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tsukiyoer】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他们的岁月（增订本）
作者：彭小莲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1月
ISBN：9787561780572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社会
图书>小说>中国当代小说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叙事体的诘问人生的书。作者彭小莲描写了其父亲、50年代曾经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和母亲朱微明悲剧的一生。作者饱含激情地叙述了她的家史，更深沉地诉说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史。严酷的家庭遭遇，世相的艰险，人情的冷暖，他们的岁月里又掺和着作者自己的岁月，作品中对历史既激情又冷静到几乎带有讽嘲意味。作者彭小莲是从事电影业的，因此本书带有电影文学的叙述构架和真实到自然流露的叙事风格。本书的前三稿，出版过上海文艺版、香港版、台湾版，这次第四稿是吸收了香港版和台湾版精华、并增加了章节和图片的**版本。
内容推荐
本书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历史报告文学。本书讲述的是作者彭小莲父亲彭柏山在动荡的环境中与母亲朱微明的遇合流离的故事。她用一种特殊的手法，镜头式的语言，人物、场景、时间的切换、定格，回放了他父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史”，叙说了彭柏山和鲁迅的关系，鲁迅这个名字，“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和上帝一起并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
作者简介
彭小莲，1978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年毕业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场记。1986年1月开始独立执导影片，《我和我的同学们》1987年获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女人的故事》1989年在国际获奖并在美国发行，彭小莲因此而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研究院留学。完成学业后，1996年回国，成为自由签约导演。
之后导演电影《犬杀》(1997年)、《上海纪事》(1999年)，《可可的魔伞》(2000年)、《满山红柿》(日本记录片，2001年)、《假装没感觉》(2002年)、《美丽上海》(2004年)、《上海伦巴》(2006年)、《我坚强的小船》(2008年)，以上影片多次在国内外获奖，特别是、《美丽上海》曾获2004年金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在艺术探索之路上，既醉心于电影导演事业又对电影文学创作兴趣浓厚，自编自导以上影片。剧本《艰难的真话》获1991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剧本奖，影片《美丽上海》2004年获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除电影以外出版的著作有：在上海、香港及台湾出版回忆录《他们的岁月》(初版)，出版中篇体长篇小说《回家路上》、长篇小说《美丽上海》，出版长篇纪实文学《理想主义的困惑》。
目 录
序一 他们的岁月——我们的岁月 何满子
序二 更使人动情 牧惠
回家的路
母亲的形象
父亲出事了
父亲的童年
母亲的家
一个愤怒青年
另一个愤怒青年
加入革命队伍
迷茫的日子
青灰色的上海
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堂
妈妈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没有希望的日子
不堪回首的年代
无法摆脱的阴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天
同甘共苦的日子
战争结束了
父亲出事以后
父亲释放归来
绵绵久远的苦役
站立的灵魂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最后的消息
在洞穴里的日子
关于《战争与人民》
命运的尽头
永远的缺憾
终于结束了
增订本后记
序一 他们的岁月——我们的岁月
何满子
我用了一天时间，进餐时也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我之所以如此被这本书所吸引，不排除作者彭小莲是我的熟人，书中的主人公，她父亲彭柏山和母亲朱微明我也熟悉，他们悲剧的一生我都了解。这本书让我像重温一个熟知的故事那样备感亲切。但更使我动情的是，小莲不仅饱含激情地叙述了她的父母的一生，她的家史，更感慨深沉地诉说了我们大家都置身其中的时代，特别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史。
很难从文体论的概念为这本书定性：家史？人物传记？专题性的长篇报告文学？故事电影的文学本？或是有人常说却于理不能认同的所谓“纪实小说”？都像，都不全像。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叙事体的诘问人生的书。呈现出来的是以困惑的眼神凝视人生寻求解答、也令读者困惑地寻求解答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只在八十年代中期从小莲的妈妈朱微明大姐那里读过两三篇小莲的短篇小说。顺便说说，朱微明是我胞姊孙晓梅烈士在新四军里的战友，我称她“大姐”，不是年龄关系的泛泛敬称。微明大姐问我读了印象何如？我漫应之曰“新潮”。此后小莲在国外写了几种小说，都没有拿给我这个“老古板”叔叔看。这回她专程拿来新出的《他们的岁月》，真令人刮目相看。近二十年来新人的作品我读得极少，但对文学的行情心里大致还有点底。在我所赞许的少数女作家中，在法国文艺批评家所特别重视的“调声”（le ton de la voix）亦即“智慧的风味”上，我以为小莲和张洁最为相近。当然两者的风格不同，张洁更凝重，小莲更洒脱。
