为题推出专辑，讨论观念（idée）及与观念有关的各类问题。该专辑从观念产生的条件机制、观念的演变、观念的形态、观念的传播及其影响等各个角度对观念作了全面解剖。参加讨论的学者来自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科学等各个领域，又都是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因而很好地传达出目前各学科对观念及有关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囿于篇幅，我们重点介绍其中两篇文章的内容。
第一篇文章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莫兰所撰的《观念的性质》（La nature des idées）。莫兰首先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政治然后是道德渐渐脱离宗教而独立，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思考观念的性质、观念的形态变迁的进程。在各种政治社会学说、宗教教条、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进而思考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观念世界。莫兰基本同意波普（K. Popper）的观念世界独立于物质世界与经验世界而自成一体的说法，但他认为观念世界有独立的一面，也有依赖的一面，不能过于绝对化。从而他提出应该创立一门新学科——观念学来系统研究观念世界，包括对观念产生的物质依托——人脑（他称之为知识人类学）和观念产生的文化环境（他称之为观念的生态）的研究。从观念的形态进行分析，莫兰将理论与教条区分开来，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条则是封闭的教条，如宗教教条以其创立者的思想体系为中心而对外封闭。理论则承认演化，如科学理论承认有一天会被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他以为如果各种观念以某种教条的形式组合起来，试图对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作整体解释时便形成了意识形态。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萨尔（Pierre Ansart）在一篇题为《政治激情的过去与现在》（Les passions politiques, hier et aujourd'hui）的文章中讨论了政治观念、宗教精神背后的集体激情与个人情感之间的转换与互动的机制，独辟蹊径，为观察政治理念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该文认为，世界近代史是政治激情充分张扬的历史。极权主义、宗教狂热、种族主义、恐怖主义都同这种政治激情的冲动有关。他举出法西斯狂热、世界反殖民主义、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逝世时的集体举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来说明这类政治激情的力量。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乃无异于一个各种情感，如义愤、狂热、敬佩、阿谀谄媚等会聚演义的大舞台。如果说从经验层面看，某种哲学、宗教理念可以转化为政治激情已是不争的事实的话，那么何以解释这种个体的爱与恨可以转化成集体的共同奋斗，而且集体的奋斗还可以导致个体超越其生存本能呢？安萨尔教授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社会科学同精神分析学的联手。他首先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曾用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的群体依归。儿童一出生就有同父母认同的需求，成人在潜意识层面可以向政治领袖认同而满足这一心理需求，作为某一群体中的一员，社会个体由于向这一群体的认同而获得生存意义。从这一基础出发安萨尔指出，人类情感认同需求要变成政治激情还需要一些中介体，这些中介体乃是某些思想流派、政治组织、宗教团体等。正如现代邪教组织可以引导教徒集体自杀一样，这类团体给予参与者以极大的精神满足。在这里爱与恨、白与黑、善与恶界限分明，没有怀疑、没有失望。就政治团体而言，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一幅政治蓝图、一个封闭的通道自我交换而营造出的真理在握的群体气氛都是政治激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20世纪苏联的历史，安萨尔认为这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激情由盛而衰并完全走向自己反面的历史，今天人们在审视苏维埃运动的兴衰过程时也必须看到这一革命激情被国家政权工具化的悲剧。从政治激情的内在机制出发，安萨尔反思今天西方的民主社会。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机制中的政治多元、舆论多元，不断的讨论、争辩乃是对各种一边倒的政治激情、情感狂热、宗教偏执等最有力的制约，而媒体的经常公开的嘲讽也会有效地避免轻信。从这一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似乎可以从结构上避免集体政治激情。但民主社会集体激情的社会根源并没消失。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三大社会激情远没有淡化：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对社会平等的执拗追求、对自由的永不满足的争取在民主社会不但不会消弭，而且将贯穿始终。因而认为民主社会可以避除集体激情是没有根据的。
安萨尔最后指出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激情根源，即认同激情，这是由现代文化的同一化、经济一体化等引起的，对此不加以控制同样可以演化为政治激情的急风暴雨，给人类文明带来重大破坏。
————————————————————
(1) 本文原刊于《读书》1998年第9期。
《新观察家》：本世纪最后一个集体之梦(1)
今年5月正值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三十周年纪念，法国出版界为此推出了大量总结与反思的著述，自4月底以来，1968年5月也是传媒的热门话题。不过到目前为止，各学术杂志以“五月”为题进行专题反思的却不多见。4月底《新观察家》周刊推出纪念专号，题为“一场造成地覆天翻的假革命”，题目贴切醒目。在本期中，该刊做了一些史料挖掘工作，除了发掘法国官方尤其是警方对五月风暴的观察记录，还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档案材料的有关文件中查出美苏对五月风暴的态度，以及法国共产党对当时运动所采取的敌视态度等等。
