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知道湘鄂西在杀人，怎么不阻止？光叫爸爸回去管什么用？”
“谁来阻止？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
“我说爸爸是绝对明智的一个人。”
“你说管什么用？你算什么……真是笑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说了算的？在他的历史上，这一段就是一个污点。他脱党了。”
迷茫的日子
炎热，我像中了暑的狗，躺在树阴下面不停地喘息。脑子里是空白的一片，只是在不停地叫唤着，热啊，真热。我焦灼不安，不知道怎么能逃出这一片炎热地带。我又回到了纽约，仅仅是为了去看看海诺德。
炎热，耀眼的阳光直直地照射在城市的地面上，这就是纽约，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虚假起来，像曝光过度似的。在烈日下，城市是白花花的，看不见细节，人们就慌慌张张在大街上走着。只有到了晚上，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突然，我又觉得不好意思看见这个城市。意大利城区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乘凉，孩子和狗在街道上奔跑和叫喊着，还有的人就把路边上消防龙头打开了，让水哗哗地冲上街道。
我回到原来读书的纽约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希望能在那里看见有关父亲的材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但是，好好的大楼，现代化的设施，纽约市里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居然没有找到带有任何一点中文字的书籍。海诺德说：“你为什么不上哥伦比亚大学去看看，他们那里的东亚系，是东部算得上的中国藏书楼了。”
于是，我重新回到这焦灼的阳光下。
走近哥大图书馆的时候，那一片冷气让我喘了一口气。走进地下室，里面有无数的中文书籍。甚至连三十年代上海的小报都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一大本一大本。还有那些《申报》，那些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老照片。但是再往下找，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的资料，几乎看不到。
我知道妈妈的意思，我也知道，妈妈不会再跟我说什么了。我必须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档案栏里。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和爸爸有关系的地方。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能够看到的都是我早就看过的那些东西。诸如这样的记载：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向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十万兵力包围了湘鄂西地区（爸爸所在的地区），但是由于内部的“左”倾路线，形势更加恶化。洪湖地区不光是大雨连绵，粮食都颗粒不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不仅考虑生存，还要时时处处保护自己不被划为“肃反对象”。
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了，我丧气地离开了那里。这些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属于“太专业化”的领域了。谁还会关心什么王明的“左”倾路线？“文革”对于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是一幕黑色幽默的荒诞剧，何况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事情……
突然，我接到美国朋友为我在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历史档案里查到的一份红军老战士的中文自述。我把它们复印了，又匆匆忙忙回家，回到上海，我激动地拿着这些复印件让母亲看。她平静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能看这些东西了，连‘文革’都经历了，还有什么残酷的事情我不会相信？我不看了，这些回忆都太痛苦了。我不要看了。”
可是多少年以后，当我跟元化叔叔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似乎更愿意去面对这些历史。他说：“我也是现在刚刚搞清楚这些事情，你看看，这里有篇文章，写得真实极了。”我接过了他给我的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炎黄春秋》杂志，上面有欧阳毅将军的一篇文章。
我在打“AB团”中的经历
一九三○年，我下放到红一方面军第十师第一团第一连当政委，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这就是打“AB团”。
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红一方面军打下江西吉安，从伪档案中缴获了一份文件，讲到了“AB团”的事，这可给红军带来了极大灾难。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AB团”团员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还组织了宗教式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征兆。为了拉拢根据地的群众，孤立红军，他们甚至暗中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用女色引诱红军战士。
为了打击“AB团”，肃清打入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红军总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在苏区的“AB团”团员的名字都用密码代号，红军难以及时识破这种密码，加之对“AB团”估计过重（后来的材料证明，“AB团”这时已经销声匿迹，红军内部根本没有“AB团”成员），“富田事变”后，红四军曾经出现肃反扩大化现象。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扩大化愈演愈烈，打击的面相当大，给红军造成严重的损失，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
