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彬的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他和整个南街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毕竟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并且开始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后来媒体说，这可能是20世纪修建的最后一尊毛泽东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毛泽东的推崇，而且，这种推崇是现实意义的推崇，“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南街无论从民风到传统，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和按需分配结合，其中很多物质属于免费供应：穿衣、住房、饮食、教育、交通……
这种在改革开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显然会引人瞩目。支持者中有怀旧者和反对改革者，也有对它的乌托邦真心赞美者；而反对者则担心对南街村的赞美会引发对整个改革的反动。
有人问王洪彬：“王书记，请问南街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说：“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次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次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会燎原；如果高层次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
还有人问，既然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做法，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还要提倡个人承包？王洪彬回答说：这种观点符合南街的实际。至于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提倡，你可以去问一问党中央。
他被与他相熟的人亲切的称为“彬”，他每个月只领250块工资，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南街村才能和其它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一样富有，甚至更为富有。但是王洪彬也并非完人。比如，他迷信。后来，王洪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宏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有一次王洪彬到深圳出差，促成王洪彬改名的当事人“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王宏斌（改名后）的崇拜毛泽东和他在南街村一言九鼎的作用，也难免为自己带来“倔”的个性——王宏斌坚持要上“永动机”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宏斌说：“倔是个性。没有个性的人一事无成。信迷信的说法，我认为有很多方面，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否则为啥国家允许这么多人建庙宇、烧香拜佛？”
在2008年年初南街村被媒体曝光私有化之后，南街村的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很多老将军都打来电话问怎么会事。这个小村庄身上已经凝聚了很多老一辈共和国缔造者的希望，那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一些价值观仍然可以存在，仍然是合理的。
南街村和王宏斌仍然坚持，所谓的私有化是无稽之谈，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我们认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共同富裕，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怕失败的。”王宏斌说。
直到今天，搜索南街村的网站，打开它，仍然能够看到网站上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头像，能够看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努力奋斗”的标语和王宏斌著名的傻子理论：“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理想动人心，自然难怪那么多到访者，无论是老将军张爱萍还是前任总理朱镕基等政治要人都对南街村表现出赞赏，更有人不断捐款给南街村，指明用途是改善南街村领导成员的个人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在2007年捐了10万元给南街村。
三五、华西常青
华西村被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榜样。和大邱庄以及南街村一样，华西村领悟出富裕的秘诀在于发展工业。华西村属于江苏省江阴管辖。距离上海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江阴，本身也是一个经济极度发达的县级市。因为它发达的经济和它的乡村建设，华西村被称为“华夏第一村”。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33岁的吴仁宝成为这个新村庄的党支部书记。“招财进宝，为富要仁”，后来，一个记者在一篇关于吴仁宝的报道中，这样解释这个村官的名字。但是在40多年前，没有人会把这个江南小村同招“财进宝”和“财富”联系到一起。人们能够想到的只是这个拥有667名农民和841亩耕地的村庄，是如何破败，想到它的茅草屋、泥垛墙和弯曲的村间泥泞小路。
不过到了2003年时，这个位于苏南的江南小村的村办工厂销售额已经达到106亿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个百亿村。2006年时，华西村的固定资产总额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全村销售额超过400亿，纳税额达到7亿元。华西村村办的60多家企业，生产着1万多种产品，其中有些产品还远销到海外。它还把“天下第一村”的头衔从另一个著名的村庄天津大邱庄头上抢了过来。和曾经风光无限的大邱庄不同，华西村和吴仁宝一直挺立在苏南的大地上，不卑不亢，但却不断发展。当包括大邱庄在内的中国著名村庄都已经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时，华西村仍然作为天下第一村吸引来无数游人；只要80岁的吴仁宝愿意讲话，他仍能够占据众人的注意力。