1968年五月风暴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法国人仍然记忆犹新，而事实上传媒与出版界对5月30日的纪念似乎也多在追忆与怀旧的范围。由于五月风暴是一场由学生运动引发的群众自发社会抗议运动，对其进行描述并不容易，因而包括《新观察家》周刊在内的纪念与反思文章大多从某一角度切入。五月风暴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967年大学生中的各种左翼团体的出现，但最直接的导火线则是1968年5月3日巴黎警察拘捕五百多名参加“反帝”游行的学生并查封了巴黎索邦大学。自此学生的自发抗议活动成为同警方的公开冲突。一万至三万激愤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街垒，走出工厂动员工人，使运动迅速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法国进入战后最严峻的社会冲突。然而这一运动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发社会运动，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统一组织，当然也没有战略选择。此次运动是以当时总统戴高乐解散议会（5月29日）并于6月30日戴高乐领导的执政党第五共和民主同盟取得大选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的。
从直接政治结局看，五月风暴是以失败告终的，但五月风暴从学生到工人，全法曾有六百万工人参加社会总罢工。不仅工人的利益经过此次罢工后有了重大的改观，学生运动所体现出的社会发展方向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新观察家》周刊主编格塔（Bernard Guetta）就此次运动的意义写道，从法国来看，这一次不算革命的革命使法国的学校、家庭、夫妻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5月的街垒使法国的左派放弃了乌托邦狂想，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新一代的以社会治理为己任的左派脱颖而出。格塔强调1968年的世界意义，指出：1968年兆示了共产主义世纪的到来，因为1968年并非法国的孤立现象。“1968年是墨西哥大学生大示威的一年，这一学生运动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个深刻运动的先兆；同时在波兰华沙、捷克布拉格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之风，甚至苏联内部异己分子也初露头角；而也正是1968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同意在巴黎同越南谈判。因而1968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雷纳曾将五月风暴称为“文化解放”，即是说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至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妇女问题等。在本期《新观察家》周刊上，法国思想界后起之秀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指出，三十年后来看待五月风暴，这既是最后一次19世纪式的社会革命，也是后工业时代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前者，它继承了19世纪那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模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同时飘扬，人们要求改变生活、摧毁现存制度、颠覆资本主义甚至议会民主，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的。而与此同时，1968年又是某种近乎二律背反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即是所谓新“文化自由主义”。五月风暴时，学生的口号是“将你的欲望当成现实！”“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物！”这些口号体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新乌托邦精神，同19世纪的那种形成庞大体系的哲学和政治乌托邦截然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是一次没有政纲的革命，它的特点是抗议一切，但却又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即是说呼吁人们起来造反但没有将来的指向，一切现存秩序从政权到团体都是它攻击的对象，它的目的就是反对秩序。
利波维茨基强调五月风暴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互相分离的两重性。五月的政治旗帜是马克思、毛泽东，文化旗帜则是马尔库塞、弗洛伊德，政治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生活上则是享乐主义的。当时的口号如“我越是闹革命，越想做爱”便是这种精神分裂的典型写照。从这一意义上讲，五月风暴作为社会革命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化革命则是成功的。五月的梦想是最后一个集体之忧，它宣告了集体乌托邦的幻灭，留下了市场拜物教与缺乏伦理的自由民主伴随着孤独的现代人。不过，五月革命同历史上历次革命都不同的是，五月革命是一次为了现在、为了当下的革命，它不呼唤将来的到来，因而也就不呼唤牺牲、殉难，这一点正是五月的重要遗产，它同现今的时代精神相通。不过五月风暴是抗争、是冲破禁忌，现在的人们则是自我意志同社会秩序与道德价值的共处；五月的自我以政治建制与乌托邦作为参照系，而现今的自我则无所依傍。
————————————————————
(1) 本文原刊于《读书》1998年第7期。
