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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
作者：[中] 李翔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01日
ＩＳＢＮ：9787508614106
页数：264
字数：274千字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39.00
内容简介：《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为献给建国60周年而创作，一套共三本，分别为编年纪事、成长地标和风雨人物，全面客观地展示了建国60年间的历史风云和亿万人命运坎坷，大处可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小处可见社会民生之心态，鲜活而充满趣味。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充满了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60年。在这段岁月里，个人的命运随着共和国的历史车轮而跌宕前进。每一年，都有数不清的故事和抹不掉的记忆。岁月令山河巨变，每个人心中都装了一段60年的回忆。但在历史的长河中，60年终不过一瞬，却每一刻都跟每个人息息相关。过去60年，中国完成了从没落到崛起的巨变，其变在人、地和事。本系列丛书立意于此，以人物、地标、编年三个角度记录共和国60年历程，在点式的记录中，梳理出一个国家的成长路径。
在这里，你能看到60年中最独特的中国印记。
作者简介：李翔，《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目录
前言 地标和一个国家的成长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一、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
〇二、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
〇三、拉萨1951：和平解放西藏
〇四、一江山岛之战
〇五、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
〇六、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〇七、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〇八、庐山1959：中国向“左”
〇九、大庆：能源之渴
一〇、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
一一、铁西变迁
一二、沉浮南京西路
一三、长安街：规划之争
一四、罗布泊：核之地
一五、兰考：焦裕禄的县城
一六、红旗渠：人工天河
一七、南京长江大桥
一八、三门峡大坝和它孤独的反抗者
一九、陈永贵的大寨：标本农村
二〇、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二一、石河子：年轻的城
二二、攀枝花的生长
二三、珍宝岛的战争记忆
二四、钓鱼台国宾馆：陌生的国宾基辛格
二五、刘庄破冰：缔造新世界的远见
二六、1976：唐山平了
二七、天安门：风的起源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二八、凤阳小岗：变革之声
二九、蛇口先行
三〇、中英街起落
三一、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
三二、白天鹅酒店
三三、风云大邱庄
三四、南街乌托邦
三五、华西常青
三六、昆山开放：答案在风中飘
三七、柳市风云
三八、横店三变
三九、“地王”国贸
四〇、浦东开发
四一、苏州工业园：学习新加坡好榜样
四二、卖光诸城
四三、中关村：中国硅谷的努力
四四、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五、义乌：世界的超级市场
四六、秀水街：商业鸟巢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四七、大连软件园：软件中国造
四八、上海新天地
四九、保卫平遥
五〇、798：从工厂到艺术区
五一、江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
五二、博鳌的亚洲之声
五三、阿拉善：商人与沙
五四、崇明移民
五五、平昌直选：云中的民主
五六、太湖治水：发展之殇
五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之城
五八、青藏铁路：高原的铁路之梦
五九、汶川：中国之痛
六〇、新建筑，新未来
参考书目
前言 地标和一个国家的成长
60年的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漫长，但对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某个具体的人而言，这已经是超过了他整个生命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2岁）。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另有阐述，但是对已经生活过这60年历史、并且正生活在这延续的历史中的人，这60年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阐释也不为过。
这是他们的历史，这个国家是他们个人的情感交织之地。因而，试图告诉他们在这60年中，有哪些地标是如此重要，必须被选入这本描述地标的书中，又想避免非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好像在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让一个经济学家准确地指出市场之底在何时呈现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失望地发现某些选择和论述同他们的个人观点分歧得厉害。为了请求这些可能遭到冒犯的情感的宽恕，我想要尽量清晰地阐述我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思路。
总体而言，我的思维方式是，希望能够通过60个地标的选择来勾画出这个国家60年的成长轨迹。在我的设想中，这宛若一个拼图游戏。你要用60个地标来拼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图像。只是这个拼图游戏不是平面的和物理的，而是时间的和线性的——历史正是如此，只能线性发展。
我选择了南京总统府作为开端。南京总统府凝聚着很多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它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因此，尽管1949年发生了很多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很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我仍然选择将南京总统府作为一个开启共和国历史的起点地标，它的一端连接着过去，一端连接着即将开始的共和国历史。
接下来我的思维方式如下：一个刚刚成立的政权和国家，它需要面对的问题都有什么，然后从这些问题出发，去寻找那些标志性的地点。毫无疑问，这些最紧迫的问题中有：国际关系问题，一个新生国家的合法性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领土问题，一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它的控制力最松动的地方就是遥远的边疆；军队和军事工业的建设问题；还有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问题。
