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早上，华盛顿离开临时首都费城前往弗农山庄。他又回到了平民中间，成为平民的一员。他的孙女写信跟别人说：“祖父一切均好，他因为再次成为农民华盛顿而无比高兴。”不再是第一夫人的玛莎，也在信中告诉好友：“将军和我就好像刚放学的孩子或刚干完监工布置的活的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喜悦。我相信，除了外出办事或消闲解闷，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再离开家园……”
华盛顿虽然卸任了，威望犹在，但是联邦政府是遵循宪法在运行。不在其位者，不享其权。无职有权的僭越，或垂帘听政，或幕后操纵，都是一个国家政权背离法治的病态表现。倘若有了法外干政之权，共和大厦迟早会坍塌。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恪守着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本分。
1799年8月初，在尼罗河口之战中，英国纳尔逊将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亚当斯总统却在此时决定向法国督政府派遣大使。对于总统的这个决定，华盛顿认为“在欧洲目前的局势下，是难以理解的”。为了阻止总统的行动，大为惊恐的联邦主义者求助于华盛顿，希望他发表一篇抗议。但是华盛顿拒绝干预。在答复麦克亨利催促的信里，华盛顿说：“船已下水，或者说即将启航，我仅是船上的一名乘客。我应相信船长。看清航向、把稳舵盘，将船驶向安全的港湾是他的职责。”
此前的7月21日，在回复康涅狄格州州长乔纳森·特朗布尔的信中，华盛顿拒绝再次出山当总统候选人。12月14日，华盛顿与世长辞。美国国会宣布12月26日为全国哀悼日，国会议员亨利·李在哀悼仪式上称颂华盛顿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时的第一人，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人”。而日后林肯对华盛顿的颂扬，则更是不吝美辞。在1842年2月22日，即华盛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林肯说：“华盛顿是天下最伟大的名字”，“对那个名字不必企望唱赞歌。这办不到。给太阳增添光辉，或者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这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些赞美，华盛顿当之无愧。
华盛顿的总统岁月只有8年，还不及康熙乾隆坐龙庭时间的七分之一。然而，一个政治家伟大与否，并非跟他掌权时间就成正比。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情形是，当政27年或者60年，时间漫长不过是对权力贪婪的证据。就如同有着正常道德感的人不会尊敬抢劫过1000次银行也没有被抓住的江洋大盗一样，共和国的人民，也不会因为谁剥夺了国民自主选择政府首脑的机会而擅权，统治一个国家时间越长就认为他越伟大。
华盛顿和林肯一样，没上过多少学。学识渊博的杰斐逊，就说华盛顿“读书甚少”，会话才能十分平常，“思想既不丰富，语言也不生动”，要是在公开场合突然要他发言，常常“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奇窘不堪”。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并不才华横溢、雄辩滔滔的人物给人类展现了一种新型政治家的形象。
他连任两届就引退山乡，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树立了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就像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那样，退休也是使自己变得伟大的一种方式。华盛顿通过放弃权力创造了历史。华盛顿“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和杰斐逊“我的家庭、我的书籍和农场”，都是可以永远留在人类记忆中的退休之歌。
从杰斐逊的身上，可以看到了先例的力量。1805年1月6日，刚赢得1804年大选不久的杰斐逊，就在给约翰·泰勒的回信中说：“决心在我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引退。”他告诉泰勒：“华盛顿将军树立了8年任满自愿退休的榜样。我要遵循这个榜样，而且再有几次先例就会克服掉稍后任何人力图延长他的任期的习惯。”1811年8月17日，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又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下台，不能过久地占据别人有权涉足的地盘。”
在一个共和国，卸任了，就得是卸任的样子。威廉·杜安是杰斐逊的老朋友。杰斐逊在1811年写信跟他讲：“……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自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为了一个如此宝贵的国家，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爱憎。让总统自由地去选择他自己的助手，执行他自己的政策，我们要支持他和他们，即使我们自以为比他们聪明，比他们诚实，或者比他们更了解情况。”
不过，榜样和先例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此后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就试图打破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但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成功。他一口气连任四届，最后病死在总统任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当了十多年的总统，并没有犯过什么罄竹难书的“晚年错误”，可美国人还是觉得太危险了。1951年2月生效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从此一刀切地规定，在现任总统之后的任何总统任职，都不得超过两届，并且“无论何人，在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两年以上，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
