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两方面看，无论是烹调师与名菜的比喻，还是所谓“善的反弹”，对欧洲宪法投反对票都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因为这或者是一种概念混淆，或者是满足于一种说“不”的冲动。无疑，从理性的角度，这种态度不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无论怎么说，欧洲联合都不应该成为法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民主仅仅归结为一种理性工程，民主不仅需要目标的高尚，需要道德的正当性，也需要民众的认同。强调多数人的认同，尤其是强调多数人认同的制度化设置，强调认同的宪政程序，才是民主的更重要的内涵。换句话说，政治领袖或知识精英即使是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未来，也无权将其自以为是的真理强加于人。善不能被强加于人，强制推行的“善”将不可避免地在其强制推行的过程中走向反面。从法国民主体制的背景出发，公投的功用之一正在于可以避免权力的滥用，避免以强制手法推行“善”，避免将善强加于人。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公投虽然否决了欧洲宪法之“善”，但却提出了“善”的认同性不足的问题。这是对欧洲建设民主基础不稳固的警示，有利于从根本上避免从“善”走向“恶”。民主体制下的法国，不存在以强权推行乌托邦的条件，但在欧洲问题上，理性的傲慢、理性对感性的蔑视的问题应该是存在的。如果需要检讨此次公投赞成欧洲联合一方的缺失的话，长期过于自信、说服工作不足、欧洲联合与国内问题的关联何在、怎样疏导欧洲的走向与民族情感之间的联系等重要问题都没有充分说明，均是重要教训。
认同障碍
在公投前的辩难与宣传中，法国人对欧洲宪法说“不”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欧洲似乎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垃圾袋，任何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太多、经济萧条、产业向低工资地区转移等均是欧洲联合带来的问题。公投风暴过去之后，我们一方面可以将这些问题看作是对政府政策与社会现状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追问这些问题诉求背后的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指向。实际上，有关欧洲宪法的讨论尽管纷纭杂陈，但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实也条分缕析、清晰可辨。
反对欧洲宪法的一方大体依据两大思想武器：民族主义与社会保护主义。值得提出的是，这两大武器均将批判对象指向于欧洲建设中所体现出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方向。而更为有意思的是，不仅民族主义反对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甚至以社会保护主义作为理据反对欧洲宪法的人和赞成欧洲宪法的人在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方面也没有重大分歧。反对一方认为，欧洲宪法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色彩过浓的宪法，所以必须否决；赞成的一方则指出，欧洲宪法恰恰可以使欧洲联合避免堕入经济自由主义的陷阱。双方看来针锋相对，但其实都承认欧洲建设在社会保护方面存在不足。
如果这一归纳不错的话，我们大致可以说，除去对法国目前右翼政府和经济状况不满的因素之外，法国公投否决欧洲宪法的秘密存在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上。
先谈经济自由主义。笔者在这里强调经济自由主义，是为了将其与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如果将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解为一人一票、个体中心、多党竞争的话，经济自由主义则以市场至上、创业自由、自由交换等价值为中心内容。法国人讲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没有公权力调节的市场，没有国家保护、缺乏福利制度的社会。法国目前有一套甚为健全的福利保护制度，这是战后五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抗争的结果。但是，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福利制度受到严重挑战，左右翼政府有过多次改革尝试，但都效果不彰，以致积重难返。问题的根深蒂固与改革步履维艰两重因素恶性循环，为左右翼民粹主义准备了深厚的土壤。民粹主义的蔓延使得法国执政阶层面对全球化的深入和选民的怨言进退失据，渐渐自觉不自觉也加入民粹主义的大合唱。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2002年上台不久就指责欧洲联盟统一的赤字标准太过苛刻，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以指责欧洲来为自己解脱责任的典型的民粹主义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公投讨论也为各派民粹主义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在这样的舞台之上，社会福利似乎同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失去了关联。法国的问题似乎不是欧洲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问题。面对变化了的世界，法国既无须改革，也无须调整，只要坚守已有成果，将自己封闭于传统阵地就是因应之道。民众两眼盯住国家，政府既是众矢之的，因为没有能够有效地抗拒全球化与欧洲联合对法国社会模式的双重侵袭；政府同时也是一切财富之源，因为只有政府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可以保护社会福利制度。
法国著名思想家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就法国人为什么反对欧洲宪法指出：法国人反对欧洲宪法，尤其是左翼人士的反对声音，其实年深日久。欧洲联合工程具有两大历史指向：一是以法德和解为基础在欧洲建造和平；二是将欧洲建设作为彻底防止20世纪起源于欧洲的两大人类悲剧重演的手段。五十年来的欧洲建设，一方面保证了法德和解，另一方面促使葡萄牙、西班牙摆脱法西斯主义和成功吸收了东欧各国。也就是说，欧洲联合在防止20世纪悲剧重演上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然而，欧洲建设也留下了盲点，其历史成就掩盖了成就本身对西欧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模式的冲击。由于舆论忽视欧盟扩大的具体影响，加上政治人物经常将欧洲作为本国政治无力的托词，欧洲于是成为民粹主义经常性的批判对象。