这就出现了几个最初的地标选择。拉萨和一江山岛对应的分别是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鸭绿江对应的是国际关系，它也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次战争对抗；罗布泊是军事工业建设的地标。这些地标都对之后的历史和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深远影响。比如对一江山岛的攻打瓦解了国民党针对中国大陆的海岛防线，但是却让美国更深地卷入了台湾海峡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后，中美关系当然进入了冰点。
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我们可以从农业和工业两条线索来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的演变之路——经济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还囊括了诸如社会结构的再组织这样的问题。
农业问题上，从长治、遂平、徐水、大寨，再到小岗，这些地标其实构成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流变。比如，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在根据地实行的政策中，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着中国各个地方一片片被解放，这种政策也在一个个农村施行。这是取得农民支持的一个最好方法。但是，土地既然已经分了，今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是如何产生的？这条线路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山西，“土改”完成之后5年，山西省委发现出现了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这就是重新出现了土地的集中和农民间的贫富差距，这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此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他们开始了在长治的农业合作化试验，以此来动摇土地产权私有制，消灭贫富差距。农村和农业朝此方向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河南遂平开始出现的卫星公社，然后再到卫星公社的高潮，河北徐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是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中国农村的产权制度和社会结构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这其中的明星就是大寨。
这条线索的演进也是随着共和国地标的变化而进行的。1978年的小岗成为明星，因为它瓦解了集体劳作和集体分配的公社制度，但是它没有在农村的产权制度上产生变革作用。随后，在改革开放年代产生的新的农村地标，诸如大邱庄、南街村和华西村，它们的共性是绕开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依靠“工”和“商”富裕起来。比如南街村是对小岗发起的“包干”的一种反动，但是它也领悟出禹作敏、吴仁宝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出的规律，“无工不富”。从1978年前后农村明星地标的变化，比如从大寨到华西村，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
然后是一条工业和商业的线索。早期的明星地标，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所在地，也都是重工业之地。比如大庆、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的铁西，然后到三线建设时期的攀枝花——从一汽到攀枝花，其中的变迁也能体现出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变迁，一汽建立在长春，因为靠近苏联，方便得到技术支持和援助，攀枝花和三线时期的另一汽车城湖北十堰，则完全要远离苏联和美国，远离可能的战争威胁，三线建设时期中苏关系已经冷化。对于民间商业而言，1956年南京西路上，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巨头走进中苏友好大厦，主动表示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出现民间经济的衰落，与之相对的是公有经济的勃兴。这条线索也随着明星地标的变化而前进、演化。比如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明星地标是诸如浙江温州的柳市、北京的中关村、浙江的义乌这些民间经济发达之地；汉正街、南京西路、中英街这些民间商业发达的地方成为开放年代的明星。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开放”，蛇口作为第一个招商引资的特区成为当时的风云地标，昆山没有成为国家批准的特区和开发区地点，索性自办开发区；外资涌入大城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北京的国贸都是当时招商引资的著名项目。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反而在此时陷入困境，但是产权问题却仍让人忌讳，正是如此，1994年诸城的国企改革方式才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在金融制度上也要“现代化”，所以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至于国际关系这条线索在地标的选择中并没有得到如经济建设这样重要的呈现。因为这60年历史中，我们在外交上先是一边倒、然后是封闭态度，接下来又是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策略，总体来说这似乎是个“内向”的国家。这条线索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中美建交，国宾馆接待过很多重要客人，有切·格瓦拉，也有赫鲁晓夫，但是他们都没有基辛格住到这里的意义重大。等到博鳌成为一个地标时，世界已经在议论中国的崛起，中国这时也试图在外交上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比如，曾经很著名也得到了高层认可的“和平崛起”，正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