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的村庄一样，华西村的著名也是由于它很适时地出现在时代为表演者搭建的舞台上。只是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的村庄不同的是，华西村似乎总是很适时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无论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已经多么不同，它总能准确地跟着音乐的节拍起舞。从华西村诞生和吴仁宝当家之后，它在每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是中国农村中的先进典型，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到乡镇企业典型，再到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每一次风向的转变华西村和吴仁宝都能敏锐地捕捉到，无论是政治上的风向，还是经济上的。
1964年，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民改造华西河山，他们踏遍全村1300多块土地和40多条河流。“到1972年，华西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万立方米土，把原来1300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新华社的报道中说。官方报道的语气和华西的业绩，都让人想起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如何削山造田，或者红旗渠如何改造河山。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吴仁宝也只能算是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华西村也只能是一个被政治表彰的典型。但是1968年的吴仁宝却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农业，华西可能永远无法摆脱穷困命运，那一年，华西人口比1961年建村时增加了142个，可是土地却只增加了6亩。这是一个典型的马尔萨斯似的命题。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增长不能匹配，对于村庄来说前途只能是贫穷，对于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而言，结局必然是战争和瘟疫。
和比他小两岁的禹作敏一样，吴仁宝选择了创办工厂的方式。他也相信，无工不富。只是在1968年这种做法其时相当于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他带着20个村民就办起了一个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就进了工厂。”吴仁宝的儿子回忆说。
结果，等到1978年小五金厂可以不再遮掩，浮出水面时，它已经为华西村贡献了135万元的利润。吴仁宝盘点家产时，华西村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着三年的口粮。后来，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学习安徽凤阳的小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尝到了工业甜头的吴仁宝却当机立断，办了一个给农田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一年这个喷雾器厂就赚了200万。此后，钢铁、毛纺、冶金，华西村的工厂越办越多。到了1988年，华西村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1个亿，成为当时少有的亿元村。
吴仁宝最漂亮的一役是他在1992年做出的借款囤积原材料的决定。这年的3越1日凌晨两点多，上床休息之前，65岁的吴仁宝在《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邓小平南巡的报道。吴仁宝马上通知华西村的村干部和村属各家工厂的厂长到华西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开会，“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借钱吃足！”华西村动用一切自有资金，大量囤积生产原材料，一向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吴仁宝，甚至亲自出马找到无锡市市长，借到了2000万外债。用这些钱，华西购进了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结果，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华西村还用自己的品牌生产了名为“华西村”的香烟。1995年前后，仅仅华西村香烟一项，华西村没有投入一分钱，就拿到了大约2000万的纯利润。1999年，华西村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村中，融资2.9亿。2002年，华西村投资12亿，在河北唐山建立起产量120万吨的钢铁厂“北钢”。历来不容民营企业染指的烟草、2002年稀缺的上市名额以及大都为国有企业盘踞的钢铁业，华西村能够做到这些，同吴仁宝和华西的影响力不无关系。
经济上的收益也带来了村民们生活的改善。华西是全国第一个别墅村，第一个轿车村，第一个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电脑村。吴仁宝还把华西建成了一个外界看来有些古怪的游乐园。华西内有花费2000多万元铸造、重达140吨的世界第一大钟，还有世界第一大鼓。华西村庆祝建村35周年的时候，吴仁宝用了1.2亿元，两年半时间修建了一个亦中亦洋的华西金塔。由于吴仁宝说华西村只收意见不收礼品。前来祝贺的单位于是都不带礼品，只为华西村建的金塔送来配套的石狮子。这些狮子就成了华西的狮子林。华西还建起了24孝博物馆。华西甚至还模仿着世界各国的知名建筑，在华西村内和华西周围建起了长城、白宫、悉尼歌剧院……
