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却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间小屋。
我终于跟母亲说：“我要到纽约读书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母亲看着我，说：“好好去，不要挂念我。我老了，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你有机会出去读书，见世面，这都是我和你父亲渴望了一辈子的事情。你能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都会笑出声音来的。”
“妈，我去了以后，等你身体好一点，就接你出去玩玩。”
“不要想这些事，这都是花钱的事情。不要把精力用在挣钱上。你年纪也不轻了，读书不容易，好好读书是最重要的，不然跑那么老远为了什么？我和你父亲，一辈子就是喜欢读书。多好的机会，要珍惜。去吧，到了那里，就把这里的一切都忘记了……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这是在我离开家最后的时刻，母亲跟我说的话。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到纽约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常常坐在窗户前，看着嘈杂的街道，脑子里一片空白。喇叭声、警车的呼叫声有增无减，响亮而且刺耳。甚至连交通的红绿灯都让人看了感到一份焦灼。
心里的那份情绪，那份思念，一直放不下去。老是想到母亲说的话，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在中国经历的一切。一直到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海诺德，我终于可以向一个人，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叙说我的这份牵挂，这份记忆犹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妈妈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怎么可能呢？当我离开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深，所有的记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海诺德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德国人后裔，他听我的故事，就开始跟二次大战中的德国作比较，他似乎比一般的美国人更能够理解我们当时的情景。他说：“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亲人，你的邻居就把你出卖了。”但是到后来，当他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他开始迷糊起来，他说他开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二战是希特勒要杀人，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他是在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仇恨和矛盾，他要建立日耳曼民族。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呢？”
也许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已经麻木了。当海诺德向我提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真的，让我好好再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父亲出事了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长大的一代，对恐惧是一无所知的。
但我们不是……
从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一点一点渗透进爸爸妈妈的生活里，渗透进他们的朋友中间，最后渗透进我们的亲属中。中国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点都不错，我父母的朋友没有一个逃过这些劫难。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弄里。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对马路。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有一天，妈妈抱着一岁多的我在弄堂里走。突然，看见了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她跟妈妈说：“微明同志，你怎么又生了这么个漂亮女儿啊。”妈妈说：“你抱去吧，我送给你了。”董慧吃惊地说：“你当真吗？”妈妈突然不说话了，她没有想到董慧那么认真。过了几天，董慧又打电话来问了。妈妈说，让她把这件事情和爸爸商量一下。爸爸听了以后直叹气，然后说：“给老潘家养，一定会养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这之后，爸爸没有再说什么。妈妈认为爸爸是默许了，就跟董慧说：“柏山同意了。你看什么时候，来领孩子吧。反正我们家孩子也多。”