于是，杜鲁门成为美国最后一位有机会担任八年以上总统的人。可是他在1950年4月的一个备忘录里却说：“我认为，当八年的总统就够了。”在杜鲁门看来，“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打破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但我决不这样做。”自从杜鲁门卸任总统之后，谁就是真想大公无私地在总统位置上为美国人民的福祉奋斗终生也不行，你要想奋斗，只能去干点别的什么。
美国的文官统治
1787年，美国制宪，国父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限权，而非强国——尽管当时来自英国和印第安人的军事威胁并没有消失。
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的“民弱国强”之路不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现代化先于工业化，先于国家强盛。
对于军事权力的分离与制衡，被他们视为维护共和政体于不坠的重要关节。联邦宪法秉承了殖民地时代就已确立的文官治军的传统。待到日后国力强盛之时，由于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巨大的军事实力遂不至于变成任何个人或集团对内对外的冒险工具，对国民自由、财产、生命和幸福的致命威胁。
“外行领导内行”
在美国总统中，尽管也有像泰勒、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曾以军人为业，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他们碰上了烽火岁月，得以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干和战争业绩，成为美国声名远播的军事英雄，万众瞩目的一代名将。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美国总统没有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行伍历练。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可是一个国家的内乱外患，并非只在总统有行伍经验时才会出现。这样一种制度，是不是置国家于莫测的危险之中呢？
两百多年来的历史，一直在考验着美国宪法在这一点上的可行性。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时任总统的麦迪逊，连兵都没当过；挑起了墨西哥战争的总统波尔克，也未有过军旅生涯；而一上台就不得不处理南部同盟问题的林肯，只在黑鹰战争中当过三个月的志愿兵连长；美西战争时期的总统麦金莱，虽在南北战争中从士兵晋升到了少校，可他此后一直是干律师、当议员、做州长；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尔逊总统，则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大学教授，书写了不少，兵却没当过一天；需要对付轴心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虽在威尔逊总统手下当了七年半的助理海军部长，可那是文职而非武将；紧接着罗斯福把仗打完的杜鲁门总统，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远征军里当过一回炮兵上尉。
这几位总统也没有在军校读过书。他们担当三军统帅的职责，可谓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就拿林肯来说，在1932年的黑鹰战争中，他当选为志愿兵连长，但他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用他自己的玩笑话来说，惟一的流血冲突，是发生在跟蚊子之间。可就是这样一个跟军旅没有多少渊源的政治家，因为是总统，所以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如何运筹帷幄指挥打仗，对林肯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战争又不是儿戏。有自知之明的林肯只能临时抱佛脚，到国会图书馆借军事著作，一有空就研读。
西点军校科班出身的麦克莱伦将军，不怎么瞧得起这个缺乏军事经验的总统。1861年11月，林肯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可他并没有因此对总统更加友善一点。一天晚上，林肯和国务卿西华德、私人秘书约翰·海顺便来到他家。等了一个多小时，麦克莱伦才参加完婚礼回来。当仆人告诉他总统一行来访时，他没去见总统就直接上楼了。更过分的是，过了半小时，仆人告诉还在干等的林肯，将军已经上床睡觉。总统一行只好打道回府。在回去的路上，海憋着一肚子的火。林肯却耸耸肩，说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计较繁文缛节和个人尊严。后来林肯还说：“只要麦克莱伦能为我们赢得胜利，我情愿为他牵马。”
可是，这个陆军总司令却经常不客气地抨击总统。他不仅对有权直接掌握陆军的斯坦顿部长封锁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是对林肯总统也这样，而且还竭力控制军权。在斯坦顿的建议下，1862年3月11日，林肯下令撤了麦克莱伦陆军总司令职务，把他降职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可是麦克莱伦依然故我，无视文官领导，没有把林肯总统和陆军部长斯坦顿放在眼里，蔑视像他们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官“干预”军事事务。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布《解放宣言》，可麦克莱伦私下谴责《解放宣言》“开创奴隶战争”。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消《解放宣言》。