华西村为何能够常青不衰，1997年前后，有一次吴仁宝在报告中自己解释说：“一个单位要健康长寿，我的体会是三点：一要有自主权，二要有自知之明，三要有高度的事业心。我们华西人既不埋怨上一代，也不光靠下一代。我们要相信下一代，一定能一代胜过一代，但主要责任在我们这一代。我工作了30多年，人家问我的成功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前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当第一把手最难。30多年来，我长期当村官，也当过乡官、县官，经历了一个‘听、顶、拼、醒’的曲折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思想路线上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过程。五十年代‘听’。那时年纪轻，没有经验，官比吴仁宝大的话都听，上面说啥就做啥，照搬照套。大跃进，放卫星，跟着说蠢话干蠢事。1958年报产量，人家报粮食亩产一万斤，我报三千七百斤，批评人家报的是假的，我报的虽然比人家低，但也是假的。搞积肥铲脚泥，新房坌五寸，老房挖一尺，结果老百姓吃苦头，后来看看不行了，不干这些蠢事了。青年人说，你吴仁宝有这么多缺点，我说青年人不要见笑我，如果你们也不讲实事求是，今后犯错误要大于我。六十年代‘顶’。开始是硬顶，一听到不符合实际的事情，就当面顶回去，结果上面说‘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眼看实事求是要明‘吃亏’，自己丢掉乌纱帽无所谓，农民要吃大苦头，后来就硬顶改软顶，当面坚决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背后决不执行。因为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鞭长莫及，‘口头落实’就等于‘行动落实’了。当然，过去办事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能全部怪上级领导，下面基层干部也有责任，汇报讲好的，视察看好的，参观的路线定好的，上面不按指定的路线参观，心里还有意见。七十年代‘拼’。那时，头戴村支部书记和县委书记两只乌纱帽，担子重、压力大，于是大干社会主义，拼命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以粮为纲，两熟改三熟，平整土地，开河筑路，河里沟里都种稻。什么都拼着命于，既有干对的，也有干错的，干对的多，错的少。八十年代‘醒’。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什么事情都得从实际出发，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所以，华西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发展很快，变化很大。”
如果和禹作敏做比，吴仁宝显然更能体现东方式的生存智慧，“我们根据华西村的特点，抓住两点不放：一是集体、个人越富，越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二是赞扬声越多，越要谦虚谨慎；看到不足，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吴仁宝总是把身段放得很低，在政治上从不树敌，对任何来访者都笑容满面、点头作揖。今天通往华西的路上，树立的大标语牌仍然是：欢迎来到中国江苏无锡江阴华西，尽管华西村的名声可能要比它上面的两个行政区划无锡和江阴大得多。
禹作敏经常想在政治上和陈永贵比较，陈永贵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而当时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的吴仁宝，在1980年5月意外落选江阴党代会代表之后，坚持要求回华西村，从此一直不再图谋政治职务上的进取，但却一直为自己保持极高的政治威望。
禹作敏大红大紫之时，大邱庄的访客欲见庄主一面而不得。华西村的旅游项目中却有一项，就是老书记吴仁宝出门见客。在每周一个特定的时刻，吴仁宝会出现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对台下的来访者做一场报告，之前，主持人会用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名义欢迎来访的客人，其中稍有头脸者还会叫出名字来。接下来，吴仁宝就坐到台上，操着一口江阴土语讲话，旁边他的助手几乎是同声把他的发言翻译成普通话。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对参观来访的领导，华西村还准备了特别的文艺节目。
吴仁宝的四个儿子，分别叫做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意思是协助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2003年时，一直声称自己要干到80岁德吴仁宝卸任，选定了四子吴协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只是在整个江阴，吴仁宝仍然是声望最高的企业家，这位从来没有自己办公室的老人，据说仍然保持着每天出门巡视，走村串厂的习惯。
三六、昆山开放：答案在风中飘
1984年，工业总产值只有数千万的昆山决定自办开发区吸引投资，发展工业，此后利用外资尤其是台资，昆山从一个农业县一跃而成为经济强县。昆山地处江苏省东南部，在上海与苏州之间，东距上海50公里，西邻苏州37公里。1989年昆山撤县设市，下辖15个镇，拥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著名园区。通过主动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昆山连续数年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中蝉联第一。
那些习惯看统计数字的人可能会觉得以下数字有问题。1949年，一个名叫昆山的南方小城工业生产总产值为0.2264亿元；1978年工业生产总产值为2.8亿元；2007年，昆山的生产总值为1151.8亿元。
昆山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东边的上海距离昆山30公里，西边的苏州距离昆山50公里。乘坐速度最快的动车，从上海15分钟就可以抵达昆山，以至于在高不可及的房价重压下，很多上海人甚至会选择到昆山购房。距离上海如此之近，这让上海的两个机场虹桥和浦东也都可以为昆山所用。
但是距离两个著名城市如此之近，也有它的劣势，那就是，大城市会不会对它邻近的小城形成挤压，甚至大城市变成吸血机，以牺牲小城的经济发展来维系大城的繁荣。显然，昆山1151.8亿的GDP证明，无需为昆山作此担忧。昆山的这种成绩，已经让它连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评选的百强县（市）中名列第一。