一个月后，董慧才到我们家来，她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满了给我买的新衣服。董慧跟妈妈说：“孩子，我们不带回去了。老潘最近很忙，在写一些东西，这事等一些日子再说吧。”妈妈后来跟我们说，其实爸爸在市委里面，已经有感觉了，上面在查老潘历史上的事情。爸爸的嘴很紧，什么都没有向妈妈透露，但是讲到老潘的时候，他忍不住在那里叹气。妈妈坚决不肯收董慧买给我的新衣服，那么贵又那么多。但是董慧是那种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有教养又客气，到最后别人总是无法拒绝她的那一份真情。
晓岑说，那时候的人，像爸爸那样的人，真的不势利。他记得有一次，他和爸爸坐了小车出去，刚到复兴西路口的时候，看见潘汉年的背影，一个人在街上靠着大墙踌躇地走着。爸爸赶紧让司机停车，招呼他上车。爸爸说：“老潘，平时那么讲究的一个人，现在都变了。”爸爸要带潘汉年一起回家。老潘不肯，爸爸坚决要他上车。在车子上，潘汉年什么都没有说，爸爸也没有问他。就在下车的时候，爸爸握着他的手，千言万语，只说出一句话：“老潘，多保重啊！”潘汉年紧紧地抓着爸爸的手，同样说了一句：“你也多保重了。”
潘汉年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一片真情，而没有其他的含义。爸爸也不会意识到这句话还会有更多的话外音。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紧接着灾难就降临到父亲头上了。
更早一些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公开出版，当时谁都不知道书里说了些什么。元化叔叔只认为，跟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会摇着头跟我说：“我比你爸爸年轻十岁，这些事情我都比他幼稚得多。”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爸爸的朋友，包括妈妈都喜欢说：“你父亲书生气十足。”
可我从爸爸朋友的谈吐和回忆中，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在政治上一点都没有书生气，一点都不天真，他的悲剧甚至在于，他太明白了。他的灾难也在于，他善良，正直。他不愿意在权力和名利场上，用出卖朋友来保持自己的位置，他不愿意玷污自己的灵魂求得生存，他也不愿意为了政治权力，弄脏自己的双手。那他怎么可能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
“是啊，绝对不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一套。”元化叔叔是这样跟我说的。
记得还是一九五二年，胡风伯伯一家还住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家离开我们武康路的家不远。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三十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请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摄于一九三九年十月皖南新四军军政治部。左为黄源伯伯，右为聂绀弩伯伯，中为父亲。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四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还在说爸爸书生气十足。是她习惯于用这样的词语来解释表面的现象，还是妈妈要回避最真实的内涵？没有，爸爸一点都不幼稚，他从来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认识得比谁都深刻。如果说，爸爸跟聂绀弩伯伯说了那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说。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那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以及一九四九年爸爸在报上看到了胡风回到北平的消息以后，和他重新开始通的信。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即使是这样，对于运动的残酷，任何人都是缺乏想象力的，因为这是解放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政治运动。爸爸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到反革命的行列中去。他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实际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的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现在从公安部里，拿到的只有爸爸写给胡风的信了，短短的几行，依然能看见父亲对胡风的感情。
胡风伯伯和他的夫人梅志阿姨。摄于一九三四年。
