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为纳粹的宣传事业效力是危险的。1936年，希特勒要指挥家富特文格勒帮纳粹做些宣传，开始他拒绝了，可盛怒的希特勒威胁他，如果不听话就可能进集中营。沉默一会之后，富特文格勒答复说：“如果那样的话，帝国总理先生，我会好好合作的。”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在美术馆里能够欣赏到什么美术作品，在电影院里能够看到什么电影，打开收音机能够听到什么节目，买张报纸能够读什么报道，等等这一切，取决于纳粹当局的好恶。在第三帝国，出版自由已经成为历史记忆。手稿必须通过宣传部审查把关，认可了，书才能出版，剧本才能上演。文化艺术的创作得看宣传部的脸色。一个德国人心里琢磨什么，背地里研究什么，私下里写什么，也许戈培尔鞭长莫及，但是只要你待在第三帝国，要想公开与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成果又不惹麻烦，更不愿被纳粹当局砸锅要命，那就得老老实实遵循纳粹当局规定好了的游戏规则：发表有禁区。所以任何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只要想自己的作品在德国出版，就得考虑什么是戈培尔的宣传部能够容忍的、喜欢的，什么是戈培尔的宣传部打击的、厌恶的。内心一旦压上了这样一块磨石，你就不由自主地自己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自己成了审查自己的宣传部。
就拿文学创作来说，也许你会觉得写现实题材的东西容易触雷，既然惹不起或不敢惹，那就想法子躲呗，现实不好谈那谈历史总不会招惹戈培尔这种人吧？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的领域里，作家就有创作自由，学者就有学术自由。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在1933年臭名昭著的柏林焚书事件中，纳粹分子就打着“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的旗号，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著作当作反面典型，付之一炬。当第三帝国文艺人士秉承的首要原则是与戈培尔的宣传部保持一致时，人的创造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遏制和扭曲。
一旦文化艺术沦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也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元首亲自邀请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为纳粹党代会拍摄电影，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为了拍好片子，希特勒跟里芬施塔尔说，“我不希望把党代会拍成一部索然无味的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电影新闻，而是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甚至许诺“党绝对不会干涉您的工作”。里芬施塔尔没有辜负元首的厚望，《意志的胜利》这部褐色经典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对人民而言，极权国家的里芬施塔尔式的文艺创新，依然是一种宣传，一种灌输，一种征服群众的工具。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在纳粹德国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它留给后世的一条教训就是，不准许媒体私有肯定意味着没有自由，但准许媒体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到了1944年，纳粹党掌握的报纸，拥有德国报纸读者的82.5%。在纳粹德国，并非《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独占天下。尽管如此，女作家里卡达·胡赫在宣布退出普鲁士艺术学院时的勇敢批评，并非无中生有：“我无法找到一种反映反对派意见的报纸或刊物。”
事实上，纳粹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党办或国有。纳粹政权也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为自己的事业服务。让投资者规规矩矩地在商言商，并不困难。办法多的很。戈培尔用不着太担心投资者会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因为在第三帝国，只有政治条件和种族条件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当编辑。当局试图通过控制编辑记者的饭碗和人身安全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如果编辑听从老板的差遣无视第三帝国的国法，那会吃不了兜着走。1933年10月颁布的报刊法明令编辑“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所谓误导群众云云，不过是一条纳粹当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收拾编辑和报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国文化协会不仅控制着“文化工作者”，就连参加“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布、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所有职业和经济部门，也得参加德国文化协会及美术、文学等专业协会。在如此环环相扣的控制网里，遏制异端邪说的传布，岂不是易如反掌？！
再说了，对于私人创办的报刊，还可以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对于纳粹党中的某些人来说，通过购买等方式将党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强，既是一个强化媒体控制的手法，也是一个聚敛钱财的机会。埃耶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作为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权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于是，他所掌控的这家纳粹党出版社，很快就变成了德国出版业中的巨无霸。纳粹党控制舆论和赚钱两不误。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34年才10.8万马克，到1942年就有380万马克了。