地标产生的另外一个线索是各个时期的大工程，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三门峡水库，再到后来的青藏铁路、三峡工程。这些地标应该最无异议。此外还有各条线索演进过程的一些“节点”和重大灾难。节点比如庐山，庐山召开过无数会议，但是“庐山会议”一定特指1959年的那次会议，中国从此彻底左转；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天安门曾经扮演过很多次节点，比如“五四运动”，而1976年的“四五运动”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节点，因为此后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复出等影响历史的事件。重大灾难比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巧合的是这两年也都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个人认为此前一直被描述历史变迁的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忽略，那就是城市规划和建筑。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都知道，建筑和城市规划是和权力最为紧密的行业。所以，长安街我没有选择从政治角度来写，而是城市规划。这是当时建国之后，城市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今来看，城市规划和建筑其实是理解这个国家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浦东的开发，是经济建设成果，但也是城市规划里很重要的一步棋，如今中国各个城市的新城建设，几乎都是以浦东作为榜样和蓝本的。在这方面，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家也开始争论，现代化一定要以牺牲老的城市和老的建筑为代价吗？这种争论下，出现了上海新天地和平遥、丽江这样不同的选择。我甚至选用了包括央视新大楼在内的新建筑作为60年地标的最后结尾，特别打动我的是设计了央视大楼的建筑师瑞姆·库哈斯的两句话，一句话是“去他妈的文化背景”，另一句话是“建筑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也正是如此，它要摆脱过去的沉重的束缚，去走向未来，而不是停滞在过去。
以上论述的都是站在起点位置上的思考，然后跟随着起点演化。另一部分地标的选择则恰好相反，是站在当下这个节点上的思考，思考这个国家面临着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这些新的地标其实也是上述的各条线索演进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我选择了大连和大连软件园。大连和大连软件园没有选择很多城市选择的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是选择了附加值极高又没有污染的软件产业，这对中国的很多城市来说都是个新思维。对于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问题，我选择了太湖，这个美丽湖泊周围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乡镇，但是工业污染和治理不力让太湖在2007年有了一次大爆发，直接危及到人类的饮用水。在很多人一直讨论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上，我选择了平昌，这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乡镇级党委直选的县，它也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甚至有人称它是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博鳌是直面中国崛起和亚洲崛起的一个地标；崇明岛是考量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地标；阿拉善则是中国新兴起的企业家阶层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个地标……
我个人认为这些地标的拼图，最终能够呈现出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大图景，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过去和现在各个时期的“主旋律”，以及过去和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这些问题的流变。我希望，在未来，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会出现在这一个一个地标的拼图之上。费孝通先生在70年前的一句话正可以作为这篇自序的结尾：“然而在他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一、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
在1949年发生了众多变动的诸多地方中，南京总统府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了标志性意义：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古称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南京总统府更是见证了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南京总统府所在地曾经是明朝的归德侯府和汉王府；清朝的江宁织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和康熙、乾隆二帝南下江南的行宫；它也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天王府”。1912年孙中三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且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此后，南京总统府成为国民党的圣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在此办公。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西避重庆。1946年又重新“还都”南京。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后，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1949年南京总统府被渡江而过的共产党军队占领。因为南京总统府作为国民政府办公地点的特殊意义，这成为此后60年的一个发端地标，一个旧的时代被埋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他们在凌晨时分进入南京，在曙光来临之前的夜幕下穿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设想中的激烈战役后来证明毫无悬念。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来到了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
三扇大铁门禁闭着。但是抵达的战士们发现，铁门仅仅只是用插销插上，并没有上锁。失败者或许和胜利者一样急切，对于他们而言，命运的叩门声随时会传到耳膜，占领者的到来正像日出一样不可避免，只是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何时来临。焦急的等待让人煎熬。所以，不难解释，当占领者来到总统府的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管玉泉回忆说。