“从报上知道你已回到了北平，极为欣慰。的确，人在战斗中，是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在战后还能获得时间给同志写信，那心情实在是一种新的感觉……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前线生活，像我这样常年在火线上来去的人，既未死，也没有带过花，能够活下来，那是一个意外……”
爸爸把胡风伯伯写的信拿了出来，一封一封重新再看了一遍。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搁了一个脸盆，将它们慢慢地点燃了。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烧着，他什么话都没有跟妈妈说。那六十多封信被点燃了，火苗爬过纸张，缩卷起来，白纸变成了黑色的，最后化成一片惨白的灰烬。这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在向共同命运了大半辈子的朋友诀别。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一九五五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回北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妈妈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蹋着鞋皮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门：“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妈妈一看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突然，想到了一块金子。
一听见这个细节，我忍不住问道：“妈妈，我们家怎么会有金子的？”
“唉，这就是你父亲，人太好了……连你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家是吃供给金的，上哪里去搞来这个金子？如果警察发现了，你父亲不就又多出一条罪状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父亲的老师，彭馥渠老师的女婿藏在我们家的。他女婿被划成地主，从湖南逃了出来。不就成逃亡地主了吗？是你父亲救了他。”
“爸爸为什么要救一个逃亡地主？”
“他有什么土地，算什么地主啊？”
“爸爸不怕被杀头？”
“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你父亲……”
反正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的人，却静得出奇。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跟自己说：“不要慌，也不能慌。”她深深地在呼吸着，然后她觉得平静一点的时候，走向一个显然是领头的警察，她站在那里跟他说：“给我点时间，让我把床铺整理一下。”警察答应了。
母亲赶快关上卧室的门，打开自己的小皮箱，她很清楚那根小金条放在哪里，她连皮箱的盖子都没有打开，只是把手伸了进去，迅速地摸到了那根七钱重的小金条，紧紧地将它捏在手里。然后，她回过身捋了捋床单和被子，让它们显得稍微整齐一点。她再一次吸了口气，打开了卧室的门，跟警察说：“你们可以进来了。”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的形象……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也在慢慢地理解母亲，对她更增加了一份敬重。她的一生，因为父亲的问题，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但是她把这一切都吞咽下去，甚至没有对我们流露出对父亲的怨气。无论自己已经被折磨成什么形象，她却努力为我们保留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父亲的形象。
她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绕过客厅，绕过卧室，从过道里穿过厕所，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一进保姆的屋子，她立刻将门关上。同时，她把老保姆拉到一边，拉住她的手，把那根小金条死死地压在老保姆的手心里。
妈妈关照她说：“这是我母亲存在我这里为她买棺材的金子，我不能把母亲的棺材钱弄掉了。你为我暂时保管一下。”
保姆点了点头，握紧了拳头，接下了那根小金条。
