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试图评估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实力的人都应该记得此前有多少同样的努力曾得出远离实际的结论。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苏联实力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力的夸张估计是极好的教训。如今，一些分析家们充满信心地预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国家，而另一些分析家们同样自信地认为，“美国还只在其施展实力的开始阶段，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1]但无法预料的事件可以扰乱这样的预测。未来有许多可能，绝非一种，意外、误算和特异的人为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结局。
净实力评估和均势
美国与中国的相对权力变化将取决于两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没有遇到不利的不确定性事件，现有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肯定会增加其相对优势，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更接近美国的实力资源水平。这些相对的能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使中国没有遭受重大的国内政治挫折，目前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多预测只是目前增长速度的简单线性外推，这一增长速度很有可能在未来放缓。此外，经济预测是一维的，它忽略了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以及相比于美国与欧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持有的友好关系，中国在亚洲内部均势中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周边不是海洋和两个友好邻邦，而是与不少国家接壤，其中还有些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持有怀疑态度并实力强大，那情况看上去会有什么不同。
我的猜测是，在众多可能的未来里，出现一位如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或是中国的挑战者，超越美国并最终结束美国在全球实力平衡中的核心地位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存疑。此外，如英国战略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不同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实力是基于联盟，而不是殖民地”。[2]联盟和非正式盟友圈是一种资产，而殖民地是一种负担。
在美国正经历着绝对而非相对衰落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在诸如债务、中等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持等方面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只是画面的一部分。在账单有利的一面是人口、技术、能源的趋势，以及如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创业文化那样持久的优势。美国的问题是真实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将削弱国家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复杂性的能力。将无解决方案与原则上可以有解决方案的情况区分开来是值得一试的。如果有人寻找未来可能的衰落场景，其一是美国对恐怖袭击变得过于害怕并反应过度而向内收缩，自行割离从开放获取的实力。另一种过度反应是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行动那样：过量使劲，浪费鲜血和财富。
作为一个整体评估，将21世纪描述为美国的衰落世纪可能是不准确并带有误导性的。
“衰落”的语义混乱。例如从1945年至1970年，美国的政策主动制造了相对衰落，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则将其解释为一种长期趋势。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美国有很多问题，但它并没有绝对衰落，甚至就相对而言，它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仍然比任何单一的国家更强大。美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被中国或其他任一竞争者所取代，而是它将面对众多极具权势的挑战者的同时兴起——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种权力扩散减少了美国控制他人的相对能力。
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此外，世界将面临越来越多新的跨国问题，这将同时需要别人的权力和压倒别人的权力。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美国长期低效率的权力转换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策略选择
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它会在全球舞台上选择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实力行动。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没有选择这样去做。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又发生了。在历经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2013年的民意调查发现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照看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自行求得最好的相处关系”。这是皮尤在1964年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后，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同意这一说法的比率大约在20%到40%不等，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仅为38%。
一些评论家立即宣称这是美国孤立外交政策的回归，但那个词语已经成了政治大棒，不再是分析家的用语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美国人在19世纪的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干涉邻国内政，更多的是一种针对遥远的全球实力平衡中心欧洲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通过几次中立法案将真正的孤立主义写入立法，旨在防止对欧洲的又一次干预。
理解目前状态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外交政策钟摆在被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克称之为“极端主义者”政策和“紧缩”政策之间长期摆动的一部分。[3]紧缩并非孤立，而是战略性目标和手段的调整。从美国世纪开始至今实施紧缩政策的总统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奥巴马。虽然尼克松认为美国是在衰落，但如艾森豪威尔等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的真正的孤立主义者相比，这些总统都是强烈的国际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批评。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大量读者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曾警告说，软弱和优柔寡断的美国领导人将向我们的对手打开大门。“艾尔索普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质疑尤其尖锐”，其中竟然包括了完全虚假的导弹差距。[4]因此，当现代批评家们指责“奥巴马政府似乎有意在追求让美国衰落的政策”，或“紧缩看起来虚弱，因为它就是虚弱”时，这些批评告诉我们的更多与党派政治有关，而不是美国世纪是否会在2041之前终结。[5]
历史学家们可以给出一个令人可信的案例，极端主义者过度反应时期对美国权力转换能力造成的伤害比紧缩时期更大。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政治反应而产生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推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回应；肯尼迪和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内向收缩的十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上面提到的民调数字。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①指出的那样，当新保守主义者们称颂罗斯福-杜鲁门政府的“普遍积极干预”时，他们挑选的历史案例避开了在苏联、中国和朝鲜遭受的失败。积极干预的本意是威慑，但不尽如人意。[6]
然而，暗藏在政治争论背后的是美国人在紧缩时期必须面对的严峻战略选择。其中之一是美国应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费多少？一些帝国过度扩张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削减外交和国防开支，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美国目前花费的还不到它在美国世纪得以巩固的冷战年代高峰时期的一半。只看预算而不看宏观经济约束时，问题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大炮与黄油的关系，而是大炮与黄油与税收的关系。除非接受提高税收从而扩大预算，否则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支出将与诸如教育和国内基础设施的修补以及研发等重要的国内投资锁在一个零和的折中权衡之中，这可能会对国防和国内改革都造成伤害。
另一项真正的辩论与干预有关。美国应该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应该在必要时单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良心敦促美国做出反应，例如一个独裁者杀害了大批公民，美国不应该单独行动，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在权衡价值与现实时的门槛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将近两个世纪前，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为国内对干预外国独立战争的要求而挣扎过。彼时，他留下名言，美国“不会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之摧毁”，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阴谋，或因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发的战争而无法解脱，因为那样做是多管闲事并篡改了自由的标准”。