罗桑瓦隆从认识偏差上指出了欧洲宪法被否决的原因。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不单纯从民族主义角度，而是从民族认同角度来解读欧洲宪法被否决的原因。除了较为极端、较为激进和有一定排外成分的民族主义情感之外，一部分选民对欧洲宪法说“不”同民族认同有着很大的关系。
法国文化孕育了光布世界的启蒙思想，但法国并不缺乏民族主义传统。甚至在其启蒙哲学深处也隐含有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因素。拿破仑当年在欧洲范围内的扩张，既高扬启蒙主义的旗帜，又挟带民族扩张主义的雷霆。战后渐渐成形的戴高乐主义也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1954年，法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否决了欧洲国防共同体的方案，是法兰西抵制欧洲建设的第一次民族主义大动作。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欧洲单一货币问题，法国公投以51％强的微弱多数通过，欧洲联合仅仅是险胜而已。不过，笔者在此重提法国民族主义传统，并无意说明今天法国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因而导致欧洲宪法破产。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成长，经法国大革命而臻于完成。正是法国大革命孕育的这种政治民族主义传统奠立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然而，这种以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政治秩序既为民族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经常成为战争与屠杀之源。经过两次发源于欧洲的世界大战，以建造联合的欧洲铲除战争的根源，是欧洲各国民意的最大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欧洲建设的推进，法国民族主义已渐渐趋于式微，今天反对欧洲宪法的民族主义者，或者从种族主义角度入手，或者以主权主义自谓，实际上表明民族主义在现今的法国已难以公开张扬。从此次公投的实际投票情况看，除了少部分极右翼选民之外，较多的投了反对票的人主要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或曰民族认同。
对于不少法国人说来，欧洲联合太高，布鲁塞尔太远，二十五国的欧洲太大，欧洲议会太年轻，欧洲建设历史太短。欧洲联盟蓝底白星（白星还在随着欧盟的扩大不断增加）旗帜短时间还难以取代法国人心目中神圣的蓝白红国旗，欧盟不断扩大的疆域也让人头晕目眩，欧洲更没有一首如《马赛曲》那样的“国”歌，唱起来让法兰西人荡气回肠。这些因素并不构成排外或者激进的民族主义，但却折射出法国人对法兰西之依恋，可以称之为某种爱国主义情感。法国人今天也许不再愿意为祖国战死疆场，但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对祖国之爱。进一步说，在法国人对法国社会保护模式的珍视与对英美经济自由主义模式的抗拒上也透露出一种政治认同的失落感。这可以称之为法国在超越民族国家之路上遇到的认同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今后的欧洲建设不能赢得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民众的拥戴的话，欧洲将永远是一项理性工程，缺乏感情的血肉。而缺乏血肉的工程将总是面临着公民的信任挑战。
写下以上文字，笔者试图理性地理解多数法国人所作出的判处欧洲宪法死刑的裁决，也试图说明从民族国家走上超民族国家之路的艰难。设身处地地想，笔者赞成欧洲联合，可能更重其价值追求一面，而缺乏法国人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不过，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否决欧洲宪法将不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值得颂扬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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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5年7月号。
欧洲人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1)
面对案前莫兰教授的这部《反思欧洲》的中译本，笔者备感欣慰。埃德加·莫兰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从50年代开始，莫兰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é）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进而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这一思维范式目前在欧洲、南美及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莫兰不是书斋型的学者，他的学术关怀范围集中于人和当今人类整体生存环境两方面。人是莫兰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对于人的整体性、复杂性的探寻，使莫兰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生物圈的关系、人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等宏观领域，另一方面又深入到人与人本身，不同属性的人，如生物的人、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等心理及生理层面。1977年开始发表的五卷本的《方法》（La Méthode，2003年11月该书第五卷上册问世），是他对人进行全面反思的扛鼎之作。
他也是当今世界整体走向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走出20世纪》（Pour sortir du siècle XX e，1981）、《地球—祖国》（Terre-patrie，1993）、《文明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1997）等都是他思考当代世界危机、关注人类前景的甚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对当今社会文明危机的诊断，他提出的走出“单一经济技术全球化”、走出“数量发展逻辑”、施行“文明政治”等思想在法国、欧洲已渐入人心。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西、意、葡、德、英、日、俄等十几种外语。令笔者遗憾的是，莫兰虽有不少重要著作如《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Le paradigme perdu:la nature humaine）、《地球—祖国》、《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Science avec conscience）、《方法：天然之天性》（La Nature de la nature）、《方法：思想观念》（Les idées）等已有了中译本，但总体上说，其思想的重要性尚未受到国内知识界应有的重视。