法式犬儒(1)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书市上摆着不少讲幸福、满足的哲学书，有些还登上了畅销书榜。法国人对哲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哲学书总是在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但谈幸福、满足的哲学书甚为畅销，确实是90年代以后的新现象。我现在虽然手头上没有统计数字来说明有关书籍畅销的具体情况，但却可以从反面提供一个证据，一位青年哲学家最近著书反击这一潮流，批判目前弥漫法国的某种崇拜幸福的社会氛围，他甚至表示，在这种氛围下，幸福已经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社会意识形态。
幸福成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哲学家要著书立说，要为自己的理论找到立论的根据，不免有时为了抽象而流于夸张，但当下法兰西人追求幸福的潮流绝非空穴来风。手头上就有一本名为《价值与真理》（Valeur et vérité）的书，是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所著。价值与真理？同幸福挂得上钩吗？回答是肯定的。换一个说法，此书名也可以译成“善与真”。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真则属于科学的范畴。我们常说真善美，将道德、科学和审美联系起来。这里其实隐含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真与善与美是内在一致的。斯蓬维尔这本书不讨论美，只讨论真与善的关系。他致力于推翻古典哲学的结论：真的就是善的，反之亦然。对他来说，真是科学的，是实然的，而善则是道德的，是应然的，即应该期望的。换句话说，真的不一定善，善的并非真。
一直到此，我们仍停留于哲学抽象思辨的层次，但斯蓬维尔是要将这种思辨引向现实生活层面。他说，由于善是一种期望，人们就总是在期望中生活。生活于希望中自然比生活于绝望中要好，但由于总是希望更好、更多，于是人们就无法满足，因而也就永无幸福之日。于是他建议，不要希望，幸福就会降临。说到这里，我发现他讲的所谓幸福、满足实同中国人的知足常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种无所企求、无所希望的说教，不也是一种典型的犬儒哲学吗？是的，斯蓬维尔并不否认这一点，他的书还有一个副题：“犬儒研究”（Etudes cyniques）。
长期以来，对于犬儒哲学，我其实有两个先入之见：第一是总觉得劝诫世人放弃追求、放弃理想、以满足为幸福、以安于现状为满足的人生之道虽然可以成为一时之潮流，但毕竟不会持久，岁月将告诉人们社会毕竟不能长期为犬儒主义所主导。第二是追求现实幸福、宣扬犬儒哲学的书籍大行其道的背后一定是同社会意义失落、缥缈彷徨的大背景有关。换句话说，犬儒哲学的盛行，即使不是昙花一现，但至少是一种过渡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意义会重新呈现。
犬儒思潮也有抗命精神的一面
然而，最近去书店走了走，使我的这种先入之见发生了动摇。90年代以来谈幸福的哲学书籍在“9·11”事件之后不仅没有减少，似乎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据了解，最近，最为畅销的几本哲学书都是关于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怎样改变生活习惯甚至如何进行自我心理治疗等等的话题。让我们先看几个书题：《哲学的安慰》、《不是教材的哲学》、《一百零一条日常哲学经验》、《思考生活》、《关于智慧》、《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等等。
当今哲学家有的重温古希腊、古罗马哲学传统中的生活之道，在如著名的希腊犬儒派学者第欧根尼（Diogenes）、享乐主义的创始人伊壁鸠鲁（Epicurus）、写过《论幸福》《论悠闲》的古罗马雄辩家塞内加（Seneca）、法国别具风格的智慧哲学家蒙田（Montaigne）等的著述中寻找现代生活的灵感；有的干脆直发胸臆，为当今世界的人们贡献自己的治人顺世良策。他们论述的内容包括怎样忌烟、怎样调换工作、怎样换一种方法生活、怎样换一种眼光看世界等等。一句话，他们希望为人们提供某种求得心理平衡、生活幸福的精神妙方。除了哲学家以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加入了这一旨在引导人们精神生活的大合唱，各种心理康复技术、心理调整方术也趁势加大宣传力度。似乎是要为这一潮流加上一道更为耀眼的亮度，不久前推出的一本新书的名字就叫《让我换一种生活》。
显然，这些事实说明法国社会犬儒哲学流行的现象在现阶段有增无减。然而我并不因此就认为犬儒哲学可以持久流行。使我的先入之见发生动摇的原因是我发现这种顺应时代的犬儒思潮也有另一面。这一面不乏积极意义，有某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抗命精神。
————————————————————
(1) 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月刊》2002年7月号。
我与这几本书(1)
我是不主张做开书单这种事的。不是说没有值得读的书，而是说读书在我看来其实是很个人化的行为。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和三十岁时读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同样一本书，经历过“文革”与未经历过的人读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自打文字创造出来之后，读书就成为人类社会传播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是，这种传播不是被动的和单向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双向对话。“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其实描述的就是读书这种双向的创造活动。读书不仅是读书人与典籍的对话，也是典籍通过读书人这个中介进行的对话和辩难，也就是说，一部书对读书人有否启发与影响和程度的大小，是同读书人的知识铺垫有密切关系的。读书人不仅是知识的受众，也是思考、批判和创造的主体。我在这里强调读书人在读书时的主动和批判精神，当然不是说书籍无精华糟粕之分，而是想说如读书而不独立思考，任何精选的书单都无法缩短你与无知之间的距离。
