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夏天，皮定均伯伯家的五个孩子参军后在西安的全家照。也是他们最后一张全家照。一九七六年皮定均伯伯与站在他身后的大儿子小牛（后中）在军事演习中飞机失事而牺牲。是在清晨，在上影厂三号门看门房的时候，妈妈从她得小半导体里听到这个消息。她忍不住哭了。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好，没有给张烽阿姨发去唁电。
父亲还是不说话。好在他在厦门，在老朋友的周围，他苦恼的时候，会发现皮定均叔叔出现在他的小屋里；会看见刘培善叔叔（福州军区副政委）的小车开进了校园。那时候爸爸的朋友去福建，都会绕路去厦大看望他。王一平叔叔说，一九六三年前后，他到福州开会，也特为跑去厦门，看见爸爸的时候，觉得他那时候的情绪还可以。
一天，福州军区海军司令彭德清到厦大看望爸爸，他们一起去游南普陀。校党委派来的保卫干事就在他们不远的身后，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做自我介绍。就这么寸步不离地紧紧地跟随着，就这么明确地在那里盯梢、监听……皮司令听说这些事情以后，生气地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尚且要优待，何况彭柏山。我们曾经同甘共苦，在同一只锅里吃过饭，我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十几年如一日，为什么不能探望他？”
爸爸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但是他做了细致的笔记，继续向学生讲解鲁迅先生的《祝福》、《秋夜》、《藤野先生》，还写了《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鲁迅文学言语的特点和洗练》等论文。接着，院党委做出决定，彭柏山不适合教授“现代文学史”转而教“文艺创作”。即使这样，爸爸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他在六三届毕业班二百余人中挑选出不多的几个写作基础较好的学生，除去给他们讲课外，还要求每人每周写一篇作文。爸爸对他们的作文，一字字、一句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格、特点做认真地修改。经常改到深夜，每篇都写上意见、评语和建议。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美国芝加哥看见了爸爸当年的学生刘再复，他很感慨地跟我说：“你父亲是多好的学者和老师啊。他不仅有学问，他的课也上得好极了，就是他教会了我写作。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被他选出来‘吃小灶’的学生。你看我从北京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这次我女儿从那里来时，我关照她，一定要把你父亲的照片给我带来。”说着，好像我不相信似的，他走到书桌边上，特地为我找出了照片。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美国芝加哥看见了刘再复。这是在他家的合影留念。右一为刘再复，左一是他得夫人。
左一为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他路过厦门，特为去看望爸爸，很热情。右一为爸爸在厦大最好得朋友芮鹤九教授，左二是他得夫人应锦囊教授。
爸爸的学生陈慧瑛在怀念文章里写道：“彭老师的见解，现在看来，大都是切中肯綮，有创建，有说服力的。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不能不说是受他的影响。”
但是，爸爸不允许被留在中文系了，他又被转到外语系教学生写作。暑假回家时，他苦笑地跟我说：“教外语系的学生写作，就像在教小学生写句子……”他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份感想。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当面称为‘同志’的，却在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
一九八○年的夏天，我去福建拍戏，离开那里时，我绕道去了厦门大学，不仅仅是去看望爸爸在厦大唯一信任的朋友芮鹤九叔叔和他的夫人应锦襄阿姨，还想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芮叔叔带我去看了爸爸曾经居住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的长形楼。芮叔叔说，原来住在爸爸隔壁的是系里的青年教师林铁民，他在那个时候，还敢于和爸爸打交道。有时，就和爸爸默默地坐在走廊里下棋。等到爸爸要搬个东西，装个灯泡时，他也会帮助爸爸。
我忍不住往爸爸的长楼走去，那是一间二层楼上的小屋子。去的时候，屋子锁着，已经改成一间小仓库。我贴着门板的缝隙往里面张望，看不清什么东西。那只是一间十四平米大小狭长的房间。在房间的纵深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屋子很暗，透过门缝看去，很像是一间牢房。我挺起身，呼吸着，回头看了看狭窄的走廊。我想，这里就是妈妈在回忆文章里提到的——柏山常坐在卧室前的走廊里，和一些青年教师交谈。谈及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时，柏山的立论，深刻稳健，且有独到之见。后来，他在系里举办了几次讲座，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很多教师为他广博的学问所倾倒，并不考虑他那骇人的“帽子”，都乐意和他接近（这也是“罪行”之一：拉拢青年教师）。现在那屋子空着。小楼已经很旧很旧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会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它竟然也不是那么乏味。一位我并不认识的老厦大的学生郑其五，给我寄来了他描写他们那里“渔民俱乐部”的散文，这让我看见了爸爸的另一面。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厦门日报》上读了篇涉及渔民俱乐部的散文，写的是曾身居上海党内要职的名作家彭柏山因‘胡风事件’受牵连，于六十年代初被贬到厦大当普通教员。有一个漆黑的雨夜，深居简出的他竟然激动异常，匆匆赶到渔民俱乐部看一部苏联影片，因为他从家信中获悉那影片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子翻译的。
