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改革不力，政权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将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得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其实政治方面也如此。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是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之后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以及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能执行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的根本。
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会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泽东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的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又通过“城堡政治”“豁免”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7月5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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