更有甚者。1862年10月1日至4日，林肯视察部队，催促麦克莱伦采取行动。回到华盛顿，林肯又让哈勒克向麦克莱伦发出命令：“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可是接到指令的麦克莱伦，却按兵不动。将军不听最高统帅的号令了。10月24日，林肯给麦克莱伦拍电报：“请原谅我问一声：使谁都疲劳的安提塔姆战役结束后，你军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愤然之情，溢于言表。
麦克莱伦对总统的电报很恼火，但还是开始行动了。李将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之后一夜之间就横渡波托马克河，而麦克莱伦的大军竟然用了6天，紧接着又花了7天时间才向南前进了50英里。结果贻误了战机。抱怨不能“用一个钝得无法干活的钻子去钻孔”的林肯，在11月7日撤了麦克莱伦的职。
职业军人必须听从文职政府的指挥，执行文职政府的各项政策，军人自己的政治观念不能影响政策的贯彻。这一点对共和国来说，生死攸关。像麦克莱伦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程中，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乔治·马歇尔就不同于麦克莱伦。乔治·马歇尔是一位职业军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对1942年决定在西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马歇尔并不赞成，但罗斯福总统决心已定，用布莱德利将军的话来说，“他也只能无条件地去执行”。
虽然命令就是命令，但是也不能狭隘地理解马歇尔的服从。毕竟，文职政府的权力是在宪政的框架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尽管将军们在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发言权，可他们并非总统随意使唤的奴才、会说话的工具，军队也不是政府任意支使的私家军。军队从属于人民，这是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总统并非政府权力的终极源头。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用意不在于要将军们经常支持和服从他们根本就不赞成的行动，而是在于维护宪政，防止军人干政这种更大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军们对文职政府的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不会服从命令的”
在同时代的将星之中，麦克莱伦的名字远不如李、杰克逊、格兰特、谢尔曼那样光彩夺目。虽然自视甚高，可他在南北战争中，并没有施展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军事才能。那么，倘若他是一个军事巨人，共和国就可以允许他脱离文职政府的领导自行其是么？
和麦克莱伦不同，麦克阿瑟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以赫赫战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爱戴。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称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
1903年西点军校毕业时，麦克阿瑟成绩名列第一。远征欧陆时出生入死，彩虹师官兵赠送他的一只金烟盒上铭刻着：“献给勇敢的人们中最勇敢的人。”因为智勇双全，他成为美军一战中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仅本国颁发的勋章，就荣获12枚。1919年，是当时西点军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1925年，是当时陆军里头最年轻的少将；1930年，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1939-1945年担任远东美军总司令。因为战功赫赫，1944年12月，64岁的麦克阿瑟被授予陆军五星上将军衔。麦克阿瑟个性很强。老部下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评价他：“决不能见到天上还有第二个太阳。”
性格影响着麦克阿瑟的人生轨迹。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处理与华盛顿当局的关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2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9月27日打到汉城，10月1日，联合国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联合国大会授权联合国军在10月7日进入北方。
兹事体大。杜鲁门总统要求跟麦克阿瑟当面磋商，可麦克阿瑟明确表示，当前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没法子抽身去华盛顿。于是总统同意在威克岛会面。威克岛是中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离华盛顿好几千英里，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东京的四分之三路程。
1950年10月15日清晨，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一行乘机抵达威克岛机场。可是麦克阿瑟却坐在吉普车里，没有到飞机前去迎接。这让陆军少校沃尔斯特不免有些惊讶。因为飞机上还坐着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而这位日后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知道，“陆军部长是美国全体军人（不分军衔高低）的上司”。
让沃尔斯特更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
破晓后不久，总统的座机也到了。麦克阿瑟才下了吉普车去迎接杜鲁门。可是他没有向总统敬礼。看到这个场面，沃尔斯特“颇为吃惊”。这个已经加入陆军八九年的老兵感到很不理解，因为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像麦克阿瑟这样的老资格军人，竟然不向总统敬礼”。
