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收起了家伙，要外公出示妈妈的生辰八字。算命的一看妈妈的八字，大叫一声：“你们家的女儿将来是要做大官的啊，不得了，不得了！”这一说，四周的人都凑上来看妈妈，她看见那么多人看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手上抓的小帽子扔了下来。但是，就因为这个算命的说了这话，从此全家的孩子都被外公打过，就是妈妈没有挨过打。
外公总是说：“不能打她，有一天，她做了大官会来惩罚我的。”
妈妈到新四军去以后，有人传说她做了大官。于是，外公赶紧让人给妈妈捏了一尊泥塑像，遇上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跑到像前拱手福拜，让妈妈为他报仇。有时，他和外婆吵架，却抱了妈妈的泥像，威胁外婆说：“你女儿是新四军的，我要到警察局去告她。”外婆害怕了，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啊。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外婆跑到妈妈的泥像前，一个巴掌把泥像给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完大姐小钧讲的这个故事，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想到最后妈妈真的惩罚了外公，不是她做了大官的缘故。妈妈说看着他这么折磨外婆一辈子，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外公死的时候，妈妈已经三十岁了，她在南方和国民党打仗。外公临死之前，把我的舅舅都叫到床前，他说：“让秀金回家来一次，我想见见她。让大家原谅我，我对不起你们……”听他说这些，舅舅都哭了，给妈妈发了急电。
妈妈看完电文就把纸撕了：“我不是他的女儿。”
在妈妈八岁的时候，外公的丝绸厂倒闭了。上海没有人来买绸子，外国的船也不开到上海港口来了。妈妈的大伯，也就是外公的合伙人，现在也不来了。外公把家里的地契押了出去，换了三百个银元，每一星期给外婆一个银元开销。大舅和二舅才十多岁，就出去做学徒，自己养活自己。外公在春天和秋天到乡下收蚕茧，挣来的钱自己做零用。家里再也不是人来人往了。可是外婆还在生孩子。妈妈才八岁，又抱起了刚出生的五舅舅。邻居看见妈妈就说：“是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妈妈说，不，他们家不穷。他们没有挨过饿，有自己的房子住。只是自从地契押出去以后，家里的风水就变了。原来他们吃的是后院的井水，现在井水却在一点一点地干枯。
外婆说：“地公公生气了，外公不该把地契押出去。”但是外婆是不敢跟外公说这些话的。只要一下雨，她会叫孩子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去接水。外婆又说：“我们要有诚意，地公公才会感动。天水养人。”外婆直到临死前，都一直保留着接雨水的习惯。可是，后院里的枯井再也没有出过水。外婆叹了口气：“是你外公造的孽，地公公不会原谅我们了。所以，做人一定要处处对别人好，不然老天会惩罚你的。”
“妈妈，你的故事总是那么悲伤。你就不能讲一些快乐的事情给我听听？”
“快乐？我哪里有过什么快乐的日子啊。”
“那，那你也不会是天天在那里哭吧？”
“当然不会是在那里哭了，但是我的一生真是苦啊，真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你让我说什么快乐的事情呢。”
“就是有点幽默的，总之不要老是苦凄凄的么。”
“有什么是幽默的？你让我想想……有这样一件事，你说好笑吗？”
妈妈说那是最后一次，伯伯上她们家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上海的伯伯来了。那时候，对妈妈来说，上海意味着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所以伯伯从那里来，就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拥到了厅堂里，期待地看着伯伯，好像能在他那里得到什么。果然，他带给孩子们一包不用糖纸包的香蕉糖果。妈妈是第一次吃到糖果，惊讶地把糖吃进去又吐出来，放在手上好奇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么好味道的是什么东西。
外婆走来凑着妈妈的耳朵，告诉她说：“吃相太难看了，大伯会笑话我们家的。”
妈妈躲到角落里，把糖在舌头中间转来转去品味着。突然间，糖滑到喉咙里，她来不及控制，竟然吞了下去。妈妈失声大哭起来，外婆害怕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啦？”妈妈指着喉咙：“糖掉下去了，我马上要死掉了。”大伯笑了：“糖自己会溶化的，没事。”
但是，妈妈还是感到一片惋惜，糖没有吃完，就没有了。大伯也没有再给她一块。
我跟着母亲笑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她说过，可是我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母亲说到结局的时候，我才想了起来。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笑了很久很久。甚至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出了这么一个大洋相。
如果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美国同学听，他们又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吗？或者，他们仅仅是对母亲童年的贫困抱有一份同情？但是，对于我，关于妈妈的所有故事都已经变得意味深长了。当我今天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拿到了学位以后，我尝试着重新开始理解我的母亲，理解一个真正的普通中国女人的痛苦。
在我过去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却让我停留在原地，久久地思考着。因为我看见了美国人的生活。对于他们会有怎样的生活，在去美国之前，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到了纽约，我才发现，我是缺乏想象力的。我觉得仅仅说“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是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研究院的美国同学说话时，他们对“艰苦”、“穷困”、“痛苦”这些字眼也同样没有想象力。他们会问我：“你说，在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三年饥荒，中国有很多人饿死。几乎全国六亿人口都吃不到肉。那你们那时候的食品不是很有营养吗？”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些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我们的误解又在哪里，我无法回答这样的提问。