故事从彭柏山少年时的“苦儿求学记”写起，经历了参加湘鄂苏区的武装斗争，因荒唐的“窝里斗”而流亡上海，步入文坛而受到鲁迅的关怀，同时结识胡风、周扬等人，涉及他羁囚于国民党的苏州反省院中的斗争，抗战后在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亲冒锋镝，以及也曾陷身敌伪牢狱的情节，战斗环境中与朱微明的遇合以及流离中的爱情悲欢；也叙述了朱微明的家境和少女时代当《大公报》记者、奔赴江南解放区和被日寇拘捕酷刑的悲惨遭遇；接着是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彭柏山由部队军级干部转任华东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株连入胡风案而沦为贱民，在阶级斗争之弦愈上愈紧的氛围中播迁于青海、厦门、郑州，最后在“文革”中被殴辱惨死。朱微明这边，则以“反革命老婆”的屈辱身份，怨仇而坚强地求生；十年灾难期间囚居地牢，被摧残得浑身伤病，四肢拘挛。拨乱反正后仍以僵曲的手奋力译作，直至一九九六年冬不治弃世。我特别感谢她在我姊姊牺牲四十周年时，真挚地写下的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文字。
微明大姐和彭柏山的辛酸的几乎是悲壮的遭遇，我曾断续地从她的口诉和文字中得知，但读小莲的叙述时我仍抑止不住激动，有时还得强忍涌上来的热泪。绝不是因为私谊，我深信读者也能从阅读此书时察知，小莲与其说是为了血缘伦理亲情倾吐心血，毋宁更是为了舒解历史义务感的压力。如我前面所说，她困惑地提出诘问：为什么他们这代知识分子会这样？而且多半还是甘心情愿地这样承受看起来十分窝囊的命运？为什么？
这一时间跨度长达多半个世纪的“他们的岁月”，也正是这代人亲历、目击、身受的历史。我察知，感应这段折磨人的历史的共同命运，便是我为小莲的诉说所激动并且也必将激动更众多的读者的因缘契机。历劫以后，许多人有走出噩梦的感觉，但人们对梦因、梦的机理、驱使人进入噩梦作背理悖情的蠢动等等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即使有所启动，也远没有当作中心课题提上日程。已有的一些，不论是实录还是艺术创作，特别是后者，大抵是以用语的豪奢想表达出实际上所没有的感动。我曾寻索其原因，外部环境固然很艰难，但主要恐怕还在于主体缺乏自我灵魂拷问的胆力，即使有一点也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的。前些年韦君宜《思痛录》那样的诉说已是难能可贵，虽然远不能餍足人意。
小莲挟着她儿时和少女青春期的“狗崽子”的回忆，又兼怀着对生养她者的爱意写她的双亲，早熟的少女时期的艰辛使她忿懑而倔强，驱动她在荒诞世界里参透人生。严酷的家庭遭遇，世相的艰险，人情的冷暖，《他们的岁月》里掺和着她自己的岁月，既是亲近，又能眺视。于是她能对历史既激情又冷静到几乎带有讽嘲意味的重视。在她以挚爱精微地叙述父母时，我分明听得出她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潜台词：“你们，你们这代人多愚蠢，多窝囊呀！”
小莲是从事电影业的，素业使她的这本书带有我前面所拟的故事电影文学本的风格，尤其是叙述构架。时空的圆熟、灵动的交错尤其显出其电影蒙太奇方法的熟谙，使叙事和抒情交织得绰约流畅，具有独特的风姿。语言不加雕琢，也没有时下文人自炫新奇的搔首弄姿的矫揉。其实，这些文体上的评价也无须说，有那份不劳渲染而动人的真情就足够了。
自然，这一对历史、对人生的诘问不像电视上的抢答题那样容易解答。不过，能提出诘问也是一大贡献，《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不是说过么：“你要解决问题，得先提出问题来呀！”
序二 更使人动情
牧 惠
大概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难逃无事有关，我读过记叙从苏区肃“反”到“文革”的不少作品。关于胡风一案，别人写胡风的，“胡风分子”写胡风兼及自己的，我读过不少。友人赠我一本彭柏山女儿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读着读着，我禁不住想起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是地狱（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句话的原文可能是“他人是我的可能性的潜在的毁灭者”）。作者是彭柏山最小的女儿。从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婴儿长大成人，她经受的“狗崽子”待遇所造成的创伤甚至比在监狱里的父亲还要深重，这些噩梦的感受使她在字里行间不时地冒出一些别人想不出或想到的不肯说、不敢说的警句，因此让人觉得比其他关于胡风一案的书更使人动情。
彭柏山，正牌红五类，雇农家庭，穷得没有片纸，因此谁也说不清他的准确生日。一个机遇使他挣扎着成了知识分子，于是更顺理成章地成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后，头一关是逃脱了以杀害大批有能力的革命同志称著的夏曦主持的苏区肃反，然后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同敌人展开力量悬殊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回到新四军后，身经百战，成了皮定均的副手，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建国后从二十四军副政委变成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前面的道路应是铺满鲜花。然而，风云突变，仅仅因为他同胡风（还得加上鲁迅，使人不禁设想假如鲁迅仍活着将是如何尴尬）是朋友，是在文化战线上一起跟蒋政权斗争的战友，于是，他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分子”。一切灾难不仅降临到他的身上，而且殃及了全家。不仅上海的妻子儿女，就连湖南家人、外家的亲人也因此被打入另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洪流中遭受种种凌辱直到被红卫兵一棍子一棍子地活活打死。这一切，一般人难以理解，彭小莲更加困惑，她真希望当年爸爸听从爷爷的选择，当中医。
在革命队伍中磨炼得相当成熟的彭柏山很懂得什么是政治。当他知道胡风竟然以“三十万言书”同最高当局“讨论文艺方针”时，他马上心情很不好，说：“老胡太天真了”，“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跟他讨论呢”。既然如此，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后果竟是如此的严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人都因此沦为贱民。在国民党监牢里有幸生存下来的他，却没有逃过自己人的严惩。难怪德裔美国人海诺德百思不得其解：“二战是希特勒要杀人，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要消灭另一个民族，他是在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仇恨和矛盾，他要建立日耳曼民族。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呢？”是的，为什么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事业？
