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开始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会离间知识分子群体和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政治批评词语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于报端，现在拿出来使用，足见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80年代，正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才导致官方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再次崛起表明了什么？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因素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现存意识形态既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多元化而导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元意识。只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必然来填补这个真空。公共知识分子必然首当其冲。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政治软力量（soft power），在执政和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他任何要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首先是它起着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功能在迅速减小。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能“自觉”地服从执政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由于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腐败成为必然。
意识形态也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因而意识形态的衰落必然导致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衰落。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没有了有效的意识形态，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在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也具有调节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对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需求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精神的需求，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就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兴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
意识形态的真空客观上为各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话语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衰落，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就越大。遏制公共知识空间的发展会是徒劳无益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被动的做法。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办法就是改革甚至重建现存意识形态，并消化和容纳公共知识“话语”。或者说，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改变现存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来整合社会群体（包括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回到以往旧的话语体系来遏止和排斥这些群体。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经济迅速转型，意识形态的变革则远远落后。
90年代中期以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有些努力，提出了诸如“三个代表”这样的新概念，但这些并不足以填补真空。官方话语还是脱离现实，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概念，这已经为意识形态的重建开了一个好头。但“人本”不应当停留在概念的阶段，而应当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思想体系不仅可以指导和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而且可以给不同的社会群体一种未来的方向感。
原刊于《信报》2004年12月21日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目前意识形态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代表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即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追求财富。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乃至政治社会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说来，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这个说法并不是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苏东解体之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终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是没有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了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可以相信，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一个较之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应强调人类共享价值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与其说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会导致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不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有了核心价值后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再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贫乏状态，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共享价值—人类共享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才会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3日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思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知识话语的主调子。尽管各种反思关联到这些年来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政策，但在反思和争论的深处，则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疑问和挑战。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争论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就会成问题，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就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即姓“资”与姓“社”）开始进行争论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政策。“不争论”政策的特殊时代背景是，80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面的发展举步不前。不仅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难，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更是导致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毅然决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在邓小平看来，一旦国家确定了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就要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要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中国都应当加以采用。这也就是有名的“猫论”。
“不争论”背后有远见
显然，在“不争论”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远见。“不争论”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尽管市场经济得到了承认，但只处于附属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列，市场经济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成分大大增加。但一直到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才被赋予了全面的合法性。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策层面的落实。与此同时，执政党也逐渐调整其政治体系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面落实“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尽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调，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开始调整当时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
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变革可以说变成了主题。十六大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执政党的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执政党如何通过代表这些利益来扩大管治的社会基础，很自然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十六大确立了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合法性，次年的全国人大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但在一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开始反映于政治过程的同时，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另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如农民工等）的利益似乎被边缘化了。这些社会群体可以说是“弱势”的，但还继续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忽视他们的利益会产生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同样很显然的是，由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会使得中国的总体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影响所有社会阶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改革”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所有负面的东西似乎都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新左派等走在“反思改革”的前沿，但就连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有背后各种利益的驱动，也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也使得这场争论显得非常有生命力。
“以人为本”越来越重要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争论和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关联。笔者曾经强调过，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而且从长远来看，更是中共新型意识形态即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人本社会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遭到过官方的批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概念在指导中共各方面的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个代表”经常被误读为中共只侧重于第一和第二个“代表”，即“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那么人本社会主义可以纠正这种误解，因为它侧重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问题。
针对目前的争论和反思，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已经明确表示要继续改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改革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实行人本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人本社会主义从概念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或者新的意识形态，即要系统地论述人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鼓励这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尽管对各种问题的争论不时地浮上中国社会的台面，但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争论，争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被停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意识形态必须加以社会化。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任何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可行。执政党的责任就在于综合各种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因素，将之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指引政府政策制定的同时，也给社会各阶层指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意识形态也应当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4月4日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胡锦涛不久前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八荣八耻”观。尽管“八荣八耻”观是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但是敏感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提法更多是针对中共党政干部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各个党政部门的热烈反应。中组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考察干部的指标，教育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学校教科书。从很大程度上说，“八荣八耻”观并非胡锦涛本人意见的随意表达，而是中共治理党政干部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层面对“八荣八耻”观的反应相当复杂。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胡锦涛领导层治理党政干部表现出极其热切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对这个新的提法能否最后落实下去造成一种健康的政治道德风气表示怀疑。
在党政干部中间建立政治道德，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因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政治道德很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经济利益不仅主导着社会行为，而且也主导着官员的政治行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政治道德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一旦官员的行为失去道德的制约，腐败就泛滥成灾，屡禁不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共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政治运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一些方面，腐败实际上是在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官员的政治道德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了。
缺乏法治，强调道德
再者，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和法治传统的国家，高层领导人提倡政治道德尤其显得必要。中共提倡法治已经多年，尽管有诸多的进步，但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制约作用。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情景下，领导层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仍有其重要性，至少能够通过营造一种政治风气对各级干部起到示范和制约作用。
怀疑者也并非没有理由。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各种政治宣传运动都已经难以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宣传运动，如“三讲”、“讲德治”和“三个代表”，等等，但都没有出现中共所期望的局面。这些宣传运动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图，只不过是没有像“八荣八耻”观那样明确了然罢了。
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这样一种新政治道德。是通过传统式道德政治，还是通过建立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来达成？
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的主题。人们没有必要回到久远的过去，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点。道德政治在毛时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检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同时，意识形态也经常成为党的高层整治党政干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说起来好听，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人治政治。何谓道德？在政治领域，道德经常演变成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对领导人的忠诚政治。领导人可以对道德进行随意的解读，个人色彩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只是高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着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下级干部官员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培养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呢？干部的腐败是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更是今天中国政治的切肤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制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中国具有数千年德治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用来说明官员应当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论。但是除了对官员的教育外，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有效保障官员政治道德的制度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民主国家，尽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但民主的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员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道德或者伦理委员会，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道德和伦理的评估，看他们是否触犯了既定的行为准则。必须强调的是，道德和伦理的评估并不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性，而是针对其实际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过分政治化。官员一旦被确认触犯行为道德或者伦理，就要负起责任。
现在应当是中国建立官员政治道德的时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治道德一方面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应当由制度来保障。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一旦演变成为传统的道德政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反而会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为。由此看来，如果“八荣八耻”观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么必须配合以新政治体制的建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4月11日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与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的行动给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性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
但在中国，现代性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虚无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加速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却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甚至是地方特色的。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招致外界一片谴责声。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其他中国城市也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在中国经济改革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中国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缺乏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不利于政治稳定）。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是相背离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上来建设时（如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被阻止，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会出现虚无化。投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9月25日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做准备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后来，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
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没有意识层面的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三十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也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只带来利益而没有负面效应，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还有一个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也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
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泽东主义，一些人开始以反思改革的名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性，也没有现实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往往会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之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性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维持既得利益。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坚守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又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
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没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并不缺乏国家有机知识分子，执政党也不乏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激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了。
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具有开放性，共同富裕才会有可能。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的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还较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5日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缺乏有效认同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它们远远没能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缺乏为多数人认同的意识形态，缺乏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逐渐丧失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社会的各个群体要么接受这个思想，要么接受那个思想，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很多社会群体看来显得很空洞。这就会对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产生挑战和威胁。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竞争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意味着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在社会群体之上。
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再者，执政党要造就领导权，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是有选择性的，而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就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