应该说，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在“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一点上，戈培尔、阿曼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报》创刊于1704年，它在德国报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就连腓特烈大帝当年都曾给它写过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还能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自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实际上，戈培尔才是德国媒体真正的总编辑。这位新闻屠夫的管制手段，可谓是细致入微。对此，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曾这样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其实，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龌龊的指令见不得人。于是，第三帝国宣传部这样一个堂堂的政府机构，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并用暴力来维护。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地吓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泄漏的密令内容，不过是宣传部指示怎样用谎言代替真相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也正因为戈培尔能够让媒体异口同声，所以德国媒体在沦落为权力的传声筒时，也成为了纳粹统治者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和对人民进行心理震慑的法宝。1945年，在第三帝国末日将临之际，德国人民的生活也因连年的战火而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其中一个女的，因为戈培尔认为她案情要轻一些，才没进阎王殿。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希特勒的军队
和日本帝国苦于军人干政不同，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始终受文职当局的统辖，自军人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之后，始终唯希特勒马首是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惟命是从的国防军成了希特勒和纳粹党追逐霸权的工具，成了权力不受制约的希特勒豪赌的本钱。最后，第三帝国完了，国防军也完了。
“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
在纽伦堡军事法庭，陈述起诉理由时说到了“党控制军队”。不过，希特勒并非一上台就能“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军队”，“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连军权都没有。因为按照魏玛宪法的规定，“联邦大总统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兴登堡不仅独自挑选了过去担任东普鲁士军区司令的布隆贝格中将为新任国防部长，陆海军中最主要的司令官人选也是他独自决定。
而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就职时也宣誓：“我将为德国人民的幸福尽力，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完成赋予我的职责，对任何人都公正和合理地执行我的职务。”然而，希特勒非但不准备维护宪法，反而是要摧毁宪法。只有摧毁魏玛宪法，希特勒才能攫取军权。
希特勒摧毁宪法的动作，狡黠、凶狠、快捷，直指要害。
1933年2月27日深夜，国会失火，次日便乘机借题发挥颁布《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暂停执行魏玛宪法中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七项条款：“除了另有规定的法律限制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这项法令被说成是“防止共产党的暴力行为的防御措施”。而此前，国会大厦在纳粹党人嘴里只不过就是一“废话屋”而已，并不是什么值得高看一眼的神圣殿堂。
黑红金三色旗是魏玛共和国的象征。魏玛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联邦旗色为黑红金三色，商旗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国旗”。可是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半个月，就在3月12日广播宣布废除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从此黑白红三色旗和“卐”字旗将共同构成德国的标志。
随后在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对宪法更是致命一击。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第三天，也就是1933年2月1日，兴登堡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可是在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43.9%的选票，连过半的选民都未能赢得，议席自然还是未到三分之二。于是希特勒在1933年3月7日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如何让新国会通过授权法。希特勒会上说：