红一方面军打长沙失败，部队撤到江西宜黄时，刚好发生了“富田事变”，各军各师都展开了肃清“AB团”的斗争，部队中普遍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真是谈“AB团”色变。
我这个连政委日子不好过了。其他部队的肃反委员动不动就给人扣顶“AB团”的大帽子，三天两头抓人杀人，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团”抓到连队来了，一些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农民，大字都不识一个，一夜间也成了“AB团”被抓去杀了。我不信这些，也反感红军内部这样疯狂地抓人杀人。所以，我这个连队一个人也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杀。我实在也不忍心，多可爱的小战士啊，打起仗来像猛虎，平日吃苦耐劳，而且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怎么能为应付上面的差事，下手整他们呢？
这样，我就被搞肃反的人看作“消极怠工”、“右倾”，被调离了连队。第十师政委李赐凡觉得我当秘书用起来顺手，正后悔把我放下去了，就把我要回去。
我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拿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就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
后来我在红四军第十师当了秘书。部队转战在江西的一个小地方。一天，我路过一个坪坝回师部去。突然看见有十多个红军战士被五花大绑着。我看不过去，又不敢过问，只好低着头走过去。
“欧阳老弟，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我不是‘AB团’呀，冤枉呀！”突然有一个人向我叫冤。
我斜眼一看，吓一跳，是彭琦！他是宜章彭家人，彭儒的哥哥。他也是宜章暴动后参军的，现在是第十师的参谋。我俩常在师部打乒乓球，没想到他如今也被当“AB团”抓了。
在当时的气氛下，我怎么能救他呢？我连声都不敢应，一应声马上就会把我当“同党”一起抓走。我忙别过脸，低下头，装作不认识，匆匆朝师部走去，想向师长、政委反映，由他们出面抢救。
跑进师部的门，刚好政委李赐凡在屋里。他是我宜章初级中学的同学，又一起在学生会工作过，我便毫无顾忌地朝他喊：“李政委，彭琦被抓了，你快想办法救他吧！他喊我救他，我怎么救得了他。”
没想到烧香引出鬼来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吭声，木头人似的站着。我催得急了，他突然冒出一句：“救救他？有人说你也是‘AB团’哩！”
我一愣，好像五雷轰顶。不过，我很快镇静下来，以攻为守地冲他吼道：“如果我是‘AB团’，你也是‘AB团’！我俩一起念书，一起搞农民运动，一起上井冈山，如今又在一起工作。”
我这样讲把他吓住了，再不吭声。我当时虽然得救了，但彭琦还是被当作“粤月团”杀害了。前几年，宜章县送来的烈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彭儒来找我，请我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为他写了证明，详细说明了他被冤杀的过程，最后我用心血写了一句看似口号却并非口号的话：“彭琦烈士永垂不朽！遭冤杀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甚至在重读欧阳将军的文章时，还是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怖气氛，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恐怖。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恐惧，我们还是谈得很少、很少。就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些以后，他都不会对母亲再说什么，现在想来，不仅仅是像母亲理解的那样，父亲觉得对于他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脱党了，说不出口……其实，是他被开除出党了……
这在我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朝坏的方面去理解父亲。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我却对父亲，一个并不高大的形象，产生了更深的敬佩和尊敬。
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初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资料中关于红军老战士的自述文章里，也提到了妈妈说的“夏曦”这个名字，就是那个曾经要将爸爸的团合并掉的那个人。但是往下读去，并没有说到任何和爸爸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老红军的回忆。此刻当我将文章抄下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在回上海的时候，在复印这些文章时，我没有复印上老战士的名字，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害怕，我害怕在过海关的时候，会有什么麻烦。一份说不出的遗憾。我把所有的原件，都留在海诺德的阁楼顶上了。
我完全是因为害怕，害怕带这些东西回家，害怕在机场被查抄，害怕会给自己、给妈妈惹出多余的事情，所以就把它们留在美国了。可是，到了上海才发现，“文字狱”却开始在被一代一代的人，在被电脑、被英特奈特的网络决口，人们已经开始、也敢于毁灭这地狱般的噩梦了。大街小巷的书摊上，什么样的文字都能看见，什么样的杂志都能读到，我的这点材料又算得上什么呢？
可我，带着童年的记忆，带着我们家族的血液，在对待文字的时候，总是比别人多一份敏感，多一份谨慎，甚至是一份恐惧。我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些材料回来了。现在看来又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形象。
