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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帝国崛起病
作者：黄钟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8
ISBN：9787503475351
编辑推荐：
权利制约与大国兴衰，在我看来，渺小的人没有祖国，对他们而言，“祖国”不过是樊笼的另一种说法。所以，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内容简介：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作者以史实为依据，论从史出，落笔谨慎，在细致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
目录
序言 大国衰亡定律
自序 我相信道不远人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美国的文官统治
宪法这头狮子
帝国崛起病
跛脚的进步
穿制服的蛇
好师傅、糟徒弟
惹不起的儿子
戈培尔的锦囊
希特勒的军队
法西斯的名声
联邦德国的奇迹
英国的两次分家
腰包里的大国特性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创造怎样的世界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序言 大国衰亡定律
吴思
在这本书里，黄钟考察了大国兴衰与政体的关系。他试图寻找大国兴衰的规律。那么，他发现了什么？
黄钟的基本结论是：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
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
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这是一条定律吗？权力衰亡定律？政体衰亡定律？
衰亡定律，换一个角度，或许可以改成长寿定律。即：权力受到制约的共和政体，是政权和国家长寿的必要条件。这里说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共和政体并不能保证长寿，但是，没有共和政体，必定不能长寿。
黄钟一项一项地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原因。
首先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精心构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线：选举的防线，财政的防线，限制常备军的防线，行政首脑任期的防线，军官任命的防线，军费开支的防线，言论自由的防线。当然，价值观也是一道防线。
然后就是反例。在有宪法的条件下，日本军人如何冲破一道又一道防线，挑起导致自我毁灭的战争。德国的行政首脑如何突破国内的道道防线，成为大独裁者，领导全国走向灭亡。日本和德国的国内防线有什么漏洞，国际防线又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讨论，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命运。我粗略统计过，从秦朝至清朝，大一统帝国，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171年。算上那些分裂的朝代，平均寿命67年。灭亡的原因有三类。40%死于民变，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揭竿而起。40%死于官变，如王莽篡汉和黄桥兵变。还有20%死于外族入侵。
所有王朝的灭亡，都可以看作均衡格局的破坏。主导者控制不住局面，崩盘了。那么，大格局为什么失衡？说来复杂，从天气到权术，错综交织，很难一概而论。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提高权力制约水平，假如实行共和制，中国历代王朝的寿命将会如何。受黄钟启发，想到古罗马，从王国（公元前753-前509年），到共和（前509-前27年），到帝国（前27-公元476年），传承有序，虽有政体的调整改良，虽有明成祖推翻侄子建文帝那种级别的内乱，但基本格局大体稳定，罗马的寿命居然超过1200年。反过来说，长久积累，也成就了罗马的复杂和伟大。
罗马帝国维护君权的制度和技巧，比起中国历代王朝来，几乎是幼儿园水平。帝国时代的罗马，仍有元老院，名义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此一弱一强，帝国时代罗马对权力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由此看来，权力制约程度与王朝寿命正相关，这条定律，在古代也能成立？
当然，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80年。但黄钟说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加速。交通更便捷，联系更紧密，竞争更激烈，创新更频繁，好比生物界物种增加，气温升高，进化加速。按照速度换算，时间尺度已经大变。然而，崩盘的原因，仍然是内外关系失衡。共和制度，正是通过制约权力防止严重失衡的机制。
黄钟的讨论，都有史实依据，结论来自对事实的归纳，可谓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但是他落笔谨慎，没有用定律之类的概念称呼他的结论。我比较敢冒险，替他论证几段。