孩子们都挤在保姆的房间里。妈妈说，我那时候才不到两岁，一点点大，什么都不懂。放到保姆床上的时候，就睡着了。但是，哥哥姐姐已经是大孩子了，他们吓得什么都不敢问，也不敢说，紧张地倾听着。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现在，大家都知道，胡风信件在“胡风事件”中占了绝对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用这些书信来判刑、判罪的。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主动交出的与胡风的通信，成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还有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在编者按语里，特别强调地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地揭发胡风的材料。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编者按语是毛泽东写的。运动终于从这些信件中打开了“缺口”。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梅志阿姨在《胡风传》上还提到这些事情。她说：“想不到舒芜竟会这样报复，像这样地把来信断章摘句，加上歪曲原意的注释和结论，不但将罪责全盘推给了胡风，而且可以挑起群众的愤怒与批判。因此按语严厉地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雷霆万钧之势，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保姆坐在自己的床沿边上，慢慢地纳鞋底，她把那根小金条纳进了鞋底里面。没有人发现这些“佐证”。于是，在一场大灾难中，爸爸避免了一点小灾难。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
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父亲被捕了，它再一次“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把自己的内线安插到党内来了”。就在父亲被抓走以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又升级了，它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暮春。
父亲的童年
我一直渴望追寻我的父亲，曾经有过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我都怀疑我真的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对于我来说，爸爸是陌生的。只有当我看见他把我抱在怀里的照片时，我才敢确定，我确实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用手抚摸着那张平滑的相纸，纸是冰冷冰冷的。我努力感觉着相纸上的父亲。我朝父亲走去，努力回忆和感受我曾经和他度过的每一分钟。他更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梦，我无数次地穿越过这个梦境，但是依然把握不住对他的记忆和认识。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跟他说话，他直直地看着我。他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话。我朝他走去，他依然是一动不动，我竟然穿越过他的身体，他没有回避我，还是在那里站立着。我回头看着，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我紧紧地抓住他，他消失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我又回到我的白日梦里，重新开始追寻他的轨迹。
一次又一次，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父亲的感觉。
于是，这个梦变得更加深沉，更加黑暗。但是当我沉浸在梦中的时候，在冥冥之中我希望父亲会听见我在和他对话。我常常想，是不是因为父亲走得太早了，我将是他生命的重复？这时候，我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知道父亲的过去。
这是我和父亲唯一的合影，拍照不久，父亲就被捕了。
一九一○年春天，父亲出生在湖南茶陵县山区的一个雇农家庭。
父亲出生的时候，奶奶家没有识字的人，家里穷得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更不要说，还会有什么纸上能写字的东西。家里人都是看着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日子的。所以，谁都说不出父亲出生的准确日子。奶奶只记得，父亲出生的时候，我大伯伯（爸爸的大哥彭开斋）到地里拔秧苗去了，爷爷去地主家插秧。正赶在农忙的季节里，所以爷爷和大伯都是住在那里的。爸爸出生的时候，只有产婆和邻居在奶奶身边。那时候，正是春季种早稻的日子，大家都忙得厉害。根据仅有的记忆，家里人说，爸爸是生在阴历的三月初，也就是阳历四月，具体哪一天就说不出来了。
爸爸出生的第二年，大清帝国灭亡。家里没有来得及给爸爸梳上小辫子。爸爸的头发又黄又软，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于是奶奶给父亲剃了个光头。希望他长大的时候，头发可以长得硬一点多一些。
家里实在是穷得难以描述，我爷爷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似乎这是彭家的命运，爸爸说，他奶奶也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了瞎子。爸爸五六岁的时候，他的奶奶总是让爸爸拉着她的手在打谷场上走走。
遇上月中的时候，她会问爸爸：“月亮已经圆了吧？”