下面摘自红军老战士×××的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段德昌同志的警卫员花娃也被捆起来了。我和他拴在一根绳子上，由专门负责看押任务的特务班牵着行军。麻绳紧紧地扣在手腕的肉里，脖子上压着重重的弹药和米袋，腰弯着，脖子伸着，像两个负重的骆驼，在狭窄的田塍、崎岖的小道的山路上挣扎前进。部队吃粮困难，我们是“犯人”，受人歧视，因而更难吃上一口饱饭，喝上一口热水。饥饿、疲劳和疼痛，像三股邪火，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湘鄂西一带，尽是山区：巍峨的大巴山，险峻的武当山，雄峙的巫山，一座紧连一座，真是千山万壑，群峰耸立，莽林遍布，河沟纵横。那山路，就像一条高挂在崖壁上的布带子，每爬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的气力。好不容易来到巴东境内，渡过了长江，抬头一看，啊呀，前边又是立陡立陡的高山，据说叫野三关。这时，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上飘着大雪，地上结着冰凌。连日来行军赶路，脚上的鞋子早就跑丢了，寒冬腊月打赤脚，脚趾甲也踢飞了，脚掌和脚后跟裂着大口子，血肉模糊，走一步在雪地上留一个血印子，疼得钻心。
熬到午夜，才攀到半山腰。这里，雪下得更大，风刮得更猛，空气也更稀薄了。我俩衣服单薄，肚里无食，在寒风中浑身发抖，上下牙齿不住地乱敲。花娃一个磕绊跌倒在地上，把我也拽得倒了下去。牵我们的人只顾催，我们就在地上拼命地爬，还没有爬上几步，就感到供气不足，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半步也爬不动了。花娃碰我的胳臂，哽咽着，有气无力地说：“谭娃儿……看样子，这革命算是到头了，……野三关，我是过不去了。……干脆……死在这里算了……。”看着他满脸的泪水，想起我们几十天遭的这些罪，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滚了满脸，只觉得手脚像棉花一样发软，瘫在地上，一下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特务班长拉不动我们，便跑去找政务科长，说两个娃娃耍赖皮，不走了。政务科长是“肃反委员”，在处理“改组派”方面，他的权力很大，批个条子就可以杀人。他说：“不走？不走就杀嘛！”这话，我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小声说：“可是没有刀……”因为我们是大部队的后卫，特务连唯一的一把刀，被一个战士带到前边执行任务去了。打枪吧，又怕暴露目标，被敌人听到。于是，他们又来逼我们走路。我们还是走不动。只听见政务科长发狠说：“那就拣块石头砸！”他们在雪地上摸了好大一阵，才摸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花娃离他们近些，他们先用布把花娃的嘴堵住，接着，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就朝他的太阳穴猛砸起来。听到花娃那闷声闷气的惨叫，看着他那扭动的身子在雪地上痛苦地打滚，我咬紧嘴唇，屏住气，死死地闭紧了眼睛。他那两脚踢蹬起来的积雪，蹦得我满身、满脸。由于他的挣扎，拴在我俩中间的绳子一下下扯动着，好像扯住我的心往外揪，一下一下，……突然，一切都停止了。夜那么静，我像傻了一样，木呆呆地等待着，想着那即将开始的场面：我被按倒在地上，像花娃一样喊叫，踢蹬，挣扎……
我正在呆呆地愣着，猛然间，听到一声吆喝：“走！”大概是弄死花娃费了他们太大的劲，无力再来处理我了，就把花娃的行装取下来，压在我的脖子上，解开跟我相连的那条绳子，逼我起来走路。我看了一眼僵卧着的花娃，霎时间，肚子不饿了，身子不冷了，脚也不痛了，肩上的行装也不重了，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大步朝前冲去。只觉得，花娃在雪地上挣扎的身影还在我眼前闪动，花娃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声还在我耳边震响。我的眼泪、鼻涕、汗水一起淌着，交融着，流进嘴角，挂满下巴，滴到雪上。我擦也不擦一下，像疯子一样，赤着脚，不管是石头，还是树楂，只是一股劲地踩上去，再踩上去。天不亮时，总算翻过了野三关。
我正在低头走路，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了的花娃，突然，路旁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先是长长地“咦”了一声，接着就一字一板地问道：
“这不是谭娃儿吗？”
好熟悉的声音！我不禁心头一震，难道是贺龙军长？相隔几年，又只见过一面，他还认识我？我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扭过头，朝说话的方向望去。呵！浓黑的一字胡，方脸，魁梧的身材，正是他！
原来，通过野三关之后，部队就进入了鹤峰地界，是红军多年活动的地方。一到这里，处境就比较安全了。因此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才有可能腾出身来，站在路边，察看一下后卫政治机关的情况。
看到贺龙军长，我好像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贺龙同志见我双手被捆起来，还让人牵着走，怒得骂了一句，说：“你犯了啥子纪律嘛！”
牵我的战士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同志一听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个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娃儿嘛！”说到这儿，他的音调都有点变了。
我心里一热：军长统率千军万马，竟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娃娃记得这么清楚！
站在他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说话了：“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放哩！”
贺龙军长听了，找到那个政务科长，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
绳子松开了，我张开被勒得发肿、发黑的双手，扑过去，叫了一声“军长！”腿一软，就昏倒在地上了……