考察王朝兴衰，看那些考察王朝兴衰的著作，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的左边是社会的各种危机：民间的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官民关系的危机，国际关系的危机，以及各种危机交织的总和；公式的右边，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实力，即各种物质和精神资源，乘以使用效率——制度与人才。如果这是一个等式，那么社会可以维持稳定。如果这是一个不等式，危机大于解决危机的实力，那么，这个王朝就会走向衰亡。反之，解决危机的实力大于危机，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兴起的潜力。
德国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无法解决的国际危机，因此走向灭亡。这两个国家为何犯下如此大错？一个是希特勒的权力扩张，一个是日本军部的权力扩张。权力制约机制失效，一意孤行，直至灭亡。权力不受制约的扩张，可以制造危机，还可以降低解决危机的效率。顺着这条思路，我们也可以从秦汉一直解释到明清。民变，官变，国际关系之变，都在这个解释套路之内。例如，秦朝死于官家权力过度扩张，汉朝死于外戚权力过度扩张。
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表述的近似长寿定律。奈何，不受制约的权力扩张起来很容易，长期的自我约束很不容易，于是，我们就看不到长寿的独裁政权。
不过，权力不受制约，一定会扩张吗？一定犯错吗？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的论证方式是总结经验，属于归纳法。仔细归纳起来，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但也不一定滥用权力，这句话仍然符合事实。华盛顿即是例证。同是汉朝皇帝，汉武帝滥用权力，汉文帝却自律极严。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大体可以成立，却不一定成立。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还可以如此论证：
大前提：任何人都趋利避害；
小前提：掌权者是人，权力通常是利；
结论：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直到利益消失，得不偿失为止。
这番演绎推理，最可讨论之处，就是小前提中的“权力通常是利”。权力对所有人都意味着利吗？华盛顿热衷于土地交易和农场经营，对专制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让他当国王不仅对社会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引入个人偏好，再引入作为判断基准的价值观，引入精神因素，利害评估顿时复杂了。捞钱是利益，扩张权力是利益，名垂青史是利益，辞职退位仍是利益。有了这些变量，我们才会见到华盛顿这样的人，他仍在追求利益，却不追求权力。不过，绝大多数人认为权力是利，进入政界的人尤其热衷于权力，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确实也是各种利益的渊薮，这种说法也不错。所以，权力通常是利，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个判断高度趋近事实真相。
掌权者的上述利益，掌权者对权力的扩张，可能与社会利益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不一致，权力越大，错误越大。如果不受制约，就可能导致崩盘。掌权者追求利益，扩张权力，从长期看，在几代人的跨度中，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变动中，利益相悖的概率极高，犯错的概率极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比较长的时段上，衰亡定律不仅可以得到经验证明，也可以得到逻辑证明。大体如此，基本如此，时间越长越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近现代史，最近两三百年的世界史，还有许多重要现象值得讨论，但本书并未讨论。我听说，这本书原稿的篇幅比现在长一倍，也许那里有更多的讨论和论证吧。
黄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也是一个温和理性审慎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我有幸与他共事数年，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书如其人。
2016年4月21日
自序 我相信道不远人
从大学开始，直至毕业后的二十余年里，一种挥之不去，却又尽力想要摆脱的渺小感，督促我围绕这本小书的主题进行着某种思考或探讨。
此处所谓渺小，是个体相对于国家而言。如梦魇缠身的渺小感，主要是一种心理意识。这种意识与出身、财富、能力、力气等等关系甚少，却与一个人在特定社会里的自由程度、权利保障程度干系极大。我若能做一个面对权力没有渺小感的“小人物”，此生足矣。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都像乔治·华盛顿、比尔·盖茨那样位高勋重或富可敌国，多数人在其他人眼里，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每天过着稀松平常的生活，做着一辈子也不可能惊天动地的营生，或种地放牧，或引车卖浆，或当差受雇……司马迁、班固，或者希罗多德、普鲁塔克那样的史家，不会用其如椽之笔让他们永驻史册。
