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信息革命的结果，21世纪正发生着两个巨大的权力转移：国家之间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和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扩散。[1]
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一种转移——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可能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里结束美国在全球均势的核心地位。
目前还不太清楚这种转移是否会摧毁前面提到的被阿米塔夫·阿查亚称为“美国的世界秩序”的国际体制，他的一家影院多个影厅的区域对话隐喻假设了一种架构，但却没有包括如何来提供和维护这样一种架构的细节。中国是否会加入并提供霸权稳定论者们所寻找的公共物品？毫无疑问，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开放机构中受益匪浅，但中国的记录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像美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段时期那样，只要有人在开车，中国就对搭便车的诱惑来者不拒。我们也不太可能会看到其他新兴大国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
非比寻常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散把一些诸如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流行病这样的跨国问题提上了全球议程，而这种趋势往往会削弱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成功地解决这些跨国问题，从而使超级大国也必须与他人合作。
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崩溃之后，在这个全球信息时代中的权力分布成了一个复杂的类似于三维国际象棋比赛的模式：在最上面的棋盘中，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而美国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首要地位。但在中间的棋盘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多极化已经超过了十年（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参与国，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底部的棋盘中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越国界的跨国关系领域，它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不同行动，如银行间的电子化资金转移、恐怖分子的武器转移、黑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等。在这个底部的棋盘上，实力被大范围地扩散了，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是没有意义的。其中许多问题都不是轻易可用军事方案解决的，合作将变得至关重要。
尼尔·弗格森认为，历史上一直可以看到平行网络和等级制度之间的争斗。中央极权政府也许是等级制度在20世纪中最出色的范例，但平行网络在这个世纪将更为重要。[2]平行网络和有实力的个人将给所有的政府制造麻烦，但它们对美国所造成的问题可能比给中国或其他国家更少。文化的开放和创新性将使美国在互联网时代保持中心地位。[3]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兰德尔·史维勒认为，不需要为被另一个国家超越而担心，“熵增①定律即意味着宇宙中的秩序正被越来越多的无序无情地取代着”。他认为，假设未来的相关模式将不是大国冲突或争斗，而是“信息熵”②。[4]对“谁将成为下一个？”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人”。虽然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但它确实显示了可能不会终结美国世纪的重要趋势，但肯定会改变美国世纪。
2030年的世界
为美国总统准备估算报告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最近发表的关于2030年的一份报告中就预测，美国将是那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是“霸主”。“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大。[5]但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与美国世纪的结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无法预测唯一的“未来”，但可以预测现在看到的某些趋势将会继续，而“其他条件不会改变”（它们有时也会改变）。例如，人口发展趋势往往比政治事件更可预测，美国的人口很可能将继续增长，而欧洲、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人口将萎缩。但是同样有趣的是非洲大陆的人口很可能将增加一倍，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非洲国家将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它表明当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不充分的教育机构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世界某些地区将会出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不过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预测结果。例如，进入21世纪时，美国占了世界GDP份额的23%。然而，在大衰退之前，美国的份额就已在逐渐下降。这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失败，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快速增长，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了很多其他新兴的经济体。与某些人断言美国在全球产出的份额保持不变相反，美国的份额实际上在下滑。[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向前展望到2018年时美国仅会占有全球经济的约17.7%。[7]美国并不是唯一份额减少的国家。从2001年到2010年，西方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减少了10.33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前四十年份额减少的总和。尽管这部分是经济衰退的结果，但它也表明世界经济在其他地方增长较快。而且，由于减少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就包括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它也代表着美国盟友圈的损失。
尽管新兴市场的增长不太可能产生一个超越美国的单一挑战者，“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将创建一个更为复杂而且必须面对的世界。与这一前景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占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再加上日本的10%。[8]从那时至今，全世界的国家总数增长了两倍。在谈判桌旁享有一席的要求增多了，这意味着贸易标准、航空协议、电信法规、环境协定和其他协议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管控。新的组织如二十国集团可能会给予帮助，但他们不包括大多数国家，甚至二十也是一个难以管控的数量。人们可以把这些趋势称为“相对衰落”，但这样的描述又难以解释可确认的挑战者崛起的形势。看起来将它简单地称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似乎更有意义。
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信息熵在全球经济中传播着混乱，并认为虽然美国将受到伤害，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能更好地应对信息熵。[9]然而这夸大了信息熵的问题，并低估了美国还具备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环境之下，G20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抑制保护主义，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各中央银行之间交易美元的非正式网络协议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机损害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美国对其自身的管理仍然至关重要。[10]
如何领导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并仍然可以一起行动。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美国在激励体制发展和组织非正式网络方面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过去经常会有出于利己目的而对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过度夸张，就如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一样。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美国的作用所描述的那样，其他国家会批评它，但“当它一去不复返时，他们会想念它”。[11]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没有失去其权势。即使在其所占资源的主导地位已被削弱的若干问题上，美国的领导仍然是全球集体行动的关键，这一点在贸易和不扩散核武器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的例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贸易方面，美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7年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国，并主动承担了欧洲和日本的贸易壁垒以作为其冷战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些国家恢复以后，他们成了美国在GATT内志同道合的俱乐部伙伴。[12]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其他国家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增加，美国支持将GATT扩展成世界贸易组织，而俱乐部模式就变得过时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虽然全球性的贸易谈判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激增，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继续提供着一个通用的架构，其中的最惠国待遇和互惠规范创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少数国家之间的俱乐部交易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国家中去。此外，像中国这样新加入的国家发现，有时候甚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不利裁决对它们也是有利的。
