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冷，从朱莘庄赶到东单东总部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站在客厅的过道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满满的图书迷惑住了，那简直像是一个图书仓库，黑压压的一堆，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人都很难从那里跨越过去。我蹲了下来，开始翻书。一口气，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正往下翻的时候，严阿姨走出来了。对我这个不懂规矩的孩子，竟然一点都不生气。她说：“不要翻了，我给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书！”
妈妈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为妈妈，右四为元化叔叔，后排左三为在曹杨中学教书的舅舅朱祖铭。我在外地拍戏，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已不在乎这些事情。
上一代人说好看的书，你会相信吗？我假惺惺地笑着，接过她交给我的书。突然，我发现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个时代的侧影》。整整三十年了，黄黄的纸页变得脆了，扉页上保留着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钢笔小字，“陆定一部长指正”。严阿姨接着又对我说：“小鬼，好好看看这本书。给你妈妈寄去，待以后再版的时候，再送给我们一本吧。”
我愣住了，妈妈多少次在那里伤心着，说这本书早已绝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把什么都毁了，这书，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辞，也不知道怎么对陆定一伯伯和严阿姨表达内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着书，把自己和书都贴满了邮票，一块邮寄回上海，再给母亲一个惊喜。严阿姨是多么心细的人。她说，这些书是前一个星期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都还没有时间整理呢，但是她看见我父亲的小说了，所以立刻把我叫来。吃完年夜饭，我捧着书重新坐长途车回学校了。挨着不太热的暖气片，一夜把书看完，当我看见天蒙蒙发亮的时候，一点睡意都没有，真想找个人说说，这是父亲早年的作品，写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让我重新闻到父亲身上的气息。可是找谁去说呢？谁又能理解我想说的？来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书，又搭上长途车进城了，我用挂号把书寄给了母亲。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风伯伯的推荐下，书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里重新再版。钱君陶先生给爸爸的书做了封面设计，韩和平先生为书画了插图。那时候出版一本书的数位是吓人的，一开印就是两万五千本。
一九八○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亲自为爸爸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结局。
父亲的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干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我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解甲归田”对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离休之后，她开始整理父亲的作品，很快又上北京去探望父亲的老朋友们。就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妈妈在北医三院探望了胡风伯伯。回来以后，她痛苦地跟我说：“太恐怖，太恐怖了！他们把胡先生用这么粗的绳子绑在病床上，说他是狂躁型精神病，要打人的，所以就绑起来治疗。怎么可以这样，他是病人啊，怎么能绑起来啊，他的病不是要更加严重了吗？”
回到上海以后，妈妈常和梅志阿姨通信，商量给胡风伯伯治病的问题。这时，妈妈想起当初王元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发病的，是上海的周玉常医生给他治疗，是否让胡伯伯到上海来治疗呢？梅志阿姨觉得母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她们商量该怎么办，当她们有了最后的决定，就开始两头并进。梅志阿姨在北京向文化部打了报告，希望得到上面的认可，让胡风伯伯去上海治疗；妈妈重新拄着她的拐杖，瘸着腿奔走着。她再一次去找陈国栋书记，希望他能出来说话，这样上海市政府就可以给予直接的帮助。陈书记立刻答应了妈妈的要求，让宣传部具体安排处理。当时，王元化正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他也着手安排下去。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又去找了她的老战友，上海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辛人，让他给胡风先生具体地落实医生、医院和治疗条件。胡辛人书记立刻找到了周玉常医生，并嘱咐了上海龙华精神病总院准备好专家班子，等病人一到就进行会诊，然后由周医生主持治疗。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从北京飞来的班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妈妈和市委方面派来的人，一起在那里等候着胡风先生和梅志阿姨，以及他的女儿晓风。胡风伯伯还是病得很重，但是有梅志阿姨在身边，情况总会好一点。
晚上从医院回家，妈妈满意地跟我们说：“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医院给胡先生安排了一个单间，房间很大，胡风伯伯可以在里面散步；有沙发，也可以在里面会客，同时还在那里专门放了一台电视机，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更晚些时候，梅志阿姨从医院回来了，她在我们家住下，晓风陪伴着父亲在医院过了第一个夜晚。以后，白天就由梅志阿姨和晓风轮流在那里陪伴，夜里则由一位有经验的老护士在那里陪住。他们解开了胡风伯伯身上捆绑的绳子，周医生经常和胡风伯伯谈心，探讨幻听幻觉的问题，让他老人家完全放松下来；同时改用日本的进口特效药，那样副作用就大大减少了。渐渐地，胡风伯伯不再觉得有人要来抓他、追捕他。人，渐渐地平静下来，慢慢又拿出了自己的诗稿开始整理。终于有一天，他可以跨出第一步，到花园里去走动了……当病情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些“胡风分子”们在监禁、别离了二十五年之后，又陆陆续续从其他的城市赶来，看望他们敬爱的胡先生……
胡风伯伯从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中活着出来了。但是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这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精神病房里与孙子的合影。他看见小孙子的时候，情绪就好多了。他特地将此照寄给了妈妈。
妈妈，继续带着对父亲的感情在那里奔走，她整理着梅志阿姨交给她的信件，那些从公安部退回来的父亲写给胡风伯伯的书信时，感慨地跟我们说：“我没有想到，你父亲跟胡风先生有这么密切的往来；更没有想到，他们的感情有这么深。现在，他要是知道胡先生被摧残成这样，他是承受不了的。”用我们的话说，母亲是在为父亲还债，或许是在为父亲还愿。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身体里不会再有音乐，他灵魂里也没有了文学，他更无法使生活像舞蹈那样重新起舞，整个的生命在胡风伯伯之前就消失了，他带着对胡先生的感情，死在天涯海角，死在鸦雀无声的真理之中。我多想问他，是否真理在死亡和谎言面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没有回答我，我重新在困惑中，在混乱的思维中昏昏睡去；但是睡着又是谈何容易，一旦当你开始怀疑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受到过一些惊吓之后，在睡梦中你依然在那里质疑自己的人生。