每一次爸爸都惊奇地问他的奶奶：“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的奶奶就笑了：“这日子过了多少，自己还不知道？再试试，闻都能闻出季节来。”然后，他的奶奶就要求爸爸描绘出月亮的样子，是很亮很亮呢？还是黯淡的。有一次中秋的时候，爸爸说：“月亮有点模糊，好像月亮周围有一圈淡淡的云，但是云在移动，云一过去，月亮又变得很亮很亮了。就是月亮周围的那圈云一直不动，把月亮给包住了。”
他的奶奶抬头仰望着天空，虽然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脸的惆怅。她把爸爸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半天才说：“快跟你爸爸去说，家里要存一点吃的，今年的年成不好，要淹水啦！”
糟糕的是，他奶奶说的话应验了。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收下来的湿稻子被抢着挑到仓库里，都没有时间拿出来晒一晒。整整下了一个秋收的季节。雨，几乎没有停过。湿湿的稻子堆在一起，一会儿里面就发热，发霉了，有的在仓库里发了芽，还有一些就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烂掉了。
冬天的时候，把剩在地里的稻秆割下来喂牛，连牛都不肯吃。家里的生活靠的是我爸爸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维持下来的。她长年给人家做针线活，空下来的时候和我爷爷一起去地主家打短工。好在家里孩子不多，只有三个儿子，爸爸排行老三，最小一个。所以遇上饥荒，还能对付，家里没有死人。
爸爸的村子叫“彭家祠”，一村人都姓彭。但也叫“九甲村”。过去录取进士，前三名按次序排名是：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九字是数字之最，于是取名“九甲村”，是村里人寄希望于他们的后辈，能够多出点读书人。村子实在是太穷了，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在帮地主打工，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村子小，底子薄，大家做事做人都很小心。尽量不要招惹什么是非出来。可是，命运就是那么不公平，你越是小心，倒霉的事越是会找上门。
隔壁村子的人经常欺负“彭家祠”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会儿说，“彭家祠”的猪跑到隔壁村里吃食了。一会儿又说，看见“九甲村”的人上隔壁山上拾柴火了。只要一吵架，旁村的人就会叫喊着“打官司去！”当地也把这叫成“打人命”。
村里人最怕的莫过这“打人命”了，谁去写状子啊，打到最后，是有理也说不清楚。“九甲村”的人几乎没有赢过任何官司。到宣判的那天早上，隔壁村里的人，早早就把自己家的锄头、刀、斧子和绳子准备好了，在“九甲村”外边等着，待判决一下达，就有人先从镇子上跑回来报信。
刹那间，隔壁村子的人就冲进了“九甲村”，把鸡给抓起来串在一根绳子上，又把猪拖出棚子。“九甲村”的人也不答应，看见那拖猪的往外跑，他们就拉住猪尾巴，使劲往回拽。猪在那里发出凄惨的叫喊。隔壁村子的人，等的就是你们出来吵架。这时候，他们把准备好的棍子就朝“九甲村”的人头上打去。“九甲村”虽穷，但是男人都很抱团，他们一看自己村里的人被人打了，立刻都出动了。这时，大家都打得头破血流，村里的东西最后还是被抢得精光。
“九甲村”总是输，因为他们的村子小，人又少，还不识字。
爸爸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总是长长地叹着气。在他的自传里，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爸爸说，那些去他们村里又打又抢的，都是一些贫下中农……不说了，爸爸不喜欢我们这么直直地，简单地说这些往事。人穷……不容易啊。
爸爸六岁的一天，“九甲村”的人都挤在村后的打谷场看热闹。那户人家的长子彭馥渠从县里的铁路中学毕业回家了，村里出读书人了！
彭先生很快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外村的人都听说他学问很深，于是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每年的学费是十块光洋。爸爸家是根本不敢去过问这些事情的。十块光洋？全家一年的饭钱都用不到这么多钱，怎么可能送孩子去读书呢。
爸爸知道自己家穷，所以决不开口提读书的事情。爸爸的哥哥——我大伯去打工的时候，爸爸就光着脚丫跟在他的后面，傻跑。走到村子尽头的时候，爸爸就跑到彭先生的屋檐下坐着。大伯想弟弟一定是跑累了，关照他坐一会儿就自己回家。爸爸不住地点头。
黄昏，大伯打工回来，发现爸爸还坐在那里。
大伯说：“你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爸爸摇了摇头。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能在这里坐一天？”
爸爸说：“想听听大家念书。”
大伯拉着他的小弟弟不说话，回去跟我的爷爷商量，看能不能想办法送爸爸去念书。爷爷和奶奶根本不理睬大伯。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爷爷说：“以后这事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个家卖了，也拿不出十个光洋。他要坐，就让他在那里坐吧，只要吃饭的时候知道回家，不把身体搞坏了就行。我们家是拿不出这个钱让他去读书的。”