从1978年的2.8亿元，如何跃变为2007年的1151.8亿元？这种增长速度即使是处在高速成长行业的公司中，也非常罕见。
时间回到1984年。这一年对整个中国而言也具有特殊意义。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这位当时中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后来被人称为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人们普遍认为，正式他开启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而且仍在继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在视察时，邓小平说，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是相当快的，蛇口更快。他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厦门特区的题词则是：特区要继续办下去。一个月后，邓小平回到北京，继续宣扬特区的优势：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沿海特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收入可以高一点。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平均主义不行。
邓小平一下子就将当时盛行的对经济特区的攻击浪潮平息了，也平息了包括深圳、珠海、厦门在内的地方政治领导者内心的忐忑不安。这是邓小平两次著名南巡的第一次，他用这种方式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开放。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会上，建议进一步开放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在内的14个港口城市。在5月份，电视台播放了这条新闻，这14个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党与政府肯定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并且给予那些特区城市众多的政策优惠。而这时上海周边的小城昆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飘散在风中的答案。这一年，昆山决定，在昆山老城区东侧划出3.17平方公里土地，自费创办工业开发区。因为不是指定的开放城市，昆山必然面临着既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政策优惠的困境。这些当地的政治领导者真称的上是胆大包天。
后来回忆起来，人们发现昆山当时只是个依靠种植蔬菜和水稻为主的农业县，在苏州管辖的六个县中经济发展水平排名最后，被戏称为“小老六”，远不如二十多年后那样生机勃勃。一篇报道说，当时所有县的政府官员到苏州开会，昆山来的人只能坐到最后一排，只有听别人说话的份儿，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在这一年的昆山经济开发区大事志上写着：
“1月8日中共昆山县委在三级干部冬训会上，提出发展昆山经济新思路，从单一农业经营转为农副工综合经营，实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6月16日县长吴克铨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议，讨论县城玉山镇总体规划，确定昆山工业今后要朝东南方向发展的构思。7月15—16日县委书记蔡长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参观学习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城建要拓宽思路，昆山要开辟有前景的工业新区。8月21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昆山县人民政府1984—1986年工作规划》。规划提出在玉山镇的东南面，开辟一个工业新区，力争用三年时间，建设好骨干道路和通讯设施，以逐步形成工业、商业和居民职工住宅区。9月12日县委、县政府组织乡镇党委书记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到江阴、无锡参观乡镇企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经济要翻翻、工业挑重担的指导思想。9月18日日本百十四银行行长一行5人，来昆考察设在新区的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基建工地。9月28日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县城玉山镇建设总体规划和1985县城城建工程。确定到2000年，县城规模10平方公里，10万人口，1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并建设好工业新区。12月19日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的通知》，对新区范围、规划管理、申请用地、建设项目等作出规定，明确城南乡西河、珠江、合兴三个村的部分地区为工业新区的区域范围。”
他们花了50万元在上海的虹桥机场立了一块大广告牌——“欢迎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投资创业”，还在香港《大公报》宣传昆山的投资政策——“欢迎资本家来剥削”。
发展工业和设立特区成为昆山人在那一年考虑得最多的事情。后来人民回忆起来，还能想到种种逸事。
原昆山市经济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回忆起当年创办昆山开发区时的情景：“第一因没得到国家批准，没有政策资源；第二因昆山当时是农业县，没有物质资源。当时带着50万元去建开发区，办公室只有8间小平房，还有几辆自行车，一段路是人骑自行车，一段路是自行车‘骑’人。大学生都是光着脚、扛着标尺去丈量土地。我们盖房子的水泥、砖，全靠人抗进来。因为昆山是个农业县，1984年前的工业产值只有几千万，财政收入只有5700万。说搞工业，昆山老百姓都不相信，说有点想入非非、无中生有，劝告他们不要吹牛。当时我们的工业小区，都不敢叫开发区，因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当时昆山晚上6点，饭店都是关门的，外商来了没法招待怎么办？最后，只好把外商带到家里吃饭。当时国家规定外商是不能到家里的。如果受制于这些规定，哪还能引进外资呀。不得已，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作检查。”