相对于《方法》这样的鸿篇巨制，这本《反思欧洲》是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一本小册子。然而，这部论述欧洲的小册子自1987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2002年又出了新版。在今天的法国，有关欧洲的书籍汗牛充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角度阐述欧洲，追根索源者有之，分析建议者有之，绘制蓝图者有之，能领风骚数十天者已属上乘。一本由一个思想家执笔的关于欧洲的小册子能够受到读者的如此青睐，已经是久违多时的现象了。
此书受到读者的喜爱不是偶然的。这是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有关欧洲的论述中别树一帜的著作。作者从欧洲的地理、文化、政治、思想等层面鸟瞰欧洲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不过，此书并非一部欧洲文化简史，尽管本书从古希腊欧洲文化的发源讲到当今欧洲文化的融合，大体上遵循了历时性的规则。此书也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思想概论，因为欧洲思想发展的流变承袭并非作者关注的中心。莫兰关注的不是学派的分梳，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思想的起承转合。莫兰关注的是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是观念与观念交锋之后的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是思想潮流相互碰撞时的火花飞溅，是新旧学说更替时的静寂与空旷，是阴阳互动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冲。在莫兰的精到、辩证而富有张力的笔下，欧洲文化宛如一幅光色对比强烈的现代水彩画，多元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承，冲突而又互相依赖。
欧洲的特质是什么？莫兰在此书中谈到欧洲文化的多源、融合、探索精神、认同紧张及其脆弱性等多重特点，笔者希望在此沿着莫兰的思路着重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欧洲的特点。
首先，关于欧洲的概念。在莫兰看来：欧洲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欧洲不以其边界定义。然而，以狭义的文化概念来定义欧洲也是不足取的。欧洲文化有四个源头，即犹太—基督文化和希腊—拉丁文化。这四个文化源头同时也是欧洲文化与社会演进的四架发动机。然而，这四大发动机之中的希腊与拉丁之根源于欧洲边缘，而且早于欧洲概念形成之前；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更要追溯至亚洲，在欧洲存在千年之后才获得真正的发展。欧洲的特质既如同某种时而光耀天际、时而隐忍不发的电光石火，也如同某种涅槃变幻、生生不息的气韵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果，又可以催生出空前惨烈的人类毁灭，同时也暗含更新乃至超生的文化基因。
从这个视角看欧洲，欧洲概念乃是一个躁动着的动态文化概念。欧洲有如一个多源且相互冲突而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文化旋涡：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存在与观念、特殊与普世、问题与重建、哲学与科学、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传统与演变、新与旧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在这个旋涡中激荡更新。莫兰将这种冲突称为二元逻辑（dialogique）。他认为这种二元逻辑存在于世界各个文化之中，但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压抑。欧洲的特质是这一二元逻辑具有特别的强度和持久的张力。欧洲没有任何文化要素或组织建构能够在长时间内压倒一方，禁止一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拥有持久的霸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例外。莫兰指出，从15世纪到20世纪欧洲这个文化熔炉在二元逻辑的作用下，一直处于一种燃烧并持续加温的状态。而这种二元逻辑不仅表现为不同源头的文化脉络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也表现为同一思想、同一观念内在的二元冲突。
欧洲的概念自18世纪以来渐渐普遍，其背景是民族主权的喧嚣，是战争与法权的对峙，是权力的竞争及其均衡。欧洲自身滋生冲突同时也产生对冲突的制衡，战争使欧洲无法形成统一霸权，造就了欧洲多中心的格局。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二元冲突的实体：欧洲尊重法，但也崇仰力；欧洲发明了民主，但也推广了压迫；欧洲发扬了理性，但欧洲也是神话的天下。
同这一欧洲概念相联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否定性。本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欧洲的否定性。这是莫兰提出的“复合思维”系统在欧洲研究领域上的具体运用。通过“复合思维”，莫兰希望从整体上诠释欧洲，将欧洲既看成是文化生成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生产新文化的基地。莫兰指出欧洲以二元逻辑为特征的动态平衡到近代以后逐步加速，因而导致其否定性日益强化。近代欧洲对所有思想、所有理论、所有系统都提出怀疑，进而给予否定。甚至当一种理论正在冉冉升起，对旧有学说大兴问罪之师之时，就已经受到质疑，必须接受同样的批判。人本主义与宗教的批判互动是如此，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批判互动也如此。从否定走向否定，在否定中立足，在否定中扩张，在否定中更新，否定性正是欧洲文化的动力。否定性以怀疑、讽刺、反对等形式出现，在蒙田、笛卡尔、帕斯卡、休谟等人的著述中否定性都占有中心的位置。对于当今欧洲联盟正在大力推动的欧洲政治联合工程，莫兰自然也认为是符合了从冲突到对话、从战争到和平、从分裂到统一这种否定——更新的逻辑。