不只是沃尔斯特觉得麦克阿瑟不该这么做，其实总统本人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对劲。杜鲁门卸任总统多年之后，沃尔斯特在拜访他时还问起这事。杜鲁门说他“当时感到遗憾”，因为他也注意到了麦克阿瑟没敬礼。不过，总统当时并没有计较。
在会面中，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说，美国情报界人士都说中共将参加这场战争，要麦克阿瑟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麦克阿瑟却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不是孱弱的时代。我们已不再随人俯仰。倘若中共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坚信战争一定能在圣诞节前结束。
但这只是麦克阿瑟个人的如意算盘。不但来自北方的抵抗没有在感恩节前结束，反而因为中国军队的介入，联合国军11月再一次溃退。在公开谈话中，麦克阿瑟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咎到了华盛顿当局头上。在他看来，责任在于华盛顿方面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并且禁止袭击中国东北基地的决策。
麦克阿瑟的言行很是让华盛顿当局伤脑筋。
五角大楼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0年9月27日下达的命令。这道命令要求他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中国东北边境使用韩国以外的军队。可是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这位战区司令官却撤销了不许使用非韩国部队的全部禁令。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他时，他声称这样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对麦克阿瑟自行其是的做法，五角大楼很是担心。万一麦克阿瑟今后还不服从其他的命令，岂不是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1950年12月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里，针对麦克阿瑟的不祥举措，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头头脑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但没能做出任何决定。无人愿意向麦克阿瑟断然下令，以扭转势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散会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问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范登堡摇了摇头回答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李奇微一听这话，火了。他大声地质问：“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啊，怎么不行？”可范登堡张着嘴，用一种困惑而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李奇微，接着啥也没说就走了。
这也难怪范登堡。
1950年时，在位的军职领导人，无论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这个远在东京的下级。当时，布雷德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25年麦克阿瑟已经是一名陆军少将时，布雷德利还在夏威夷当营长；当麦克阿瑟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时，陆军参谋长柯林斯那时不过是瓜达卡纳尔战役中的一位师长；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是西点军校1923届的学员，而麦克阿瑟则在1922年6月之前当了三年的西点校长。
但是不管怎样，李奇微的质问，合法、在理。
虽然暂时没人要撤麦克阿瑟的职，但也不是默认这位战区司令我行我素。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今后在计划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必须送五角大楼批准。这道命令其实就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的。
可是麦克阿瑟最后还是刹不了车。
美国文官治军的传统，面临着被麦克阿瑟撕开一道裂口的危险。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在内政外交的某个问题上，将军与总统之间看法不一致，本来并不奇怪。毕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证做到将军跟文职政府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始终没有分歧。
虽然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想法相距甚远，麦克阿瑟想在中国大干一场，而杜鲁门却不想事态扩大，这固然让杜鲁门感到惴惴不安，但也正如杜鲁门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把他的意见上达给他的统帅，这当然是正当而又合适的。如果他没有超越这一点，我决不会感到必须撤他的职。”
可是麦克阿瑟将军跟杜鲁门总统之间，不仅仅是意见分歧的问题。
麦克阿瑟重蹈了麦克莱伦当年的覆辙。
1951年1月，中国军队攻陷汉城。2月，李奇微指挥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3月18日，汉城被联合国军夺回。在重创中国军队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和谈结束战争的时机成熟了。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了麦克阿瑟，拟将发表杜鲁门的声明。