但在一个正常的国度，这些路人甲或路人乙，无论贫富，无论官民，都能自由地过着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弗雷德·罗伯茨——一个英国杂货店老板的例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伯茨在一次宴会上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这种生活，是为了他们自己，也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不会身不由己地沦为权力的工具，也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富有不够显赫而自感渺小。
我喜欢这种感觉。但罗伯茨的这种常人之感，并非人人都有，丞相李斯没有，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没有。
回想起来，我的那种渺小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童年时光里，我没有见过足球、电视，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红旗轿车存在，但七八岁就知道了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遇到荒年，我跟父亲或伯父一起捣蕨根，跟奶奶去挖难以下咽的野菜。为了节省火柴，把煮饭烧柴留下的火炭用柴灰埋好，等到下一顿饭再扒开柴灰找出火星，用火筒吹燃柴火……在水牛的长哞声里，在鞭炮炸牛粪的嬉戏中，我和小伙伴们自得其乐，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气吞山河。我们属于“脚踩牛粪，胸怀天下”的一代。为什么要读书？标准答案是“为中华之崛起”。
可是人会长大，记忆慢慢变得模糊，思想却愈发清晰。
生于晚清的爷爷没有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并不妨碍他尝试用自己可能的方式来改善命运。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睡，半夜起来上茅房，爷爷还在房间里打草鞋。搓稻草搓得手起血泡，更是常有的事。为了打好草鞋，他尽可能地找人讨要最好的糯米稻草。用今天的话来说，爷爷有“工匠精神”。可是草鞋不值钱，更麻烦的是，爷爷不能在本地的集市上卖草鞋，必须想方设法到十八里外的贵州漾头去交易。
长大后才明白，那叫“黑市交易”。在两个交易日之间，爷爷把打好的草鞋积攒起来，在凌晨时分走出家门……我长大后，多次挑着猪崽沿着最便捷的公路，去往锦江边的同一个贵州集市。爷爷当年却必须琢磨怎么走才可能最安全。记得有几次他回来时挺沮丧，因为在半路上遭人拦截，草鞋都被没收了。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但是爷爷并没有因此停止打草鞋、卖草鞋。我不知道每每“政策紧”的时候，为了躲避围追堵截，挣那几毛血汗钱，爷爷变换过多少次路线。他们出卖自己的血汗，却如做贼一样。
有些少年懵懂时的理想，其实是别人的理想；待到成年离开故土，一些属于自己的理想开始成长。其中一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在我看来，渺小的人没有祖国，“祖国”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樊笼的另一种说法。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感谢吴思老师拨冗为此书作序。
本书之所以能够最终成稿，感谢老友向继东先生的催促，让我在2014年辞职后一年多的失业时光里不敢怠惰，将文稿整理出来。而编辑徐晓老师、张缘先生的专业和敬业，亦令我感铭在心。此外还应感谢杨支柱、潘海霞、程亚文、郭永忠、蔡金刚等友人，在过去十来年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借书，使我得以完成这本小册子的写作。
感谢我的夫人，不仅对我向来宽容有加，而且总是我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的坚定支持者，即便那些选择可能面临着失业，甚至比失业更为严峻的境遇。面对困境，她常常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宽慰我：“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感谢我亲爱的儿子，他像春天里的阳光，让我感到生命的和煦与美好，在活着的每一天，勉力前行。
2016年4月10日于北京清河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的存续之不能只倚靠美德，犹如人之维生不能仅凭赖氧气。然而，政治美德之于共和国，一如氧气之于人。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同样适用于共和国的建立，适用于共和国的维系。
当然，政治美德需要权力制衡机制相辅相成。对越卓越的人物，越需要设防。毕竟，人类历史的经验反复显示，即便一个穷凶极恶的蟊贼，他所能毁灭的对象，极其有限，而政治世界里的大人物，其胆识过人的罪错，却能毁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陷整个世界于不幸。
“不需要任何报酬”
美国的独立是枪炮打出来的。
1775年6月14日，大陆会议创建了大陆军。马萨诸塞代表约翰·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总司令。6月15日，大陆会议全票通过对华盛顿的提名。6月16日，华盛顿接受大陆会议的任命。总司令一职，名头虽响，其实是一件拼命的差事。6月18日，华盛顿给夫人玛莎写信安排了后事：“生命无常，为了谨慎起见每个人都必须在他还有能力的时候安排现世的事务……已经请潘多顿上校按我的指示替我起草了一份遗嘱，我把它随信一同寄去——万一我死去，留给你的供养，我希望还算丰厚。”