我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又被接回到贺龙同志身边。他高兴极了，让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盘鸡蛋炒饭。我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自己蒙受冤枉被捆的经过。他坐在一旁，衔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插话：“还有呢？”“后来呢？”可是当我讲完了花娃惨死的情形，半天半天，他都没有再插一句话。抬头看时，我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呆了。只见他衔烟斗却忘了吸，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鼻孔大张着，一抽一抽地，一字胡的两角也上下急剧地抖动着。突然，只听见他猛地抽泣了一声，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一脸。他急忙站起身，躲开我的眼睛，在屋里一来一去地急步走动着。好半天，总算平静一些，重又点燃了烟斗，猛吸了几口，坐下来，闭目思忖了一阵，这才睁开眼，强自镇静地望着我说：“这，都是自己同志的血呵。你看，就这样白白地流掉了。”他磕磕烟斗，又装满了一袋烟，然后加重语气说，“实在是白白流掉的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局势下，爸爸从湘鄂西跑出来。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一到上海，爸爸就暂时住在朋友家（原因是妻子覃必愉搬走了）。
在爸爸的自传上，他是这样写的：
“我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交给周扬，委托他递交给党中央。党中央派湘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我谈话四次。我非常具体地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杨光华请示了上级领导，然后向我陈述了党中央的决定：彭柏山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我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中央批文，和杨光华同志说的一模一样。我有点着急，所以我当时态度也不够正确，我着急地说：‘我不能回去。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会被杀掉的。’
“杨光华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你这是在和革命讨价还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的全局着想，党性要求你必须坚决地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党规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必要的、合法的斗争。而一旦党作出决定，个人不能有丝毫违抗的表示。’”
爸爸的悲剧在于，他和花娃是不一样的。他不会把一切希望留在“军部”。他用自己的良知，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中央采取措施。他不忍心再回去执行任何“命令”，他甚至都不忍心再去看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害。他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就像妈妈跟我说的，“谁来阻止自己人杀自己人？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爸爸没有服从杨光华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他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他没有回到湘鄂西根据地。他留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党支部正式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爸爸当时那种真实的处境，任何文字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爸爸徘徊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徘徊在霓虹灯下。他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覃必愉。在根据地两年，爸爸几乎只和她有过一次通信。生活是艰苦的。对覃必愉的思念，支持了爸爸。现在，她更是爸爸最后的安慰和归宿了。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碰见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可是朋友闭口不谈覃必愉的情况。爸爸紧紧地拽住他，朋友把脸转向一边，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敢面对爸爸。然后，他领着爸爸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间里，翻出一张过了期的小报，报纸简直像特地留给爸爸的。朋友递过那张发黄的报纸时，简短地用了一个“她”字来代替该说的一切。
“她，和他们剧团的男演员高原同居了。”
朋友指了指那条短小的申明：“覃必愉即日起与彭柏山脱离夫妻关系。”
沉默。男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用这种形式来表达相互的理解。
沉默……
现在，我不仅步入中年，而且在美国生活过了。渐渐地对男人女人的事情，有了新的理解。我说的这个理解，更多的是指对父亲的理解。我变得冷静了，至少，我敢面对爸爸的这一段感情，我甚至会去体验和理解爸爸的这一份痛苦和失落，我为他感到深深地惋惜，多么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十岁的时候，在我第一次听邻居告诉我们家的保姆，说爸爸和别人结过婚时，我简直要疯了，我怀着难以启齿的羞耻看着周围的人。可他们却是那么随便，就当一个笑话在那里诉说。真想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再毁灭自己。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秘密的，互相隐瞒着。可是一旦走出我们的家门，天呐，几乎除了我，什么人都会知道我们家的事情。我仇恨所有的知情者，凭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爸爸的历史，他们都会知道，这到底是凭什么嘛！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一团浆糊，现在都记不住那个痛苦是怎样折磨我的，只记得我对着那些在说爸爸闲话的人大喊大叫起来：“你们都是坏蛋！”