可是朝鲜的3月24日早晨，也就是在华盛顿时间3月23日，麦克阿瑟擅自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声明说：“……敌人此刻必然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这个声明，等于是一个在外之将威胁要扩大战争。这跟华盛顿的意图背道而驰，是在拆杜鲁门总统的台。
麦克阿瑟超越了其军人的本分，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这一下子，把杜鲁门总统的和谈梦一时给击得粉碎。用李奇微的话来说，麦克阿瑟擅自发表的声明，“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事隔多年，杜鲁门对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付诸流水了。”因为在麦克阿瑟发表声明之后，杜鲁门就“不能向中国人发出文电了”。
国务卿艾奇逊觉得麦克阿瑟疯了，应该立即撤职，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名言：“众神要摧毁一个人，首先要使他变成疯子。”在布莱尔大厦里，杜鲁门则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最后通牒文本。日后回想起这事，杜鲁门说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准备一脚把他踢进中国的渤海里”。
麦克阿瑟此举非同小可，无论他内心怎么想，3月24日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战区司令、一位武将在挑战政府文职部门的传统最高权力。虽说是将在外，但麦克阿瑟不是罗马总督。他的声明不仅直接违反1950年12月6日五角大楼的训令，而且这一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危及了文官治军的原则。这是一个共和国的大是大非。毕竟，文职控制军人，以防军人凌驾于民选当局之上，这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石之一。
麦克阿瑟的言行威胁到了这块基石。杜鲁门如果容忍麦克阿瑟如此无视文职当局的权威，那他就违背了总统要坚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虽然3月24日的声明还没有导致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它使这位五星上将跟文职当局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
可麦克阿瑟没有及时警醒。
共和党众议员约瑟夫·马丁是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在一次演讲里，他建议应该让蒋介石进攻大陆。1951年3月8日，马丁写信给麦克阿瑟，问这位远东美军总司令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3月20日，麦克阿瑟给马丁寄了回信。用杜鲁门女儿的话来说，是麦克阿瑟对马丁的一篇“野蛮攻击爸爸外交政策的演讲稿”回了信。
在这封信里，麦克阿瑟批评了重点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亚洲的政策。他告诉马丁，“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沦亡就不可避免；打胜了，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住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战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取得胜利的办法，就是“以最大限度的反击暴力对付暴力”。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在接受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麦克阿瑟又说：“联合国部队的行动被一张人为因素织成的网所牵制……打仗想不伤人是十分可笑的。”
这是一个战区司令在向美国现行国策挑战。麦克阿瑟期待在远东的最后胜利，可杜鲁门却只想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陷入反共的全面战争。杜鲁门公开宣布：“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信。将军的意见卷入了政争。私下的分歧变成了公开的辩论，这等于是一个战区司令官越过军事当局和文官政府，跟国内反对派携手反对文职当局的对外政策。这是共和国之大忌。杜鲁门在台历上写道，麦克阿瑟通过马丁“投下了另一枚政治炸弹”。
4月7日8点50分，杜鲁门总统召集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雷德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讨论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想了很长时间。事已至此，在他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最终是由文职官员控制军队，杜鲁门作为军队总司令，完全有权力替换任何一位对抗他的政策和失去他信任的将军”。
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各项指挥权。官方声明的理由是，麦克阿瑟“在属于其正式职守的事务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这份凌晨一点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简短声明强调：“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辩论是我国自由民主立宪制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接到解职命令时，麦克阿瑟正在吃午饭。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对妻子说：“琼，我们终于要回家了。”这一天，李奇微将军去看望了麦克阿瑟。在他眼里，麦克阿瑟表现得“泰然自若、温文尔雅、至善至亲、热情相助”。