“不知怎么这段散文的描写一直令我无法忘怀。我虽然并不认识那早在‘文革’中冤死的彭柏山，但他那撑着破伞，深一脚浅一脚在坑坑洼洼的雨路上急行的模样，竟老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因为我曾是渔民俱乐部的常客，也许我曾坐在彭柏山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于是那张冰冷的椅子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喃喃地说起在生活的险恶之中，有那么一对夫妻借着电影传递着人间恩爱的温馨。”
那时候，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也是在这小走廊上，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十二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父亲（前排中）在厦大合他得学生的留影纪念。照片的背后写着：送给敬爱的彭老师：在您的辛勤教导下，我们成长起来了。您的学生。
要走了，但谁都不知道。应阿姨刚动完手术从上海回来，她在图书馆听见爸爸在跟一个非党团员的年轻教师黄景湖说：“我要走了。”应阿姨还以为爸爸要回宿舍，于是她走到爸爸那里说：“彭老，我跟你一起往回走。”
“不是回去，我要离开厦大了。”
应阿姨惊讶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那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爸爸很冷静地看着她说：“你先回去，晚上我会上你家去的。”
应阿姨感慨地说，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但是，即使说得再多，谁也说不明白，特别是爸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芮叔叔说：“彭老，明天我去送你。”爸爸摇了摇头，他已经感觉到局势太不好了，他不愿意给自己亲密的朋友带来麻烦。他说，“你不要去送我，就直接到火车站上告别吧。”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只有黄景湖老师送爸爸到了火车站。芮叔叔说，爸爸是独自一人走进了月台，他手上只拿着一个小包，芮叔叔在月台上等着父亲，然后和他默默地握手告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最后的离别。（留给他们最后的纪念，把父亲的名字和芮叔叔、应阿姨联系在一起，是在“文革”中间，他们一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说他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其中主要成员就是胡风分子彭柏山。）
站立的灵魂
总以为写完了《他们的岁月》，就该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原以为书出版了，就会把往事忘却；更多的时候，会以为读者的赞许认可，会与我一起分担对历史的思考。可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因为一本书而改变。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回头想，不敢重新翻看书页，似乎那潘多拉魔盒里的妖怪随时在等待着我。直到昨天，华东师大出版社通知我，他们愿意再版《他们的岁月》的时候，希望我再能增添一些什么，是什么呢？我偷偷地掀开了书页的一角，一眼看见的是父亲和厦大学生的合影，那时候他只有五十二岁，可是消瘦的脸庞，让人觉得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夜里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打扑克，光线很暗，我辨别不出是什么时辰，突然看见窗下有人在叫喊：“老李，来抓人了！”似乎是对我身边的人在叫喊，可是身边坐的是上海人艺的美工老朱叔叔啊，怎么叫他老李？我看了一眼老朱，奇怪的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转眼他就不见了。四周的人还在出牌，没有发出声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放下纸牌朝门口走去，房间里多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看着我不说话，我打算走边门出去，可是边门锁着。我蜷缩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我把手放到胸口，可以抱住自己的身体，把体积缩小，不再被人注意，特别是不被那几个多出来的陌生人注意，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但是，我觉得胸口疼痛得难以忍受，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臂上长满了整整齐齐的两排牙齿，它们蠕动着，上下啮啃着我的胸口，猩红的肉沾满了鲜血，赤裸裸地展露在那里，我完全被吓住了。深夜，我睁大了眼睛，四周依然是那么黑暗，现实的黑暗和噩梦搅和在一起，我无路可逃。
黑夜里，让我想起了在七九年我去厦大的日子；后来是在○九年的春天，在香港看见了刘再复老师，他是父亲在厦大的学生。看着我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看真快，都快五十年了，各种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一个是绝对的，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啊。”我不说话，我怎么常常是感觉到，人生真长啊，怎么过也过不完？和刘老师相视而坐时，没等我提问，他就开始讲述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谈话显得很自然，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需要，这里没有值得掩饰的后悔，作为学生，他没有在父亲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所以回忆变成最真诚的。他不对我说“你父亲”，而是一口一个彭老师彭老师。