还有传说，一次昆山两位基层干部到苏州市轻工局开会，给局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局长办公桌上有份文件，说有个日本人想到苏州投资办手套厂。两个人马上给昆山县长吴克铨打电话。吴克铨听说之后马上就往苏州赶。一小时后，吴克铨推开了轻工局长办公室的大门，开始向局长要这个项目。这就是落户昆山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日资苏旺你公司。
后来，昆山自办的开发区得到国家特区办的支持，14个国家极开发区开会，也邀请昆山参加，叫“14＋1”会议。昆山特区就顺手利用这个“14＋1”的招牌，堂而皇之招商引资。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1992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扶正，也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1997年，昆山又开始模仿台湾新竹工业园，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高科技出口加工园。“当时全国还没有这个模式，甚至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他们从1997年开始筹划、游说，到2000年的正式批准，整整三年时间，往北京跑了84趟，促使国务院八部委会签，最后一直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得到批准以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用了9个月的时间，动迁了2栋学校、184户农户。”宣炳龙回忆说。
所有这些努力创造了一个外资驱动的经济发展城市。外资在昆山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之大，仅次于同样对外资依存度很高的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而一项研究表明，昆山自身的民营企业也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得到了相应发展。从2003年开始，昆山的民营企业每年增加3000多家，到2006年年底，在江苏省县级市中，昆山市民营企业注册户数位居第一，注册资本位居第二。
与此同时，强大起来的昆山也开始有意识调整自己引进外资的质量和产业结构。他们有意识地降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而加强某些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比如昆山已经形成的IT产业群、汽车产业群和光电产业群。
昆山的故事是整个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代表，它们表明，开放能给一个原本封闭的经济体带来怎样的福音。
三七、柳市风云
号称“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因为它发达的民营经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地标。柳市镇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镇域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1万，外来人口11.2万。因为柳市发达的民营经济，这个温州小镇获得了诸多荣誉，它是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国家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和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它也被称为是著名的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因为它较早发展民营经济，柳市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冷暖起落。
1982年，刘大源35岁。在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刘大源赫赫有名，他是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他通过在温州和上海之间倒卖螺丝发家致富，因此被人称为螺丝大王。和刘大源并称为大王的柳市商人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一起号称温州“八大王”。后来的追述者都说“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中的佼佼者，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发祥之地。当地的人们对这些大王的羡慕中夹杂着嫉妒。长久的贫困之后，有一些人开始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先富了起来。而这些人会在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裕。
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丰裕。8月份的一天早晨，刘大源早上出门，结果发现自己身后有两个人盯梢。街道两侧的墙壁上则张贴着“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幅标语。气氛的变化让刘大源内心惊慌。他趁着后面的两个人不注意，钻进小巷中，跑回家里，拿出家中存着的7万块现金，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跑到河边，乘坐一只机动小木船仓皇出逃。凭借他多年做生意跑码头的经验，刘大源成为八大王中惟一没有坐牢的人，其他7个大王都被作为重大经济分子抓了起来。
从1982年年初开始，“大王”们就开始感觉到气氛的变化。这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上行下效，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1月份进驻民间商业最发达的柳市，开始找这些大王们挨个谈话。