我把3月5日的国会选举看作是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将不再存在于德国。
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一项授予政府权力的法令是极为必要。我，国家总理坚信国会将会通过这项法令。因为德国共产党议员都已关进监狱，他们不能出席国会会议……
3月23日，新国会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开会，以444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94票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规定“德国政府除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外，又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德国政府所制定的法律，由国家总理制定，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凡经公布的法律，若无其他说明，均于法律公布之次日起生效”，并且“德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法律，可与宪法不同”；“德国同外国签订涉及立法事务的条约，无需获得参与立法团体之同意”。该授权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到1937年4月1日；如果现政府为另一个政府所取代，本法律也即无效”。
《人民观察家报》欢呼“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议会主义体制向这个新德国投降了”，宣称“第三帝国的时代已经到来”。授权法确实意味着共和国的末日，埋葬了宪法，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它给希特勒的独裁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用法律的形式摧毁了法治。因为魏玛宪法规定：“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议员之三分之二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
战后，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说：“在当时，很少人能够认识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不能辞其咎的。”
授权法是希特勒摧毁魏玛宪法的特洛伊木马。利用授权法，希特勒得以颁行一项项“可与宪法不同”的“由国家总理制定”的“国家法律”了。比如，魏玛宪法规定，“德国人民，其目的若不违背刑法，有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此项权利不得以预防方法限制之”，而纳粹政权1933年5月2日取缔全德工会联合会，宣布成立德国劳工阵线，作为惟一的工会组织，6月22日颁布对社会民主党的禁令，7月14日的法律进而规定“德国惟一的政党是满足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魏玛宪法规定，“官吏为全国之公仆，非一党一派之佣役”，“官吏之政治志向自由及结社自由，应保障之”，而1933年7月30日的一项附加法令规定，属于从事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任何政党和组织的行政人员将给予辞退；魏玛宪法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联邦和各邦分权，而1934年1月30日关于“重建国家”的法律，宣布了联邦制的终结——“取消各邦的人民代表机构”，“各邦主权移交国家”，“各邦政府受全国政府的领导”，“国家的地方长官受国家内政部长的监督”……
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国防军这种态度，决定了共和政体在德国的命运。
“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1934年8月2日早上，总统兴登堡去世。之前一天，德国政府颁布了“自德国总统冯·兴登堡逝世之日起生效”的《德国国家元首法》，规定“德国总统职务和国家总理职务合而为一。总统现有的职权因此移交给元首和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他将挑选其副总理”。
兴登堡去世这天，在装甲兵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写信告诉妻子：“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说：
在八月二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因为他又还是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限制。
8月3日，在国防部长布隆贝格主持下，全体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我愿在任何时候为履行誓言而不惜牺牲。”正在巴黎的美国记者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感叹：“希特勒使军队宣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个人。此人真是诡计多端。”
在1933年12月2日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被废除，代之以简单的入伍宣誓以前，军官和士兵是宣誓效忠共和国宪法。因为魏玛宪法明文规定：“一切公务人员及国防军人，应对本宪法宣誓。”国防军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直接践踏了宪法。对这种做法的危害，军人们并非都是毫无意识。时任军队办公室主任的贝克将军就将这一天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并没有军官站出来反对。军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宪法死去，共和国死去。
1934年8月20日，因为国防军向自己效忠宣誓，希特勒给国防部长布隆贝格上将亲笔写信表示感谢：“国防军的官兵既然效忠于我所领导的新国家，我当随时负责保证国防军的存在与不可侵犯，以实践刚刚逝世的元帅的遗嘱，并且不违背保证军队为国家惟一武力的诺言。”