遵循这一否定的逻辑，莫兰提出了一个“全面问题性”的论点，即近代欧洲对所有命题重新提问（problèmatisation）。文艺复兴是欧洲将问题性普遍化的开始，重新对上帝、对宇宙、对自然、对人提问，各种思潮学说标新立异，你方唱罢我登场：将人看成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自认为是一切真理的基准的理性主义，具有文化寻根意义的浪漫主义，自信颠扑不破的科学主义等等。今天所有这些理论，无论是人本主义、理性、科学包括历史、进步等又再被重新提问。
莫兰举法国天才学者，兼数学家、物理学家及哲学家于一身的帕斯卡为例谈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笔者以为，宗教与理性之间批判互动的复杂联系应该能对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大陆读者尤有教益。启蒙主义以理性检验宗教，推倒了宗教愚昧的殿堂，但欧洲思想家们却没有忘记用怀疑和批判的武器反思理性。帕斯卡以著名的“帕斯卡之赌”（信上帝不会使你失去任何东西，所以你只会获得）要求为信仰留下一方天地，稍后的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因为荒谬所以我信仰”的名言为理性界定了边界。问题化的追问使得近代欧洲不再有神圣化与妖魔化的立足之地，任何理论、观念，包括理性本身都必须通过批判、辩难的理性法庭的检验。换言之，欧洲文化的否定性特点从根本意义上抽掉了欧洲任何思想观念或社会组织得以宗教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化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化了的文化。
随着欧洲近代的扩张，欧洲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就是世界的良心。莫兰属于拥有普世关怀的知识分子。他论欧洲不仅能够游走于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也能够出于欧洲文化之外。此书既是一部深入浅出的着眼于欧洲内部文化碰撞交汇的反思之作，也是一部透过欧洲文化向世界扩张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而叩问自身的文化自省的心灵史。以其对欧洲人本主义的反思为例，莫兰指出：“一方面，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要避免这一矛盾，人本主义只有把欧洲人看成是成熟全面的人种，有别于其他‘后进’或‘原始’文明的不全面的人种。这样人本主义才能对殖民统治和对其他千年文明的摧毁自圆其说，将其解释为引进高级文明所必需的对谬误、偏见和迷信的扫除。”“人本主义在上世纪（19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唯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支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之。”
在反思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的同时，莫兰也强调发源于欧洲的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普世性。他在很多场合反复指出，从西欧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价值，也成为非西方国家解放的武器，使他们得以挣脱西方的统治。如民族自决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女权思想以及国际主义的思想等都产生于欧洲。欧洲一方面曾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民众，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9·11”惨案发生后，莫兰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对西方以外的受害者寄予莫大的同情。在同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莫兰表示：“对于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对于别人的痛苦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毫无怜悯之心。对世贸中心的三千名死难者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对死于轰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这正如历史上西方对包括广岛在内的非洲与亚洲的死难者毫不动情一样。”莫兰是希腊裔的犹太人，其批判的目光也不绕过自己的民族。2002年6月他曾在法国《世界报》著文，强烈批评以色列忘记了过去所受过的迫害和屈辱，而今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
作为法国当代颇具盛名的思想家，莫兰善于捕捉时代变动背后的文化信息。这一点从他对当今欧洲联合工程的论述中看得十分明显。他认为，欧洲对人本主义的质疑不仅动摇了欧洲中心论强势话语，也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兴起。欧洲文化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进入了新一轮从虚无到毁灭的循环。而当今的欧洲建设则正是建筑在对虚无与毁灭的认识之上的所谓欧洲新意识。欧洲新意识是对欧洲自身文化、能源、经济、人口、道德、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认识，是对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省。欧洲新意识既包括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本身深厚文化积蓄的认识，既是对欧洲各种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的认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的认识。同当今不少思想家一样，莫兰对欧洲联合社会工程的前景并不持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欧洲建设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建设是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却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换言之，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从经济联合迈向政治联合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避免血与火的历史的重演和共同毁灭的悲剧！这是莫兰在此书中所谈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这是欧洲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也意味着前路充满风险！