在我和母亲，在我和美国人之间，我没有信心。即使我在努力追寻一段历史，追寻一个真实的形象，去缩短文化之间的差距，但是，我知道这个形象早晚还是会被人遗忘，甚至被自己很亲近的人遗忘和忽略，连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下一代都会把他们远远地留在身后。
妈妈是在人群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晚上，为了节约用油，家里就在厅堂里点上一盏马灯。一大群孩子，连同邻居的孩子都来听外婆讲故事了。她看过很多旧小书，有一肚子的故事。她手里做着针线活计，然后慢慢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那里，永远有一个穷秀才，遇上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不能结婚。于是，穷秀才就在家里苦读十年书，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小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外婆就不讲了：“睡觉了，明天再讲。”孩子们都求外婆，这时候的外婆固执得很，没有人能说动她。她就是要卖这个关子。于是所有的孩子都怏怏地散去，殷切地等待着第二天。
妈妈说，她听得满心欢喜。终于在这些故事里悟出一个真理——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努力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会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妈妈上了小学，就特别刻苦。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她都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我聪明得很呢，读六年的小学，年年考第一。你们有我这个本事吗？”
一个愤怒青年
我问母亲：“你相信宿命吗？”
她坚决地回答道：“不，我从来就不相信。”
“你觉得个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我就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当年，我被送到江西农村去的时候，你说，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那里，我呆了整整九年。”
“……”
母亲沉默了。她的理想主义是无法解答她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一脚踏进了现实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我开始第一天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母亲告诉我的“奋斗和努力”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宿命。不管老师从小是怎么教导我们和批判宿命论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善良的信仰。至少，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当我出身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的时候，我找到了慰藉。甚至因为是宿命论，它给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但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的，他们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十五岁的爸爸离开了老家，他到长沙见彭馥渠老师的老师龙乾。爸爸管他叫太老师。爸爸是挑着担子进城的，前面的箩筐里装着书籍，后面的装着铺盖卷。他光着脚，土里土气地走在长沙的大街上。爸爸说，他很紧张，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既不敢东张西望也不敢走在人行道的当中。他脚步匆匆，像一个去赶集市的乡下孩子。结果，爸爸竟走进了一个死巷子。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满头是汗，赶紧在箩筐里翻着，想找出地址仔细核对一下。正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城里人，他不以为意地上下打量着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爸爸说不出话，又找不到地址，只好拿出纸，在上面写了“楚怡工业学校”。那人大吃一惊，一个乡下孩子，竟然写了一手秀气的字。他不住地摇头：“后生有出息。我不识字，你到巷子外面去打听吧。”
等爸爸找到太老师龙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爸爸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外，将脚擦了擦，从铺盖卷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这是我奶奶为他做的。然后走上前敲了敲太老师家的门。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一九二五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一九二六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刹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入“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十一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宣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一九二七年初春到了。街上再也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北伐军消失了，更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做什么讲演和宣传之类的事情。