永远的缺憾
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当我把《他们的岁月》赠送给梅志阿姨的时候，她都没有对我讲述过一件事情，没有！当二○○○年，我们请她为母亲的书《往事札记》写序言的时候，她正在生病，可是梅志阿姨却一口答应了。她只说，“给我一点点时间，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就会动笔写的”。实际上，稿子很快寄来了。文字还是像梅志阿姨的人那样清新、真诚。一开头写的是五○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从松江的二十四军军部，特为跑去上海市区里看望梅志阿姨，当那个美丽的梅志阿姨打开门的时候，只见母亲穿着军装，对着她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真是一个意外，于是她俩快乐得在那里大笑起来。一个活活泼泼的母亲雀跃在纸面上，那时候，她们都只有三十多岁，年轻啊。可是梅志阿姨还是不满意，她说，年纪大了，脑力不济，否则会写得更好。
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八一年夏天梅志阿姨在上海照顾胡风伯伯的时候，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最后是和母亲以吵架的形式离开的。这个事情，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那时候我在北京读书，而梅志阿姨更是闭口不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看见她的时候，还是不断地对我说，你母亲多不容易啊，最近身体好一点了吗？而母亲，挂在嘴上的，也老是那么一句话：没有梅志阿姨，胡风伯伯就不可能在监狱里活下来。梅志阿姨硬是陪着胡风伯伯把牢底坐穿了。
我们很难想象，她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十几年以后，大姐小钧从元化叔叔那里听说，她们俩争执得很厉害，最后梅志阿姨以搬离我们家向母亲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子女在私底下议论着，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而且每次还都会是她认为的一些“原则”把事情搞砸。只是，梅志阿姨的修养永远是那么好，她的沉默让我们对她充满着歉疚。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又是什么重大的“原则”需要坚持的？我们一直不知道。特别是梅志阿姨那么好的脾气，那么宽的心胸，她一般都是不会生气的。她们是怎么争吵的？想来那会是很严重的，于是这份缺憾像一块伤疤，贴在手臂的表层，看着就觉得窝囊。我打开窗户，对着阳光灿烂的世界，深深地叹了口气，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些喜欢直接表述自己想法的个性，又总是会以最简单的方式把简单的事情弄成复杂的？窗外，阳光金灿灿的，像针一样直刺我的眼睛，灼热又疼痛，多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帮助，能像阳光的另一面去温暖我们？等我稍微适应了外界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屋子里的东西，黑乎乎的，在你的周围是模糊的一团，体温同样是黑暗的。似乎，我们只有生活在黑暗中，只有掩饰很多的情绪和真相，生活才会因为复杂而变成简单的？那个简单是否又太虚假了？
二○○三年十一月，我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我的影片《假装没感觉》。去之前我找到了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的近藤龙哉教授。他从一九七○年开始就在那里研究胡风先生，一九八○年第一次到中国寻找与胡风相关的文献。一踏进他放满书籍的办公室小门，他就拿出了八七年的一份《收获》杂志，上面刊登着我的中篇小说《在我的背上……》，那是我第一次写到父亲和胡风伯伯的故事，我惊讶极了，他怎么什么都有？很快，他又拿出一张泛黄的、纸头被裁了一半的便条，问我：“这是八一年，我见到你妈妈的时候，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妈妈写的字？”我拿着字条愣住了，母亲那既秀气又有力的钢笔字，是谁都写不出来的。字条上写着上海文化局在巨鹿路的地址，写着上海外事办工作成员的人名。我浑身发冷，我几乎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近藤听说我要去见他，显然是考虑了很多，也准备了很久。
近藤龙哉教授一九八一年在胡风书桌前留影纪念。
当近藤教授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激进的年轻人，都对左翼运动充满了憧憬。他说：“在日本，几乎是无条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很多日本人坚信不移。”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权威性的《中日词典》，熟练、准确地翻到一页，有个词条叫“胡风主义”，上面解释为：“表面看上去是马列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个不能解释清楚，又让近藤困惑的词条开始，近藤教授开始了他一辈子的胡风先生的学术研究，他找到胡风先生在东京的居住和学习过的所有地方，了解到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后来，近藤甚至在东京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胡风当年被捕的文案记录，他还带着我，沿着警察追捕胡风先生的路线，走了一圈。同时指给我看，那些胡风和他的左翼友人们活动、交流的场所。在一片完全改观的建筑前，他讲述着，当初胡风先生是怎样教授汉语、怎样在东京半工半读的。“当时胡风和他的日本朋友泉充一起住在这里，应该就在这一带。胡风在这里用的是什么汉语教材呢？工人、农民、劳动者写的短文，在杂志上发表后，胡风就是用这些文章作为教材，教汉语的。当时，这里不叫本乡而叫金助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仅仅留下一块牌子。”后来，胡风被日本警察局驱逐出境，他和聂绀弩、周颖夫妇，一起登上回国的火车，在火车启动的时候，他们一起高喊着口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实际上，让近藤教授最伤心的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胡风先生，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外国人，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他找到了胡风先生的踪迹，他正在上海治病，他在胡风小儿子晓山那里拿到了我们家的地址，一路兴奋地赶到上海，可是母亲把他拦在家门外面，没有把他带到医院，没有让他见胡风先生，连梅志阿姨都没有让他见到。母亲要他先去见“组织”，近藤跟我说：“我拿着你母亲的字条，主动去报到，到那个文化局。”这里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那个文化局”断然不让他见胡风先生。他惋惜地说，“我和胡风先生交臂而过，后来再去中国的时候，胡风先生去世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胡风先生……”