“柏林出了大事”
1936年，布隆贝格晋升为元帅。
但是，此时的国防军高级将领对希特勒还不是一呼百应。
1936年3月，在希特勒下令国防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时，布隆贝格提出了警告。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向布隆贝格元帅、雷德尔海军上将、戈林空军元帅、弗里奇陆军上将等人宣布想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任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的霍斯巴赫上校在记录里写道：“只要元首还活着，他那不可更变的决心是，最迟在1943至1945年之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一次，在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的支持下，布隆贝格又提出了恐遭英国和法国干涉的警告。
希特勒决心清掉军中的挡道者。
1938年1月12日，希特勒和戈林为布隆贝格的婚礼做了证婚人。没过几天，说战争部长的新婚妻子从前是个妓女的流言开始散布。1月21日，一个匿名电话打到陆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接转弗里奇将军：“陆军元帅冯·布隆贝格娶了一个婊子！”深陷丑闻的布隆贝格在1月27日被迫辞职。
而弗里奇则被精心炮制的同性恋丑事所中伤。荣誉法庭还没判决，希特勒1938年1月29日就任命劳希奇接替弗里奇为陆军总司令。六天之后，希特勒担任三军最高统帅，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1938年2月4日，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称这一天是“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和里程碑”。而希特勒曾向德国军民宣告：“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都直接掌握在本人手中了！”在维也纳，获悉德国军界异动的美国记者夏伊勒敏锐地意识到：“柏林出了大事。”
最后法庭证明弗里奇清白无辜。希特勒只是给弗里奇写信祝贺，假装痛心疾首，却不顺理成章地提平反，并且弗里奇的辩护人要求提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938年6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希特勒才对将军们发了一个为弗里奇恢复名誉的声明。这位独裁者声泪俱下，说自己是上了当，可惜出于“理所当然的国家理智的原因，不允许把这种骇人听闻的内在联系公诸于世”。他呼吁将军们不要离开军旗，还保证向弗里奇彻底赔罪。希特勒此后任命弗里奇为炮兵头头。弗里奇本人没有拒绝这个职务，而军官团没有团结起来以辞职相威胁，要求希特勒对弗里奇官复原职。布劳希奇也是选择接任而非要求给弗里奇平反。没有人挺身而出。
堂堂陆军上将弗里奇自己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不仅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向国防军军官团充分说明情况，不愿国防军因为他的缘故采取行动，而且显得很顾全“大局”，竟然还劝军官们不要再计较。统治者喜欢别人不斤斤计较，喜欢别人以“大局为重”。其实，面对权力没有私事。纵容权力就是纵容邪恶，而受害者不再只是弗里奇自己。
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给国防军的指令中称，“在不久的将来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乃是我不可变更的决心”。他给陆军下达的任务就是，以闪电行动“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向捷克斯洛伐克心脏地带挺进”。下手时间定在1938年10月1日。
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并不认同这项计划。1938年8月4日，贝克上将在柏林召集陆军将领举行了一次会议。在布劳希奇上将陈述了希特勒的军事和政治企图后，贝克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意见书：“今天，我们要对国家的存亡作最后的决定。如果今日的领袖们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常识和良知而轻举妄动，历史就将为他们记下一笔血债。当你们的知识、你们的良心和责任禁止你们执行一项命令的时候，那你们就应该意识到：军人服从到此为止。如果你们的建议和警告在这种情况下不被采纳，为了民族和历史你们就应该辞去职务。如果你们团结一心，行动一致，战争就不会爆发。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不幸和危亡中挽救祖国……”
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结论是：“德国开始一次战争，必将立即挑起其他国家作为受攻击的国家群起应战。在一次反对世界大联合的战争中，德国必败，最后必将受其摆布。”这位炮兵将军强调指出，在未来的战争里，全世界都要起来对抗德国，而追随德国的只会有无足轻重的国家，而这注定了未来战争一开始德国就要失败。这位上将告诫说：“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人，如果此时只知道在其军事任务的有限范围内尽职尽责，而忽略了对于全民族所负的崇高职责，那么他对于自己职责的认识就不够全面和深刻。”除了赖歇瑙和布施外，所有的将领都赞同贝克的意见。
1938年8月18日，贝克被免职。陆军上将哈尔德接任了贝克的参谋总长职务。可他和其他一些人准备发动反希特勒的政变。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柏林驻军就把他抓起来。柏林卫戍司令冯·维茨勒本将军等人负责执行这个计划。可是慕尼黑协定却使陆军可能的政变失去了基础。希特勒的冒险再一次获得了成功，而贝克的反对则显得是危言耸听。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希特勒长足了脸。陆军有什么理由推翻一个给德国带来巨大外交成就的人呢？
