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分家大打出手，在世界史上，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4
显然，没有放弃，它的邻国就没法安心，只要邻邦满怀猜忌，提心吊胆，和平的基础将依然脆弱。为此，德国人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正如德国报纸《时代》的女编辑登霍夫所言：“人人都感到我们已经受够了太多的报复和仇恨。不管怎样，如果不发动战争，不流血，怎样才能夺回失地呢？不可能。因此我们隐忍了。”1990年6月，东德和西德的议会承认将奥得-尼斯线作为德波边界。一年后，德波两国签订友好条约，承认两国以奥得-尼斯河为界，放弃使用武力。这意味着，除非在遥远的未来德国人再动干戈，否则统一后的德国就永远跟奥得-尼斯线东边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再见了。
“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
1945年8月29日下午，在日本厚木机场，麦克阿瑟对在那里迎候他的艾克尔伯格将军说：“鲍勃，现在算清账了。”9月2日，麦克阿瑟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这天，他在广播中宣告：“今天枪炮沉默了。一出大悲剧结束了。一次伟大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下降死亡之雨了。……”
6天后，麦克阿瑟首次前往东京。他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第一大厦，大厦对面就是皇宫护城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形容麦克阿瑟当时的权力：“作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年已六十五岁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拥有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他是独裁者，是殖民地总督，是日本幕府时期的将军，是沙皇。”
大权在握，反而使麦克阿瑟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困难的境地”。虽然日本就在自己的军靴之下，可麦克阿瑟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次现代的对战败国的军事战领是成功的”，历史的教训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战争……”
麦克阿瑟坐镇东京的使命，是要改造、重建和复兴日本，而非毁灭日本或把日本整得半死不活。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我们已赢得了战争。我希望德国和日本的人民能够在占领下复兴起来。正像我在柏林所声明的，美国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并非美国在二战中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杜鲁门才口出此言。美国在二战中伤亡总数过百万，其中将近30万人死于战场。最后的胜利来之不易，诚如杜鲁门总统在即将受降之际对美国人民所言，“无论在陆地、在海洋和在空中，美国的男女将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麦克阿瑟自己，也曾有过被日军赶出菲律宾的狼狈。
1945年8月，在从冲绳飞往厚木机场的飞机上，麦克阿瑟手里拿着玉米棒芯烟斗，在机舱过道里踱来踱去，他向惠特尼口授指示：首先是摧毁军事力量、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建立自由而负责的新闻制度、教育自由化、分散政治权力、政教分离。到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在日本待了五年零七个月。回想往事，这位陆军五星上将满意地写道：“这些工作使我忙碌了五年多。结果全都完成了。”
不光麦克阿瑟自己满意，日本人对这位占领者也满意。日本非但没有将占领者麦克阿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对他感激不尽，当作恩人。当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职务时，日本人“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从美国大使馆到厚木机场的路上，“两百万日本人民排在路的两旁，挥着手而有的则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看着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日本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和感谢，天皇裕仁也亲自前来送行。据说，天皇用双手握住麦克阿瑟的一只手，潸然泪下。首相吉田茂则向全国广播：“麦克阿瑟将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是他把我国在投降以后从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部分扎实地培育了民主精神。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受到我国全体人民最为深切的尊敬和仰慕并非偶然。”吉田茂如此颂扬麦克阿瑟，并非是虚情假意的外交辞令。几年之后，已经卸任的吉田茂，在他的回忆录里依然将“对于战败国日本的占领任务，主要是由美军来执行的，而且占领军最高统帅是麦克阿瑟”，视为日本的幸运。
打败了日本，占领了日本，改造了日本，却没有在日本留下仇恨。在此之前的现代世界历史中，就一个战胜国对一个主要战败国的占领而言，恐怕没有第二个如此成功的事例。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后说过，“我们采取的管理形式是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他不是吹牛。仅就如何处置天皇一事，就足见麦克阿瑟非凡的政治智慧。刚到日本不久，有些参谋人员建议，应该把天皇传到盟军司令部来，以显示权威。可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他决定等天皇自己来。1945年9月27日，天皇主动求见麦克阿瑟。当时，英国、苏联和美国，都有不少人要求处死天皇。可麦克阿瑟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会是“悲剧性的”。他曾告诉华盛顿方面，如果天皇被逮捕并作为战犯审判，他和盟军司令部将需要“一百万增援部队”。麦克阿瑟也没有摧毁靖国神社。尽管这个神社的名册里也有那些曾与美军厮杀时殒命的将士，其中包括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
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人把美国人视为一个“好样”的占领者，他们自己也准备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如果日本没有决心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就未必会那么顺当。有好样的战败者和好样的战胜者，这是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9月17日，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不久，他去拜访铃木贯太郎。铃木是吉田茂在学习院大学时代的老师，担任过日本的第42届首相。吉田茂说：“这次我就任了外务大臣，您想到应该注意些什么，请多指教。”铃木告诉他：“关于战争这个问题，胜利后的善后工作固然重要，但战败时也必须作个好样的战败者。”
十多年后，吉田茂在回忆录里说，“西洋也有‘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个好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输家）这样一句谚语，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对盟军总部要端正战败的态度是我一贯的想法”。那么，何谓端正战败的态度呢？吉田茂说，既不是一切都惟命是从，也不是阳奉阴违，而是“协助占领政策”，不过，“每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尽可能说明我方的情况，力求说服对方。并且在尽管这样但问题仍按对方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分的时机到来”。
吉田茂并非麦克阿瑟的儿首相。吉田茂的思路有它的社会基础。
经过二战，许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日本战败，并非坏事。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在1946年出版的《教育立国论》里就说，“假使当时日本成了战胜国，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呢？恐将是军阀、财阀、官僚专横跋扈，军部权力永久化，猖狂达于绝顶，军国主义被视为神圣，战争受到赞美，国家经费的大部分为此而被夺去，使国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中。……所以，我们决不去惋惜失败，难道不应该从心底欢呼‘败得好’吗？”
作一个好样的战败者，日本并没有吃亏，也没有耻辱。吉田茂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日本的复兴：“在战争结束后，有些人认为日本已不能复兴。……但是，这样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荣起来了，无论从汽车的数量，还是从楼房的幢数来看，都比战前增加了几倍以至几十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复兴景象？”从1952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复兴起来的日本，并非一个怀恨在心的美国仇敌。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奉行专制或极权政体，也可能富国强兵，兴盛一时，称雄一方，但此类政体有着致命缺陷，虽然也可能使一国如深沉暗夜中的流星一样光芒耀眼，却不足以言为万世开太平。