但是，如果容忍像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结果让恐怖分子集团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样，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做的那样，怎么办？某种形式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国应该置身于入侵和占领之外。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社会人口流动的时代，外国占领势必滋生怨恨。艾森豪威尔明智地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拿什么来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个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革命可能会持续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将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凯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领和控制更有前途。
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如何为处理前面讨论过的新的跨国问题而建立和加强体制，建立盟友圈，并制定政策。最大国家的领导力对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国少做一些，别的国家也会少做一些。遗憾的是，国内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这样的领导力。例如，美国参议院无视国家利益的所在，无视需要它来巩固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外交立场这一事实，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同样，美国国会未能履行美国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洲的配额重新分配给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此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在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国内对碳排放罚款存在着强大的阻力。同样，美国国内对国际贸易协定也存在着阻力。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在应对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带头作用，而这又削弱了对延续美国世纪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和软实力。
最后，美国世纪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联盟，并且将在世界政治的新环境中越来越多地这样去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向内转，美国如何去维持在这些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将如何在实现亚洲再平衡的同时又不削弱对如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承诺？而在亚洲，合作和竞争在对中国的战略中至关重要，避免将政策过度军事化也是很关键的。
军事实力将是维持美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有限的干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钝刀，而且把领导作用等同于单边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那些指出美国军队的驻扎对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产生作用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外部威胁——韩国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实现民主。
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平衡的战略对美国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图控制在中东革命中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内部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缩短。军事实力在互联网、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等跨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希望延长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盟友圈和体制。新类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关的体制将发挥作用。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经指出的，“今天有机会在不使用美国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调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7]美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强化与欧亚的贸易以及减少贸易壁垒来深化北美一体化。虽然东亚一直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地区的人口和能源形势将更有希望。如果美国想推行一项有效的战略来维持美国世纪的话，即便是在东亚地区，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经济和生态举措。仅对事件作就事论事的反应是不够的，一个紧缩的时期需要软实力战略。
结语
总之，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指的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位于全球均势运作和提位全球公共物品的中心。与那些将这个世纪宣布为中国世纪的人相反，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纪。但此后的美国不会像它在20世纪一样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低于它在20世纪中叶的水平，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增加所显示的复杂性将使任何的施加影响或组织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分析家们应停止使用有关单极和多极的陈词滥调，他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问题上同时接受这两个概念。他们应该停止争论，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多操点心。因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和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混在一起将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
领导力与主宰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多元伙伴的世界里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倾听别人的意见。
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地控制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即使美国拥有优势资源，它也常常无法获得想要的东西。而那些认为今天信息熵世界远比过去复杂而动荡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
那一年，美国没能阻止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法国失去了越南，我们的盟友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人们在用乐观心态看过去时都应该小心。借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霸权不是像它曾经的那样，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霸权。”
现在，随着占有的优势越来越少而面临的世界更为复杂，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国必须作出明智的国内和国际战略选择。美国世纪最起码还能持续数十年，但看上去将与亨利·卢斯第一次阐述它时有很大的不同。
* * *
【注释】
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入选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师从国际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先后担任《外交事务》杂志主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时代周刊》资深特约编辑。——译者注
[1] George Friedman,The Next100Years:A Forecast for the21st Century(New York:Doubleday,2009),p.18.
[2] Lawrence Freedman,"A subversive on a 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09,p.39.
[3] Stephen Sestanovich,Maximalist(New York:Knopf,2014).
[4] David Ignatius,"Claims of US weakness and retreat of US power are unfounded,"Washington Post,June4,2014.
[5] Mackubin Thomas Owens,"Obama chooses national decline,"National Review Online,February26,2014;William Kristol,"Superpower once lived here,"Weekly Standard,April7,2014,p.7.
[6] Fareed Zakaria,"The perils of leaning forward,"The Washington Post,June5,2014.
[7] Robert Zoellick,"A presidenc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10,2014.