这并不是说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突然解除他的职务就心里舒坦。对来访的国务院官员西博尔德，他抱怨“在陆军服役五十二年后受到了公开的侮辱”。尽管如此，牢骚归牢骚，这位陆军五星上将并非宪法的敌人。因为接着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要他退役的话，哪怕是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恨地这样做”。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眼里那个不会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其不服从，也不过如此，他并没有想要突破底线。
“只能是麦克阿瑟下台”
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在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有人焚烧杜鲁门的模拟像；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执安等州立法议会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总统在格里菲思体育场被喝倒彩……总统新闻办公室承认，白宫最先收到的26363份函电里，批评解职的函电和支持解职的函电之比，高达20：1。
杜鲁门捅了马蜂窝。而麦克阿瑟回国时，在洛杉矶、在华盛顿、在纽约，如同凯旋的英雄，受到公众热烈的欢迎。仅在首都华盛顿，就有数十万人向他夹道欢呼。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34分钟的演讲，被热烈的欢呼打断了30次。
虽有成千上万的人抨击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没有人怀疑总统有权这样做。即使是反对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毫不含糊。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解除一个违背政府政策的司令官的职务。就像沃尔斯特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制度下，只能是麦克阿瑟下台。”
即使是军方领导人也都支持总统的决定。在宣布撤职决定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在4月8日那天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最后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这并非是对一个失势者的墙倒众人推。只要遵循文官统治原则，军界首脑们不可能有另外的意见。
对此，布雷德利在参议院作证时，说得非常明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时时表达他们坚定的信念：军方必须一直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他们都十分忧虑，如果麦克阿瑟不解职的话，人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提出指责：文职政府不再控制军方了。”
这并非只是布雷德利的个人见解。
1951年4月24日，布莱德利写下了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原因。5月16日，布莱德利把修改稿分发给了柯林斯、范登堡和谢尔曼。他们三人都表示同意，没有做任何改动。这份稿子称，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拥护”“军队必须置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原则，而“他们感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行为正不断使文职政府对军事部门的控制处于危险之中”。
文职政府当局和军事当局究竟是谁领导谁，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军事当局的统帅权，这是一个敏感的、不容含糊的原则问题。谈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些人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布雷德利5月15日第一次在参议院作证时所说的那段话。其实，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的是，如果采取扩大与中国的战争这样一种战略，“就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布雷德利想证明麦克阿瑟要扩大战争的思路是错误的。华盛顿当局只想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想将战火烧到中国领土，陷入东亚的泥潭。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一个战区司令还是总统，或者说是一个将军还是文职首长哪一个判断力和见解更为高明，而是像李奇微将军所说的那样，“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具体到麦克阿瑟这件事情上，“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作出决定之前，军人就不能向文职当局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个人的建议，也不是说总统可以蛮干，什么事情都无需征询、倾听和尊重军界人士的意见。但是，按照美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从来就不是军人分内的事情。军人不能凭自己的好恶对文职政府当局的政策进行取舍，公开说三道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的老部下李奇微说：“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任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需要绝对服从的。”
其实就是麦克阿瑟本人，也同样认可军人不干政的原则。