“彭老师对我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中能和彭老师相逢也是重要的事情。真的，我一直说我的青年时代，读高中大学，是真正的青年时代。中学、大学时候，有两个非常深刻的记忆，一个是中学图书馆，那时候我就读的是国光中学，可能是一个华侨中学，李光前办的，可能也是我们福建省最好的图书馆。我很用功，感动了图书馆的老师，于是假期里他都把钥匙交给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是沉醉在书里。西方经典，雨果、莎士比亚就是我年轻时候、记忆最好的时候读的，所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郑朝宗老师考西洋文学史，二百人只有两人得了缘分，我就是一个。他很奇怪，在我的考卷上题了诗，意思是说，你怎么会考得这么好。
“到了厦门大学，我碰到了两个非常好的老师，一个是彭柏山老师，一个是郑朝宗老师，他和钱钟书是好朋友，在清华剑桥就是好友，钱钟书的研究生第一批就是他带出来的，那时候他西洋文学非常熟悉，造诣很深；但是彭柏山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不光是知识的，就是我常常说的，彭老师，真有幸碰到彭柏山老师，真的人生有幸啊！人家说三生有幸，真这样啊，一个做人、一个做文，两项对我都帮助非常大，有些人可能不很明白，怎么说呢？先说做文，那时候厦门大学没有写作课，过去大学里都看文学史，搞研究。这个彭柏山老师就说要开写作课，他来之前就已经传说了，彭老师要来，而且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的学生，我们知道彭柏山老师是谁，知道他被打成胡风分子，我们知道他过去是将领，解放福建的时候他就是副政委，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崇拜他，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左翼作家。
“鲁迅先生还表扬过他，提过他，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觉得非常高兴，一来之后，还没教课的时候就很想见他，后来到系里来，还做过全系的演讲课，我们去听，特别崇拜他。那个高兴啊。那么后来他说，让他教写作，可是彭老师他有个性，我们二百个，他只教二十个，他选二十个，我们同学有的记错了，说只选了十个，我说记错了，肯定是二十个，因为我是课代表。我那时候是团支部书记，兼任课代表，我写作还是比较好的，挑选了二十个，而且让我当课代表，所以我就有机会了。
“他选了二十个，亲自选的，可能先看作文，他非常认真！当然报名的很多了，那么第一次作文，我们战战兢兢很认真的，不是出题作文，哪怕平时写好的东西，自己觉得满意的交给他都可以。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我交了一个五六千字的文章，我期待着彭老师的表扬。没有想到，他说：‘你们二十个的作文我看了，我很不满意，有的不能及格。’他还说：‘你的作文还可以，但是只能给你源分，对你已经很宽了。’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你们写文章，这个涉及文学观念，你的这个文章就光讲自我，没有讲社会，没有讲时代背景。我刚开始不服气，我说，文学，不是很个人么，为什么一定要写社会时代呢？他说，‘你这个个人是要与社会和时代的内涵发生关系的啊。太纯粹的个人情感，让读者看什么？’所以他建议我以后注意观察这个社会和时代。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你看，我看了你的作文给你做的修改。’哇，吓我一跳，十几张稿纸，给我改得密密麻麻的，中间很多眉批，批评得很尖锐。比如，这句话太罗嗦，这句话根本就不通。有的时候，这段完全可以删掉，给我删掉了好几段。当时告诉我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知道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么？他说天才就是会删掉没有用的东西。’后来这句话刻骨铭心了，彭老师告诉我的，写文章的废话，没有用的话，一定删除！所以当时非常严厉，他一次一次给我改作文，真正让我懂得了写作。尽管我以前比较骄傲，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但真正是他教我怎么做文的；再一个，他告诉我，‘你一定好好读鲁迅的书，现代作家里，最精彩的，最伟大的就是鲁迅！所以要好好读’。过去我就是一般的读，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认真地读鲁迅的书了。而且他说鲁迅很有思想，我们最终要有思想，这都是彭老师告诉我的，鲁迅有自己的文体，还有鲁迅的精神！”
这里，我忍不住打断了他，因为我都渴望当一名父亲的学生，怎样算是鲁迅的文体？
“鲁迅的文体，一个是有自己的语言，不重复，他的语言是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对文体的解释是，文体不是形式，文体是一种情感思想融合起来的东西，所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存在。他不认为文体就是形式，是这几个融合起来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存在。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很了不得。这是做文，还有一个是做人，整个做人，这不光我一个人，我们同学谈起彭柏山都很尊敬他，都感觉到这太奇特了，能碰到这么一个老师。很难得。他不仅有才气，他是个作家，对文学艺术也有真见解。关键的是他有正气、傲气，这个东西，用我们评论说就是有骨气。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个个都小心谨慎，谁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他呢，当时的处境还那么不容易。系里面领导警告我们的，说他和胡风是如何如何的关系，等于对他，就是说要划清界限！可是这个情况下，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照样很高傲地做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站在他面前，彭老师这个人，你立刻会感受到他的傲气。