鉴于此，我在此所谈无非是读书对话过程中的个人体验，而这些体验也有时间性。以下这几本书现在重读，或许仍能启发心灵，或许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或许会激发新的思想火花。无论如何，它们已成为我的知识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和引导我去同新的典籍对话，去认识更多的作者和书友。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一本对我影响不小的书，不是它的观点，而是它的词汇。我是在70年代初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书的，当时正是学马列的热潮。初读此书，隐隐感到其雄辩的逻辑推理，但并不明了其中深意。不过，民主、专政、革命、国家机器等词汇却十分醒目。在列宁的笔下，民主的表象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与民主的消亡等论断犹如思想的重锤，激发出某种心灵震撼。我现在仍然怀疑，是否就是因为这本书，使一直酷爱文学的我渐渐同历史、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80年代文科的大学生大都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这是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以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等为线索来写明代的断代史，在当时思想解放时期让人耳目一新。同长期流行的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不同，此书有血有肉，将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熔入一炉，以小见大，以大释小，让人反复玩味，不忍放手。我现在仍然记得黄仁宇论述万历有心废长立幼以皇三子代替皇太子为太子的历史事实。作者不仅告诉读者为什么即使贵为皇帝，万历也无法向群臣强加他的主张，而且假设如果按照当今的法律程序，皇帝佬儿还有可能胜诉的现代前景。这就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古代专制制度的局限也具体看到了道德体系与法治国家的两种不同历史境界。
我当时还刚刚踏入历史领域，黄仁宇的这种横贯古今的历史视野使我豁然明白什么叫鉴往知今。如果说，温故而知新对我并不陌生的话，我却是从此时起才明白温故也必须知新的道理。黄仁宇后来在多种著述里都显示了他的不凡的历史眼界，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尽管此书所采用的一种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现在看来不免牵强，但这却无损于当时黄著所带来的启迪。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著名口号，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指的也是这种治史态度。现在想来，黄著与我后来对法国年鉴学派着上了迷，也许不无关系。年鉴学派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我喜欢的两部法国史学著作正是出于年鉴学派的领军人布罗代尔之手。一是其成名作《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和他的第二部鸿篇巨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地中海》一书中，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而成为他书中的历史的主人公，充满了生气和激情，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而在后一部书中，他从前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和型构他的总体历史观。
读历史著作往往需要耐心，历史不是逻辑的思辨，但是，读布罗代尔的著作你可以感到其清晰的逻辑和细致而又宏阔的运思。这里用得上所谓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意识和思想能力的“支援意识”的说法。什么是“支援意识”？我的感觉是，当你读过一部书，你觉得积于心中的很多问题豁然化解，觉得思考和判断有了更多的底气，甚至在为人处世上也更多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支援意识”。就我的感觉，历史书浩如烟海，但又不得不读，不读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面对人生，都将缺乏必要的历史厚度。找准好的历史典籍来读，其实是一种捷径，因为读了以后你会受用无穷。读布罗代尔，我就有这样的体验。
最后，我必须提及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不时翻阅的典籍是法国19世纪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托克维尔留下了很多文字，但大部头的书就是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的书在法国一直受到重视，他的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一问世就获得巨大成功。但是，将托克维尔看作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齐名的思想巨匠则是迟至20世纪晚期的事。得力于法国当代思想家阿隆等人的慧眼，当代学人不断从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发现光照后世的灵感。他对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动方向的独到洞察，对平等——他指的是“地位的平等”——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的动力的敏锐把握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我喜欢托克维尔却是在其深刻和睿智之外，另有他因。托克维尔是19世纪初带着法国的社会问题去美国考察的，这不免让我们这一代向西方求真理的学子感到某种亲近。他对当时美国“新”社会的向往同我们这种游学之人的心境实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同时，他从美国回国之后也有着强烈的“美为法用”的拳拳报效之心。他的《革命》这本书的创意不是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而是看到了这场革命同法国专制旧制度的承继关系。对我来说，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来说，自然有着重大参照意义，但是美国毕竟是新大陆，没有传统的纠缠；相反，法国的民主却是从强大的专制传统中开拓出来的，同我们的历史贴得更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