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得那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窝赃”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周扬伯伯。”“你是什么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儿。”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我这一辈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你父亲还好吗？”
我说：“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我，我不知道……他……已经……”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我记不得了。”
“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爸把书出版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的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时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破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带小莲去看看。”
我没有太明白“去看看”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吱咯”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江西农村时，赶到湖南老家看望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二伯伯彭象斋。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妈妈病重。我代表妈妈参加了胡风伯伯的追悼会。我搀扶着贾植芳叔叔，和其他“胡风分子”前往八宝山。左四是何满子叔叔。左一是贾植芳叔叔的夫人任敏阿姨。后排左一是罗飞叔叔，后排左三是罗洛叔叔的夫人杨友梅阿姨，右二是曾卓叔叔。
突然，胡风伯伯摇晃起来，那么艰难，像有千百个人在那里推动着他，他努力着要站起来，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后还是跌坐在沙发里。我伸出手，不知该不该去搀扶他一下。刹那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犹豫地紧紧地握着，我却放松下来。我触摸到他宽大的手掌，有力，坚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手上温暖的体温。像父亲一样的一份温暖，那么具体和真切。
“胡风伯伯，您好！”我又大声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他好像对我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那两只眼睛变得木然起来。他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对不起你们，让你们都为我吃苦了。对不起你爸爸……”他的手松开了，眼睛变得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泪水在一点一点涌了上来，他低下头，似乎想缩进那只破沙发里，他显得那么歉疚，充满了罪恶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旧是直挺挺地端坐在那里，但是他还在喃喃低语着，“对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妈妈说……”
我哽咽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多想大声地哭出来啊。仅仅是为了这一份无力的善良，仅仅是为了这一份真诚，还有这一份透明的正直……当我早就把这些品质都忘却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人这么活着？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品质，他被监禁、被关押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漫长。不是嘛，当时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二十三个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开始了。
突然，胡风伯伯变得灵活起来，他一把拉过晓山，小声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你知道后楼梯在哪里吗？”他坚定地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着我。“听见吗？快走！”他急了，几乎要狂叫起来，两眼拧在一起，疯狂地催促着我赶快走，有人要来抓我了。
至今我都记得那间小屋，记得那个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日子，爸爸从厦门回来的时候。屋子是漆黑一团，厚厚的窗帘上落满补丁，爸爸也是那样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爸爸显得那么瘦小，他根本不抬头，只是用他细长、神经质的手指在捻着沙发上的毛边。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也不理睬我。过了一会儿才说：“崽，听话，出去玩。”我没有动，用眼角死死地看着他，他的手还在那里扭动着。黑暗中，他像一张白纸，薄薄地飘在风里。半天，他跟我说：“出去玩，没有什么。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随着他的语言一起消失在那张破沙发里，那纸变形地卷缩起来，沙沙作响。“是我害的……他们把他打成坏分子……他那么老实的人，能干什么坏事啊。一直让他劳动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实了，没怨过我……我对不起他啊……”
多么深的噩梦，我对爸爸、对胡风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对不起。深深地对不起，是太对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们折磨成这样。他们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噩梦了。
妈妈说：“你都想象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县秩堂乡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风运动的狂澜。”
我不敢接话，但是听到这些荒诞到极点的事情，几乎要笑起来。这些不识字的农民怎么批判胡风？他们知道胡风是怎么一个人吗？……但是运动不仅能在精神上压迫人，也能在肉体上消灭人。事情说着说着，就觉得说不下去了。我从来也不是什么看破红尘的人，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爸爸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的雇农，安平知命的庄稼人。结果大伯伯彭开斋却为爸爸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劳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讯的时候，正是三年饥荒时期，大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活活饿死了，至死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斋更是不由分说，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乡长的职务，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尽欺凌和侮辱。即使这样，和胡风伯伯家相比，我们家的这点经历还是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母亲，她把我们拉扯长大。他们家呢，除了公安部现在还来的这些破家具，连一片纸屑都没有残存下来。一九六六年的时候，胡风伯伯从秦城监狱解押出来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劳改地。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了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
晓山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得不错的，无望的不是我们这些人。”