“他很厉害，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写作，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像有的作家根本不行。他有的时候批评起来是很尖锐的，他说很多作家倒退了，有的作家根本不行，有的根本不该创作。他很厉害，我当时感到，无论谈什么东西，跟他谈起来，都不同，所以那个时候，我办《鼓浪》那个杂志，我当主编了，第一期我就让彭老师写个东西，他就写了一首诗，《高傲的战马》。我的印象很深啊。我感到非常可惜丢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原稿，我现在没在手里，没有保存好。实际上这个‘高傲的战马’写的是他自己。他到厦大，俯首甘为孺子牛，变成老牛，在这耕耘，为这些学生；他讲了一个大角色的转变，从战马到老牛的转变。我们那时候几个同学看了都很感动，但是，不能发表！我们系里向上面请示，还是说不能发表。我气得要命。没办法。在那种社会氛围里，你能怎么办？我后来写文章就说，一个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将领，连在我们的黑板报上，在我们办的小刊物上发表文章都不行。
“心里面很不平，但是心里面依然很崇拜他。他有才，文武双全啊。我们系里面看到我们很有才气的一批人老跟着他，他们紧绷一根弦，怕出什么事，非常荒诞的，时代是很荒诞的时代，人的脊梁都挺不起来，这样的时代，怎么会出优秀和卓越的灵魂，出大知识分子？是悲剧的时代！我们年轻人里，都说人家彭老师是文武双全，而且他这种东西很特殊，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来是一个异数，很少见到的，很少见到这种人格的，所以我说，我在大学很幸运，跟彭老师相逢了，教了大概一年。平时因为学校宿舍，不是像其他老师，有一个单元，有家属，他等于和单身汉老师住那个楼，他只有一间房，十二平米，很小，一个小床，很小，很质朴。所以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他那里谈，找他也很方便，我们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后来我出国了，还是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战争与人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特为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从炼狱中升华的灵魂》，《读书》杂志发表的，那是我的一个感受。本来经历过战争熔炉考验，没有想到战争结束后，又经过了这个新的炼狱，从炼狱里升华，我说他就是高傲。他真的瞧不起很多作家，不管是境界还是文字，他都很不满意，那时候我们都不大能完全理解，以为他太骄傲，但是现在看来，才发觉他是对的！中国很多作家都太平庸。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至少有点，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彭柏山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要让‘灵魂都站立起来’！有些原则的事情，我绝对不可以随波逐流，不可以这样做。像彭柏山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的灵魂都没有跪下，所以我绝对不可以的！回顾我走的路，这点我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丢掉了很多东西，桂冠、荣誉、世俗的角色，但是我一点不在乎，因为我留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人的骄傲。
“这个东西我相信，彭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他，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里的将领，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点贵族气，他长得皮肤挺白的，个子不是很高，可他走路，都直直的，胸部是挺着的，这个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中国不是缺少文化知识，是缺少文化情怀！就是蔡元培讲的文化情怀，缺少知识分子的骄傲、思想者的骄傲、思想者的尊严。彭老师正是有这个东西，越想越宝贵。随着时间拉开的距离，越想越宝贵！
“后来我从聂绀弩那里又进一步认识到这点。”
记得，我也记起来了。七九年母亲去北京的时候，把刘老师带去见了聂绀弩伯伯，那时候，聂伯伯刚出狱不久。
“你说怎么这么巧，人生有很多偶然的巧合，后来我和聂绀弩成为忘年交，所以，聂老先生的悼词是我写的。聂绀弩最后去世的时候，把监狱里写的东西都给了我，还有九箱子线装书。他给我写过四首诗送给我；其中，还给我在书上题字，对我可以说是肯定的表彰，我很感动，他说我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思为文人形’。他这样表彰我，文人形就是真善美，你看他和彭老师，过去是战友、文友，他们三个人，聂绀弩、柏山、黄源这三人的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了，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聂绀弩说，‘我和柏山有点相同，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你看聂绀弩坐牢了，但是他不在乎，他继续他的思想，继续他的思考，继续他的写作，所以他给我的诗最后两句是——‘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长’。
聂绀弩伯伯和周颖阿姨老年时的合影。