延伸阅读
关于第一章，我在《总统的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缔造》（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着眼于重要领导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选择。托马斯·帕特森等人的《美国外交关系》（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第二卷中提供了历史时期标准的划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中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我们可以在威廉姆·威廉姆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看见经典的激进观点。厄内斯特·梅在他的《美国的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展现了美国在20世纪之交那段短暂的正式帝国主义时期，同时，在他的《世界战争与美国孤立：1914-1917》(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1914-1917)中展现了美国是如何选择加入战争的。罗伯特·达莱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详细解释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在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合著的《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中战后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关于战后美国秩序起源的本质可以在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中寻得，对此，在阿米塔夫·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一书中可以见到怀疑性的回应。
在第二章的霸权与衰落理论方面，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是一部经典的论著。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给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有关霸权的论述，同时罗伯特·基欧汉在其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中给出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相关解释。可以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的大循环》（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看作是关于合理性周期的主流努力，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则可以代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关于英国霸权的衰落，康瑞利·伯内特的《英国霸权的衰落》（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一书是值得参考的。
第三章列出来的每一个潜在挑战者都有大量的文献参考。早期关于欧洲乐观的设想可以从马克·伦纳德的《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21st Century)看到，而目前悲观的描述，可以从詹·齐隆卡的《欧盟注定会衰落吗？》(Is the EU Doomed?)一书中看到。对于日本，早期乐观的分析可以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中看到，而希拉·史密斯的《日本的新政治和美日联盟》（Japan's New Politics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则代表了现今的分析观点。关于俄罗斯的分析可以在安德斯·奥斯隆德、谢尔盖·古里埃夫和安德鲁·库钦斯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中找到，安格拉·E.斯腾特则在《伙伴关系的局限性：21世纪的美俄关系》（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供了更为谨慎的讨论。关于印度问题，在安东尼·希斯和罗杰·杰弗里等人的《现代印度的多样性和变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法》（Divers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India: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和维贾伊·乔希的“经济复苏、不平衡变革和失业增长”中可以找到。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他的回忆录《巴西传奇总统回忆录》（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zil:A Memoir）中对于近来巴西的重新崛起有着完整的描述。相关历史在托马斯·斯基德莫尔的《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中有更完整的叙述。比尔·埃莫特的《竞争对手：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塑造我们下一个十年》（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中是对日本、印度和中国关系的最好描述。
对于第四章讨论的中国，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中提供了一个令人喘不过来气的观点，而乔纳森·芬比在他的《中国是否将会统治21世纪？》(Will China Dominate the21st Century)中用更现实的评估进行反驳。关于中国权力的不同纬度的平衡解释可以在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找到。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1750）中对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奥汉隆在他俩合著的《战略性保障和解决：21世纪的中美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很好地描述了当今的中美关系。罗伯特·卡普兰在《亚洲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和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中描述了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危险的海上问题。
第五章呈现的美国衰落的问题催生了许多不同价值的文献。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在1987年代表了衰落主义者的主要立场，对此我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有所回应。近来，衰落主义的观点有许多展现，例如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1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重新考虑：美国的衰落》（Think again:American decline）一文，查尔斯·库普乾在2012年3月的《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西方的衰落：为什么美国必须为主导地位的终结做准备？》(The decline of the West:Why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end of dominance)以及爱德华·卢斯的《开始思考，美国时代的后裔》（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而乐观的观点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乔治·弗莱德曼的《未来100年：21世纪的预测》（The Next100Years:A Forecast for the21st Century）；约瑟夫·乔非《美国衰落的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和布鲁斯·琼斯《还是我们的领导》（Still Ours to Lead）。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姆·沃尔华斯在《世界失衡：国际关系和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中描述了持续的单向性。努诺·蒙泰罗呈现了《单边政治理论》（The Theory of Unilateral Politics).
与第六章相关，我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描述了权力扩散，特别是网络的力量。摩伊希斯·奈姆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一书中描述了同样的状况。查尔斯·库普乾在《没有人的世界》（No-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中呈现了更为极端的观点。伊恩·布雷默在《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Every Nation for Itself: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中展现了自己的观点。安尼·玛丽·斯劳特在《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一书中描述了网络重要性的增长。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中对其他地区的崛起发出了警告。对2030年世界的预测，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不同的世界》（Global Trends2030:Alternative Worlds).