在我记忆中，那是一个最漫长的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我母亲的归来。她一进屋，我就非常严肃地说：“妈妈，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谈一下。”
我从来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母亲说话，可是，那一天，我想了整整一天，想出各种各样的提问方式和内容，把该问的那句话组织了又组织。可是到最后，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这一句，“我问你，爸爸过去和别人结过婚？”必须这样提问，一定让母亲大吃一惊。她因此会认识到我的重要性，就会回答我的提问。当母亲一走进门的时候，我就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妈妈看着我的样子，似乎察觉出什么，也确实感到一点奇怪，我跟着她一直走进了她的房间。
没有想到，听完我的问话，母亲居然笑了起来。
我大喊起来：“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听谁说的？”
“嗯，你们都在欺骗我。”
“谁欺骗你了？小孩子家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吗？”“那怎么人家都知道，我就不知道呢？”
“你说，是谁告诉你的？”
“我听见邻居在跟我们家的阿姨一起说呢。”
“哪个邻居？”
“17号的李阿姨。”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怎么回事？”
“李阿姨看了我的档案。就这么回事。你不是不知道，她是党支部办公室的秘书。”
“那爸爸，真的和别人结过婚？”
“是的。”
说完话，母亲就走出屋子干别的事情了。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事情，却被母亲一句话潦潦草草地回答完了。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从心里仇恨这个“17号”。我看见她的时候，再也不叫她李阿姨，常常躲得远远的，然后默默地说：“等我长大了，你就死了。”我一点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老是在这么说，也许，我认定她是一个坏人。但是我长大了，她没有死，而且活得很好！
奇怪的是，很快我就忘记了这份痛苦，忘得干干净净。看见爸爸的时候，依然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爸爸，而且也都最怕他，虽然他比妈妈要和气得多，但是，我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我从来不敢向爸爸提出任何关于他婚姻上的问题。
青灰色的上海
一九三三年，在爸爸的生活中是新的起点，当时，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常常在黑暗中长叹一句：“生活啊……”后来，这几乎成了爸爸的口头语。当他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总是这样感叹着。爸爸没有工作，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湖南的老家则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后盾。他感到惭愧，从一无所有的一个乡下孩子变成大都市里的大学生，可是怎么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更让他感到难以启齿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当初，太老师就跟他说过：“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办法帮助家里的父母……”现在，不要说是家里了，就连自己都顾及不上。爸爸住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都快有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常常在下午一二点钟的时候，买几个大饼，再花两个铜板买上一大勺酱油，然后就蘸着酱油把大饼吃了。这也算是把一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很多的时候，爸爸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用妈妈的话说，父亲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在我看来，爸爸是个“诗人”，是个梦。我怎么都不能想象，在那么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居然不去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先做起来再说嘛。不，他没有去工作。我问过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回答我说：“哪里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也问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不同意母亲的说法，怎么不可能？他们都说，你父亲毕竟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在那个年头，说是这人上过大学，谁都会朝他多看上一眼的，怎么会找不到一份工作呢？不，爸爸没有工作。他趴在桌子上，饿着肚子在写小说。爸爸认识了大作家胡风。
一天，胡风跑到了那个小亭子间去看望爸爸。他个子很大，走在那笔直的小楼梯上，简直无法把腿攀上狭窄的楼梯。那小楼实在容纳不了胡风。推开亭子间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啃那又冷又硬的大饼，桌子上还摊着他的稿子。一抬头，看见是胡风站在门口，爸爸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大饼已经来不及藏起来了，那一点点酱油在爸爸紧张的时候，又全部泼翻在桌子上。胡风走进小屋，因为屋顶从窗口那里就开始往下倾斜，胡风只得躬着背在门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看见爸爸这样贫困，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你生活得这么艰苦。这个你先拿去用，我会帮你想想办法的。”说着，胡风拿出两块钱放在爸爸桌上的稿子边上。