“那还有谁会比我们活得更糟糕的？”
“我们家最近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看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去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再一次出现了精神错乱。”
……
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知是在放爆竹还是下雨。那响声像抽打在墙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么响，听着觉得触目惊心。我多不愿意去回忆这些事情。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妈妈还是在给我写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父亲的小说。我看见了社长韦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稿子，显得那么凌乱，桌面上几乎没有余地能让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个办公室，简单又朴素。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我怏怏地低着头，吓得连问话都忘记了。她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妈妈让我问一问爸爸的小说……，您……您有什么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觉得非常做作，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作会把我的紧张情绪带走，我努力在设计措词之中把握自己。她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我一眼，开始在那里翻阅文件和稿子。
“《战争与人民》，目前我们不会考虑出版。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很严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经托人带话给妈妈了，说是，说是胡风……”
“不是胡风案子……你父亲是叛徒。”
如果说开始我还是那么懦弱的话，很快，我那种肆无忌惮、暴躁的性格就又会流露出来。他妈的，不就是要出本书吗，又来了，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让你们搞死了。怎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些有原则的同志们，还在那里革命着。我说：“爸爸的被捕问题是有结论的，谁说他是叛徒？我们家只知道他的问题出在胡风问题上。”
“最近上海新四军的作家到北京，他们跟我说的。”
他们，他们是谁？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我习惯于漂泊的生活，习惯于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废纸、书籍，任我乱摊乱扔。原以为沾有这样习惯的人，都会是宽容的，容易沟通的人，没有想到韦君宜在原则面前，一点都没有让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样，在黑夜里和母亲一起猜测着，上海哪一个新四军作家那么恨爸爸。妈妈火气也很大，她说，上海不就是几个新四军作家，茹志鹃和吴强吗？茹志鹃这个人正派得很，她不会去干这种事情。那就是吴强，可是像爸爸这样的死老虎，还值得有人去仇恨吗？
我还是想把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写下来。事隔二十年以后，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份荒诞就被我们自己勾勒出来了。我跑去要求出书，可是书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与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可是妈妈哪里管得了这些，顶着大风就去找陈其五叔叔，那时候他的问题平反了，恢复了他上海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和韦君宜是同学。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陈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们家，看望爸爸。妈妈说：“陈部长会为你父亲说话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妈妈预料的那样，听了她的诉说，陈其五叔叔就说：“我马上给韦君宜写信。她会告诉我怎么回事的。”
结果，陈其五叔叔的信还没有寄出去时，宣传部却转来了韦君宜的信，他将原信拿给妈妈看。
信上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只好问问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划成胡风分子之后，有一部小说稿，名叫《战争与人民》，现在我社。按胡风分子现在大部分已解决。彭柏山同志最后所属单位河南农学院据说也表示过他们将努力为彭柏山同志另作结论。这一点似乎并不妨碍他出书。但我社的编辑曾听说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强同志（也是老新四军的）说：‘胡风分子问题即使解决，他还有个历史上的叛徒问题，只怕不好办。’我们莫名其妙，问他的家属，家属说：只见过去结论上写着胡风分子问题。后来厦大及河南农学院说‘维持原结论’，也是胡风问题的原结论，别的不知还有什么。我想，你也是新四军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有无问题，你当会知道。想写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写到机关去。阅后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万勿声张为幸。握手！老同学韦君宜。”
最后的“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上的标记，是原信上存在的。
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家的人，仍然是充满了感激，因为陈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后，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为爸爸说话，为爸爸申辩。
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他能够上北京参加文代会了。在会上他拿着爸爸的小说去找安徽省宣传部长赖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赖少其接过书，说：“我先把它给《清明》杂志，让他们先选择几个章节，先发一部分。”
于是，《战争与人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为人所知了。
我还是要说，还是要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这时候，爸爸的“胡风问题”还没有最后平反。多不容易啊，对韦君宜来说，她同样承受着压力。
书，终于出版了。陈其五叔叔特为写了“后记”。妈妈了却一个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机之类的东西。为了出书，仅仅是为了托人，求人推荐，妈妈手抄了十份——这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来描述了。为了这本书，家里的人都涉及进去了。可是，当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说的那一个词“痛不欲生”，即使说出来了，也无法表达我最终的感觉……
尽管元化叔叔也在为爸爸的书奔走、为他说情。但是他会一点不含糊地跟我说：“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么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这么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去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写嘛。”
“可是你想想，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生活中一点寄托都没有，日日夜夜趴在一个黑洞里整理书，他怎么会不想做一点什么呢，何况他那么热爱写作。”
“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样，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个家。每天，你可以看见张可阿姨。爸爸是面对四堵墙壁，他跟谁说话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不是和谁说说话的事情。那是什么日子啊。”