虽说是去率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阵，可肩负重任的华盛顿却只要求报销“严格记账”的开支，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报酬”。在对大陆会议的演讲中，他说得一清二楚：“我不会出于金钱的考虑来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命，因为它将牺牲我的家庭的闲适和幸福。”
华盛顿说到做到。当时给大陆军总司令定的月薪为500美元。华盛顿直到离职，也没有领取过一个子儿的薪金。相反，在核对明细账时，倒发现他自己贴补过不少钱。中国有句俗话，千里当官只为财。华盛顿冒死犯险受命军职图的是什么？
捍卫自由。
1775年7月3日，在坎布里奇的一棵山榆树下，华盛顿宣誓就职。当时，大陆军只有大约一万四千人。部队不算大，难题却不少。总司令才当几个月，华盛顿就在信里向弟弟大倒苦水：“我敢说，自有军队以来，任何指挥军队的人，其所处条件的艰苦，都不足以和我所遭遇的相比。如要详加叙述，简直可写一本书。”不过他并没有知难而退。
1777年12月，华盛顿率部退居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冬季营地。当时天寒地冻，沃尔多医生在营地看到，“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的鞋烂得露出脚趾头，破烂的长袜盖不住他赤裸的双腿。裤子破得几乎连羞都遮不住，衬衣撕成了碎条，头发蓬乱，面庞削瘦……”
沃尔多没有夸大其词。
约翰·班尼斯特是弗吉尼亚派往大陆会议的代表。1778年4月21日，华盛顿写信给他，诉说了福吉谷的严峻形势：“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脚上无鞋，赤脚行军，根据他们留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迹。他们几乎经常没有粮食，在严霜积雪中行军。圣诞节时，他们在离敌人约一天路程的地方进行宿营，没有房舍，甚至连栖身的茅屋也没有。”
福吉谷的冬季，对大陆军将士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因为衣食匮乏，肥皂毯子奇缺，军中疾病流行，在1777年12月19日抵达福吉谷之后的6个月里，一万名士兵里，死了将近2500人。
总司令不好当。华盛顿告诉班尼斯特，“军官辞职之风与日俱增”，“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请求休假”，这种情形已使弗吉尼亚防线“遭受严重的震动”。仅弗吉尼亚派来的军官，提出辞职的，已经不下90人。“除非国家一方表现慷慨，为军官将来的福利作出妥当的安排，否则，实难劝说他们牺牲目前的利益在战场出生入死，保卫国家”。
当时在英军供职和在大陆军当兵，待遇判若云泥。在英军那里，一个小小的连长职位，一转手，就值1500到2200英镑。一个龙骑兵队长的价值，可达4000几尼。一几尼等于21先令，4000几尼就是4200英镑。而华盛顿手下的大多数军官，是靠私产“接济目前的费用，将来也无望得到补偿”。这种情形下要让军官们心平气和，还不要串通一气脱离军队，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可以充满想象力地做军人们的思想工作，“可以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可以引证古代故事中的一些先例，可以举述在这些先例影响下所完成的伟大业绩”，但是通情达理的华盛顿直言不讳地告诉班尼斯特，“不论是谁，如果把进行一场长期浴血的战争单纯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困厄之中，令他深为不满的是，“部队中的军官，正沦于贫困与乞讨的境地，大部分已感到惟一的选择是脱离军职，只有少数有德之士才无此打算”时，大陆会议却“沉浸于音乐会、宴会与晚宴之中”，“每次动辄花费三四百英镑”，议员们对诸如债台高筑、财政崩溃、货币贬值、信用扫地等“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无所作为，甚至连想也不想”。1778年12月30日，华盛顿写信给弗吉尼亚议会议长本杰明·哈里森，如此这般地抨击了一番大陆会议的弱点。
不过，华盛顿抱怨归抱怨，做事归做事。只是并非所有军人都像华盛顿那样任劳任怨。独立战争期间，兵变多次发生。仅1780年，从一月到六月，就有三次。
尽管大陆军中发生过多次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军人们就不愿为独立和自由而战。只是他们觉得大陆会议实在让人有点寒心，就用这种方式抗议一下。不过，军队的不满和兵变，有如危险的火种，一旦有人借此兴风作浪，就会威胁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
“耍弄军队危险！”
1782年4月19日，荷兰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9月27日，英美在巴黎开始正式和谈。
独立战争眼看就要画上句号。可是大陆军中，暗潮涌动，军人们对薪饷问题强烈不满。
1782年10月2日，华盛顿致函陆军部长本杰明·林肯，告诉他“军官不满情绪，现已弥漫全军”。
军官们的不满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他们确未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华盛顿说：“他们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经历了难以忍受的艰苦，为国家赢得了独立和自由，自己的青春年华已成过去，有的还耗尽了祖业。就在此时，必须离开军队，而自己却负债累累，连回家路费也无着落，怎能没有怨言。”
华盛顿向本杰明·林肯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易于激怒的情况下，如无办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使他们对将来充满希望，不能不担心一系列的弊病将接踵而来，且性质严重，难以收拾。”