既然是“钦定”的“反革命”，彭柏山在劫难逃，可称为汉奸的宣统和国民党的战犯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敌人，他们在中国监狱中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且迎来了大赦；但是，彭柏山却连这种优待也捞不到。他苟活下去的权利也被剥夺，得归于带有病毒的中国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标准国民。从劳改处青海回上海探亲的彭柏山对关心他的罗稷南说，青海对他的供应每月只有一钱油，好心的罗老在吴强面前抱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吴强认定这是“到处宣传阴暗面”，向上汇报了，于是，假期由一个月变成一个多星期！又是这位大作家吴强，在胡风分子问题解决后，仍揪住所谓“叛徒问题”阻挠出版彭柏山的书。彭小莲这本书的优点是绝不为“尊者”讳，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些“好学生”、“好臣民”（其中有的人后来命运也很惨）在彭柏山冤屈致死案中起过的作用。彭小莲说：“有人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其实应当补充一句，也有人被训练成打人的畜生。那些把彭柏山乱棍打死的，不也被称为“人”吗？彭小莲说：“对于运动的残酷，任何人都缺乏想象力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对‘文革’的残酷，同样都缺乏想象力。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留下的遗产，丰富得太可怕了。”
幸亏这仅仅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中国之所以仍有希望，在于仍然有着一些不落井下石而且敢伸出援助之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敢于“逆龙鳞”而反对逮捕彭柏山的三位部长，“别人看热，我看冷”的皮定均以及原三野的一批领导人……虽然胳臂拧不过大腿，任何人也无力抗“旨”，但是，从他们哪怕无言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正义，看到了正气，看到了人性。
彭小莲和彭柏山的朋友们都为不成功的小说《战争与人民》感到遗憾。按照周扬的批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而改成那样一本没了灵气的小说，也确实是遗憾。也许，确实应当用写小说的精力去写点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但是，我很怀疑如果写了能不能保存下来，会不会变成他“罪上加罪”的新罪证。“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自己的经历。”这话很对。可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没有搞群众运动，而我们的“阶级敌人”却处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连夫妻之间都不能、不敢讲真话，为了免除汇报之苦甚至不得不演出要求离婚的一场场“戏”，这却是斯大林望尘莫及的。我很欣赏《郭小川全集》的编辑方法：把包括检查和批判别人的文字也收进去，供后人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历史的见证，《战争与人民》有着它的价值。它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看到，一位早期有着卓越成就的作家，在他的生命被摧残的同时，他的灵气早被摧残殆尽了。
我从纽约回来，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
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
对于我，路途不再是漫长的，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是，有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绵绵久远的苦役，
迷失在这条路上……
回家的路
一天，一位朋友的孩子，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对我说，她最恨的是上学，最怕的是考试。一到考试的日子就连着做噩梦，吓得她一身一身地出冷汗。不是梦见考卷上没有字，就是怎么也看不清考卷上的题目。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趴在桌子上，在那里“唰唰”地不停地写着；这时候，她又偏偏忍不住想上厕所，她真是恨透了自己。紧紧地抓着考卷想把它撕了，但是猛地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背后，是老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在慢慢地爬上她的脊背，然后，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冷冷地窥视着她。那对眼睛像是长在一条蛇的背上，一会儿穿过了她的身体，从她胸前爬了出来。眼睛趴在桌子上，直直地逼视着她。她吓坏了，感觉到小便已经滴在裤子上了，终于惊叫起来。这时，她被自己的恐惧惊醒了……她喘着粗气，张开眼睛，看着黑夜中的家。
她问我：“彭小莲阿姨，你最恨的是什么？你最怕的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明白的。仅仅是一代人的差别，仅仅三十年不到的间隔，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我们的仇恨和害怕了，他们甚至对于我们所经历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想象力。但是，对于恐惧，我有着更深的体会。如果要问我，最恨的是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恨的事情太多了，于是要说我最恨的是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时候填表格。这份恐惧远远超出这个中学生的噩梦，只要一看见“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浑身发冷，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噩梦之中。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任意践踏、唾弃。在那里，我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因为我父亲是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是胡风分子、现行反革命。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全家照，不久爸爸就被捕了。爸爸手上抱着小梅，妈妈抱着才二十二个月的我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经历过那段日子之后，我却想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