“真实”对于我们来说，成了对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谈论真实的时候，忘记了真实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后面，用生命换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连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诗都不敢随身保存，他怎么还敢再写下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思想？特别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经历。他甚至都不跟妈妈诉说……什么都说不清楚。我给小钧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明清史专家王春瑜打电话……总之我觉得是一份说不出的窝囊，我总是想找一个人说话，似乎在诉说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释的理由。但是，没有，我始终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维护父亲的作品。深夜，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战争与人民》无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这是他败笔的形象，竟然为了这本书，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要为爸爸解释，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否定他这本书呢……但是还会有谁来听我的诉说，还有谁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的存在？
是的，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但是元化叔叔还是在对我说：“你父亲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候，大家都被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脑子发热的时候，你父亲就跟我说：‘看吧，二十年以后，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运动。’当时有人能这样思考，是很不简单的。我们那时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着。所以，如果你父亲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下来，那就是留给后人多么有价值的一份东西啊。”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你看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经历。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为后代了解历史，不是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你不要和王先生争了……你父亲和他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书，是写坏了……那个年头，谁能写出好东西呢？”
这样说，我还是想起母亲用的词“痛不欲生”。天很热，窗外的垃圾筒飘来一阵一阵腐烂的臭气，屋子也变得臭烘烘的。我似乎闻到是那只大甲虫的尸体气味，卡夫卡送给我们的大甲虫……一个小公务员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为了维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累得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人都要把这只虫子打出门去，他们在那里扑打着，追赶着，终于用一只大苹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苹果陷进了大甲虫的背壳里，一点一点陷了下去，后来苹果开始腐烂，和肉长在一起。直到大甲虫最后死去的时候，它的背上还驮着那一只腐烂的大苹果……
苹果腐烂的过程是迅速的，可是那些煎熬的日子却是缓慢的。不管父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文字和写作，在他的生命里，像是宗教一样神圣，像宗教那样让他不能轻易放弃。他还是偷偷地在那里写作，直到最后，造反派还是从他那里抄到了一些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从河南农学院来了两位落实政策的人，妈妈看见他们的时候，首先问道：“彭柏山最后的稿子在哪里？”
“都被造反派烧掉了。”
……
母亲难受得说不出话，眼泪忍不住就从眼里滚落下来，看着这么坚强的女人都在哭泣，来人努力安慰着母亲说：“你还在乎那几篇小说干吗？我们那里很多人家的黄金抄掉都找不回来了。”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们，这时候眼泪也干了。她几乎是愤怒地叫喊起来：“黄金算什么？彭柏山写的东西，能用黄金计算吗？”
烧毁了。毁于一旦的东西，是父亲付出生命写成的。可是，爸爸为什么要那么执著呢？多不希望那本书是在爸爸背上腐烂的大苹果。可是，他又为什么像大甲虫一样认真？如果能敷衍了事，他就会发现命运的归宿都写在那里了，谁也改变不了它。如果能活下来，他还可以写多少东西啊。但是，他不相信未来，他彻底绝望了。他就是那么认真地活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许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把门关上，独自坐在黑暗之中。
拿出《战争与人民》，我想把它重新看一遍。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写上几个字，就算是交代了。打开书的扉页的时候，我看见爸爸的照片，想起了元化叔叔对书的评价。他说：“你爸爸的《战争与人民》是一个败笔，一点意思都没有，写它干什么。”我虽然嘴上没有和他有太多的争辩，但是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痛心。他毕竟是爸爸最好的朋友，是最早在那里阅读初稿的人。我挪动了椅子，让自己坐到阳光里。那样去读书的话，也许会感觉好一点。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重新看这本书，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沉重，确实爸爸的文字跟他早年的短篇小说，特别无法和《皮背心》、《崖边》那样的作品比较，真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怎么变得那么幼稚？什么“依靠组织”、“整个中华人民的心都激动起来”等等，这些空泛的措词，不断地出现在文章里。
我甚至都想哭，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越写越幼稚了？但是大姐小钧跟我说：“当初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真是节约啊，他把用过的稿纸给我，让我在反面打草稿。那时候，我读书一点都不用功，题目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翻过纸头就在那里看起小说来。我越看越感动，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最后这个人做了叛徒，我难过极了，我去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变成叛徒了呢？爸爸说：‘我就是想写那种复杂的人性。你根本不能想象，被抓去以后，那种刑罚有多残酷。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忍受得了的。’后来，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一稿交给周扬的，他们把稿子退回来了，说爸爸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后来，你知道的，为了发表，书里那些人物和那些好的细节，都被爸爸自己删掉了。”
尽管王春瑜说，那时候有谁写得出好东西？这也不足以安慰我。因为最后留给后人的终究是这样一个作品。也许真该像元化叔叔说的那样，这样的东西，还不如不写。把他的形象都损坏了……我停下来阅读，给海诺德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多希望有一份谅解，多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一份心酸。