正如中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一样，欧洲也应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变动不居，迷雾重重，忽而神秘，忽而新颖，既可能是希望之源泉，也可能是噩梦之渊薮。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悠久纪年史和儒家文官制度里看到了欧洲时间与制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在英国生产效益的提高中看到了中国的停滞。此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睡狮论”、“黄祸论”、“威胁论”，循环往复，潮起潮落。欧洲今天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不能与18、19世纪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唯一未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而成就不凡的另一条文明之路，仅从这一角度，中国将永远是欧洲文化的有价值的参照系统。
然而，欧洲与中国目前都面临着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能源紧张、同样的生态危机、同样的全球化潮流。不同的是，欧洲不仅是世界近代化的策源地，也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之一。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及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反省等层面上，欧洲仍然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如果说在隔绝的古代，欧洲曾经从中西汇通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取了有益的精神养料的话，那么从欧洲这面镜子中，当代的中国能否领悟到更多一点的文化自觉呢？
莫兰这本书论述欧洲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不涉及思想文化赖以支撑的社会经济背景。笔者曾经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理论提出过欧洲文化是一种“武士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士文化”的假设。“武士文化”的立意是欧洲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均属“武士阶层”，中世纪武士之间的暴力竞争最终导致近代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于是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则相反。在皇权一统的天下结构中，国家垄断暴力早在秦统一六国时就已完成。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一统下的中国社会，使儒生将欧洲武士与僧侣的社会治理与精神统治两大社会职能集于一身，为这一阶层“学而优则仕”的官场竞争开辟了和平空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到，“中国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大概也是这一道理。
相对于欧洲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国“士大夫”的和平“竞争”避免了欧洲式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间断的暴力冲突，但是否由于缺乏内在的思想动力，也窒息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创造力？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使得知识与国家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场域合而为一。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只有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大一统铲除了武士竞争的土壤，从形式上保证了士大夫之间的知识竞争，但是这种以科举为形式的知识竞争并非思想的竞争，更非思想的批判。在欧洲，暴力的竞争并没有抑制思想的冲动，恰恰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教会与世俗权力的互动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造就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使得思想的更新最终成为欧洲竞争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一环。
同欧洲否定的文化传统相比，中国传统中明显缺乏批判与否定的声音。同欧洲不断地打破自身神话的自觉更新的努力相比，中国文化中持久飘荡的是“皇恩浩荡”、“博大精深”的颂歌。即使是在外族入侵、文化危亡的非常时期，士人弹唱的仍然是“用夏变夷”的虚骄之音：“中族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诚然，此音之中并非不存在某种积极的文化开放心态，但缺乏的恰恰是欧洲的那种文化自觉和自省。中国文化只有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才朦胧醒悟，惊呼“千古之奇变”。
对于笔者来说，莫兰教授的这本《反思欧洲》向我们呈现的是欧洲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认识历程，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欧洲的这种无所不至、无时不在的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莫兰以“旋涡”、“熔炉”、“探险”、“新的觉醒”、“启蒙启蒙者”等意象告诉我们，这种批判精神既非同欧洲与生俱来，也非一旦拥有就可一劳永逸，而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传统武功，必须学而时习之；如西西弗斯滚石，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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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5年2月号。