在听说希特勒前往慕尼黑的消息时，维茨勒本将军对其他密谋者说：“事到如今，如果我们还要再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历史，而且不仅是德国的历史，对我们就不会留下别的什么记录：正当这个最伟大的德意志人处于最伟大的时刻而且全世界都承认他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却声明拒绝对他服从。”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那天晚上，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智，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决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犹豫观望的人也许已经转变过来了，并且希望他们今后这样保持下去。”希特勒不损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征服，给第三帝国平添了有着一千万人口的大片土地。确实许多犹豫观望的人转变了。贝克、哈尔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的威望空前提高。
就连德国历史学家费斯特在战后都说，“如果1938年底希特勒被刺杀而死，多数人会毫不迟疑地把他称之为德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历史的完成者。”而他那些“富于侵略性的演说和我的奋斗、反犹主义和称霸世界的宏图也许会当成早年异想天开的事业被人遗忘。”
“我不是南美洲的一个叛乱将军”
在二战之前，德国政治家劳希宁在国外出版的《虚无主义的革命》里，诚恳地警告德国将军们，不要堕落成为党效劳的匪帮头子。无论国防军的将军们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在忠诚誓言的紧箍咒下，实际上沦落为了实现希特勒和纳粹党意志的家丁。
在一战中，德国损失了二百万军人，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二战中，自下而上，直到集团军一级，每一位德国陆军将领都亲临战场，不是乘坐飞机、坦克或装甲车亲自指挥战斗，就是与士兵一道摸爬滚打。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在他的一部书中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德国军人因为这种忠诚，不仅令德国陷入火坑，其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国在二战中损失士兵376万人。这些战死疆场的人里头，有的还是将帅之子。任西线C集团军总司令的勒布陆军上将，其子在1939年战死沙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泰尔的小儿子阵亡在了俄国战场。而他们为之卖命的纳粹德国，最后却在战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希特勒在邪路上能够走得如此之远，离不开德国军人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忠诚。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元帅的博克，他并不是纳粹党员，可他拒绝加入到“反抗运动”中去。在他眼里，反抗运动就是叛乱。在一次跟自己的首席参谋官特雷斯考上校的谈话里，他很生气地拒绝使用任何武力来和希特勒对抗。他说“我不是南美洲的一个叛乱将军”，而且还警告说，“我绝不允许使领袖遭受攻击。谁敢攻击领袖，我就要为维护领袖而惩办谁！”
约德尔上将是帝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厅厅长。在纽伦堡监狱，美国心理学家吉尔伯特问他，高尚的人怎么会签署那些残酷的命令。他说，他和凯泰尔元帅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他们不过是供人差遣的仆人而已。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权力和责任这样说——“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约》有关陆战方面的规定，看我能否执行。”在他看来，他们和希特勒的关系，跟这个例子没有什么不同。这位后来被送上了绞刑架的战犯说：“如果我们不服从，我们早就被逮捕起来，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吉尔伯特争辩说，如果没有将军们的默许，希特勒绝不可能发动战争。对这一点，约德尔表示同意，可他又说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步兵不前进，如果武器制造商不提供武器，如果厨师不做饭，那也就没有战争。战士、制枪工匠和厨师因此就对发动战争有罪吗？约德尔说：“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人的义务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一辈子恪守的准则。”约德尔的话不应简单地视为洗刷之词或推卸罪责的狡辩。
不仅高级将领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忠诚，就是下级军官也一样。日后成为西德著名政治家的斯特劳斯，就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军官。斯特劳斯在第一次短暂休假中，遇到了强烈反对纳粹的莱因费尔德教授。他劝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投敌是您道义上的责任，一接触上敌人，您必须立即掉转枪口。这是良知的召唤。”教授得到的回答说：“教授先生，我不能这样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我在一个罪犯手下当兵（我一向把希特勒视为罪犯），但对我来说，逃跑不是出路。我深感可悲，明知希特勒不可能赢得战争，还要参加这样的战争，并指挥他人去打仗，也许是去送死。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负担，我真不希望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前德国总理密特朗，在第三帝国的国防军里当过八年兵。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在夜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