晚上，打开电脑的时候，看见回信已经在那里了。海诺德说：“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时候，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你爸爸怎么会有自由的思想？谁还敢思想？在任何专制的统治下，没有人敢面对自己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想写的话，为什么不写呢？能写出来，就是一个胜利。我们美国人的座右铭：活着的全部秘诀，就是去行动。”
我不知道他说对了没有，看了他的邮件，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似乎找到了一种借口，于是重读小说时，居然渐渐地读进去了。还是有很多概念的措词、描写，但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份心态，在字里行间，那一份坦然和安宁的心态。爸爸整个的文字是恬静的。也许，这本书本身将会有多么伟大，对他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从句子到句子之间，我读到了他的这份认识。他只是把《战争与人民》作为一个信念，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一个为自己活着的借口和理由在写，他写得非常投入，而且是真诚的。看到后面，人物也变得复杂了，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身份和背景，书里的人物有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甚至是被打动了，整个结构是严谨的，结局非常利落。看完以后，有一份说不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现在是不会再有人去看这样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类的小说里，爸爸的东西确实写得是可以读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那样干干净净，有章法。还是因为，写的是他真心相信过的事情。）于是，忍不住我又给梅志阿姨打电话，给梅志阿姨写信。后来梅志阿姨在电话里跟我说：“元化没有那样的经历，你应该知道，他很难体验到你父亲对解放区，对自己为解放战争所付出的这一份感情。”
现在想来，元化叔叔的这一份批评，包含着太多的理想愿望。他是在今天说这个话，他没有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命运犹如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他们待在那里，从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从一个失望转换为另一个失望，他们无法挣脱。他们，正在走向从未见过的尽头，他们自己命运的尽头。
命运的尽头
一九九六年二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腻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当我把这张照片寄回家的时候，妈妈说，她看着那一顶怪里怪气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着笑着，她却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永远也说不清的心酸合她为我所感到的骄傲……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我纽约大学MFA的毕业证书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纸做成的，拿到它的时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经得起挤压的硬纸板做的圆筒子里。我想告诉母亲，这是我们电影制作中最高的学位，就等于其他学业里的博士学位。即使将来我在美国找不到钱拍戏，可是我凭着它，是可以在美国任何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的。我不仅想让母亲放心，我同样想让她为我骄傲。我想好了，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要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波。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妈妈听说陈国栋书记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许进门前，她还在给自己打气，她不知道当年的好朋友现在会以什么样的脸色对待她，但是不能管那么多了，为了父亲的平反，妈妈把自尊心放到最后，最下面。她需要他们的签字、批示。当她踏进东湖宾馆，陈书记临时的居住处的时候，陈书记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是不请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说了，到上海第一个要探望的就是你。”这一份亲切不只是让母亲感动，在经历了那么久冷漠的岁月以后，这人间的真情，让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哭泣，但是她克制着。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关于父亲的平反。当陈书记听完母亲的请求，要求在上海为父亲举行追悼会时，他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话：“那是一定的，我还在上海呢！”这以后，妈妈总是对我们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母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了爸爸的追悼会。右三为陈国栋书记。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农伯伯，右二钟民书记。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把信上缴给宣传部以后，也不敢去索回；但我还是很想让胡风来参加你父亲的追悼会，他们实在是那么好的朋友啊。可是“专案组”领导舒文说：“‘胡风事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还未表态，不能让他来。”我哑口无言。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 柏 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一九八○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分。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了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的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追悼会上，陈国栋叔叔和妈妈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叔叔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那时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里帮助我们。记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独自留在北京电影学院空落落的宿舍里，凑着冬日寒冷的阳光在那里读书，我似乎喜欢自己的恶习，老想逃离人群，逃避所有的节日，那些欢乐对于我不光是陌生的，总觉得是虚假的。我不相信什么快乐，什么幸福。我想去寻找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东西，也许这样做，是出于我愚蠢的自信，也许是出自于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会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陆定一伯伯的夫人严慰冰阿姨给我打电话来了，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那时候，他们夫妇俩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回来不久，在监禁了十年之后，我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邀请。但是，我不会有什么冲动和感激，想到见面我就会和“秦城监狱”联系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历史的记忆同样是不温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