在现代世界，试图以竞逐国家富强来阻碍、替代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危险的不归路。共和政体诚然并不完美，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并能付诸实践的、对人民而言最为安全的一种政体，有着国家富强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一）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余年里，专制大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现象是，19、20世纪一些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不超过80年，以至于许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见它兴起目睹其灭亡。
在19世纪的曙光照临欧亚大陆之前，有的专制帝国，已经维系数百年，摇摇而不坠，有的则凭借惯性、残暴，当然还有智慧，甚至运气，熬过19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20世纪。自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待到宣统皇帝逊位，爱新觉罗氏坐了二百余年的江山；及至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已逾三百年；而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撑到苏丹制被废的1922年，则历经了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
和这些老帝国的“长命百岁”不同，在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诞生或兴起到崩溃不超过80年。许多人有机会“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从1804年拿破仑称帝，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也就十年的光景；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个年头；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还没有风光够50载；日本帝国自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开始维新，到1945年战败，不到80年；而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1922年12月成立的苏联，即使从1917“十月革命”算起，在1991年12月崩溃降临之时，也没有活到75个年头。
换言之，如今世上已无“长命百岁”的专制或极权大国。
二、虽然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长命百岁”，但是迄今为止，“长命百岁”的大国，却无不属共和政体。
在历史上，也有共和政体的短寿大国。1871年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其中一例。它苦苦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的一员，而后却在与纳粹德国铁甲雄师的殊死较量中，兵败如山倒，1940年崩溃时它还只有69年的历史。
虽说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就“长命百岁”，但是如今“长命百岁”的大国，无不采行的是共和政体。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并无“共和国”的名号，且白金汉宫里还有一位万民敬仰的“女王陛下”，但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若依孟德斯鸠（1689-1755）的判断——“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则英国是现今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共和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传承了三百余年。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独领风骚，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国之一。而1776年宣告独立的美利共和国，已立国230余年，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三、前述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专制、极权大国固然不免一一衰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等等这些烜赫一时的世界大国，都已成明日黄花，而奉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也未能尽免或衰或亡之忧。纳粹德国的铁蹄踏断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崩溃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超级大国里，也没有昔日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身影，英国衰落了。
共和国的衰落，一是表现在与专制、极权大国的竞争中，竭力赶超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后来居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败给了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而勉力应付了纳粹铁拳的英国，在二战后的国力，则远不如能令整个世界为之胆寒心颤的苏联那样雄厚。1958年4月，赫鲁晓夫称：“英国雄狮一声怒吼而震撼一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话没错。英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威震全球，数代人苦心经营的日不落帝国，也在战后的短暂岁月里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不过，国力足以毁灭世界的超级大国苏联，如今已成历史，而不再怒吼一声可令世界震颤的英国尚在。
共和国的衰落，二是表现在共和国之间的比较中。随着19世纪末美国在新大陆的崛起，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共和政体的大国，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对下降。毕竟，在所有的时代不可能所有的国家同时得第一。况且，不仅是政体，疆域大小、地缘特征、人口多寡、资源丰瘠、科技发展，甚至机缘巧合等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一国的成败兴衰。
不过，英国大国地位的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它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声威煊赫、格外引人注目罢了，而非从天堂掉进冰窟的绝对衰落或衰败。这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英国式衰落。诚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1963年5月所言，从绝对意义上说来，英国从未如此繁荣，它的军事力量从未如此强大。直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最为强盛富庶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旧举足轻重。就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数量而言，从1978年到2007年，英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5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8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四、因为崛起或一个时期里举世瞩目的繁荣与威势，专制或极权国家易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护短与自恋倾向，忽视或看轻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
十九世纪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或称雄一方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长时段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繁荣状态。给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留下的印象是：“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德国人也为自己的“特殊道路”沾沾自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平森所言，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
当威廉二世在1892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1961年正式通过的苏共纲领扬言，“在当前的10年内，即1961年到1970年，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时，人均生产总值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何等自信，哪会认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含有致命缺陷？倘若谁在1913年预言五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寿终正寝，或者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初登大位时，估摸说苏联不到十年就会土崩瓦解，有几人会信以为真？
