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保守性。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性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远远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度建设成就，前景曾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时期，现有的既得利益挟持了国家政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接着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减缓，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操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毛泽东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日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交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那么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点外，还会特别附加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很难想象，一次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那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及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剧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今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会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公民权利，更关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基层政权尤其如此。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了党内民主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还是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需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奥运会反映出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9月16日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90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垣党内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体制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该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橘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在脱离中国现实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面对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80年代提出党政分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废”。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
常常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在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可能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会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的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在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以及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的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说，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是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那么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着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了。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