“就是你好好写，精神写出来，心灵写出来。聂绀弩还说，柏山和我真的一样，都不在乎，升降成败输赢都不在乎，但是要坚持自己的品行、坚持自己的写作，也就是说灵魂一直是站立的，我相信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感悟，就和这些老师的教导都有关系。我讲道德经，回归朴素的生活，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个最难的，就是老师教导我，是你有了名声、地位之后，保持质朴的内心，正直、正义的质朴内心，这是最难的，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这恰恰是彭老师给我的教益，我觉得这才是无价之宝。
“很多书，我自己可以看，很多写作方式，我可以从其他作家的文章里去吸收；但是唯独这种精神不容易得到，所以我说我和彭老师的相逢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刻、久远，他这种精神注入我的心灵，我自己的体验是最可靠的，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什么都打不掉了。这个非常好，要是我有机会，我再到厦门大学，我就要说，不要忘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年，经历了几十年，很多是无价值的，都丢掉了；但是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本来，中国人说人如其文，但钱钟书的《管锥篇》里面说，文不一定全等于人，创作主体和艺术主体一定不全相等。像唐太宗，可以驰骋沙场，但是他写的东西很婉约，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是人和文很统一的，比如彭老师，是一致的，是融为一体的，对我来说，彭老师的榜样就是人和文一致，就是聂绀弩说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三个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互动的。彭老师这精神，影响我的精神内涵，我的散文带有精神的力度，精神力度和人格水平是有关系的。有时想来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会有彭老师这样的精神，值得研究，是个例外。也许只能解释成是天性？很多有他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像他这样。我想不明白是不是他的天性造成了他的独特？没有任何的奴才气，只有骨气。”
这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是人以群分。这些胡风分子似乎都是这样站立着的灵魂，从胡风先生本人开始，到他们的分子，到阿垅到贾植芳路翎等等的所有分子，他们都没有低头。以至于徐放叔叔跟我说：“一九六五年在秦城放我的时候，日子我都记得，九月二十七日放的我，我最后一个。我捣乱啊，顽固。最后才放我，我就是想不出来，老死秦城了。出来还不是那样么？在不自由的地方哪里不是监狱？你说是不是？”不幸被徐放叔叔言中，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他在外面的境遇竟然比在监狱里更糟糕！啊呀，又扯远了。
刘老师依然在说：“彭老师那种不屈的精神，真难得！我们过去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常常都做不到，很难做到，但是彭老师真的做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做文不一般就不容易，做人不一般，那就更不容易。那个年代做人，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呢，还是昂起头做人。我们只能有这样两个选择，彭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昂起头，灵魂要站立起来，你做人好，文章才好，这对我写散文有终身的帮助。从做文来说，因为小说是叙说，但是写散文是直说，你不可能掩盖自己的人格，甚至写诗有时候可以是叙说，但是散文没有办法，必须把整个灵魂端出来，要直说，所以你是怎么做人的，就非常重要了。
“彭老师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带给我们学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的散文，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有力度，没有力度，就没有思想。我现在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个统一起来。彭老师说一定要有思想，不要老是学问的姿态，也不要老是文采的姿态。思想！所以他点破的东西，要会听，听了进来以后有影响，那个时代，听到这种声音很不简单，这种声音很难得，在我内心，心存感激。
“厦大的这两个老师都去世了。郑老师也去世了，去世十年了。”
我默默地听着刘老师叙说我的父亲，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最后淌落下来。不是因为有人对父亲还存有这么深的感激之情，不是因为对缺席的父亲的怀念，更不是因为我个性本身的软弱；而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真正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一个站立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是如何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母亲不会像小说里或者是电影里的形象，她总是那样焦虑不安，像一团火，烧得那么旺盛，马上就要蔓延开来。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就被人死死地抑制在那里，那火也被扑灭了。在灰烬中，她跟我们说话，既不耐烦也不明确，除了训斥，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了。在她那里，我丧失了自信，我总是跟人家说，我的这一辈子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什么希望都没有，时时刻刻在看着她的脸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王元化叔叔在六十年代的照片。他说：“我和你父亲也没有一张合影，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情绪去拍照片啊。”