1962年5月2日，在西点军校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荣誉勋章时，麦克阿瑟对全体学员们说，让公众去辩论政府的功过，像美国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等等，这些国家的大问题，“不是你们军人应当参与的，也不是用军事方法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这里，看不出这位来西点接受荣誉勋章的陆军五星上将，就是11年前对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公然违抗的战区司令官。是真诚信奉还是政治正确的压力？是劝告他们应该这样而自己应该例外吗？……无论人们如何揣测分析，关键是，即使是麦克阿瑟这样的军界大人物，也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超越军界本分的演说，而是要表示尊重文官统治这个美国人最虔诚恪守的传统之一。
政治不是军人的事情
避免卷入政治，是美军的一个传统，也是每一个军人的法定义务。第48版《美国陆军军官手册》这样告诫每一位军官：“军官在军队服役，是为了维护国家政策；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要以同等热情有效地履行职责。”超党派的政治中立是军人的职责。军人不能以自己内心的见解作为是否应该服从的标准。
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一丛随风摇曳的墙头草。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非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党丁，军人们不是共和党上台就得宣誓效忠共和党，民主党执政又改换门庭宣誓效忠民主党。第48版《美国陆军军官手册》提醒每一位军官：“我们不能容忍军官成为‘共和党军官’或‘民主党军官’，随着执政党的更替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军官效忠的对象是国家和政体。”这种让军队远离政治的做法，可以避免军队陷入政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争再怎么激烈，即使“文攻”白热化，也不会有刺刀介入的“武卫”或“武攻”，政治家、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由选票而非军刀来裁决，军人不会因为政争而陷入无穷的内部纷争里去，闹得战友成为仇敌。任何人想当总统，任何党派想成为执政党，都不能打军队的主意，而只能选票定输赢。同时，也是对军人的尊严、权利和安全的一种保护。毕竟，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罢，任何政党都不能在军队中设立党务机构，任何一个军官的升迁、奖惩等等，无需看任何政党党徒的颜色。
让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也是为了确保国内的永久和平。倘若允许军人插手政治，或站在执政党一边收拾反对党，或站在反对党一边抵制执政党，总有一天会闹得国无宁日。马歇尔甚至认为，一个职业军人不应当参加任何政党。他在1952年说过，他当兵期间从没有在大选中投过票。在1944年3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伦敦跟人讲过，“既然一个军官不论政府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以完全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为之服务，他就应当避免政治党派偏见的一切考虑。”这些名将之所以不去投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宪法上的限制。在二战中指挥第9集团军的威廉·辛普森将军是得克萨斯人。他就说：“作为一个得克萨斯人，我没有选举权。得克萨斯州宪法规定，罪犯、低能者和军官不能投票。”
政治不是军人的事情。威廉·辛普森说，他相信，作为一名军人，“无论谁来组织政府，对我都没有多大影响，我只是献身于我的国家”。当过第3集团军司令的特拉斯科特将军说：“我从没有在选举总统时投过票，因为作为一个正规陆军军官，不管我个人见解如何，不管政府由哪些人组成，我都执行它的命令。”当然，现在美国军人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参加投票选举，但是无论军衔高低，都不能公开发表政见，哪怕是将政治标识贴在私人汽车上，也不合适。第33版《美国空军军官手册》就告诫说，作为一名空军军官，“你决不能卷入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中。你应该了解政治，投票是你的义务。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不应公开发表对政策的个人见解。如果你不支持现行政策，就应该体面地辞职”。
不过，文官统治原则并不意味着文职政府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就拿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来说，不仅在美国掀起了舆论风暴，而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对麦克阿瑟撤职详情进行专门调查。从5月3日起，麦克阿瑟、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等人接受国会的质询。文官治军，是在分权制衡框架和公民政治自由的环境之中的文官治军，而不是无条件的。文官掌握军权，不是说文官可以随意收拾他们看不顺眼的军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把一个军人整倒弄臭或直接要他们的命。
刚被撤职，麦克阿瑟就告诉来访的李奇微，对于他跟总统的争端，已经有人开出价码请他谈谈或者写出来。一个出价15万美元，一个出价30万美元，还有一个出价100万美元。在发布撤职消息之后48小时内，白宫就收到了12.5万封电报，要求“弹劾低能儿”“弹劾叛徒”“弹劾那个自称总统的杂种”“弹劾那个小小的选区政客”“弹劾那条红色鲱鱼”。在听证期间，光艾奇逊一个人，就作证了8天。不仅问了朝鲜问题，甚至连他的一个助手跟一个国际石油地质学家结婚的事，也没有放过。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部成员——主席布雷德利、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等在参议院的证词被记录在案。出于保密的原因，证词在作了删节之后公之于众。这样一来，是是非非，公众可以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文官政府作出一项决定，哪能无视国会的制衡和公众的反应？在4月6日，也就是马丁发表麦克阿瑟的回信的第二天，杜鲁门向艾奇逊、马歇尔等人征求意见的时候，马歇尔就曾主张慎重行事，因为他担心会影响国会的军事拨款。毕竟，在分权制衡机制之下，谁的手里也没有能够一手遮天可以通吃的权力。做任何决定，都得考虑是否合理合法。在仔细审查了麦克阿瑟与华盛顿的来往电报和信件之后，马歇尔才在4月7日上午对杜鲁门说：“两年前就该撤这位将军的职了。”
