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事务上，前执政党也努力满足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梦想。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核武竞争差一点把两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以智慧遏止了战争的爆发。在一段时间里，前执政党甚至公开声称要以中国为“假想敌”，竭尽全力追求印度的国际空间，但然后，又努力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内外动作，不管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人民的愿望。
但是，印度人民还是以选票抛弃了为印度带来荣耀的前执政党。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印度内部，一个共识就是前执政党所造就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使印度的大多数人受益。当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多数人民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印度人民选择了传统上关注穷人利益的国大党。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新左倾联合政府已经声称，政府要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注入“人的因素”，让穷人有出头的机会。
印度的政治变迁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权威政治，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个人积极性、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词。这些年来，政府在政策上积极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调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宪政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亲富”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亲富”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亲富”路线。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以人为本”的思想。
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
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
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游行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地调整政策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行“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量如何逐渐发展出民主反馈机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无论各级官员如何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唯独民主才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原刊于《信报》2004年6月15日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的管治方式。笔者曾论述过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属于软力量范畴。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的理论家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了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运用法律法规管治党政官员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来追究结果的，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笔者之前已经讨论过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当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需要官僚，也需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因此，执政党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在这方面，中共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下去。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7日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展开和深入。只有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党的转型涉及两个基本面：一是党往哪个方向转型，二是如何转型。第一方面是个规范性问题，指的是党应该发展的方向；第二方面则是经验问题，指的是具有可行性的转型途径。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从经验层面来讨论，在党的转型方面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在自由派一端，很多人主张中共应当转型成为类似西方政党制度下的一个政党，或者是一党独大，或者就是多党制下的一个政党。在保守派一端，很多人侧重于在维护现有一党制构架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以渐进方式转型。前一种观点规范多于经验。提倡多党制者强调的是以政党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从而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还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后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党的转型的现实可行性。在现存结构内进行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那么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说重建和人民的关系是中共转型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党内民主或者党内其他方面的改革才有意义。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即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取得管治社会的权力。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教训和经验。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却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可以为转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智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而一旦当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自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与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
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7月29日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胡锦涛即将发表有关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报道说胡锦涛将勾画出十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以“党内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计划，准许党内出现更多竞争，容许自由选举，开放讨论，等等。不过，一些报道也称胡锦涛的计划不见得会在党内受到欢迎，因为既有保守派的反对，也有改革派的质疑。
实际上，自从“非典”爆发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还是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新领导层会进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领导层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非典”事件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巩固权力。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得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国民党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操作性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特别强调的。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因此他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领导人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为了集体领导，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已逐渐明了。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多数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的认可。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下层往往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