以后，爸爸就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他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怕被人家笑话。放学的时候，他就提前从那里跑回家。几天下来，被彭馥渠先生看见了，他走出教室想跟爸爸说几句话，可是爸爸害怕得厉害，跑得远远的。彭先生很是感慨。晚上，他亲自跑到爸爸家里，跟我爷爷说，愿意免费收我爸爸做他的学生。
彭先生说：“这样要读书的孩子，将来会成气候的。好好教他，值得。”
全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爷爷奶奶想叫爸爸给彭先生磕头，还没有等他们开口，爸爸自己就跑到彭先生的面前，“咕咚”跪了下来。那是夏天的时候，爷爷家的鸡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下蛋。但是爷爷让家里人把鸡全杀了，把它们腌成了咸鸡，挂在房梁上。只等腌透了以后，好给彭先生送去。爷爷说：“这么大的恩，卖了家当，卖了房子都是还不清的。”
爸爸知道读书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他比其他的孩子都努力。渐渐地他发现，彭先生下学以后，总是再把一些学生留在家里辅导。爸爸很羡慕这些孩子，觉得彭先生又教了他们什么秘诀。
一天，彭先生正在给一个孩子补课，突然看见自己床底下怎么多了一双孩子的鞋子，他用脚踢了踢，发现那是一个孩子的脚，有人躲在他的床底下。他让那个人出来。原来是爸爸躲在那里偷听。当他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知道自己是完蛋了，先生会发大脾气。最可怕的是，先生会不会拒绝接受他这个学生？他脸都憋紫了，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先生没有说什么，领着爸爸回家去。到了家里，彭先生跟爷爷说：“以后就让孩子吃在我们家，住在我柴房后面的小屋里吧。空的时候，我可以多教他一点。早上，让他给我放放牛，平时做点杂事就算了，你们不要给我钱的。”
但是，不论爸爸有多么用功，他还是一个孩子。贪玩的时候，就把彭先生安排背诵的古诗给忘了。他低着头站在先生面前，先生也不说话。最后，先生让他吃了晚饭再说。爸爸想，这次终于逃过去了，下次一定不敢再这样做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彭先生领着爸爸走到村子边上的小破庙里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应该怎么读书。”说完，先生走了，爸爸听见先生特地在门外扣上了一把小锁。
这一夜，爸爸怎么都睡不着。他还想什么读书的事情？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睁眼，看见的是庙里张牙舞爪四大金刚的脸。冷冷的月光从小庙的破洞里洒了进来，每当月光移动的时候，就像大金刚的表情在变化，扭曲的脸显得越来越狰狞。爸爸努力往角落里的稻草堆里躲，可是稻草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大金刚派人来抓他了。爸爸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一直在等待着天亮。爸爸说，这一夜给他的记忆实在是太深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把先生布置的功课给耽误了。
我问过爸爸：“你告诉爷爷了吗？”
爸爸说：“我哪里还敢告诉爷爷。爷爷要是知道了，还会打我。因为我不好好读书，交了白卷。先生是为我好啊。”
但是从那以后，爸爸每天早起，帮助先生家放牛、砍柴。上山坡，下池边，寻找牛爱吃的青草。爸爸像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骑在牛背上背课文……他在先生家呆了整整六年，一直把私塾读完了。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资助下，爸爸考取了茶陵县城的高等小学。爸爸在那里读了三年，读完了高小。
一九二五年，爸爸高小毕业。爷爷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他空的时候还会坐在自己家门口搓草绳，他远远地就听见爸爸的脚步声，爸爸回村子里来了。爷爷让大伯赶快把准备好的爆竹拿出来放。爷爷满脸的喜气，我们彭家也出了读书人。
爷爷想好了，决定让爸爸再继续读书，这一次，爷爷说了，借了高利贷也要让爸爸读书。爷爷让爸爸去五里地外的老中医那里求学。爷爷说：“俗话说，‘穷医养三口’。学个本事在手，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彭家的苦日子可以熬出头了。”
但是爸爸不想学中医，他要做更伟大的事情，那是个什么事情？爸爸自己都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他无法再在这个小村子里呆下去了。他决定去长沙读书。就在同一年，一九二五年的夏天，爸爸手里拿着彭馥渠先生的介绍信，背上了一个小包，离开了村子。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回首望了一眼被密密麻麻的杉树林环绕着的“九甲村”，那里，用红土垒起来的破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像一片破烂似的。爸爸的心情复杂极了，这就是他的老家……他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离开了家乡。