离开爸爸的住处以后，胡风向鲁迅做了汇报。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爸爸，作为爸爸的生活费。然后，鲁迅请“左联”十位青年作家吃饭，爸爸也被列在这“十位”之中。就这样，爸爸成了鲁迅的学生。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自豪——成为鲁迅的学生。他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命运对他是这样的宽厚，居然能成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是和上帝一起并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新文化的发起人。
于是，这更加坚定了爸爸的追求：写小说，做文学家。爸爸再也不徘徊了，他一心一意伏案写他的小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地在尽量不打搅的情况下，去请教鲁迅先生。接着，爸爸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崖边》。爸爸先拿给周扬看，他看完以后说道：“字，写得不错。”接着就把小说还给了爸爸。现在想来，周扬这样的评语一定使爸爸很沮丧。似乎就平平淡淡地把什么都否定了。爸爸赶快又拿着小说去给胡风看，胡风是个非常外向和直率的人，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胡风热情地将他拿给鲁迅，还说：“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有人也想写，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鲁迅看了爸爸的小说，同意胡风的意见，就亲自将作品推荐给杂志《作品》，很快文章被杂志登在头条发表了。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这篇小说被称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作家茅盾看到发表的文章之后写了书评，他写道：
“柏山好像是一个新人，但是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错。他的文字简练准确，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
接着其他的书评都接踵而来，圈子里的人羡慕地议论着，爸爸成为鲁迅的学生。
一片阳光撒进了爸爸的生活，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当时，大家觉得爸爸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在那张木桌子上，他一口气写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今天，我重新翻开爸爸作品的时候，清楚地在字里行间里，看见了爸爸对鲁迅的崇拜和追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爸爸的文风深深地受鲁迅的影响，他的描写、刻画都很朴素，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没有可有可无的句子。在他平淡的描述后面却燃烧着他的感情，他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执著的热爱和追求。
“胡风分子”贾植芳叔叔跟我说过一个笑话，他操着一口山西话，大声地说：“没有住过上海的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出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我说，这就叫亭子间艺术家。你看看，你父亲不也是从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吗？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这么说的话，我该把爸爸的《皮背心》叫做亭子间艺术品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长发的农民，他祖祖辈辈给地主做长工，家里极度地贫困。他多么渴望有一天，不再是这么没有指望地干下去啊。然后，他也能像地主一样，穿上大皮袍子，躺在床上抽大烟。后来，红军来了，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长发依然惦记着地主的皮袍子。但是，地主家的东西不能归他一个人啊，于是大家拿出来平分。这个大袍子最后就分发给他们四个雇工，再让他们每一个出一点钱就算可以了。他们把袍子请裁缝改成了五件皮背心，一件给了裁缝，算是工钱，其余的他们四个人分了。开始，他们一起穿着皮背心到街上走，并排成一行，很是招摇，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们也觉得非常过瘾。久而久之，人们开始笑话他们。其中的两个就不大好意思这样走一趟了，可是长发不理睬人家说的，还邀人家跟他走，人家就不干了。于是，大热天，他独自穿着皮背心走在小镇子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这就不是个穿皮货的命。”长发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觉得这样被人议论很不舒服。但是，他最后总结出别人议论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还是比别人了不起！没有想到的是，地主又打回来了，要长发交还皮背心，这真是晴天霹雳。长发和其他的雇工商量的结果，坚决不还。不还的理由，他们是人，他们是花钱买来的。他们应该穿！后来又怕地主不听他们那一套，就决定说皮背心掉了。地主的儿子果然不理他，带着兵去长发那里把他家给砸了，把他所有的东西拿走了，临走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只在小说结尾的时候，爸爸平静地写道：