已经不用任何解释，已经不用多问，我已经全部明白了。明白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明白了母亲的惊恐。这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不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胡风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意味着，他会让胡风先生变成里通外国的“汉奸”，也会给我们家带来“勾结”和“私下活动与外国特务来往”的罪名。八一年，今天人们都会说八十年代是最有生气、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记忆总是发生错误。看着母亲写给近藤的字条，我才终于认识到，那个时代还是窒息的，让人充满了恐怖和惧怕。母亲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
近藤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绪，但是他还是补充地说道：“我就在胡风先生身边，我走到他身边了，我却没有看见他。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近藤的惋惜里面，有很多无奈，也还是包含了他对母亲的不满，虽然他是原谅了母亲。我多为母亲抱不平啊，她为什么要有这些善良的“原则”呢？晓山，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医院的地址直接交给近藤，为什么让他来找我母亲呢？为什么这个决定让母亲来选择呢？最后还是我们家孩子对母亲的判断：“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那么多人都被伤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她坚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亲不断地劝告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断告诉她，自己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因为梅志阿姨是在劳改农场，在监狱里度过的，她不知道这些群众运动的可怕！现在首当其冲的是给胡风先生治病，什么研究，什么日本人，什么外国专家，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她在乎，在乎这个研究胡风先生的日本学者，她在乎胡风先生的理论、学术和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将胡风走过的路记录下来，让历史为他平反。
近藤龙哉教授一九九一年在鲁迅像前。
梅志阿姨，不是那种要虚荣的人，但是在胡风先生的问题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则。她根本不搭理母亲的那套“经验”，她坐牢都不害怕，她还怕你什么政治运动？她瞒着母亲赶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锦江饭店，母亲越来越愤怒，终于和梅志阿姨争吵起来，以至于两个人都翻了脸。
我问近藤：“你见到梅志阿姨了吗？”
近藤回答说：“没有！太可惜了，她是从晓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的，当她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因为见不到胡风先生，住宿是那么贵，我觉得留在上海没有意思。”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灼热把我们烤焦了！
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会理解这种恐惧，就连我都会感觉母亲在小题大做。但是，认真地回想起来，就明白了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在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还不允许胡风先生的花圈放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你怎么可能指望一年以后，整个环境会允许他去见一个日本人？外事活动不通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要母亲来做呢？她伤害了那么多人，难道她自己没有被伤害？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不能够解决时，留给下一代的，就是要我们埋单。多不公平，多让人心碎。
终于结束了
终于退休了。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 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一九九一年美国朋友丽萨来上海探望我母亲，为她拍了照片带给当时在美国的我。那时候母亲因为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吃药以后影响了心脏，嘴唇已经全黑了。她不能站立，坐在沙发上拍完此照。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祥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驼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源园度猿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我一九九六年离开美国回上海之前，在纽约的留影纪念。这个我生活了七年的城市，每每回忆起来都充满了怀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玛格丽特来看望妈妈。为我们和妈妈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左一为我的小姐姐小梅，右一为照顾妈妈的老阿姨。右二是我。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抢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母亲被抢救回来以后，连话都说不出。但是当她看见第四代，小钧的外孙女王雨涵的时候，人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年轻的生命。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扎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互联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十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当哐当”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妈妈去世。梅志阿姨发来的唁电。“惊闻微明老友仙逝，十分哀痛，她得和蔼笑容和坚强性格，我将永难忘怀。愿她的灵魂安息。”
王一平叔叔参加了妈妈的追悼会，他对我说：“像你妈妈一样坚强起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刹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1998年8月16日 一稿于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于纽约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于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于圣地亚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于上海
增订本后记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增订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吗，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五○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一百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