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焦虑与紧张(1)
全球化也称世界一体化，是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话题。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就不可逆转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加入这一过程，既表明全球化本身难以阻挡的能量，又意味着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将在可见的将来更加高速地挺进。然而，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冲击波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否真的不可抗拒？如果不可抗拒的话，为什么目前世界上仍有如此多的全球化的反对者，如每次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会议之时为什么都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抗议？显然，像全球化这样一个汹涌浩荡、方兴未艾的世界现象，人类迄今为止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因而理解的深度也自然受到制约。
全球化概念
一般认为，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指由于市场开放、金融流通加速、跨国公司的扩张等现象所导致的国际间经济竞争加剧及经济运作体制趋同的全球性运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化内涵也随之丰富。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世界运动，但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仍是全球化的排头兵。一直到“9·11”事件发生之前，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意识形态的退潮、世界各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民主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减弱、世界各大经济调节组织的作用凸显等都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然而，经济层面全球化的加速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技术条件。换句话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新型科技的问世，为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技术手段。
全球化加速的社会环境显然是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变化。一般而言，众多的评论家将今天全球化的加速看成是80年代末东西“冷战”结束，以及苏联东欧阵营崩溃及中国大规模进行经济改革之后的结果。东西“冷战”的结束，使世界首次统一于市场经济体系。从人类历史进程看，以计划经济为导引的人类社会工程随着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而宣告结束，自1917年到1989年，一个巨大的历史括号关闭了。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有任何一块市场经济的化外之地。
上世纪90年代以Internet为突破的信息网络革命为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加拿大学者麦克鲁昂（Marshall McLuhan）所称之的“地球村”成为人人可以触摸到的现实。全球化于是增加了全球信息网络化的意涵。信息化、网络化的全球化不再局限于经济、贸易及金融层面，地球村以图像、影视、时尚（时装、快餐、流行歌舞等）手段迅速将世界各地的人群拉近。今天的世界，再难找到一块自我封闭的绿洲。在全球范围内，在各文化、各宗教、各族群认同之上，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一种同一的文化规范、同一的文化市场。从浅层次的衣食住行（麦当劳、可口可乐、圣罗朗、卡丹等名牌服装、“左岸”话语等）到深层的思维习惯、交流方式都正在形成相应的世界共通的标准。
目前的世界，一方面全球化在迅速推进，从经济、市场进入文化、价值层面；一方面这一推进又是建立于不同的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甚至经常是以摧毁民族传统文化认同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的推进既以信息化作为强有力的支柱，又因此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价值色彩。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使近代以来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更为加剧、更为表面化了。全球化因此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重要源泉，而有关东西文化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冲突的论辩于是甚嚣尘上。
全球化的历史缘起
同任何历史事变一样，全球化也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历程，只不过，全球化不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那样显而易见，那样易于把握。学者们很难用一套确切的历史编年的办法来描述全球化的历史。在西方，有学者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将全球化的历史一直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罗马帝国时代，将当时罗马的扩张看作早期的全球化时代。按照这一思路，从中国历史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将秦始皇统一中国看作是从东方开始的全球化运动。只不过，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抛开古代的全球化不论，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美洲的发现、世界海路大通、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法国已故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79年提出一个“经济世界”的概念。