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就这样，我们生存下来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五，最小。大姐姐彭小钧，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分配到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做炉前工。哥哥彭晓岑，因为转移爸爸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大学里被打成反动学生，然后被抓了进去；出来以后，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去甘肃天水县劳动。二姐彭小兰六六届高中生。她是最幸运的，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那里，只是到一九六八年夏天，被分到上海远郊奉贤县“五四”农场。三姐彭小梅，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那时候，她才十五岁，一个在上初中的孩子）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同年秋天到云南插队。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分配到江西插队。这时，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关在隔离室有一年多，我们几乎没有她的任何音信。我们的家，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告别，没有任何抗议，没有任何声音地涣散掉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老大小钧（后排中），老二晓岑（后排左一），老三小兰（右一），老四小梅（前排右一），我是老五（前排左一）。
看着我们这样破碎的家庭，就像看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老脸，上面不仅布满了皱纹，而且有着深深的疤痕。这些疤痕将整张脸撕得支离破碎，已经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脸上的目光显得凄厉无神，嘴角丑陋地挂在边上，表情是固定不变的，最可恶的是，那张脸已经不会展现出笑容。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小说里，那个钟楼上的丑八怪，不堪入目。
现在我走在自己的脸上，开始把那些伤疤一点一点地重新撕裂，看着黑色的鲜血在那里慢慢地滴落，没有眼泪，没有感叹，甚至没有抱怨。在父亲死的那个时刻，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认命”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想为难自己，我们就该早早地学会认命。
可是更多的时候，只要一想到父母，想到他们的一生，我的心里却会涌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愤怒，而这一份不该是我这样年纪还会产生的激动，却依然存留在我的情绪之中。怎么可以、可以让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侮辱被损害地走完了他们的生命？我无法再征得他们的同意，只跟大姐小钧说：“我想写写爸爸妈妈的事情。”
小钧在长途电话里回答我说：“写吧，有很多事情要写。还有，写写小舅舅，他就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在部队里被送上军事法庭，被打成了右派……”
对，还有小舅舅。那么我的大伯和二伯呢？
太多太多了，何止是我们家的这些亲戚，还有爸爸妈妈的朋友和熟人……我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在阅读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和着我父亲、母亲真实的面目一起贴出来的时候，不管它是多么残酷，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对自己说，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在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母亲的形象
我的母亲朱微明，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几乎成了多余的。人们在称呼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管她叫“彭柏山的臭老婆”。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秋末的季节，可是，想到它的时候，我总记得那一天很冷很冷。早上天没有亮，妈妈走进我们的屋子，跟我和小梅说：“今天在电影局开我的批斗大会。”
我们都还睡在被窝里，我裹着被子坐了起来。没有等我开口，妈妈又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你们不要害怕。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时候，母亲一直在跟我们说这句语录。现在回想起来，语录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被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过亿万次了，我们早就忘记了语录本身真实的涵义。妈妈说这话，也未见得有什么思考。但是她在给自己打气。谁都不知道，在批斗会之后，生活里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满街的大字报，满街的毛主席语录，满街的毛主席肖像。连书店、文具店甚至是布店和食品店的橱窗里，陈设的都是毛主席的巨幅肖像，还有他的语录。食品店的柜台里常常是空空的，有的时候也在那里出售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到处能听见高音喇叭在叫喊着革命口号。下午的时候，我和小梅跑到电影局去了。我们俩是高高兴兴跑去的。我不知道我们是真的那么头脑简单，还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反正，我们是很快乐地跑去了。那时候，电影局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上，电影局旁边的电影广告牌上，糊着大字报和巨幅大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把胡风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臭老婆朱微明揪出来示众”。墨迹还没有干，好几个字都被淌下来的墨汁拖得长长的。