二战后，在第三帝国的暴政下幸存下来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懂得通过两条原则来约束它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对军人，‘命令就是命令’；另一方面是对法学人士，‘法律就是法律’”。恪守“命令就是命令”“法律就是法律”的口号，使得德国的法律职业人和整个民族面对极权统治时，都丧失了自卫的能力，“来反对如此专制，还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它最终把法律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在无条件地守法与遵命中，人们成了纳粹德国的驯顺工具。对这段历史有切肤之痛的拉德布鲁赫所以就说：“对于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但是如果军人知道，一个命令是以犯罪或违法为目的的，他就有义务和权利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舍此，共和政体和法治在一国将难以生根、立足。
法西斯的名声
力量固然不等于正义，但正义的维护和实现，绝然离不开力量的拱卫。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就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没有足够的力量相护，正义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谋求国家间正义的实现，也就是一个聚集力量和运用力量的过程。在现实世界里，不分青红皂白地鄙视力量，无异于放弃正义。
戈林到死也不服罪
1945年5月，第三帝国覆亡。8月12日，烜赫一时的空军元帅戈林，被关进了纽伦堡监狱。10月19日，戈林收到起诉书，他被指控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参与制定与执行犯这些罪的共同计划或阴谋”。指控的依据，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之规定。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苏、美、英、法四国1945年8月8日签订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的，“以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犯”，总共四名法官和四名检察官，均由英、美、法、苏各自指派。法庭，是胜利者的组织。被告席，只为战败者而设。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午判决，“被告戈林就起诉书的全部（共四项）罪名而论都是有罪的”，下午宣告判处戈林绞刑。
可是戈林，这位被判决书称为“纳粹政权中在希特勒之下的最重要的人物”，却拒不认罪。身处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便是死，他也要竭力寻求一种自认为有尊严的死法，而不甘脖子被套进敌手的绞索。10月11日，戈林在信纸上写下，“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拔将军的自尽方式”。
10月15日晚，戈林服毒身亡。
他所效仿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前247—前183），在西方世界有着“战略之父”的美誉，据说九岁时就在祭坛前对天发誓：“我决不与罗马为友。”这位罗马共和国的克星，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以至罗马人视其为“罗马民族最不共戴天之仇敌”。他逃离迦太基之后，哪怕已届风烛残年，罗马人也还是放不下对这位流亡者的恐惧，欲除之而后快。公元前183年，汉尼拔在罗马人抓到自己之前，服毒自尽，留下的临终遗言依然不失英雄本色：“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久不可耐，那么就让我来帮他们去除这块多年的心病吧。”
带着罪孽，也带着不服与不屈之心离开人世的戈林，是强权逻辑的忠实信徒，人性弱点的驯顺俘虏。在纽伦堡狱里，他这样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控，他辩称，英国、美国和苏联也不例外，“但当德国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成了罪行！”
在他看来，“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并不被看成是谋杀者——成吉思汗、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不幸的是，戈林的这种看法，并非只是他作困兽之斗时的狡辩或自我安慰。事实上，人间的法庭，从来都不审判带刀的胜利者，即使他们被时人千诅万咒，真的是丧尽天良，恶贯满盈。他们现世或身后所受到的，顶多只是唾沫和笔墨的攻击。纽伦堡审判之前如此，纽伦堡审判之后亦然。
掠夺，或被掠夺；杀戮，或被杀戮；蹂躏，或被蹂躏，是希特勒、戈林他们踏入政治丛林之前，世界历史中时隐时现的一条主脉，而芸芸众生里，总有一些人想冲到主脉之巅，俯视宇内。亚历山大大帝曾扬言要“直捣世界的尽头”；彼得一世则在遗嘱里嘱咐，“俄罗斯人民负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能够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祖波夫制定称霸雄图，未来的俄罗斯帝国将拥有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即使从未能像他们那样拥有一个庞大帝国的腓特烈大帝也说，“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先发动战争把它拿过来，而替你进行辩护的法律家总是可以找到的”。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的法国，并没有拿破仑时代那种称雄欧洲的气象，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中学教科书向年青人灌输：“法国还没有占有她的自然疆界；她还没有占有整个法国地区。……法国疆域实际包括尼斯和萨瓦地区，瑞士（即日内瓦、洛桑、弗里堡和纽夫夏特），莱茵区的巴伐利亚，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卢森堡大公国和比利时……她的自然边界是从河口到河源的整个莱茵河流域；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源的大圣哥特哈山口到科尔·得·卡的邦。”