同样30出头的电器大王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去谈话，谈话的第二天，胡金林拿着6万元现金找到工作组，作为自己的补交税款，希望能够过关。但是人家却并不领情，一个月后，镇上的干部告诉他，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整理材料，让他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等到7月份的时候，气氛越发紧张，有人告诉胡金林，几个被叫去谈话的“大王”被扣住了，再没回家。黄昏时分，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经过胡金林家，停下来笑声对电器大王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这似乎是个暗号，胡金林马上回家，拿着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匆匆出逃。果然，当晚12点，警车就开到了他家门口要抓他。
胡金林在外潜逃了两年多，1985年1月15日，悄悄回家过春节的胡金林被抓，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新闻说：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胡金林只在监狱里关了66天。1984年1月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说：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号文件甚至说这些商人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替代不了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伸直说：“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这位书记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很快，八大王被悉数释放，收缴的财物也都如数退回。
虽然日后撰写温州商人甚至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时，撰写者都会提到温州八大王的历史，只是八大王在日后大都默默无闻，除了机电大王郑元忠改行做了服饰，他的庄吉服饰请了香港明星吕良伟做代言人，成为温州服装企业中的佼佼者之一。刘大源开了一家“大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他不再是柳市上最富足的商人，但他的财富也足以使他在柳市和温州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胡金林看上了低压电器行业，只是，他已经不再是这个行业的大王，而柳市已经在生产着全国超过50％的低压电器。
柳市成为中国的低压电器之都并不是一蹴而就。在胡宏伟和吴晓波所著的《温州悬念》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柳市出现了2300多家低压电器公司。1989年的时候，柳市的低压电器还以质量低劣臭名昭著，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报告《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总结报告》中写道：“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柳市的低压电器已经摆脱恶名，通过了名目繁多的各种验证，年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
其中的佼佼者是南存辉创办的正泰集团和胡成中创办的德力西集团。在2001年《温州悬念》写作时，正泰拥有员工7300人，总资产8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位；德力西集团拥有员工6000名，企业资产11亿元，综合实力是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德第9位。南存辉和胡成中甚至把正泰和德力西的办公楼也建到了一起。他们被人称为柳市双雄，彼此之间暗暗较劲。在柳市流传着两人互不服气的各种传闻。2008年南存辉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胡成中去守了两夜的灵，有人把这当成这两个企业家生意上竞争，但私交良好的证据之一。但是也有人说两个人之间只是表面客气，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都很好强的两个人会互相挖苦，互不让步。
南存辉和胡成中又是小学同学和创业伙伴。在最初的岁月里，初中辍学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开裁缝铺，一个给人补鞋，两个人的铺子一左一右。1984年他们俩合伙开了一家开关厂，名字叫求精开关厂。1991年，求精开关厂分成了一厂和二厂，南存辉和胡成中分任厂长。结果第二年，两个人就分道扬镳。1994年，南存辉成立了正泰集团，胡成中成立了德力西集团。1999年，正泰和德力西都成为“中国驰名商标”，这也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仅有的两块全国驰名商标。
身为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老大的南存辉发现，他要面临的已经不是旧时八大王们为之心惊的政策变幻，而是来自同业的竞争，而且不仅仅是柳市5000多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之间的竞争，还有来自国际大公司的压力。
1994年，正泰集团成立不久，进入中国两年的500强公司施耐德（大多数人知道这家公司，是因为年轻的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曾经在施耐德打工）来到柳市，想要收购南存辉销售收入不到一个亿的公司。南存辉拒绝了施耐德要求：“如果是合作我们当然高兴。那时候很天真，你那么小，人家那么大，怎么可能（合作）呢？”
1998年，施耐德再次找到正泰，要求控股51％，南存辉再次拒绝。2004年，施耐德三顾茅庐。此时正泰已非吴下阿蒙，销售额接近120亿元，而施耐德也已经不是中国市场的新兵，它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十几家合资工厂。这次施耐德的条件是双方各占50％股权，但是，3年之后施耐德要全部收购正泰。正泰品牌保留，只是只能定位在中低端市场，不能出口，合资公司的高层全部由施耐德委任。南存辉的要求则是不仅保留品牌，而且生产技术合作，管理人员对等安排，销售独立，品牌自主。