那是1949年的4月23日，28岁的山东小伙子管玉泉率领着部队进入南京，直抵总统府。他担任营长的三野第七兵团35军第104师312团3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渡江战役的先遣部队。
涌入总统府的年轻军人们迅速占领了这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庞大建筑。它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明朝时期是王爷的府邸，居住其中的帝王后裔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后来的权力削弱和来自兄弟的威胁；满清入关建立新王朝后，它被当作两江总督和江南织造的办公场所，担任过两江总督这一显赫职务的清末名臣们都曾经生活在其中，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到左宗棠、张之洞，他们在这里目睹一个帝国无可避免的衰落，而自己忝为人臣，忧心忡忡，但却回天无力；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将它扩建为天王的宫殿，这位出生在中国广西一个偏僻山村的落举秀才，在南京建立了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宗教政权，但在这座辉煌的宫殿中，却上演了同北京的紫禁城内相比豪不逊色的勾心斗角，高高在上的天王没有耐心等待命运的叩门声，自尽身亡，留下他的儿子在骁勇善战的忠王掩护下杀出重围；1912年1月1日，匆匆从日本赶会的孙中山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的突然和形势的爆发让整个帝国成为百万叛变的国度，而他则是当之无愧的领袖，这里于是成为中国新的中心，但是即使是孙中山也无能挽留行政和军事重心的北移，在权力争斗方面，相对于在北京城内的技术官僚和军事野心家袁世凯，孙中山仍然是一名初学者；但是他挑选的继承人蒋介石将军实现了他的部分梦想，蒋介石将军在袁世凯身故之后的军阀争斗中脱颖而出，完成了中国在名义上的统一，自己则成为中华民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最高领袖，这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所在；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同长江路292号的历任主人不同，蒋介石将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外部的挑战——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亡国的威胁。
1937年日军攻占了民国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在日本人眼中，这是蒋介石将军对抗帝国军队所要付出的代价，他要承受驱逐出自己的首都的耻辱。而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民国政府，则先后成为日军团部和伪政府的所在地。不过，接下来发生在南京的事情让整个人类文明都为之蒙羞。直到今天，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在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争论不休。当英国作家Simon Winchester沿着长江旅行，来到南京时，他为这座城市的忧伤而震惊。他甚至觉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表现得像一座无根之城。他的朋友解释说，“你知道，南京就像你们的爱尔兰城这里唯有历史它表面看起来焕然一新，酒店、商铺还有漂亮女孩。它看起来像香港，可是如果你在这里长留，你会发现它们在根子上就不同。这里的人们似乎都被这座城市的过去所困。它那些悲惨的过去，让这座城市比其它地方更忧伤”。在每个纪念日，总有人眼角含着泪水，嘴里说着要给那些伤害这座城市的人好看。这是大多数外国游客所看到的情景。
蒋介石将军将他的政府迁入了中国广阔的腹地。他在重庆成立了临时政府，继续顽强地抵抗来自邻国的侵略。而他之前的同事，国民党的另一位元老汪精卫进入了他在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政府府邸，在日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傀儡政权。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这位崇拜曾国藩、信仰基督教，从一介平民成为大国领袖，不是身穿戎装就是衣着中式长袍的浙江将军才回到这里，继续领导他的政府和军队。
中国已经发生变化。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国内局面。他不再需要运用自己灵活的手腕去安抚、拉拢或者打压那些不可一世的地方诸侯们。经历过漫长的战争，这些军阀的实力多半已经损耗殆尽。但是新的反对派却已经成长到强劲无比。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将军们都指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借机强壮自己的军事肌肉。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同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上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即使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承认，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国内各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
与此同时，尽管蒋介石将军一直成功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他甚至迫使罗斯福总统将同自己意见不合的杰出将领史迪威将军调回国内，但是二战也让中国的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苏联在军事上更加强大。
包括西奥多·怀特在内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在进行着不耐烦和虚情假意的斡旋。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斡旋者赫尔利大使对共产主义始终抱敌视态度——当赫尔利回国，美国政府开始真心诚意地想要解决中国问题时，为时已晚，马歇尔将军徒劳的往返于两国，固执的国民党政府认为自己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蒋介石将军当然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将不驯服的反叛者们彻底消灭，既然他们不愿意交出军队，束手就擒。
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开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各党派共同制定宪法。1946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出台新宪法；1947年底，完成国民代表普选；1948年5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总统。在所有这些政治手腕进行期间，使用着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在各地同共产党军队兵戎相见。