爸爸惊慌地注视着局势，他不知道中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刹那间，长沙城里变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说，政府要杀“革命党”了。什么是革命党，有人说就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叛徒党”。人们即使说这些事情，也不像以往那样了。大伙都放低了声音，在那里悄悄地耳语着。爸爸伸长了耳朵在那里听着，谁都不敢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搞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和了？大白天，有的农民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突然，从后面跑来一小队警察，冲上来就将那人头上的斗笠扯掉，接着拿出一张纸看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照片，就看纸上是怎么描写你的，要是跟纸上说的接近，抓着就走。课堂上，同学和同学之间也不再议论形势了，爸爸最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没有人来宣布一个文件之类。到处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被杀了，谁谁被抓起来了。课后，爸爸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枕头底下有一张小条子，上面说：都在传说你认识“革命党”，办报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望多保重。签名是“好心人”。
爸爸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他很紧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前，他怕得厉害。他才十七岁啊，怎么会说他和革命党有联系，那是意味着要杀头死人的啊！他整理了自己的行装，跟学校说，他的奶奶病重，卷起行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以后的书上，管这段历史叫“马日事变”，国共谈判失败，导致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一说到“革命”，我就会坐立不安，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躁。我恨不得能越过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我们被愚弄了。谁愚弄了我们？我说不清楚，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当我回头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时，又一次在爸爸妈妈的童年里找到感情，找到人性。不论那里有多少伤感，多少悲哀，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馨。可是，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都被这个“主义”那个“阶级”这些枯燥的概念代替了，接着就是“屠杀”这些残酷的字眼抹黑了我们的生活。
故事，也变得乏味起来。我怎么往下写呢？
我知道，爸爸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在乡下躲过了一段日子，又回到了长沙。那个在我看来充满感情和温馨的老家已经留不住这个“见过世面”的小伙子了。现在他身无分文，能够干些什么呢？他想了想，决定去报考师范学校，那是政府办的学校，由政府出钱念书，那样，爸爸就可以活下去了。
爸爸变了。当夏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容易激动，大谈理想的年青人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爸爸最喜欢看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我怎么会是一个重复了你的失望和感慨的年青人？我也为这本书着迷过，也像书中的维特一样，无病呻吟过，烦恼过。现在看来，这些烦恼是多么地天真和幼稚，可是我却实实在在地为之烦恼。
爸爸的同学覃必洵出版了激进的文学刊物《小草》，希望爸爸能为杂志写稿。爸爸拒绝了。覃必洵失望地批评爸爸：“你太经不起打击了。革命是艰难的，你怎么为了这一点挫折就退缩了？”爸爸感到惭愧，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痛心。他说不出话，只对未来感到一份茫然。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杂志写点东西，哪怕是一行诗歌？用你的文字来唤醒我们的民族？”
覃必洵真是个聪明人，他用了“唤醒”这样的字眼，这怎么可能不打动爸爸？爸爸与其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些豪言壮语轻易就能激起他的热情，也能轻易改变他的固执。当他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几次以后，杂志被官方认为思想过激，再次被迫停刊。这就是命运，爸爸不得不认命了。他没有为之去“斗争”，而是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一直到暑假的时候，图书馆要关门时，他才想起来，该去找覃必洵商量商量，上他们家去借书。
覃家是湖南的望族，非常有钱，这在同学中间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家收藏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爸爸朝那里走去，当他站立在楼道里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大声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这真是让爸爸大吃一惊，怕自己走错了地方。在湖南，在这么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莎士比亚？他抬头朝上望去，覃必洵向爸爸走来。“这是我妹妹……”后面的话，爸爸几乎没有听见，看着她，像看着自己的梦幻。覃必愉完全像是个天外来人，一个女人，居然大大方方朝爸爸主动伸出了手。爸爸的手上满是汗水，不好意思地在身上不停地擦着。
覃必愉说：“我看了你的诗，像女人写的，那么纤细，还那么敏感。”
爸爸连看都不敢朝覃必愉看一眼，她就在那里评论起他的作品。起初，他脸上还堆积着笑容，慢慢地就被羞怯代替了。爸爸对自己说，她真是不寻常。一个清早，一个湖南女子，在长沙的小楼上朗读《奥赛罗》，她敢于表达自己的追求。多么不敢想象的女子。