世事难料，而人又总是难以摆脱预料的诱惑和需要。比如对苏联的命运，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说：“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于是，一再喊狼来了却总未见狼影的现象，反复出现。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与苏联决裂的舍甫琴柯曾提到：“多年来苏联经济被描绘成一片阴暗的情景，每遭受一次新的挫折，就有人出来预言这个制度的寿命有多长以及将来是否可行。”在1985年出版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书中，舍甫琴柯认为，“预言苏联及其帝国即将衰落为时还早。”这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尚且如此估计，对于苏联的拥护者来说，更不会觉得大限将至，预言危机的声音，不免易于被视为危言耸听、恶意唱衰了。
不仅是专制或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会不见棺材不掉泪，纵使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发出警告，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的尼克松，到了1980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苏联解体，《新闻周刊》也有机会再报道苏联的崩溃。
五、与过去的专制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自兴起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体国家实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远航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及至进入到19、20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专制大国能建立起可全凭一己好恶将外来“敌对”或“有害”思想拒之门外的万里长城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英国《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法国《人权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已不只是属于英国、美国或法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面对这种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倾向于颠覆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根基。以致于处于文明劣势地位的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去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
但是，专制或极权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经验显示，并不足以使其人民免于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域外文明的“侵蚀”。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无疑属于强权的一方，可是驻扎在法国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却受到了战败国法国的思想感染，一些人开始从精神上厌恶俄国的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国人不像俄国人，他们不把君主视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党人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则说，“我们是1812年的产儿”。这样的历史，日后又在苏联重演，以致于1946年苏共开展运动“反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影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账”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冲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有别罢了，否则，要是共和国不如专制极权国家那样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何以能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何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一党专政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国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明治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不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骄人成就。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到1900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项、33项、75项、106项，而德国高达202项。在21世纪，从1901年到1914年，总共4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个是德国人。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占4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而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自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远不及实行专制政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彩。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即便是建国百年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也还是第二帝国而非美国。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数为例，1943-1977年，超过90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虽不及美国那样令人刮目相看，但它从成立至崩溃，总共也有8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三、在过去的三百余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越。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年在诏书里宣称，“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败清帝国，不到30年；而从1868年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险胜俄罗斯，不到40年。在一位西方史家眼里，“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有10艘，比美国还多3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则堪称神速。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浴火重生，在共和政体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四十分之一，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1952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可是到了1970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年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苏俄从1918年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1946年，莫洛托夫对莫斯科人夸口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极权国家有能力无视民意，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最大限度地实施强国战略，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强国政策。追逐霸权可以无视百姓死活。法国《费加罗报》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在1946年，斯大林得意地宣称，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十三年多的时间。可苏联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崛起之路呢？斯大林甚至可以干出把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关在特种监狱里里为国效命的事来。飞机设计大师图波列夫，枪械大师斯捷奇金，导弹设计师科罗廖夫，都曾有此遭遇。为什么要这么做？莫洛托夫在谈及往事时曾这样说，“巴甫洛夫对大学生讲：‘我们生活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些人！’一边说一边指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这种公开的敌人容易识别清楚。对付图波列夫那样的敌人就复杂多了。图波列夫是苏维埃国家特别需要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他们在一些人中间进行了危险的分化瓦解工作，即便没做这种工作，他们也有这种气味。”“图波列夫们被关进铁窗内，肃反人员命令说：要保证他们有最好的条件，在伙食方面只要有的就全部供应，数量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不能释放他们。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设计国家需要的军事装备吧。这是一批十分有用的人。”苏联崛起于苏联人民的枯骨血泪之上。仅仅被索尔仁尼琴称为“伟大瘟疫”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估计其吞噬的人数最低就达600万人，最高为1450万人。1946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对本国人民如此血腥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或者说如此残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任何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都不可能进行得下去。