当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之后，长江路292号正式改称总统府。在1948年5月20日的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上，身着中式马褂的蒋介石和一身戎装上挂满勋章的李宗仁志得意满的顺着红地毯步入总统府礼堂，在画像上国父孙中山的注视下，对政府官员和国民代表发表就职感言。虽然蒋介石毫无悬念的出任了总统，但在副总统职务上的竞争却表现出政党内部的不合，旧时军阀分庭抗礼的阴影仍然盘踞在总统府上空。李宗仁后来对他的口述自传纪录者唐德刚抱怨说：蒋介石要求他穿军装，这使得走在蒋介石身后一步半距离的李宗仁看上去像是总统的侍从官，而不是副总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这种局面既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也是由于党内对他的压力愈发增加，尽管这种压力从来不能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深植的根基，但却促使他像在曾经的政治生涯中所作的那样，采取以退为进的举动，将头衔和职务交卸给倒霉的继任者，自己冷眼旁观，并且等待出山收拾残局。
但是这次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没有再能回到他在长江路292号的办公室。在李宗仁谋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划江而治的谈判失败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长江天堑并未能够带给总统府太多的安全感，1949年的4月23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当他们进入总统府后，并未遇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十几名留下的总统府卫兵也没有佩带枪械。唯一的枪声发生在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看到墙上悬挂的蒋介石画像时，两名战士端起枪对着画像设计，长久以来他们都被灌输着对这名将军的愤怒和仇视。
然后，他们迅速转移到总统府的建筑顶端，将仍然在黎明的晨光中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降下，换成象征着革命胜利的红旗。后来，画家陈奕飞根据这幕场景创作了他的名作《攻占总统府》，画面身着黄色军装的战士们奋力将鲜艳的红旗升上旗杆。
不过在当时，随军的摄影记者邹健东已经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战士们在总统府门楼上列队，欢庆胜利，他想使用这一幕来表示时代的变迁。的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10月1日宣布成立，但在总统府降旗升旗的瞬间，政权的转换已经完成。毛泽东在听到占领南京的消息后，为此兴奋地写了一首诗。他知道，他和他的政党，成功地埋葬了一个旧去的时代。
〇二、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
1950年中国军队跨越鸭绿江的“抗美援朝”行动让鸭绿江成为当时和此后中国最知名的河流之一。
鸭绿江的名称来自满语yalu ula，意思为：边界之江。它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界河。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和辽宁省均和朝鲜隔河相望。它发源于长白山将军峰南麓，源头海拔2300米，此后南流至朝鲜惠山，然后折向西北，经130公里至吉林省临江，然后由西南注入朝鲜湾，进入黄海。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爆发的朝鲜战争（1950－1953）中，鸭绿江成为举国皆知的一个地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这条界河，参与到国内战争之后的第一次战争。而这场战争关系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新生的国家要证明自己不那么脆弱，并且获得承认；还标志着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抗，有着极为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影响。中国、朝鲜和美国，这三国的关系直到今日仍然牵动人心。
“我曾在一个资料电影中看到过鸭绿江，但是现在，当我从近处看时，我发现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同。它没我想得那么宽，但却要汹涌澎湃得多。它浪花四溅，充满旋涡。水的颜色微微泛绿。一个在街上买五香南瓜的无须老人告诉我，夏天的鸭绿江经常泛滥成灾，冲走岸上的庄稼、苹果树、房屋，有时泛滥的江水还会淹死牲畜和人”。
在他2005年出版的小说《战争垃圾》中，作家哈金写道。1985年离开中国前往波士顿的哈金如今是一名波士顿大学英语教授。他是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之一。《战争垃圾》描述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官员如何亲身经历朝鲜战争，被俘之后，又如何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在小说中，当这个名叫Yu Yuan的年轻人随着部队来到丹东，准备跨过鸭绿江时，他在高处的营地仔细观察这条后来在歌谣中出现的江。
在满语中，这条江的名字是Yalu ula，“yalu”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土地的边端，疆界的分野”。鸭绿江实际上正起着同样的作用。1909年和1940年，鸭绿江上建起两座跨江大桥，连接着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第一座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被美军飞机炸毁。如今，如果得到允许，人们仍然可以沿着第二座长940米的大桥，乘坐火车或者汽车，来往于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之间。
这条河水浅绿的江后来进入歌谣，因为它成为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卷入的最大一场国际武装冲突的标志性地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志愿军军歌和《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南泥湾》、《红色娘子军军歌》等一起，成为1980年代之前传唱甚广的红色歌谣。