爸爸和覃必愉认识了。他激动、痛苦、焦灼、欢乐，像所有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爱上了必愉。他说过，他是孤独的，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他多了一份对必愉的爱。爸爸看着她，似乎从她的眼睛里，爸爸能看见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时候，爸爸多想哭啊。还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偷偷地哭泣，为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乐和激动。必愉很快回上海读书去了，爸爸就在长沙企盼着寒假和暑假……生活给爸爸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爸爸回到了原来状态的他。一九二九年初春，爸爸和必洵等几个同学，发起了一次大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言论自由。
结果爸爸被同班同学丁鸣九出卖，报告给校总部，学校正式宣布开除。清早，爸爸看见开除的通告在学校的大楼前贴了出来，同学都挤在通告前面。当爸爸走过去的时候，大家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爸爸站在那里看完了全文。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沉迷在茫然之中。
有几个同学走上来想安慰爸爸，但是在那样的情景下，走到他的跟前，谁都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爸爸跟自己说：“我知道，我该走了……”他回到宿舍，整理好了行李。最重要的是，他离开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提出了退出国民党支部。
爸爸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帮助下，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和彭先生给的盘缠，去上海报考“上海劳动大学”。
另一个愤怒青年
上海。夏天的早晨是青灰色的，但是烈日依然当头，和着肮脏的空气，大街像被点燃一样，灰尘像烟雾似的缭绕着天空。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汽车、人、助动车、摩托车之间。在一股股黑色的浓烟里呼吸着空气，穿过街道为妈妈买饼干。她的牙齿已经全部松动了，连饼干也要放在水里泡烂了，才能搁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但是，妈妈的记忆依然那样惊人，对于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经历，一点都不含糊。她告诉我每一个细节，甚至人名、时间和地点。还有她的年轻时代……
大街上，涌满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她们穿着流行的短汗衫，从腰部到胸下面的那一截，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中。中国女孩平扁的胸部，在汗衫下变得奇怪了，在风中扇动着的汗衫，让人有一种发育不全的感觉。
好像我已经落伍了，不会欣赏这种流行的款式。这已经不是我们成长的年代了，年轻人是跟着广告在生活，只要那里说，这是美国今年的流行款式，那就没有人再考虑自己的胸部，拼死也要赶上这个潮流。
我从纽约回来，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对于我，路途不再是漫长的，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走在回家的路上。可是，有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绵绵久远的苦役，迷失在这条路上。
听母亲跟我讲述她的求学经历，有时不得不反复地问妈妈，到底是在叙述爸爸的故事还是她自己的事情。妈妈非常不高兴地看着我：“你在不在听我说嘛？”
“我实在是不明白，怎么你的故事，跟爸爸那么相像呢？都是老师帮助你们上学，走出一条人生的道路。”
“孩子，你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日子。不靠人帮助，我们怎么会有出头的日子。”
妈妈的十五岁是和今天的孩子截然不同的。
外婆又生下了小舅舅。家里更穷了，决定不再让母亲念中学，留在家里带孩子。外婆开始靠典当东西维持生活。冬天拿出夏天的衣服去当，夏天又拿出冬天的衣服。妈妈觉得脸都给外婆丢尽了，外婆也是要面子的人，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让妈妈提着那一大包东西走在自己的前面。妈妈连头都不敢抬，生怕撞上小学的同学。母亲原来是那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人，现在跟着一个大脚母亲在靠当东西过日子，连书都不读了。妈妈说，什么叫“耻辱”，就是跟在外婆后面，走在路上的那个瞬间，她彻底感受到了。
到了当铺，柜台很高。妈妈总是踮起脚尖，举起双手将包裹从头顶上送上去。连个人都看不见。然后，接过几张当票和钱，掉头就往外跑。外婆等在街口的拐角上。她接过钱，数了数，也是什么都不说就和妈妈一起回家了。她们从来就是这样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走回去。
渐渐地，妈妈把学校的事情忘记了。她开始学绣花，帮人打散工。小舅舅就躺在妈妈身边的小摇篮里。当他哭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一推摇篮，接着继续绣花。挣来的一点小钱都交给了外婆，有的时候，她也偷偷地为自己存下几个小铜板。在小舅舅生日的那一天，为他买了一个小金器，穿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挂在小舅舅的脖子上。
小舅舅虽说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他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当他松开手的时候，在妈妈的脖子上流了一脖子的口水。连小舅舅都常跟我们下一辈的孩子说：“老话一点都不错，大姐就是半个母亲了。”小舅舅第一次开口，学会的是叫一声“姐姐”。这把妈妈乐得嘴都合不拢。妈妈常常抱着小舅舅在街上晒太阳，突然有人在问：“你是朱秀金吧？”（母亲参加革命前的名字。）
“是啊。”妈妈茫然地抬头望去，只见小学老师朱炳涤站在她的面前。
“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就不读书了？”
