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呼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选民”利益。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把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容纳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不过，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巨大的利益调整。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30日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无视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变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能够与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凡是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形成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原因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就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了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为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
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地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也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以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原刊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文简称《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过反腐败的各种制度方法，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要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常常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1989年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职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党就演变成了直接行政组织。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一旦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党政冲突的增加等。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而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至少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政府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强势状态。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把本党最优秀的人才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交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以及之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也有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可以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此都已经有高度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题，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题。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李源潮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强调的就是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升级。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对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对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
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非常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的。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一度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发动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对共产党体制以及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希望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自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性，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月26日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种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价值并非要通过民主来实现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了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
（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成为（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也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如选举、协商、参与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中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与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性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却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