生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父亲听从了爷爷的选择，做了一个中医，他就会留在他的小村里，就不会认识妈妈，那么我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如果选择了做中医，他生命的里程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不会去世得那么早；他不会对人生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不会是孤独的，他会给爷爷的一家带来幸福；他也不会在一片恐惧之中倒在自己追求的理想上……如果他听从了爷爷的话，“九甲村”方圆几百里地的人都会热爱他，爸爸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医。他会有一个安逸的家……晚了，在今天，这些遐想，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是想问，如果今天，爸爸有重新选择生活和命运的机会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父亲会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命运是与生俱来的，不由你选择。
母亲的家
在家里，我们看不见父亲，家里人避开很多事情不谈。家，总是显得鬼鬼祟祟的。我不喜欢我的家，我喜欢野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压抑，一种诡秘。互相在沉默中对视着，我还要在这个让我深深仇恨的沉默中去感觉所有的事情。我总是觉得我的家不如别人的家好，人家那里充满了笑声，充满了肆无忌惮的活力。可是，我们家，一切都得做得有条有理。想问爸爸和家里的事情，但是妈妈只跟我们说外婆的故事。听够了，也听厌了，听得都能背诵下来。
我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听这些陈词滥调了。
可是，当我今天重新开始整理爸爸妈妈材料的时候，我看见外婆最后一张照片（那是我十四岁的时候，去无锡老家给外婆拜年的时候照的。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得大大的，挂在外婆的追悼会上）。她笑着望着我，带着我童年的记忆中外婆常有的微笑。我久久地看着她，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淌。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才知道，外婆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这时，我希望妈妈再跟我说一些外婆的故事。可是，妈妈不再答理我的要求。她说：“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了，你都不要听。现在我哪里还记得这些事情。”晚了，真的晚了，我多想离外婆更近一些……
和爸爸的家庭不同的是，妈妈出生在无锡一个破落的资本家家庭。不管我母亲承认不承认，给她坚强的性格中留下烙印的，是我的外婆。
外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一双大脚，和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去无锡外婆家，总看见她迈着一双大脚在厅堂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为我们大家做事。有时候，她带着我上街角的馄饨铺去吃东西，她走得很快，看我跟不上的时候，还说：“让外婆抱你。”我小跑步地跟上她，气喘吁吁地说：“不要，不要。”我喜欢跟外婆出去，我喜欢外婆的家，这一切都远远地胜过我自己的家。
外婆老是笑眯眯地跟我们说话，我说我们，是包括了我所有的表姐表兄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最忘不了的是，外婆什么事情都为我们做得好好的。冬天的夜晚，她从来不让我冻着。她先用汤婆子把被子焐暖和了，才让我睡进去。我和外婆睡一个被窝，她会用她的胳膊挽着我的脖子，说是那样，我的肩膀就不会被风吹到了。到了半夜，我说：“外婆，我要小便。”她立刻就醒了，让我坐起来，用大棉被紧紧裹住我的身体，然后自己连衣服都来不及披上，翻身下床就把小尿盆给我放在床头……
外婆从来没有缠过小脚。因为外婆的母亲自己缠了小脚长大，痛苦了一生，不能走路，不能干重活。特别是在无锡那样一个小城市，在用一块一块鹅卵石铺出来的道路上，那小脚常常走着走着就嵌在石头缝里，外婆的妈妈疼得在路上摔倒过很多次。她在路边上坐下，半天半天不说话，脸涨得通红，眼泪直往下淌。后来她怀上了外婆，但是没有等产婆赶到，外婆就掉在了她母亲的裤裆里。按照旧习惯，不能直接脱下裤子把孩子取出来，那样的话，孩子就永远见不得人。所以，产婆是剪开了裤裆，接生下外婆的。
我不喜欢我的家，我不记得童年有过多么快乐的时刻。但是到了外面，当妈妈的朋友把照相机对准我们的时候，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妈妈总是跟我们说：“笑，笑得高兴一点。”左边是我，右边是我的小姐姐小梅。
我十四岁的时候去无锡老家，给外婆拜年的时候为她照得，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外婆最后一张照片。
但是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长的。外婆的母亲说：“既然活不长，就不要遭这个罪了，还缠什么小脚啊。随她去吧。”