所谓“经济世界”指的是某一地区在历史上某段时间围绕着某一个经济中心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经济体系。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因为地理因素，往往是因为它掌握了某种资源，控制了某项技术，拥有某种交换的关键手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世界的中心不断转移。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从16世纪末年，西方文明的经济世界中心从地中海（威尼斯、热那亚）转向了大西洋（阿姆斯特丹），这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文明彻底突破欧亚非相连的地中海区域。沿着哥伦布的航路来往于新旧大陆的船队，终于使大西洋取地中海而代之，成为世界贸易的海上中心通道，将曾经为海洋所隔绝的非洲、美洲都纳入这一运转轨道。从此，冲出欧洲的西方文明不仅自己堕入了这个无底的经济旋涡，而且将其他古老的亚欧文明也拖进了这一历史巨流。到19世纪，曾经据说是被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大陆上的纽约取伦敦而代之，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
布罗代尔当时并没有用全球化这个确定的字眼，但他所指的经济世界正是现今我们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比布罗代尔稍早，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用政治世界概括16世纪以前的世界体系，也正说明了美洲大发现以后经济取代政治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大趋势。
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人类近代以来长达5个世纪的历史，正是全球化澎湃向前的历史，而这个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一面是为提高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面是因为追逐利润、争夺资源而进行的残酷战争。在这一过程之中，尽管人类在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尽管相当多的民族国家进入民主体制，尽管人类创造的财富总量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但是，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世界南北差距仍在拉大，而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技术一体化的单向冒进，使得过去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制约系统，世界各地区、各文化、各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地以暴力的方式爆发出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对全球化作出认真的检视，就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全球化经济、技术单向独进的致命弱点，从而积极行动起来补救这一弱点。
全球化引起的文化紧张
全球化的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拉美激发了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世贸组织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组织举行了二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终于使此次会议破产。2000年12月的欧盟尼斯峰会，2001年的热那亚世界七强峰会，2002年8月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等等，每次此类世界大型峰会期间，都有数以万计的来自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举行的游行示威。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的实质性推进，显示了以自由主义为指引的、没有制约的全球化所引起的普遍焦虑。反全球化运动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反对对象，但却没有共同的思想纲领，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其出发点也不一致。因而，短期看，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运动，难以形成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滚滚潮流体现了社会的进程，但这一进程也不代表对人类未来的预言。能否将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这一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回答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美国日裔学者福山针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预言历史的终结代表前一种回答。全球化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拉近富国与穷国间的距离，提高落后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等等。一句话，全球化光照下的人类明天将更美好。这是同基督教的福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
不过，对全球化所代表的以自由交换为支柱的片面强调经济自由的倾向持否定看法的声音也不少见，尤其是在欧洲。欧洲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民主模式，福利国家，政府对经济、市场的规范，民主、平等的价值观等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理想力量。因此，欧洲反全球化的土壤十分丰厚，欧洲舆论界规范全球化、制约市场经济、倡导人文精神的声音也就特别强烈。法国以反全球化先锋著称的农会人士若泽·博韦（José Bové）的著名口号“世界不是商品”也十分精练地表达了欧洲对无节制经济全球化的担忧。