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当美国拥有核垄断地位时，它提出了受联合国控制的巴鲁克计划③，但苏联为了追求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而拒绝了这个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当核技术不断扩散时，美国将原子能用于和平项目，加上新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美国试图将核技术的和平应用与武器制造分离开来。在20世纪60年代，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谈判达成了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承诺对接受非核武器国家法律地位的国家给予和平援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印度核装置的爆炸，裂变材料的浓缩和再处理技术的进一步蔓延，美国和持相同看法的一些国家创建了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同意在出口敏感技术方面“保持克制”，并创建了一个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的组织，该组织有关使用钚燃料的乐观预测曾遭受质疑。
这些体制上的改变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今天仍然存在着朝鲜和伊朗的问题。规范结构和美国领导的净效应只是延缓了拥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预计将有的25个国家延缓到今天存在的9个国家。[13]2003年，美国推出了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一个共享信息并努力协调制止核扩散相关材料贩运的松散的国际机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对互联网和网络活动的治理方面。在诞生的初期，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人的，但今天中国的用户是美国的两倍。互联网上曾经只使用罗马字符，但现在的顶级域名中有中文、阿拉伯文和斯拉夫字母，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字母出现。在2014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放宽其对国际名称和号码分配合作机构（ICANN），也就是互联网“地址库”的监管。一些观察家们担心，这将为某些国家试图施加控制并审查反对派的地址开辟通道。
这种担忧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其基本范围里都被夸大了。这种审查制度不仅执行起来很困难，而且各国政府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以避免将互联网加以分割。此外，在网络问题上美国实力衰落的描述被夸大了。美国不仅仍是互联网的第二大用户，它还是全球十大信息公司中8家的母国。[14]更有甚者，当人们看着重要的非政府志愿团体的组成（如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合）时，他们看到的是因专长而加入的美国人多得超出比例。放松美国政府对ICANN的影响力可以被看作是一项战略举措，旨在加强体制并增强美国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它并不是一个失败的标志。[15]现在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网络稳定性，但网络不安全对美国和它的对手所产生的固有风险这一事实为达成可能的协议提供了一个基础。[16]
总之，基于霸权衰落理论的预测可能是对现实的有关美国在国际机构和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的一种误导。即使实力资源在减少，美国在创造公共物品方面的领导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信息革命和权力扩散
国家数量和财富的增长不是21世纪复杂性增加的唯一来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是更多的事情正在哪怕是最强大的政府的控制之外发生着，或者可称之为权力扩散。莫伊塞斯·纳伊姆称之为“微权力”的崛起，并认为“有效使用权力的能力正从庞大的韦伯式官僚组织中挣脱出来，这一趋势将改变世界”。[17]
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里，权力扩散是一个比权力转移更难以管理的问题。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具有最大军事实力的政府将胜出。但在信息时代，可能是能讲述最佳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将胜出。软实力成了软硬搭配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府一直操心着信息的流向和控制，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是第一次遭受信息技术急剧变化带来的强烈影响。古登堡的印刷机对宗教改革的源起和随后在欧洲发生的动荡是非常关键的。然而在今天，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有更多的人群能够获得来自于信息的力量，这也就不会令人惊讶人们能在中东的部分地区看到动荡。正如联合国《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一个识字率低、科学落后、无能源贸易以及信息不足的地区，犹如成熟的果实正等待着信息革命带来动乱，而宗教和政治混乱可能会持续一代人。许多分析家们都将这个地区的现状类比于17世纪德国在三十年战争的时期。
当前的信息革命是基于飞速的技术进步而兴起的，技术进步已急剧地降低了创建、查找和传送信息的成本。根据“摩尔定律”④，计算能力在三十年内每过18个月将翻一番。21世纪初的计算成本只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车的价格像半导体的价格那样迅速跌落，一辆汽车将只卖15美元~20美元。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并不仅仅是通信速度的提升，而是极大地降低了发送信息的成本，从而减少了摄取信息的障碍。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曾担心当前信息革命中的计算机和通信把生活带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所描述的年代，由于中央计划和监控，权力集中在控制一切的金字塔顶端。的确，廉价的计算和数据存储使政府更容易施行监控。像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威权政府会使用这些技术来控制自己的公民，价格便宜的计算和大数据还让私营公司有能力去尝试引导自己客户的喜好，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可以通过对信息交换的捕捉来制造网络的不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计算能力成本的下降，电脑的体积也从曾装满一个房间缩小到能装入你口袋大小的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其分散效果已远远超出了集中效应。甚至仅与数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权力正被更广泛地散布出去。世界各地快闪族的示威对政府试图关停互联网、短信和电视的接入发出了挑战。
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拥有。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到企业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再到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被更广泛地分散出去，非官方的社会网络将削弱传统的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对其议程的控制都将更少。政治领导人在对事件做出必要的回应之前享有的自由度将更少，同时不仅要与其他国家政府，而且要与民间社会进行沟通——看看奥巴马政府试图调整其对阿拉伯事件反应时的困境。
原则上，因为减少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障碍，信息革命可以减弱大国的实力，增强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不过，“过度学习”埃及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是一个错误。政治和权力比这类技术决定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在经受了2009年来自推特的最初的尴尬后，伊朗政府能够压制2010年的绿色运动。