当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说尊严受到挑衅——尽管哈里·杜鲁门总统尽量想把这场战争限制在小范围内，可是美国还是把共产党中国拖了进来，很多人将责任归咎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而决定加入这场战争时，中国内部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无论在战争前还是战争后，为中国加入邻国的战争寻找合理性。广播和报纸都在鼓动着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们志愿加入这场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家用荣誉感、民族自豪感来激励贫穷的国民，或者参军，或者出钱出物来支持一场发生在他乡异域的战争。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之外，同样传诵一时的，还有作家魏巍描写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杰出表现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结果，之后“最可爱的人”这个词组流行一时，一直沿用到60年后，而且大多数时候是用来描述军人。在朝鲜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军人后来受到举国人民的尊敬，比如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和为了不暴露隐蔽目标，身上被燃烧弹引燃但仍然一动不动的英雄邱少云。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写入小学和中学的课文，用他们的红色光芒影响后来的青少年。表现一些著名的战役如上甘岭战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应接不暇。
这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自信。如果说在刚刚结束的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仅仅是同使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杀，那么，在朝鲜战争中，则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短兵相接，直接对抗。要知道，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军事实力在实战中得到提升，它们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战争机器，以及大量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美国正是其中之一。而在形容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中国时，人们总会使用一个形容词：一穷二白。长时间的战争已经把这个国家拖连得疲惫不堪。因此，决定参加这场战争，对于共产党中国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竟然能够获得胜利（至少是我们认为的胜利），自然极大的激发了一个一直以大国自居，但却长期贫弱的国家的信心。领袖毛泽东的“所有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又一次得到验证。
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却异常吊诡。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和非虚构作家之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2007年出版了描述朝鲜战争的《最冷的冬天》。在这本书中，哈伯斯塔姆说，“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对于美国人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足以让所有人都对一场新的战争心有余悸。对于大部分观察家而言，美国的真正挑战仍然在欧洲。他们正和苏联人在柏林陷入一场危险的对峙。美国不想要这场战争。
“即使是命令美国军队进入朝鲜战场的总统杜鲁门也不愿意称它为战争。从一开始，哈里·杜鲁门就小心翼翼地去降低这场冲突的性质。因为他希望避免增加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6月29号下午，也就是北朝鲜军队过境4天之后，尽管他正在将美国送入战争，但当他接见白宫记者团时，一名记者问杜鲁门，美国事实上是不是进入了一场战争。杜鲁门回答说，它不是。尽管它事实上是。另外一名记者问：‘是不是可以称它为一场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警戒行动？’杜鲁门回答说：‘对。这是对它的准确描述。’”哈伯斯塔姆写道。
哈伯斯塔姆称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杜鲁门不愿意将之视为战争，毛泽东称那些跨过鸭绿江去参加战争的不是战斗人员，而是“志愿者”；而且，最后，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不同的是，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几乎被遗忘，没有人愿意或者有兴趣重新提起。在哈伯斯塔姆写作《最冷的冬天》期间，他曾经有一次无意中走进佛罗里达州的Key West图书馆。他发现，书架上有88本书是描述越南战争的——其中包括哈伯斯塔姆本人的经典名作《出类拔萃之辈》，但是却只有4本书是关于朝鲜战争的。
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们苦涩的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濒于被遗忘。擅长制作大场面战争电影的美国人，视角大都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越南战争，而没有人将目光对准朝鲜战争。Anden Rowley，一位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在中国战俘营度过两年半岁月的年轻机械师注意到，从2001年到2002年，美国制作了三部著名的战争影视作品，《珍珠港》、《windwalkers》和《We Are Soldiers》，没有一部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不像它的对手，美国没有朝鲜战争英雄，也没有朝鲜战争文学。
哈伯斯塔姆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原因是，朝鲜战争没有扩大到让很多国家卷入的大战，也不像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了美国自身的疼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朝鲜战争发生的年代，电视媒体还不发达。朝鲜战争对美国国内而言，是一场“黑白的战争”，报纸上的黑白印刷体远不如后来历次战争电视上鲜艳的画面那样震撼。
但这场战争却延续了三年，超过33000名美国士兵阵亡，105000名士兵受伤；415000名韩国士兵阵亡，429000人受伤。这是哈伯斯塔姆给出的数据。他没能列出北朝鲜和中国士兵的伤亡情况。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数字。但是至少，共产党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他的儿子。在那些跨越鸭绿江，进入朝鲜的中国志愿者中，有这位领袖唯一尚存的儿子。他把他托付给指挥朝鲜战争的中国将军彭德怀。也有人猜测，这可能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后来矛盾激化的一个诱因，显然，这种猜测在历史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