等到父亲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委屈，什么“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似乎又是一种什么暗示，是什么呢？我太小了，说不清楚。甚至是今天，我都说不清楚这一份痛楚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会感觉到什么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直到大了，我才理解到，从父亲的那一句话里，我重新嗅出了离别的气息，是对于离别的一份恐惧。对于这份恐惧，我们是太熟悉了，所以即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我在那里哭了起来。哭得有点突然，母亲更加生气。
“怎么你父亲一回来，就变得这么娇气，演戏给谁看啊？回去睡觉。你父亲对你怎么了啦，哭什么啊。”
那一次是爸爸突然接到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调彭柏山去郑州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父亲在三天之内就动身了，他只拍了电报给妈妈，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体谅母亲。那时候，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但是，其余的人除了说“热爱”和“万岁”之外，是什么都不能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余”的人中间。我们好像还是非常快乐，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我们都要表现出他给了我们幸福。
到处都是穷人，到处都是贫民区，这穷困就像沾在我们身上，永远也无法去掉的泥土味。四处都是垃圾，四周都是一条条小路，我们这些发育不全的人，站在路边，看着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孩子，多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些什么。我就这么生活着。亲眼看着我们家的人，干活，忙碌，死亡。像许多动物一样，不断地生老病死，平淡无奇。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从岁月的深处涌现出来，接连不断地有人在我们面前死去。而我们还待在那里，希望活得好一点……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并没有去火车站送爸爸，只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她还没有回家。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小钧常常跟我说：“我多想把爸爸待过的那个地方，河南农学院的图书馆画给你看。他们给爸爸工作的地方，小得连气都透不过来。漆黑漆黑的。是在一个楼梯的斜坡下的空隙里，就是楼梯的板子底下……楼梯是那样，那样直接顶在爸爸的头上。你肯定想象不出来。那里真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就在那样一个墙旮旯里放了一张小桌子，一张条凳。爸爸就在那里整理各种书籍，写东西。”
这里的条件比青海师范学院还要差，爸爸什么都不说了。这时候，他已五十六岁，他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说，他再等四年就退休了，他会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他自己来教我们读书，就这样打发晚年吧。妈妈说：“你这个父亲，就是想入非非，跟着他跑到湖南那么个穷地方还会有什么出息，当农民去？”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元化叔叔说：“我觉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父亲常常跟我说，生存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有责任感，完全是对你们孩子。他跟我计算，他再活多少年，可以把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他们出道了，他的任务也就完了。他多少次跟我流露这种情绪。我觉得他到晚年，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像自己还要翻身，自己将来还要做什么啦……没有了。他只是考虑对子女的一些想法。我甚至记得他到我们家，连我父亲都讲，PENG，就是英语拼音的‘彭’，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从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后来你父亲常叹气，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我默许地“嗯”了一声。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我都觉得不过分。不要说父亲了，当我听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窒闷，已经不能承受，多想深深地叹口气。
元化叔叔说：“最后一次看见你父亲，也是他去河南农学院那一次。”
“他回上海才一天半的时间……”