我和小梅都看见了标语，我们俩不再笑了，但也没有说什么，并不像人们描写到“文革”时，总是那么痛苦的样子。真的，一点都不痛苦，我们先是在街上奔跑，看小分队演出，又和着红卫兵游行队伍到处乱窜。后来我们又挤在人群中张望，朝电影局里面张望。那天批斗的还有瞿白音、白杨、张骏祥、沈浮，好些个名人。电影局的门口涌了很多很多的人，水泄不通。现在都没有人会相信，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热闹。试问一下有谁是来干革命的？大家跑来是来看“大明星”白杨，看名人张骏祥他们的。人头涌动，没有人大声说话，但是都往电影局的门口挤。那扇门是木制的，紧紧地关闭着。偶然之间，我听见有人在问：“看见白杨了吗？”“没有，没有。”“哎，谁是彭柏山啊？”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份失落，怎么人们并不认识爸爸。他出事太早了，在五十年代就出事了，那会儿还不像“文革”，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有人在边上解释：“最早的上海宣传部长。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的臭老婆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一九五二年，爸爸从二十四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一九五三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当夏衔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父亲接任夏衍的职务，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二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爸爸最亲密的朋友、战友，当时不在部队，上北京开会去了。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样子。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四十年过去以后，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她还在说：“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他就不会卷进去……”说着说着，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在那里拍打着床沿。“你父亲这个人，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他就是个书生，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我看是他自己不好，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不去，就好了……不去，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走错这一步，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他只是说：“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只有他，是真正为我好。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是我最后的安慰。”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皮司令这样好的人，一个真正的军人，也在“文革”中去世了。
不论他们再说什么，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最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人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入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这是唯一在“文革”后保留下来的爸爸和皮定均叔叔的合影，右一是爸爸，后排中是皮定均叔叔，摄于松江二十四军军部。
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人群早早地散了，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也不在。坐在黑暗中，我问小梅：“你说会出事吗？”“不知道呀。不会吧。”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但是黑暗的黄昏，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恍惚。我们在那里胡说着，猜测着，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
我跑去开灯，晓岑说：“不要开大灯，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
黑暗中，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掩盖着瞳孔开始放大的眼球，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她一路走，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非常不懂事地问道：“妈妈，你会死掉吗？”这时，小梅也在那里哭。妈妈好不容易躺倒在床上，几乎是奄奄一息的人了，她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们。
晓岑很不高兴地对我们说：“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隔壁房间去哭。听了烦人不烦人啊。”
从电影局出来的时候，晓岑试着把妈妈送到淮海医院，但是，医院坚决不接受她这样身份的病人，坚决拒绝给她这样的人治疗。因为她是反革命。我突然想到，我们大楼里住了一个医生，我对妈妈说：“我到四号去，让邝医生来看看你，好吗？”