最后，我在结论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跟进，不仅有大量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还有许多关于未来的建议。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理论在其《歌莉娅的情况》（The Case for Goliath）中有所展现，安德鲁·巴塞维奇在《实力的极限》（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表现了对美国政策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中有很好的案例，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在《极端主义》（Maximalist）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政策在极端主义时期和紧缩策略时期之间的振荡周期。
致谢
我要感谢政治出版社的路易丝·奈特建议出这本小书，结合最新的现实，我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并把它呈现给普通读者。
罗伯特·基欧汉、斯楚波·塔尔博特和阿里·威恩对初稿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尹讷霞·普里马拉特纳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手，珍妮·马拉斯加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很好的事务助理。
我还要衷心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事务领导中心和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的同事们的支持和他们充满智慧的激励，我希望这本书能将它们体现出来。
除此之外，我要感谢莫莉·哈丁·奈，她不仅阅读并评论了手稿，而且提供了使一切成为可能的支持。
译后记
在20世纪走向结束、千禧之年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经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之所以会将“中国”冠于一个世纪之上，是因为在当时”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还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公认事实。
“美国世纪”是1941年2月17日《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的创始人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社评的标题。他之所以发表这篇社评，在于激励民众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支持美国在全球扮演起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主义者之一，他呼吁美国应直接参与欧洲冲突，与英国联手抗击德国；美国应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袖，并通过在全球应用“美国原则”来完成国际秩序的转变。卢斯为“美国世纪”发出的呐喊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中国际主义向孤立主义发起了全面挑战。他对美国使用其实力塑造并领导国际体系的愿景，在冷战及之后的时期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中国世纪的兴起将取代原有的美国世纪，这直接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意味着世界秩序的改组和重新安排。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这不仅是各国政府首脑和学术精英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地所有关心世界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杰出贡献教授约瑟夫·奈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他在书中阐述了为什么美国世纪还远远没有结束，为了在一个实力日趋分散的政治时代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美国必须做些什么。
约瑟夫·萨穆埃尔·奈生于1937年1月19日。他自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一直在哈佛任教，并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九年。他和罗伯特·基欧汉一起在1977年创设了国际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随后又提出了权力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概念。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创了现在已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并运用的“软实力”概念和理论。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外交学院院士，同时也是英国社会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负责安全援助、科学和技术的副国务卿助理，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顾问。2014年10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任命约瑟夫·奈为外交政策委员会顾问。在2011年TRIP（教学、研究及国际政策组织）对全球1700多名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约瑟夫·奈被列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际关系领域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名列第六。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他为全球顶级的思想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的资深记者丹尼尔·德瑞日纳写道：“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途径都得经过约瑟夫·奈。"2014年9月的《外交政策》报道称，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把约瑟夫·奈列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约瑟夫·奈在本书中介绍了“美国世纪”的由来和它的时期定义。他在讨论对“美国世纪”的不同时期的定义时简要回顾了美国的历史，描述了衡量国家实力的三个方面：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他指出一个国家经济体量的大小并不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关键的一点是将实力资源转化为达到目标的行动力量的能力。他在2012年曾解释说，使用软实力时，“最好的宣传就是不宣传”，并进一步解释说，在信息时代，“信誉是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提升软实力就是要释放公民社会的创造力，“美国和欧洲的软实力并非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文化和非政府组织”。
此外，他还指出衰落分为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两种。相对衰落是指相对的外部实力的减少，而绝对衰落则是由内部状况的恶化造成的。比如，罗马帝国的衰败并不是受害于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而是受害于游牧部落入侵的长期压力，尽管每个部落都比罗马更弱。罗马社会的公民腐败、自相残杀、行政和军事效率低下最终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绝对衰落。人们正热衷于谈论的美国衰落则是相对衰落，它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的崛起，而这也正是美国政策的目标成果。
在本书中，奈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美国在21世纪可能遇上的竞争对手——欧洲、日本、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在21世纪成为竞争对手进而终结美国世纪的可能性。他认为，不应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发展称为“崛起”，而应称为“恢复”。因为在二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他赞赏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加强“软实力”的策略。他认为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一次展示软实力的范例。他的结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太可能成为终结美国世纪的竞争对手。
对美国来说，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约瑟夫·奈在本书中还指出，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化和大数据的兴起，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越来越多跨越疆界的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营利组织、跨国公司、恐怖分子、罪犯或个人都在加入国际政治舞台，从而使它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难以控制。“美国世纪”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福祉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下去，但这将与它在20世纪后半叶所做的看上去完全不同。
毫无疑问，约瑟夫·奈的研究成果与维护美国利益和设计美国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视角、思路、分析以及他对许多事情的推断才对中国读者具有独具特色的参考价值。如何在21世纪维护并发展中美关系不仅是对美国，而且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大考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充分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尤其是了解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思路，将是一门经久不衰的功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约瑟夫·奈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是他二十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然而，这只是一本小册子，一本以极为简洁的语言阐述当今世界上最为宏大、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的通俗易懂的读物。任何一位普通读者，未经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业背景，都可以读懂这本小册子，都可以理解约瑟夫·奈教授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只有对自己的领域充分掌握的人才能写下的大师手笔。期望它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满足。
邵杜罔
2015年6月21日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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