为军人鸣不平、争权益的华盛顿忧心忡忡。面临两手空空被遣散回家的军人，完全可能在部队没有解散之前，利用自己的力量索取被拖欠的薪饷，用刺刀保障自己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华盛顿的个人抉择，将极大地影响美国的命运和走向。
俗话说，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国后晋的一位节度使就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那么，华盛顿会利用不满的军队，为自己攫取一顶皇冠，或者像克伦威尔那样凭借武力成为无冕之王吗？
1782年5月，大陆军上校刘易斯·尼古拉（1717-1807）写信给华盛顿，劝他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重任，建立以华盛顿为国王的军人统治。环顾当时的世界潮流，尼古拉的建议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在那个时代，大清帝国还处在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的状态下，而欧洲也普遍认为，人民治理国家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天下大乱。
可是华盛顿看着部下来信，却是“怀着诧异和震惊的心情”，仔细读完后，当即回复：“请相信，先生，在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从您那里得知在大陆军中存在着如您所表达的这类想法更令我感到痛心的了，而且我必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此事，并严厉地进行斥责。”
他告诉尼古拉：“我感到茫然，无法想出究竟是我的什么举动鼓励您呈上这样的一份请愿书，而这份请愿书在我看来充满了所能降临于我国的最大的不幸。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无误的话，您将不会找到比我更对您的计划感到厌恶的人了；……我想告诫您，如果您还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您或您的子孙后裔，或是尊重我的话，就请将这些念头从脑海中赶走，而且决不要通过您或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的观点。”华盛顿之所以这样做，既非韬光养晦，亦非的故作姿态。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华盛顿当年想当国王，在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他之所以没有把手伸向王冠，是因为他知道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也有过如此私念一闪，但我敢说，即使华盛顿内心真的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严词回绝了尼古拉的建议，也丝毫不会减损华盛顿身上人性的光辉。
古往今来，并不成功的手，伸的还少吗？现实里何曾少过劫掠失败的强盗、夺权身亡的政客、不惜代价的赌徒？如果华盛顿头脑发热，为一顶皇冠赌一把，成不成是另一回事，至少美国的历史会因此而改写。
1782年11月30日，英美签订预备性的和平条约。1783年2月4日，大不列颠宣布停战。独立战争结束了。美国的自由之树，是鲜血所浇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至少有二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死于战场，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美国总人口的1%。死亡比例之高，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南北战争。华盛顿不想再看到骚乱和流血。权杖或皇冠，并不比同胞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更值得尊重和眷念。
1783年3月10日到12日，在华盛顿的司令部所在地，纽约东南部的小镇纽堡，军官中流传着一批匿名传单，抗议欠发薪俸，扬言不公正待遇要是得不到纠正，陆军将自作主张，公开反抗邦联国会。在军人的不满中，华盛顿看到的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而不是攫取权力的有利机会。
华盛顿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3月11日，他不仅禁止军官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且明确表示不赞成纽堡请愿书。3月15日，华盛顿在纽堡召开了军官大会。他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而应“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你们为人类作出的光辉榜样时，有理由这样说，‘倘若没有这一天，世界决不可能看到人性能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
部属们似乎不为华盛顿的言辞所动。演说快结束时，华盛顿从口袋里掏出国会议员约瑟夫·琼斯保证公正对待军队的信，拿出一副很少军官见他戴过的眼镜，动情地对军官们说：“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一些先前有兵变之心的军官被华盛顿感动得掉下眼泪。华盛顿要军官们相信国会。最后军官们表决通过，事情交由华盛顿处理。在他向邦联国会汇报了事件的经过之后，国会表决通过向军官发放5年全薪，对士兵发放4个月全薪。大陆军接受了国会的决定，军官兵变的阴云消散了。其后，虽有小小波澜，都是有惊无险。