而对那些图谋霸业的狂人，现世与历史，常常赤裸裸地展露着它们势利、功利的一面。匹夫谋杀一人，有司当凶犯，统帅戮人百万，举世称名将；抢邻人尺寸之地，指作恶霸，掠他国千里之疆，尊为大帝。而且凶犯恶霸籍籍无名，名将大帝则青史永载，世人乐道。历史神坛的这种偏好，无疑也激发和滋养了希特勒、戈林这类人的雄心。哪怕已沦为胜利者的阶下囚，戈林依然还在梦想不朽英名。1946年2月14日，在谈到“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因战争罪被绞死的下场时，他跟汉斯·弗兰克说的话言辞激昂：“那又怎样？你应该振作起来，带着尊严去面对死亡。我们将是烈士，即使过五十年，德国人民也会承认我们是英雄的。他们会把我们的骨头用大理石盒子装着，安放在巨大的国家神殿之中。”戈林这番慷慨陈词，与其说是精神病的表征，毋宁说更像是绵延不绝的历史回声。
希特勒心中的榜样
对于彼得一世的好战，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彼得几乎没有经历过和平时期，一生总在同谁搏斗，一会儿同姐姐，一会儿同土耳其、瑞典，甚至同波斯。从1689年秋天索菲娅的统治垮台起，彼得在位的35年中，只有1724年这一年和平度过，而在其他的年份里总共不超过13个月没打仗。”彼得攫取了里海西岸、南岸地区，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和沿岸地区，虽然吞并之地的幅员，远不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斯大林所得那样堪称辽阔，但他为俄国抢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俄国人尊之为“大帝”。
如果说被尊称为“大帝”的彼得一世和腓特烈大帝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山河残破，其罪之重，其孽之深，恐不及希特勒，那么成吉思汗（1162—1227）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元史》称，成吉思汗“灭国四十，遂平西夏”。至于蒙古大军过后的破坏性，依照吉本（1737—1794）的描写，“从里海到印度河数百英里广袤的地区遭到摧毁，过去装点着人类勤奋和努力的成果，经过四年的蹂躏，在尔后五个世纪都无法恢复。”
在成吉思汗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杀戮之凶残，千古罕见。中国史家屠寄（1856—1921）在《蒙兀儿史记》中用的说法是，“军锋所至，屠刿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法国史家格鲁塞在《草原帝国》里则称，“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大屠杀，是蒙元军队的一种习惯性的思路和做法。《元史》中就提到，“国家为制，城拔必屠”。
这种屠杀，不仅视人如鹿豕，而且带有灭绝性。它给波斯史家志费尼（1226—1283）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镇长官，成吉思汗统统予以消灭，连他的家人、部下、族属和百姓亦无豁免；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原有十万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成吉思汗的征服之血腥，仅仅1221年的几则事例，就可见一斑：攻占忒耳迷后，“男女居民都被赶到城外，按照惯例，有比例地分给军士；然后，他们悉数被杀，无一获免”。“蒙古人屠杀完毕，看见一妇人，妇人对他们说：‘饶我的命，我把一颗大珠子献给你们。’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屠拜勒寒城时，“尽杀其男子，女子则辱而后杀，刳孕妇，戕其胎”。
而一番殊死抵抗后陷落的花剌子模旧都玉龙赤杰，被抢光、杀光、烧光，残暴程度之令人难以置信，连志费尼都说，“听说死者如此之多，以致我不敢相信传闻，因此没有记下数目”。不过，另一位波斯史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史集》中，留有记载：
他们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驱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人们确定地说，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配二十四人。简单地说来，[蒙古]军将所有的人杀死后，便川流不息地入城任意洗劫。剩下的房屋和街区一下子全被毁掉了。
若依此说，屠杀人数高达120万。
这还不是史书所载的最高纪录。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騭藏在《东洋史说苑》一书中说：“据说，在花剌子模的旧都玉龙杰赤，共有240万人被杀，这在伊斯兰教记录上可以看到。尽管有些夸张，但一定是杀害了许多人。还有，在海拉特地区，160万的居民中仅有16人幸免于难。真是杀害了不少人呀，简直就像割草一样。”
而在马鲁投诚之后，据志费尼所述：
蒙古人下令：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
接着，把马鲁的居民分配给军士和签军，简言之，每名军士要杀三百或四百人。
依照格鲁塞引用的数据，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指挥的这次屠杀，“在马鲁的周围，死者计达七十万人”。而志费尼则说：
赛夷也速丁·纳撒巴……和其他几个人，用十三昼夜来计算城内受害者的数目，抛开那些在沟洞和郊野中被杀的人不算，仅点一点一眼得见的尸体，他们就得到一百三十多万的数字。
希特勒把这样一个征服者当作自己的榜样。
1939年8月22日，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叫嚣要“毫不留情地、无需怜悯地将波兰血统的以及说波兰语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统统打发到地狱里去”，他说：“谁强就是谁对，大国没有怜悯。”“成吉思汗带着兴奋的心情，有意识地将数百万妇女和儿童驱赶到地狱。历史只会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缔造者。软弱的西欧文明对我作些什么评价，那无关紧要。”如果希特勒的征伐像成吉思汗一样成功，九死一生的敌国，即使在苟延残喘中能建立起国际法庭，难道审判得了他和他的文官武将吗？此时的正义，恐怕不会比吐一口唾沫更有力量。而后世的一些政客文人，且会讴歌希特勒“统一”欧洲的丰功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