妈妈无力地点了点头。（写到这里，我只觉得还是要附带地提一下邝医生，虽然我对她并不了解，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说不全。我只知道，她一生没有结婚，是那种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为人客客气气，总是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穿着很讲究，但是又落落大方，显得既朴素又有派头。在我的记忆里，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我好像都没有和她说过什么话。那时候我太小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够得上跟她说话呢。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她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这样的毛孩子说？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气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我跑去敲她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她在门上挂上了链条，开了半扇门，探出半个脸在门后看着我。她不认识我。
我说：“我是楼上21号的，我妈妈被打伤了。你能不能来看看？”说这话的时候，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打”字表达出来，但是，不说是不行的。她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你先上去，我等一会儿上来。”话音刚落，她就迅速地将门合上了。我回家后和妈妈一起在那里等待着邝医生，等了一刻钟，她没有来。我问妈妈：“她会不来吗？”妈妈又一次无力地点了点头，我又开始哭起来。在那个时候，和我们这些人家沾上关系，实在是灾难。晓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候，他也在一边默默地哭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小梅急忙跑去开门，没有想到邝医生来了。她拿了一个小手电筒走了上来，一进门看见妈妈的样子，已经明白了一切。她什么都没有问，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向她解释。晓岑要我给邝医生倒水，但是邝医生没有答理我们，她翻开了妈妈的眼皮，用手电筒在那里照了照，然后说道：“左眼底大面积出血，一定要去医院，要把血止住。不然眼睛会瞎的。”然后，邝医生捧着妈妈的脑袋，轻轻地在那里翻动着，查看着。晓岑告诉邝医生：“妈妈的右手疼。”邝医生又很小心地抬起妈妈的手臂，妈妈痛苦地皱起了眉头，邝医生一点一点在手臂上摸着：“这里最疼，是吗？”妈妈点了点头。邝医生回头跟晓岑说：“右手腕骨折。你们家有木板吗？我先给她固定一下，今晚无论如何要去医院。她明显脑震荡。如果脑子内部还继续出血的话，要出人命的。”木板拿来了，但是妈妈身上穿的棉毛衣已经把打肿的身体紧紧地箍着，脱不下来。邝医生用剪刀剪开了妈妈的衣袖，然后给妈妈的手臂上了夹板。
母亲的手表壳也被打裂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被拉到后台，造反派站在边上看着，一个女的（当我分到上影厂工作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厂长办公室对面的打字间工作，看见她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起管她叫老刘，我不知道就是她）跑了上来，一把揪住妈妈，接着剥掉了妈妈身上的棉衣和毛衣。在冬天，就让她穿着贴身的棉毛裤和棉毛衣站在一群男人的面前。然后举起宽宽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朝她身上抽去。妈妈居然还会跟她争个理，妈妈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可以打人？”老刘大声地说道：“告诉你，我打的是阶级敌人，我这就是阶级报复。”说着，她重新举起皮带，那上面的大铜扣子，直直地朝妈妈的头上砸去，划过脸颊往下落，一下又一下，一直打到妈妈昏了过去。妈妈跟我们说：“她要报复我什么？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工作过。”那时候的人，用现在的逻辑去想，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与其说是在干革命，不如说是在演戏。真真假假之中，谁都说不清，这戏是演给谁看的。
当邝医生给妈妈检查后，晓岑决定将妈妈立刻送到上海译制片厂（妈妈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医务室治疗。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晓岑骑着自行车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起赶到了当时还在梵皇渡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
送进医务室的时候，查婉澄医生还在那里，她将妈妈放在屏风后面，立刻给她打了止血针。我坐在靠门的地方，看见造反派头头戴学庐、吴经纬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医务室很小，只觉得挤得满满的。查医生拉上了白布帘子，将妈妈和他们隔离开来。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团团地围住了查医生，不停地在讲话。
一直到最后，戴学庐不耐烦了，他问查医生：“你的意见是什么？”
查医生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诊断的报告是，至少要给朱微明一个月的卧床休息。”
“文革”前后母亲工作证上的照片。
戴学庐又问道：“这就是你的阶级立场？为一个反革命做的决定？”
查医生回答得很简单：“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医生，我做的是医疗诊断。”
查医生的个子很小，她似乎消失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医务室沉默下来，人头济济，却看不见查医生的身影。医务室里听不见声音。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每一声呼吸似乎都让人听见了喘息和心跳的声音。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大声地叫喊出来，但是我不敢。当戴学庐再一次质问查医生的时候，他的声音竟像一颗炸弹似地炸出了响声。我躲在角落里吓得哭出了声音。没有人理睬我。
戴学庐这样说道：“你敢给她开病假吗？”
查医生说：“我没有权利给她开病假，但是，我会写下我的诊断和医疗建议。”
“什么建议？”
“一个月的卧床休息。如果她继续出血不止，是要造成死亡的。”