从1775年6月任大陆军总司令，到1783年4月向军队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战事结束”，华盛顿艰苦卓绝地战斗了将近八年时间。他不是为坐江山而打江山，而是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谋国远虑，从未将军队作为自己猎取权势的私人资本。他告诫过汉密尔顿：“耍弄军队危险！”而在给替他管理弗农山庄的远房表兄伦德·华盛顿的信里，也谈起对军人待遇不公将引起危险：“在苦难长期煎熬下的人们，当他们确信自己已被完全忽视，受到忘恩负义及不公正的对待而心怀不满时，如被阴谋家利用，他们会走多远，值得认真加以考虑。”
1783年11月3日，对战争期间报名从军尚未遣散的士兵，邦联国会全部遣散。此前一天，华盛顿在致军队的告别词里，他诚恳地向所有士兵建议，“应热爱邦联，将高度的和解精神带到平民社会中去”，不要因不公正的对待而“诅咒或采取过激行动”。当士兵们脱下军装之时，华盛顿也在准备重返平民生活。1783年12月23日正午12点，华盛顿递交辞呈。这天，他致信施托伊本：“这是我在效力国家期间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本人将在今日12点辞职卸任，从此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畔的一名公民了。”
功成身退的华盛顿不是凯撒，不是克伦威尔，而是一个随时听从召唤的伟大的平民战士。当美国人民终于摆脱英国的统治站起来了之际，并没有在另一个强权势力面前跪下去。美国人民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造反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获专制终。
“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只母羊羔”
1783年12月24日早晨，华盛顿离开安纳波利斯，在圣诞节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弗农山庄。28日，他写信告诉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演出终于结束了……我希望将余生用于结交正直的人们和从事家庭内务的管理。”
昨日叱诧风云的统帅，如今又干起了老本行——弗农山庄的种植园主。他惦记着拉法耶特保证给他的“那两头公驴和母驴”；他向威廉·菲茨休询问其邻居中有没有人出卖羊羔，因为“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只母羊羔”；他告诉英国农艺学家阿瑟·扬，“干农活一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华盛顿甚至在弗农山庄还做起了培育良种骡子的实验。
1784年2月1日，华盛顿在给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乡居生活：“……我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介平民，在家安居，远离军营的喧嚣和公职生涯的繁忙场景。”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现在正在“享受一些安谧的乐趣”，而“这些乐趣是那些总在追逐名誉的士兵、把无数警觉的白昼和无眠的夜晚花费在为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或许是为了毁灭其他国度，仿佛这个地球不能容纳我们所有人似的——制定计划的政客，以及总在观察君主的脸色，希望抓住一丝和善的微笑的朝臣们所难以理解的”。
两个月后，他在回复拉法耶特侯爵夫人的信中又说：“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华盛顿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一个德行，而是有高下之分。制宪会议代表威廉·皮尔斯（1740-1789）曾这样描写华盛顿：“和辛辛纳图斯一样，在赢得邦联的最高荣誉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农庄，做一个普通的公民，怡然自得。”
共和国所推崇的，是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平民战士。公元前456年，执政官米努西乌斯的军队处于埃魁人的围困之中，罗马任命辛辛那图斯为独裁官。当元老院的使者通知他被推举为独裁官，并向他解释了罗马共和国危在旦夕的处境时，他正在自己的地里收拾农活。可辛辛那图斯听从祖国的召唤，临危受命，放下犁头，穿上大袍直奔罗马，召集军队去解救米努西乌斯。他打败了敌人，解救出了米努西乌斯。一俟任务完成，辛辛纳图斯就解甲归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辛辛纳图斯的所作所为大加赞美：“那些只认钱财，视天下事如草芥的人，那些除了财货滚滚之地，看不到哪儿还有荣耀和德行的人，都该听听这个故事。”
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这种民族会以为成王败寇，“打下江山”就是值得钦佩的本事，哪怕这“打江山”其实不过是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抢劫，而“打下江山”的人，也觉得自己来“坐江山”，顺理成章。刘邦当年的故事，就是绝佳例证。