另外，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排头兵，是硕果仅存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方面都统治着地球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全球化也就经常被认为是某种程度的美国化，而反全球化也就同反美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美国传媒有时提问，法国人是否反美？法国人为什么反美？其实，法国人自己也经常提问是否反美？原因就是反全球化的声音在法国很有市场，反全球化的动员力量也很大。
“9·11”事件的发生，使全球化增添了新的含义。“9·11”事件本身意味着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而“9·11”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反恐的全球化。怎样解读“9·11”？“9·11”是野蛮与文明之战？是宗教神权与自由民主之战？是后进的阿拉伯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之战？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战？还是原教旨主义与开放社会模式之战？
“9·11”事件发生之后，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一事件将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从今以后的世界将走上一个不同于预期的新的轨道。这一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对全球化进程有什么冲击？目前虽然还很难描绘出一个明晰的轮廓，但综合各方论述，大致可以说以经济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很可能出现某种阶段性的转折。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这一转折预示着政治的作用也就是国家的作用会增强；从经济区域联合与文化区域互动的角度看，经济竞争与市场开放的后果将更多地反映到文化层面上来；从财富积累、贫富不均的现状与缺乏世界性的具有合法性的调节机构的矛盾来看，世界的地区不平衡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将可能使已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以更为暴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文明冲突论的鼓吹者及响应者来说，“9·11”无非是世界文明冲突加剧的最好证明。
从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与其说“9·11”事件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如说是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展开本身隐含着众多的不明因素，“9·11”事件的影响使人们较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因而也向世界敲响了警钟。从这个角度，如果说“9·11”事件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那就是它迫使人类更多地思考世界发展的方向，以期尽可能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最近提出“社会世界”的概念，呼吁将调节机制和导向系统引进世界经济领域，自由的世界经济必须辅以“文明政治”的法理规范，人类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乃至文明本身的负面效应，充分认识生态危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针对“9·11”恐怖事件所提出的挑战，莫兰大声疾呼：人类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日益互相依赖的处境，树立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用文明的、法治的、和平的、平等的“社会世界”取代单向的、经济的、技术的“经济世界”，人类才能最后拯救自己。
此外，全球化造成的文化紧张并非仅仅局限于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如果说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引的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伊斯兰文化认同危机的极端表现的话，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的信奉者们所表达出来的也未必不是西方文明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文化焦虑。上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提出了西方衰落的警告，今天美国右翼政治家布坎南（P. Buchanan）有关白人文化凋零，甚至西方死亡的哀叹，包括亨廷顿本人对白人人口相对有色人种数目比例下降的担忧无疑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危机意识。
最后，还要说的是，世界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文化冲突在暴力、血腥、残杀、毁灭之外，不是增加了文化之间的隔绝，而是加速了文化的交流。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希腊化时代，11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的扩张等都是有力的证明。法国人类学家德沙丹（Pierre de Chardin）曾在其1955年出版的传世之作《人类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一书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有力地论证了战争增强人类互赖性的现象。此次本·拉登企图以残暴的恐怖手段毁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但他其实将西方文明大大拉近了。伊斯兰世界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因此，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全球化，与其说以血与火的手段来对全球化进行悲剧性的抵抗，不如以开放的态度，以和平的方式来接纳进而规范全球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