轻轻的一声问话，像洪水决堤一样把妈妈全部的生活给颠覆了。千丝万缕，说什么好呢？已经被忘却的痛苦，已经不再去翻动的书页，为什么要再一次被回忆，被唤醒？已经愈合的伤口，为什么还要重新被撕开呢？眼泪顿时涌上了眼眶，妈妈说不出口，说不出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她说不出。穷，在妈妈看来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她抱着小舅舅转头走回屋里。可是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淌。刹那间，妈妈几乎是大声地哭了出来。外婆从厨房里探出脑袋：“秀金，谁欺负你了？”
“没有。”妈妈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抱着小舅舅又跑回到大门外。
一抬头，只见朱老师还站在那里。她愣住了，又不敢看朱老师。朱老师也没有再多提问。他们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小舅舅多不懂事，还在那里拽妈妈的头发，妈妈真是不知该怎么办好。朱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片小纸，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然后对妈妈说：“有空来我家一次。”
妈妈到朱老师家去了。妈妈说，她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有那么多的书。她在朱老师的书橱前逗留着，眼睛都花了。
朱老师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考无锡县女中？那是最好的女子中学。”
面对面地看着老师的时候，不用再考虑到路上行人的目光了，妈妈终于有勇气说实话：“家里不会给我钱去读书的。我们家很穷。”
“你先去考试，考取了，我们再来谈学费的问题。”
听老师的话，妈妈去考试了，并且考取了。朱老师说：“第一学期的学费我会给你出的，将来的，就靠你自己考奖学金了。”
妈妈知道这话的分量，她点了点头。回到家里，摘下了小舅舅脖子上的小金器，用它换了一点钱，买了第一学期的写字簿。妈妈没有辜负朱老师的期望，从此她每一学期都考到了奖学金，读完了初中。妈妈常说：“我多想回无锡看看，我一直想打听打听，朱炳涤老师在哪里。你都不会相信，就是他让我读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可是，母亲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就是在病危的时刻，她还在跟我说着关于朱老师的故事：他们家有好多好多的书啊！
记得，全校英文比赛的时候，妈妈考了99分，得了第一名。其他班上的同学都跑去看热闹。是谁啊，拿了第一名？因为已经有两届的第一名是空缺的。妈妈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小小的校徽别在旗袍的左上角，她觉得自己那么穷，衣服也穿得不好看，真是见不得人。她挪动着步子，一点一点往人群里面躲藏。突然她听见有人在轻轻地说：
“是她，长得真好看啊。”
“还那么聪明。”
“她真幸福啊。”
妈妈激动地想抬头看看是谁在说这些话，她从来没有朝镜子里好好看看自己，她甚至从来对自己的长相没有认识。她只知道自己家里穷，只知道穷是丢人的。对自己，她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现在，她满脸通红，这个激动让她没有勇气朝说话的人望去。但是，这个形象走进了母亲的记忆里，长这么大了，她才知道自己是长得好看的；长这么大了，她才明白，一个人的智慧，是足以构成一份自豪的。这个形象让她自悦自喜。终于，穷对她来说变得不是那么可耻了，她在自己身上，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一份价值，有时也会感到心醉神迷。这次英文比赛的奖品是一打铅笔和一打笔记本。妈妈说，她就是用这些铅笔和本子读完了中学。
一九三六年，妈妈在五百多名的考生中，名列第五，考取了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左一为妈妈朱微明
上大学对妈妈来说是一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奢望。她从来没有企盼过。她决定去报考镇江师范学校，和爸爸考师范的理由是一样的，不用付学费。自然，考的人就特别多。但是，这时候的妈妈已经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份怀疑了。
那一年，学校招二十人，但是有五百多人去报考。妈妈考了第五名。那是一九三六年，妈妈已经二十一岁了。妈妈依然记得外婆的故事，穷秀才十年寒窗，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妈妈努力读书，因为她坚定地相信，只要读好书，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妈妈不相信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潮流中会显得微不足道。不，她不相信。她更不相信什么宿命论，她只相信，只有个人的努力才会改变命运。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妈妈回家度寒假。那时候的母亲，心里充实极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的同学徐冠雄跑来问妈妈：“你读了那么多的书，愿意用这些知识去帮助穷人吗？”
“当然愿意！我自己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到了知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每天晚上，义务去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好的！”
晚上，妈妈来到纺织厂后面的小板棚里。那里挤满了女工，一盏小小的汽灯挂在黑板前。妈妈给每一个人发了一片小纸，走近她们的时候，妈妈才看清这些女工穿得破破烂烂，很多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见原来的布是什么样子了，只见补丁落补丁地连成了一件衣服。一位迟到的女工最后走进来，妈妈过去和她握手。她犹豫了片刻，才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因为她的右手在织布的时候，卷进皮带里，被轧断了手指。她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左手又硬又粗糙，像一把大钳子似的，狠狠地夹住了妈妈的手。
妈妈羡慕地说：“你真有劲啊！”
女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先生，我们是大老粗。你多原谅了。我们人笨，不会读书，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回去后，我会复习的。”