刘邦年轻时对生产经营没多大兴趣，终日一副好色贪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父亲经常数落他没出息，不如二哥干得好。可刘邦虽是个小混混，却志向远大。有一回到京城咸阳出差，见了皇帝那种排场，他就想入非非：“大丈夫当如此。”经过一番浴血拼杀，刘邦成了皇帝。公元前199年，他在新建成的未央宫大摆酒席，宴请群臣。在给父亲敬酒时，洋洋自得地问：“现在我跟二哥比谁家业大呀？”
跟刘邦不同，年幼丧父的华盛顿是个好小伙，勤勤恳恳，白手起家。1750年，18岁就买下了谢南多亚河谷1459英亩的土地。这是他买下的第一批地产。等到他当总统时，已经拥有几万英亩的边疆土地，光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就有差不多5000英亩。这些地产并不是华盛顿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得来的。可华盛顿不仅不能把美利坚合众国视为自己的“产业”，就连保护自家土地的所有权，也力不从心。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有一次去访问以他名字命名的华盛顿县，那里有些人对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权有争议。当那些人硬是不同意华盛顿提议的解决方案时，华盛顿火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提拎着一块红绸手绢，说：“我拥有这块地，就像我现在拥有这块手绢一样千真万确。”
可是那些擅自占地者一点也不给华盛顿面子。华盛顿臭骂了他们一通。不料占地者里有个家伙恰巧是治安法官，他立马就以华盛顿将军恶语伤人为由对他处以罚款。要是华盛顿也能像刘邦那样，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如同宰小鸡，谁还敢跟他争地产呀？
别说刘邦、朱元璋这等狠角色了，就是和华盛顿同一民族的克伦威尔，做派都是截然不同。克伦威尔在1653年就任终身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可哈林顿（1611-1677）却没有跟着起哄嚷嚷英国出了个克伦威尔，而是认为英国应该实行共和制。他在《大洋国》讽喻克伦威尔应该功成身退。
克伦威尔对哈林顿的含沙射影表示轻蔑，还说：“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易放弃？”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不然，拼死拼活干什么呀？直到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他克伦威尔还是英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哪里会卸职回乡去种地放羊？这还不算，他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了护国公的宝座。
华盛顿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类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他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而不是为权力和交椅而战。这位美国惟一有可能成为君主的人，却在战后为君主政体的议论忧心忡忡。1786年8月1日，华盛顿在弗农山庄致信约翰·杰伊：“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对于敌人而言，这将为他们的一大胜利。他们竟然发现，我们无能管理自己；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各项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但愿能及时采取明智措施，以免发生我们深以为忧的后果。”
正是由于华盛顿品格高尚，使得后人在编写他的政治传记时，无须带着遗憾的心情写上这样几句：如果他在圣诞之夜回到弗农山庄时，就天年已尽，那么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华盛顿不像许多独裁者那样需要庸人事后做这样的假设。也正因为这样，德国音乐家舒伯特说，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敞开着”。而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则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之前，请始终朝美国看。”
和华盛顿一样，美国的国父们都没有那种打江山坐江山带来的荣华富贵。打了八年仗，没有封神榜。比如罗伯特·莫里斯，他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联邦宪法》这三份重要文件上都签过名，曾被大陆会议任命为财政总监，有时甚至私人解囊，以保证华盛顿军队的给养，1789年他辞谢了华盛顿的财政部长提名，宁愿自己做生意。这人本是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里最有钱的人之一，可他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晚年。晚景不妙的国父，不止罗伯特·莫里斯一人。
不过，这些共和国创建者的晚景凄凉，并不是遭人政治迫害所致，而是因为共和国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终身旱涝保收的物质待遇。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贡献有多大，他们和平民一样，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他们没有荣华富贵，但也没有朱元璋手下开国将帅们那种被朝廷整得家破人亡的惨剧。美国革命没有吞噬自己的儿女。