这场战争的另外几个主角是腐败的韩国政治领导人李承晚，朝鲜领导者金正日，以及自大的军事天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们每个人都在推动这这场战争。在战争之前，李承晚和金正日各自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各自的盟友美国和苏联过于拘谨和约束他们，他们早已经统一了整个朝鲜。正像李承晚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北部对手一样，金正日开始时相信自己根本无须像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和他的领导人毛泽东求援。而麦克阿瑟当时则正忙于在日本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并且试图恢复它的经济。
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国内，短期而言，在抗美援朝中发现的一些商人的不轨行为，让共产党政权下定决心整肃这些不法商人，更加彻底的消灭私营经济。长期而言，它使朝鲜和韩国分裂至今。而且，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拥有核武器和集权政治的朝鲜，至今仍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这种情况，又随着它鸭绿江对岸的中国日益强大而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可以劝说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但是中国的反应同样也让联合国和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时，考虑如何避免陷入大国之间的争执。
鸭绿江决不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河流。
〇三、拉萨1951：和平解放西藏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拉萨成为当年最轰动，影响也最深远的事件。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1300年历史的古城。它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海拔365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以上，号称“日光之城”。它在今日成为旅游者梦想中的天堂，因为藏传佛教和它的偏远，它也被视为心灵宁静之地。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新政权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1951年解放军开进拉萨，标志着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动摇，由此开始拉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它仍然是一个民族和文化上的敏感之地。它的变化和它的麻烦，这一切都发端于1951年。
1950年11月13日，拉萨的噶夏政府将一份慎重撰写的呼吁书送抵联合国。这份名为《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的开头说：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因遭受侵略而得到一支国际武装力量支援的朝鲜，而在遥远的西藏正发生同样事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西藏政府在这份呼吁书中阐述了他们认为的中国同西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912年之前的年代，“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仅仅“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1912年之后，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切断了这种关系，因为这场革命埋葬了皇室统治，“从此以后，西藏便完全依靠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对佛祖的智慧行事，有时为了保卫自己还得依靠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支持”。他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采取某些举措，来帮助他们阻止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进入拉萨的行动。
从内战开始，拉萨的官员们就开始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直到他们终于认识到，共产党的胜利已经不可避免，一场接一场的重大胜利让共产党军队开进一个接一个的中国大城市。红色军队用自己的骁勇善战和亲民策略逐渐赢得了整个中国。但这种形势却让西藏的统治者们忧心忡忡。因为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在信仰上坚持无神论，而西藏一直认为自己在佛教的帮助下，远离了高度的物质主义。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是观世音转世的至尊达赖喇嘛。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会对佛教占据精神和物质主导地位的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猜测让拉萨的贵族和僧侣们焦虑不堪。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经警告过他的信徒，要警惕这种红色威胁。
“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够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是那里被他们占领了。人们开始考虑逃往印度，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在这个时期，寺庙方面也开始购买印度卢比，然后降其存放起来。我记得，我在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印度卢比，将其放在自己的桌前，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可以带上这一袋卢比逃走，人们如惊弓之鸟。4月（1949年），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溃逃，从这时起，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了。”桑颇，一位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员回忆说。
他们采取了一切自己所能想到的措施，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关闭了失败的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希望以此向共产党政府表示自己并不站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一边，至少这可以为拉萨争取一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