戴学庐他们依然站在那里，依然什么都不说，依然咄咄逼人地看着查医生。查医生在众人的逼视下，停顿了一会儿，她开始动作，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声响，都让这小小的医务室充满了战争的气氛。我看着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了巴掌大小的病历卡，我想那是多么恐怖的时刻啊，有多少人能跨越这片沉默，又有多少人敢面对这样的注视？这几乎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为一个反革命说话。查医生低头在写着，那蘸水笔似乎老是漏水，查医生不停地在墨水瓶的瓶口上舔笔。很短的几句诊断，似乎写了很长的时间，任何一次舔笔的停顿，都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查医生终于写下了她原来就打算写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在那么恐怖的瞬间，谁还敢想象，生活中竟还有像邝医生和查医生这些有良心、有人道的医生。母亲得到了抢救，也得到了一个月卧床休息的病假。
母亲活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收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收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两万美元的奖学金。拿着它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母亲说。这时候的她，已经病得很重，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行动困难，常常在疼痛的时候叫喊着：“活着，真是折磨人啊，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没有劝她，但是听她叫喊的时候，有一份犯罪感，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跑到美国去呢？但是，最让我说不出口的是，申请去美国，是我和母亲吵架吵出来的结果。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只留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朋友来看我，还没有来得及敲我家门的时候，只听见我和母亲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地在那里叫喊着。母亲说：“你就是存心要气死我，这样，你就快乐满意了。”这不纯粹是胡说吗？我愤怒地回答她：“是你存心要气死我！”
朋友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气死了你又怎么样？你们家老太太是多好的一个人，有学问，又坚强又正派。这么好的母亲，你跟她吵什么？将来你会后悔的。”
还没有等到将来，在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我就后悔了。
但是，我没有一点恶意，却又无法控制自己，实在是我和母亲的个性差异太大，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太相像，我们都太独立了。两个绝对独立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战争”爆发了。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跟母亲说：“你就不要管我的事情，相信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的。”从小就没有人管我，我在散漫中长大，在肆无忌惮中学会读书。读小学时，母亲常常在农村搞“四清”，放了学，不在外面玩到天黑，我是绝对不回家的。“文革”中，母亲被关起来了，然后，我到江西插队，在那里待了九年。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从江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以后，寒暑假很少回家，我已经不习惯和别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和母亲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的生活有规律，有原则，她非常坚强。而我则是散漫，感情用事，性格脆弱。母亲喜欢早起早睡，而我是白天睡觉，晚上看书，用母亲的话说，到了晚上我就成了“活神仙”。母亲热情帮助任何有求于她的人，别人对我从小的评语就是不合群。总之，除了喜欢读书，我和她什么都是相反的。
当我离开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份思念越来越深。这是我在纽约的中国合美国朋友，我们在一起拍摄照片。摄影机后面手拿拍板的是我。摄于一九九二年
母亲常常感慨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夜里，我又在那里看书了，母亲说：“祖宗啊，把灯关了好吧？”
“以后家里的电费，由我来出就是了。”
“不是电费问题，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母亲突然大声地说道，“你有本事跟我争什么电费，你怎么没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你怎么没有本事，让电影局给你分房子？你这样的局级干部，至少也得有两房一厅。哪里有像我们家的，就住这么一个二十八平米的小间？”
“我住这么一小间就够了。你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我就是没有这个本事，你不能杀了我吧？”
“啊哟，大导演要在我的草屋里住下去，也不要廉耻，就变得谦虚起来了啊。你不是拿了金鸡奖吗？你的片子不是又到国外得奖了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你怎么会没有本事呢？你太客气了。”
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在我们大吵之后，在母亲怪声怪气的冷嘲热讽之后，我们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喜欢我的母亲，她真是一点功名心都没有，她对我拿的那些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她甚至搞不清楚那都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正是她的这一份淡泊，使她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生活以后，依然心态平和地活下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她是心平气和地在这一间小屋里生活着。她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追求。她总是说：“只要有一本好书，什么日子都能对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