上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昏倒了。因为她一天没有吃饭。徐冠雄匆匆忙忙到外面给这个女工买了一个大饼。回来的时候，徐冠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说：“我们成天劳动，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吃，没有穿。资本家不劳动，不干活，他们却吃不完，用不完。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整个教室发出一片嘘嘘嗦嗦的声音……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还是你后来在所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怎么跟我小学课文一样，跟我在所有的电影里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徐冠雄还活着嘛，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你去问问。是真的，还是我编出来的。那真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夜校，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第一次知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我哪里会想到，还有比我穷的人啊。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夜校都是无锡的地下党办的。”
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
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真要命啊。
加入革命队伍
“加入革命队伍”，这就是我父母的语言，我努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他们真实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岁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我更愿意看见他们真实的形象。
一九三○年，二十岁的爸爸正拿着彭馥渠老师的推荐信跑到上海。他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这是个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的大学，原为国民党暗中培养反共分子的学校。但是，学生大多数出身贫寒，结果却培养了很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
爸爸常常逃课，有一次终于被教授在图书馆里抓住了。老先生看了看爸爸，一句话都不说。爸爸尴尬极了，就像当年从床底下被彭先生抓出来似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爸爸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
教授说：“书，是永远看不完的，课还是要来上的。”
最糟糕的是，爸爸常常从图书馆偷一些“禁书”拿回宿舍去看。当时，他偷回去看得最多的是《资本论》。他和同学许涤新、马亚人一夜一夜在那里讨论，后来他们都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他们又和黄大德、马纯等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爸爸还与许涤新、黄大德开辟了墙报《海灯》。不久，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当许涤新和马亚人都成了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权威时，爸爸却在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和他们取得联系，希望和他们说上话，希望得到他们的证明——证明爸爸不是“反革命”。在争取为爸爸开平反追悼会前，妈妈让我去找过许涤新。许伯伯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会给你爸爸写证明文章的。”后来，我在《文汇报》上读到许涤新为爸爸写的悼念文章。重新返校回北京时，我又一次去看望了许伯伯，告诉他：“妈妈让我代她谢谢你……”
他没有说什么，只叹了一口气：“……不容易啊。”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他递给我一块那种叠得方方正正、老式的男式大手帕，就那样放在我的手上。他没有再说别的什么，也没有劝告我不要哭了之类的话。他留我在他家吃便饭。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走到哪里就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吃饭。只是看见爸爸的老朋友时，就是想哭。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失落。爸爸离开我们太早了。
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在爸爸的生命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转折点。先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覃必愉结婚了。而后，他秘密加入已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秋天的时候，爸爸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上海劳动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查禁学校图书馆里的激进书籍，反对学校开除被指控为“进步教授”的老师。这些都导致爸爸再一次被大学开除。
同是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接到一份急电：“彭馥渠先生在南昌教书，不幸患伤寒，故世。”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爸爸不敢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一个人，就那么脆弱，一场疾病竟然能把彭先生的生命带走了？他惊住了，呆滞的目光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就像在梦里，踩在一片沙堆上，高高低低的，那么费力，可怎么也走不出去。他努力想让自己哭出来，嘴却像被人捂住了，怎么翕动，也流不出眼泪。喉咙干涩得难以忍受，连呼吸都在嗓子眼里堵住了。爸爸的家，从来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节日。可是他们家还从来没有死过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送葬。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接受这个现实。