“他于是像打昏的一只鸡，懵然的瘫倒在床角下，当他醒悟转来，屋子好像新搬进来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只有他周身的酸痛。他从地上慢慢地挣起来，像八十的老妇人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牛栏门前，牛栏里也是空的，空的……
“长发终于是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朦胧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我喜欢爸爸的文字，淡淡的；我喜欢爸爸的视角，是唯一出自于他自己的眼光；我喜欢他的口气，带着一份幽默。他写出来的农民是我熟悉的，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九年；但是，爸爸笔下的农民又是我不了解的，因为是在那样的年代。第一次看到爸爸的小说，是在我成年以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忘记了农民的真实面目，在我们后来的作品中，农民去参加革命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个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爸爸不是这样看的，长发是为了一件皮背心上山的。多真实。实在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又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再想一想。总之我笑不出来了，爸爸自己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地在撕裂自己的心去表现他们那些带着泥土味、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狡猾和狭隘。爸爸太了解他们了，这里流动的也是他的血液。在完成长发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自己，他在完成他自己。在那个狭窄的亭子间里，他趴在桌上，饿着肚子在向自己证实着什么。
妈妈说，一九三三年，杂志上都在刊登和转载爸爸的小说，人们好奇地关注着他每一篇新作品，看着这个新人在变化，在发展。刹那间，爸爸站在自己宽阔的大道上。
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在“左联”共产党支部的批准下，重新接受彭柏山回到共产党组织。
这一段我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可是我无法走回父亲当时那份真实的感情中去，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和痛心，最后只能在纸面上留下这一行句子。我从来就没有问过妈妈，爸爸当时是怎样感受的，而爸爸更没有和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提起重新入党的动机。没有。尽管他看见了湘鄂西那里的斗争，他看见那么多的人被自己人杀死了，爸爸还是回到了共产党里面。再看看爸爸的行动，就知道当时的他，是带着一份多么深的感激，多么强烈的激动回去的。他甚至放下了他的文学，放下了笔，放下了他的小说，接受了党支部的新任务——领导工人运动。
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向妈妈提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话还没有出口，看一眼母亲，就发现她已经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她觉得她说了那么多，说了这么久，如果我还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是没有语言可以交流了。但是，我还是说不明白，因为我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又怎么可能从字里行间蒙混过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再问了，甚至不敢再问一问爸爸妈妈周围的朋友。似乎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从来就是不该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看来，我要再这么问下去就成了恶意的，甚至是反动的。热爱党，加入共产党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那如果看见了党内这么残酷的斗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疑问吗？尤其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两年后，他为什么重新要求回到党内？下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父亲实在是愚蠢的？不知道，真的说不清楚，人们会是怎么样来理解我的父亲。只是我自己却永远没有办法来回答父亲的行动。
我曾经试图去理解父亲，看来这一个界线，是怎么都越不过去了。我明知道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却在暗自思忖的时候，会感觉到父亲的选择是愚蠢的。在母亲面前，在所有的人们面前，我却不忍心这么去批评父亲。我没有开口，甚至也不给母亲任何暗示，我们在这一份悔恨之中生活得太久了。她会察觉到我的情绪，会愤怒地跟我说：“你就不能学得头脑简单一些，少给我惹麻烦？”