当然，一国之人民要防止职业军人的危险和威胁，并非只要强调和维持文官统治就够了。如果没有权力分立制衡机制，军事权力高度集中于文职当局，就完全可能演变成文官专权，军队成了文官专制独裁的工具。一些并非行伍出身的统治者，因为控制了军权，就用枪指挥国家，虽没军人干政，可国家照样是军管国家。在这种环境下，受文官统治的军队，却是人民自由、安全和幸福的敌人，当然，也是军人自己的权利、安全和幸福的克星。
宪法这头狮子
霸权的竞逐，从未消停。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没有不曾跟他国动刀动枪的军事大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不曾有过热望扩张的狂人。只是有的大国看起来如日中天，却在跌入战争的泥潭后无法自拔，终致灭顶之灾；而有的大国虽一再卷进战事，却从未耗尽国力，无论得失，皆能全身而退，大国之威依旧。循其政体，持盈保泰之道自可略见一斑。
“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
西奥多·罗斯福有言：“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
确实，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而且美国宪法对未来的扩张也没有画句号。依照美国宪法，新州经国会准许可以加入联邦。
二百多年来，美国的边疆不断移动。在1790年，美国只有大约12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860年，版图就扩大到约482万平方公里。如今，合众国面积达936万平方公里。独立时，美利坚合众国只有十三个州。从1791年美国国会正式接纳佛蒙特为第十四州，到1959年8月夏威夷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美国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还不包括中途岛、关岛、波多黎各等等其他形式的持有地。用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的话来说，美国的国家历史“是一部添附的历史”。
这“添附”的方式，有巧取豪夺，有掏钱购买，有自愿入伙，可谓不一而足。
美国花钱买来的疆土不少。1803年4月30日，美国从拿破仑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当时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次买卖只花了1500万美元，平均每英亩还不到两分钱。1853年12月30日，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和墨西哥签约，以1000万美元从墨西哥购买基拉河以南29640平方英里的土地。1867年3月30日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这次只花了720万美元。
不过，并不是美国政府想买就都买得成。
一是美国想买还得人家愿卖。1848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曾指示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提出，愿出一亿美元购买古巴。可是西班牙外交大臣对美国公使说，“这是远非任何大臣所敢接受的提议；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想法是在看到把它转交给任何人之前宁愿看到这个岛沉入海里。”美国碰了一鼻子的灰，买卖没有做成。
二是光有别国愿意卖，美国总统愿意买也不成，还必须通得过国会这一关。因为无论是拨款还是批准条约，都有待国会同意。186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丹麦签订条约，以750万美元购买丹麦的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岛。这是维尔京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可是参议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交易失败。
如果不考虑印第安人因素的话，独立后的美国，和平扩张获得的疆域，多于武力攫取得来的土地。不过，美国疆域的拓展，炮舰军刀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消弭战争。
对于这一点，合众国的开国者就意识到了。在为批准联邦宪法鼓与呼的文章里，汉密尔顿说过，共和国之间不见得更少些战争：“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和迦太基两国是商业性质的国家。然而它们进行战争的次数，不论是进攻战或防御战，都不亚于它们同时代的邻近君主国。斯巴达不比一个管理良好的军营好多少；而罗马对于残杀和征服是从不满足的。”
那么，在实践中，共和国是不是比君主国更不好战呢？汉密尔顿雄辩地质疑道：“前者和后者难道不都是人们管理的吗？厌恶、偏爱、竞争，以及获取不义之物的愿望，不是对国家和对皇帝同样发生影响吗？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的驱使吗？……”他还举了英国作为例证：“在大不列颠政府中，人民的代表组成全国立法机关的一部分。多少年来商业是该国的主要职业。然而，很少有国家在战争次数方面超过该国；而且它所进行的战争，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人民引起的。”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商业，都不能保证这些国家更厌恶战争，更能够遏制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