爸爸连夜奔往火车站，买了去南昌的车票就上路了。灵堂设在彭先生的临时居住地，从各地赶来的学生把屋子挤得满满的。爸爸穿上了白衣服，戴上了白帽子，腰上扎着一根粗粗的草绳编结的带子。他跪在彭先生的灵前，整整为他守了七天七夜。他始终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还是哭不出来。当人们将彭先生的棺材抬出去的时候，爸爸想站起来对棺材鞠最后一躬的时候，他刚低下头，整个人就冲着棺材，直直地倒下去了。
爸爸临终前，在“文革”中的隔离室里写的“交代”上面，还提到了彭先生。他写道：“我对他所怀的感情，即使长眠地下，也永远铭记不忘。因为他使我懂知识，求进步，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了最后一句，他被造反派打了一顿。他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分子”。
送葬结束的时候，师娘在女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她拉着爸爸的手，想说什么，还没有开口……爸爸终于哭了出来：“师娘，你们家没有儿子，今后，任何时候都把我当作你们自己家的儿子使唤吧。我们本该是一家人，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来报答你们的。”
这个时候，爸爸是在用他的心在说话，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将来有一天，他将要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和风险来实现他的诺言。
还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作为书记处书记的王明提出了“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措施。这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条极端的“左”倾路线开始了，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可是，它竟然维持了有三年之久。
爸爸就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知识分子充实工农武装，支援农村革命被派到湘鄂西地区。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派到那里去的党代表。但是妈妈说，不，他去那里不是去做什么党代表的。那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参军，支援农村武装。于是爸爸就去了。上海的党组织安排他去贺龙管辖的洪湖地区，在一个杂志社担任编辑，后来他才升为科长。主力部队要撤退时，贺龙和关向应委任爸爸为省委特派员。
爸爸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自传上一直被他淡化了，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谈起。妈妈也在回避爸爸这个时期的经历。一直到这一次，在整理父亲的材料的时候，我才准确地知道，爸爸曾经和贺龙军长接触过。
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得具体一点？”
“我真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上面有一个叫夏曦的，夏天的夏，曦是晨光曦雨的曦。要合并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团。夏曦这个人‘左’得不得了。他们一接手，就会杀人的。你父亲当然不同意合并。”
“那是哪一年？”
“一九三二年吧。我也是看了你父亲的自传才知道的。后来就是杀人，一有不同意见，就杀。你父亲看不下去，和领导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从湘鄂西地区逃出来了。”
“后来呢？”
“后来，你知道的嘛。逃回上海，他向中央汇报以后，你父亲就脱离共产党了。”
“脱离就脱离了嘛，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说呢？这是事实，是历史。”
“说不出口，因为你父亲没有斗争的勇气。”
“爸爸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们那里在杀‘AB团’，共产党自己内部在杀人，杀自己人。你父亲不同意，跑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是逃跑出来的。”
“爸爸要是不逃出来，不就在那里被他们杀了吗？”
“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说是‘一定的’？”
“那时候，‘左’得可怕。你父亲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加入过国民党，一旦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不杀他杀谁啊。”
“爸爸跟你是怎么说的？”
“这还用说吗？你不是没有学过历史，那次‘左’倾路线死了多少人啊。”
“那爸爸具体遇到了什么事情，使他决定逃跑回来的？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没有说，我从来就不能跟他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你父亲这个人，自尊心这么强。我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人家提这件事情，我还问他干什么。”
“他被指责的罪证是什么？”
“中央听了他的汇报，同意他的见解，但是要他回去坚持斗争。他不肯回去，这就是罪证。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自动脱党。这是很可耻的，他没有坚持斗争。”
“可是，爸爸怎么能回去呢，他回去就会被他们杀掉的。”
“但是，中央作的决定就是要他回去。他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他是省的特派员，上面也是认可了贺龙和关向应的委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