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助于弱小者，但某些方面则帮助了强者。强弱仍然很重要。尽管黑客和政府都可以制造信息并利用互联网，出于多种目的部署数以万计训练有素的人力，运用巨大的计算能力来破解代码或侵入其他组织的庞大的政府将占有优势。即使现在传播已有的信息很便宜，但收集和产生新的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资。在许多有竞争的情况下，新信息是最重要的。情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网络安全是另一个例子。有报道说致使伊朗核离心机停工的蠕虫病毒是某些政府的产物。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强化21世纪的权力扩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联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各国政府和大国依然占有较大的资源，但表演舞台由于有了因信息而得力的个体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乌合之众、罪犯或个人，则更为拥挤了。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信息革命在本世纪对权力的影响。明显的一点是国际体系复杂性的增长使得政府的控制更加困难。将当代世界政治看作一个“信息熵时代”或“实力的终结”过于简单化了，但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正如莫伊塞斯·奈姆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真空将连带产生“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将进一步深化瘫痪，而不会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8]或正如戴维·布鲁克斯⑤所说的那样，“政治领袖们不会站在历史的最前沿，真正的实力是在群体之中”。[19]这可能不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结束，但它确实意味着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主持世界将变得更加困难。除了因为有更多的演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国际政治议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传统的安全和经济的问题仍然重要，而且跨国问题的数量有所增加，其中许多是不适合于传统的硬实力手段的。例如，军事实力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或互联网的管理帮助不大。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这意味着美国将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实现其众多的国际目标。例如，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人的富足至关重要，但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它的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将影响到生活质量，但美国人不可能单独管好这个问题。在一个边界对从毒品到传染病到恐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多漏洞的世界里，各国必须使用软实力来发展互利，建立体制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美国仍将是国际体系中最强的国家，而对最强国家为组织生产全球公共物品提供领导的需求依然强劲。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某些部分，美国的领导能够给出大部分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的海军对维持海洋法律是至关重要的，抑或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信心来自于由美联储充当最后层面的放贷人。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尽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是重要的，但成功仍需要他人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成为一个积极的加法游戏。如果美国世纪仍继续下去，认为美国的权力将压倒其他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涉及他人的达到共同目标的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为他人提供协助可以使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世界里，网络和交流已成为相关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世纪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物品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下去，但这将与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做法完全不同。
* * *
【注释】
① 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② 信息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人们常常说信息很多，或者信息较少，但却很难说清楚信息到底有多少。直到1948年，香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才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信息熵这个词是C.E.香农从热力学中借用过来的。热力学中的热熵是表示分子状态混乱程度的物理量，香农用信息熵的概念来描述信源的不确定度。——译者注
③ 巴鲁克计划：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代表佰纳德·巴鲁克于1946年提出的一项计划，亦称原子能管制计划。——译者注
④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至24个月翻一倍以上。——译者注
⑤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纽约时报》著名且非常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代表作《社会动物》。——译者注
[1] For a full description,see Joseph 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2] Niall Ferguson,"Networks and hierarchies,"The American Interest,June2014.
[3] 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9.
[4] Randall Schweller,'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Global Governance17,2011,p.286.See also Charles Kupchan,No-One's World:The West 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5]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Global Trends2030:Alternative Worlds(Washington,DC,2012).
[6] 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New York:Knopf,2012),p.105.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2012(Washington,DC:IMF,2013).
[8] Jim O'Neill and Alessio Terzi,"Changing trade patterns,unchanging European and global governance,"Brussels,Bruegel Working Paper,February2014,p.3.
[9] See Peter Zeihan,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the Coming Global Disorder(New York:Hachette,2014).
[10] Jonathan Kirshner,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143.
[11] Michael Mandelbaum,The Case for Goliath(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5),p.226.
[12]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RWP01-004(February2001).
[13] See J.S.Nye,"Maintai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1981,pp.15-38.
[14] "Market value of the largest internet companies worldwide as of May2013,"Statista;available at: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7483/market value-of-the-largest-internet-companies-worldwide/.Note:Yahoo and Yahoo-Japan have been treated as one entity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ny rankings.
[15] Jonathan Zittrain,"No Barack Obama isn't handing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over to China,"The New Republic224,March24,2014.
[16] Richard J.Danzig,Surviving on a Diet of Poisoned Fruit:Reduc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of America's Cyber Dependencies(Washington,DC: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4),p.25.
[17] Moises Naim,The End of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3),p.52.
[18] Quoted in Nathan Gardels,"Governance after the end of power,"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2013,p.4.
[19] David Brooks,"The leaderless doctrine,"New York Times,March14,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