外婆的妈妈没有上过学，和丈夫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铺。邻居们上她那里买点小东西，看见她的女儿——我的外婆在小店前跑得比谁家的女孩都快，大家都会劝她：“快给你女儿把脚缠上吧，大了缠脚就更疼。”外婆的妈妈不说话，也不解释，就是在那里摇头。后来好心人跟她说：“不要太惯她了，现在哭一把，以后就会有好日子的。”外婆的妈妈不管人家怎么说，就是不听劝告，坚持不给自己的女儿缠小脚。
可是外婆的妈妈后来真的后悔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外婆到二十岁的时候，迈着她的大脚走在人群里，显得非常特别。无锡是个很小的城市，北门这一带的邻居都在议论外婆。说是这样一个大脚女人，这么野，谁会娶她。外婆的妈妈着急了，托了说媒的也没有用。稍微好一点的男人，一听说外婆是个大脚，都不愿意提这门婚事。后来，有人来介绍外公。那时候，外公还开着一个丝绸厂，是他们家留给他的。但是，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外公的为人，管外公叫“烂料货”。他左手提着一个鸟笼，右手拿着一管水烟筒，走到哪里，就呼噜呼噜抽到哪里，从来不管自己的厂子。每天像上班一样泡在茶馆店里。邻居说，这种人，手上的那点钱是迟早要给他败掉的。
但是，媒人上门来为外婆说这门亲事的时候，外婆的妈妈还是做了两个“水潽蛋”，把媒婆当大客人招待。不管怎么说，外公手上还是有一个厂子。外婆的妈妈一口就答应下来，于是收下媒婆带来的聘礼，一点外公自己厂子里出的绸料子，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剪裁成个样子。银子都没有送，更不要说金子了。就是这点东西，外婆的妈妈还赔着笑脸把媒婆送到门口，不停地关照着说道：“讲定了，讲定了！”后来，外婆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给嫁出了娘家门。
外婆的命运就让她的邻居说中了，小的时候没有哭上一把，嫁过去以后就得哭一辈子。外公是个很自私的人。每天吃饭的时候，他的面前总放着一碗单独为他做的小菜。这个菜每天都要做出不同的口味。外婆和全家的孩子们只是挖一点猪油在饭里，就着青菜把饭吃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但是，谁都知道，外公的菜是不能动的。有一次，我的三舅舅实在是馋得慌，哆哆嗦嗦地将自己的筷子往外公的小菜碗里伸了过去，外公不说话，就是死死地看着我的三舅舅，三舅舅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当他刚把那一小筷菜放进嘴里的时候，外公猛地站了起来，把整张饭桌子掀翻了。他嘶声裂胆地对外婆叫着：“你把这些都拿给你的这群饿死鬼去吃呀！”
外公这样对待外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家都不会提出异议。有一次，外婆正在给我的四舅舅换尿布，一回头就看见外公在那里骂她。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愣愣地望着，外公愤怒了，你怎么就不说话呀？顺手就将手上的烟筒朝外婆头上砸去，外婆把头一偏，烟筒狠狠地砸在她的鼻子上，鲜血直往下淌。外婆看着他，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了东西，抱上我还在吃奶的四舅舅回娘家了。外公的爸爸听说外婆要走，老人家磕磕绊绊从后院，从他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冲到前厅堂，他绕到外婆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朝外婆跪了下来。
外公的爸爸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走。是我的不是，教出这样一个不体面的人来。”
外婆叹了一口气，放下手上的孩子，也朝他老人家跪了下来。外婆哭了，她说，她知道了，她不会再让他老人家担心，她怎么可以让长辈给她下跪呢？作孽啊。她觉得内疚，不再说话。但是，打那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婆都承受下来。她再没有说要离开这个家，也没有抱怨过她的母亲把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甚至没有抱怨过她有一双丑陋的大脚。
外婆常常跟我们说：“信不信由你，可是命就是注定的。”她心总是平平的，给外公生了十个孩子。有一对女的双胞胎，一个取名叫小妮，另一个叫阿福。意思就是让她们俩像无锡的大泥娃娃一样快快乐乐。但是，小妮到了三岁的时候，突然去世了。外婆害怕老天爷把阿福也带走，因为都说双胞胎是不能单养的。于是在小妮下葬的时候，外婆特地到无锡惠山去请了一个阿福泥娃娃，将它放在小妮的身边，让她俩做伴。但是这也救不了阿福，七年以后，阿福也死了。
最后，外婆家的孩子活了七个。妈妈是老四，是全家唯一的女孩子。外公不喜欢她，实在是觉得女孩多事。一天，家里来了个算命的，外婆抱着妈妈挤到大厅堂看热闹。算命的拿出一个小铜钱放在桌上，又拿出一支小毛笔，然后拿出一顶小小的帽子。妈妈突然伸出手去抓那顶帽子，外公满脸怒气，恶狠狠地说：“放下。”妈妈就是抓在手上不放，外婆看见外公生气，吓坏了，怕他在人面前打人。赶紧拿出一个绣花球给妈妈，可是，妈妈那么小，她懂什么啊。捏着小帽子就是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