“好人华盛顿”
1787年5月25日，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在费城召开。不过，出席的代表们却把它开成了一次制宪会议。
头一天，华盛顿被代表们一致同意推举为大会主席。此前，自1783年11月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一职之后，他已在弗农山庄当了三年多农场主。
从5月25日到9月17日，制宪会议在一种自由、平等的气氛中开了126天。可作为制宪会议主席的华盛顿，整个会议期间，仅仅发过三次言。这还是把他当选为会议主席后致答谢辞和制宪会议结束前说的几句话也算上了。
与会的不少制宪会议代表意识到，华盛顿将成为美国第一任行政官。毕竟，美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声望。可也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制宪会议代表们的自由之精神。
制宪会议刚开没几天，富兰克林就说他总是担心，联邦政府将来某个时候会以君主制告终。这种忧虑并不是这位八旬老人所独有。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主张设立一位生机勃勃的行政官，但他又怕行政官变成“一个选出来的君主”。巴特勒也忧惧“这个国家难道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喀提林和克伦威尔式的人物”？而伦道夫则担心“我们不是在为英国政府制定宪法，而是在构建一个更加危险的君主制，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制”。他希望在这个国家里“永远不再看到恢复君主制的任何企图”。
这种对行政权不断扩张和滥用行政权的忧虑，贯穿着整个制宪会议。在1787年6月4日全体委员会上，富兰克林发言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会是个好人。今后的后继者会是怎样的人，就无人知道了。这里也和别的国家一样，行政官的地位总是会不断提高，直到以君主制告终。”富兰克林所说的“好人”，是指华盛顿。
也正因为这种思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深谙分权制衡之道的代表们，以史为鉴，秉持自由之精神为共和国制宪，从而不仅为美国，也为人类历史上拟成了第一部成文的限权宪法。他们将限权视若美国宪法的灵魂，而不像中国的韩非那样，一方面清醒地知道君王们身上有碰不得的逆鳞，可另一方面又竭尽心力地去加强君权，使得逆鳞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毕竟，当政治精英自以为自己是有别于平民的统治阶层，从而丧失或放弃对权力的戒心，吃亏的将不仅是平民。朱元璋坐了龙庭，首先要杀掉的，就是曾鞍前马后为他卖过命的那些功臣。
但是制宪者们并不觉得自己能为万世开天平。对于自己拟定的联邦宪法，他们当时也还是信心不足。华盛顿估计这部宪法如果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这一次可能会好若干年，但最后还是会以专制而收场。尽管制宪者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悲观估计，华盛顿在1788年2月写给拉法叶特侯爵的信里依然肯定，新宪法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采取了比人类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采取的还要多的防范和其他难以逾越的措施，以防止走向暴政”。
1789年华盛顿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可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第一届总统任内，华盛顿就厌倦了权力斗争。1792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那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问题是，华盛顿离任后，权力如何平稳转移。会不会出现血腥的争夺呢？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在这样一个选举制的国家，权力怎样交接，确实关系到千秋大业。国家需要他继续干下去。1793年，又一次作为惟一候选人，选举团一致通过他继续连任。他开创了至多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
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词中，华盛顿将引退的决心告诉合众国人民：“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置我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这一年，传位给儿子的清高宗弘历，整整作了60年的皇帝。
1797年3月2日，华盛顿在给老部下、前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的信里写道：“现在我把自己比做一个疲倦的旅行者，看到一片休息地，并考虑弯腰坐下。”3月4日，约翰·亚当斯宣誓就职。典礼上，华盛顿热情祝贺新任总统。一位南卡罗来纳人这样写道：“执政者的更迭在这里很容易而又很宁静地便完成了，甚至使我们之中那些对政府和我国公民一般的良知向来甚表嘉许的人都感到惊讶，机器一直是毫无异响地在运转。华盛顿以平民身份参加了典礼。几天以后，他安安静静地返回弗农山庄去了，他的继任者也同样安安静静地接替了他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