“他来的，他来的。就是那一次，他来告别。他除了自己家里，就到我这里来。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他来时，我记得是下午。我们就坐在那个吃饭的桌子上的。他说：‘我要到郑州去了。’我说：‘你怎么要去郑州了？’他说：‘是啊……’连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他总觉得有人在搞他。我给了他首诗。诗，我现在还保存着。这首诗是《送柏山上路》，是什么时候写给你爸爸的呢？实际上是他刚刚到青海去，回来跟我讲了。他中间不是回来过几次，我已经跟你讲了，他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这首诗，但我并没有给他。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把诗给他了。现在想想这事情真是非常怪的。”
真的，怎么会是一次诀别。
“是他到郑州去的那次，你给他的？”
“唉。”
“妈妈说，那次他很奇怪，她看见爸爸在烧东西，烧掉一些他自己写的东西，把你写给他的诗也烧掉了。”
“他会背啊，他把它背下来了。后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还写了我的两句诗，‘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噢，背下来了……妈妈说他特别难过，临走烧掉好多东西。”
“他已经要走了，我叫住他，我说：‘柏山，我有一首诗，我要送给你的，我一直没有给你。’他就说：‘啊，你就给我吧。’我说：‘这就写给你吧。’那时还是住在皋兰路上的时候……”
送柏山上路
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
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这是在白天的时候，但是恐惧已经在阳光里渗透进了爸爸的生活，点点滴滴地洒落下来。爸爸已经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下都不再愿意被文字牵连，连元化叔叔这么一首小诗，他都不愿意带在身上，不要再给任何人，也不要给自己的生活添麻烦了。文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一个累赘和惧怕。触摸到它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杀人的武器。在去河南之前，爸爸似乎想把所有的这些“武器”都扔掉。他的预感一定是坏透了，不然，他不会烧掉这些东西的。那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似乎他闻到了什么气息。他已经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他只是想完成他战争年代就念及的“写作”梦——最后一个梦想了。他要完成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
还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出来，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当时，元化叔叔是他唯一信任的朋友，于是他把写过的每一稿，甚至每一个章节都拿去让他看看，听取他的意见。似乎在一九五九年底，在临去青海之前，爸爸的第一稿完成了，他把稿子首先寄给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总觉得周扬是会帮助他的。但是，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周扬告诉爸爸，他的作品不能发表，因为离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离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他写的女主人翁小资情调太重，不能正面表现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爸爸认真地听取了周扬的意见，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稿又一稿地改写着这部长篇小说，直到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在小钧描述的那么糟糕的生存环境里，他还在那里修改着。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写作，这是他第六次修改这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了。
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元化叔叔最后跟我说：“你父亲那时候，还是有一份幻想。他总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虽然政治上出了问题，但是他的作品是可以和他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他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淮海战役，在这点，他认为，中央一定会肯定他的功绩的……”
爸爸应该说是天真的，是这样吗？他怎么会这样去思考，他怎么会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爸爸也不完全是我们理解中那样幼稚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又说起了往事，元化叔叔说：“那时候，我才真是幼稚啊。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振振有辞地跟你父亲说，我要给主席写信，我要告诉主席，是有人在里面捣鬼，我们都是冤枉的。他们在欺骗主席，我们不是反革命。”
爸爸摇了摇头，说：“元化，你怎么一点不明白啊，就是他啊……”爸爸没有把话说完，仅仅是伸直了他右手的食指，在一片沉默之中，清清楚楚地朝上指了指。
元化叔叔紧张地看着爸爸。
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依然伸着那个食指：“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
接着是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一九六三年妈妈去厦门大学看望父亲。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文革”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