为什么这就是惹麻烦？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母亲常常是相对无言。她讨厌我话多，她总是对我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到我今天这个年龄，已经不会被这些话打动时，我还是会相信母亲，她是一个聪明人，她这么说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实际上，说到政治，我比她感受到更深的一种担惊受怕，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被卷进去。似乎我正站在悬崖的边上，只要往那里瞟上一眼，这种恐惧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我的血液，渐渐地在身体四周蔓延，人像漂浮起来一样，没有根，没有依靠，身体开始发软。最后是一份惧怕把心包裹起来了。一种无法表述的感觉，慌慌张张。至今，我还不知道那谜底在哪里。多想问一问爸爸，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会跟我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吗？爸爸……一个遥远的称呼，我竟然没有和他谈论过任何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就被抓走了。只有爸爸的朋友，元化叔叔，他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爸爸，连妈妈都会说：“你去问问元化叔叔嘛，你爸爸跟他谈得比较多。”尽管他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但是，他活过来了。他还在写书，还在思考，还在怀疑在人们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革”中，他没有死。这就是胜利，只要活下来了，就是胜利！
朋友会问我，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妈妈也说，是啊，你父亲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部队的老战友，似乎只有元化叔叔是一个例外。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认识他，也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他是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爸爸管辖宣传部门的事情，于是，出版社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想到上下级的关系，却让他们变成了朋友。
“元化叔叔，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的？”我想这么开始提问。但是，话到嘴边的时候，我还是不敢问。犹豫之下，我说：“你能谈谈你的过去吗？”
元化叔叔说：“谈谈过去？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和你爸爸真是不一样，他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我不像你爸爸，他的政治意识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基督教家庭……”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不，你父亲倒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想得比较多，我至今都会想到他跟我说的话……他参加这个党……我说不清，要复杂得多。
“我比你父亲小十岁。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在清华园里教书。我是生在武昌的，我十个月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清华园。我们就住在南院，那个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跟你们是很不一样的，那是非常的平静，就像很多人在小说里描写的，环境也很优美，但是，我那时候很小，还很不懂事。当时清华是一个很高的学府，在所有的大学中，各方面的设备、教员的工资、请的教授，都是最好的一个学校。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讲他们在国学院做研究生的生活，他们没有那种很庸俗的和很低级的谈话，大家见面就是说你看了什么书，我看了什么东西。没有看过的，就复述给你听，看过了，两个人就在那里讨论。就是这种，很理想化的生活。在清华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周围的气氛完全和校外的不一样。我都记得小时候，到了周末，家里会带我们去郊外野餐，像你们在美国电影上看见的那样。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在草地上铺上一块桌布，我母亲总是把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我们还自己做点甜酒酿，好吃极了。
“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香山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读书。姐姐每一次回来就向我们描述，生活是多么可怕。成天穿着黑乎乎的裙子，一直到脖子这里都被扣子勒得死死的。管她们的人，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嬷嬷那样，一双眼睛从来没有对她们笑过。晚上睡觉她们都得脱得光光的，再套一个袍子那样的衣服，完全是英国教会式的教育。
“有时，我母亲一回头，发现姐姐出现在家门口，生气极了。说是：‘啊哟，见鬼了。你怎么又逃学回来了。’姐姐就说：‘我不要在那里住，我害怕。就是弟弟在家打我，我也愿意回家住。’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常常打姐姐。我现在都七十多的人了，姐姐都八十了，还会说到这些事情。
“童年真的快乐得很。可是到大革命以后，国民党派来了罗家伦，头一个在大学实行军事管理的就是他。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是民主教育。我父亲辞职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清华园。
“爸爸去东北教书，我们一家就住到北京城里。进城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看不见那些诗意化的生活了。我开始接触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当时家里还有钱，我们住在很漂亮的赵元任搬走以后的西观音甲72号的一栋洋房里。可是，就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家受日本人奴化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我们都管它叫‘高丽棒子’，去的都是一些很穷的人，特别多的就是拉人力车的，还有那些干苦力活的。用那种长长的烟枪在那里抽白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