五、在过去三百余年里，没有不曾卷入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在世界历史中，战争几如人之发烧脑热一样常见，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美国学者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就说：“战争是一个历史的常数，并且它未曾因文明或民主而归于消灭。在有历史记载的三千四百二十一年中，仅二百六十八年没有战争。”
三百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而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七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场战争——19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沙俄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承续了沙俄的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属和平崛起。而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中，一再战争。就连美国，也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如此，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不罕见。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即便对于共和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太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某种政体的大国更乐于战争，和某种政体的大国更倾向于和平的公式，在历史的经验中并不存在。
有些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顺应民意，共和政体下的大国，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4年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或极权政体下的大国，由于向来蔑视民意，轻贱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时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在客观上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
六、在共和政体下，因为分权制衡机制的存在，政府首脑任期的限制等因素，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运用国力，而不能撇开宪法和法律滥用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一条道走到黑，煊赫的国力，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机构追逐荣耀的工具，孤注一掷的赌本。
马歇尔将军在二战期间曾说过，“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打七年战争”。这话耐人寻味，在一个共和国，人民只会为任何战争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毕竟，无论人们怎么定义所参与的战争，正义还是不正义，侵略还是反侵略，作为国家间最为极端的一种冲突形式，总是意味着要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惨或轻的代价。
在国会的辩论中，在媒体的争鸣里，在民众的请愿示威上，在选战时，战争正义与否、合法与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声音都会反映出来。战争的利弊，各方都会在公共辩论中竭尽所能地展示给公众，然后由每个人自己去判断。这里无所谓爱国不爱国，只有合法与不合法，在议会或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爱国”是个多余的词。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议员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一个政党是在野或执政，都取决于选票和选票背后的民意。谁也无权让后继者坚持他开辟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的国家可能也经常动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个党派、某个领袖人物的意志，不惜代价地穷兵黩武。日本帝国的荒木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有三百万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国。”对这种胡言乱语，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这种话是向英国或法国国会提出来，“说这种话的人第二天就会被送进疯人院”。
共和政体国家使用国力的限度，越南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000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代价如此高昂，美国还是结束了军事行动，没有哪个政要能一意孤行继续战争。越战期间，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就说，“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约翰逊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松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和考量，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安全又与国力密切相关。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囿于采用共和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正因为如此，这种经验也支撑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强大是压倒性的目标，只要国家能够强大，采用何种政体无关紧要。
日本明治维新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强大。曾留学过英国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声言，“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甚至梦想，“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可是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助于实现这个日本帝国梦呢？对于未来的日本制度如何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最后是伊藤博文、森有礼这些反对共和政体的人占据上风。1882年8月，在欧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写信给岩仓具视，批评“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松方正义，说“所谓议会政府，并不适合我日本的国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体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独普鲁士德国的制度让取经的伊藤博文心驰神往：“今天，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随后，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宪法，自然是有立宪，无共和。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描述，尖刻而又不失深刻。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弱肉强食的例证，斯大林自己就曾把波罗的海三国掳进苏联的囊中，但是，历史的经验还一再显示，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后，难以自拔，甚至最后难以自保，沦落为饱尝战争之苦的挨打国家。
国家安全与否，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小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不出这样的教条：军事实力强大者就安全，实力弱小者就危险。迷信这样简单的教条，并用这样的教条指导国家战略，极其危险。日本帝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它们“落后”。这些国家当时都是称雄一方、最为发达的世界强国之一。相反，军事、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反而比强大的德国实际上更安全。毕竟，某个时候国家安全与否，跟这个国家的地缘特征、民众情绪、外交战略、政体等等，都不无关系，而非简单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