结果，被南存辉拒绝的施耐德转向了南存辉的老同学和老对手胡成中。2006年12月17日，施耐德和德力西签署合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按照1∶1的比例等额出资设立“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位置将由中方担任，新公司使用“德力西”品牌。媒体在报道施耐德和德力西的合资时，使用了诸如“引兵入关”和“逼宫”这样的词语。南存辉也开始主动约见媒体，并且言辞激烈的说：“政府一定要看清楚，跨国公司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要看清施耐德的本质！”“跨国公司惯于用标准、专利、收购、诱惑、威胁、污蔑等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2007年10月17日，施耐德和德力西高调宣布，双方的合资方案得到了商务部的批准。自此，小镇来了巨无霸，柳市的双雄争霸格局被施耐德同德力西的合资彻底改变。
但是南存辉也有好消息。被施耐德在只是产权问题上纠缠了十几年，打了20多次官司之后，正泰反戈一击，状告施耐德侵犯正泰只是产权，并且在施耐德德力西合资方案被商务部批准之前不久取得胜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施耐德专利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人民币。“它连续告了我们20多次，我们告它一次就受不了了？”南存辉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官司的胜利也带来了他的宽宏大量，他说，“胡成中不是吴三桂”，“开放引资是国策，引进国外的公司向他们学习技术、管理是好的。有些人选择资本运作，把企业当成产品，经营好了谁来买都可以，价格高就卖掉，这是价值观问题，无可非议。”只是他也说，施耐德的进入“会给柳市的电器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已经成为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老大和亚洲低压电器行业老大的正泰毫无疑问正是压力的首当其冲者。这一次，小小柳市成了全球低压电器行业的竞争舞台。
三八、横店三变
横店也是因为它发达的商业而成为开放年代中国乡镇的发展榜样。它位于中国浙江中部的东阳市，与中国小商品城义乌相距36公里，距省会城市杭州160公里，距金华90公里，处于江、浙、沪、闽、赣四小时交通旅游经济圈内。从1970年代开始，横店就开始发展工业，1987年，横店产值过亿，成为亿元镇。然后在1990年11月11日，横店集团公司成为浙江首家乡镇企业集团。接下来横店又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转身，投入巨额资金建立横店影视城，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74岁的徐文荣和横店在2008年的年初再度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原因是徐文荣宣布自己要投资200亿元来重建圆明园。
总投资200亿元的风声放出来，一向很支持横店集团的银行也开始觉得这个想法不太靠谱，开始在贷款问题上踌躇起来。徐文荣索性将圆明园重建项目从横店集团中剥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颇有徐文荣的特色，从创业开始到现在，尽管被媒体认为是横店集团的实际掌控人，徐文荣一直坚持横店集团的产权是集体所有，他要带领大家同富裕。
重建圆明园这个想法让很多人不满。北京圆明园管理处说“浙江横店无论是重建，还是仿建圆明园都不合法！圆明园也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说“复建圆明园”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极其牵强、荒谬。若圆明园有“精神”和“实体”之分，则“精神的圆明园”不仅包括其历史之辉煌，也包括其被摧毁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再造一个圆明园，把灵魂安放进去是“魂不附体”网络上的反对者认为重建是“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徐文荣则不屑一顾，他说：“谁也没有见过没有烧掉前的圆明园，凭什么你说我建的就不象当年的那一座呢？”而且，“又不是皇帝下圣旨”，“什么叫铜臭味民营企业都是铜臭味吗？我们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带动了多少人富起来？我们赚的钱一是给老百姓，让他们富起来，一是给国家缴税，养活公务人员。骂我是铜臭味，你是反本！企业家是纳税人，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们都忘记了”“北京圆明园管理处根本就不了解，民间收藏的圆明园资料有多么丰富。他发表意见，说中国圆明园的资料，最多能收集70%，他有什么依据？他没有依据。但我有依据。我现在已经收集了70%以上的资料了，我相信到明年6月，我能收集齐全。”
“想干的事情就干。只要不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只要符合这两点，我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文荣如此描述自己的性格特点。显然，在重建圆明园这件事情上，徐文荣时打算“想干就干”了。
从1975年徐文荣创业到现在，老爷子一直就是“想干就干”，“克服一切困难去干”，而且“没少挨骂”，被记者一问急了，已经退休6年的徐文荣就会搬出横店的光荣历史出来护驾。
1962年，27岁的徐文荣返回横店务农。此前，初中毕业的徐文荣一直在东洋县的商业系统工作，他曾经在供销社做过商业营销，后来调到现政府财贸口，21岁时候就成了公社和区办公室主任。回乡务农的徐文荣很快就成为横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是这个党支部书记并没有一门心思想着带领自己治下的农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大跃进、放卫星、割资本主义尾巴，反而自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没过几年，徐文荣就开始带领着农民创办了粮食加工厂、五金厂、木雕厂等工厂。但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这些厂子没办多久，徐文荣就被打成了“走资派”，这些工厂成了徐文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他被拉上街批斗，还被迫背井离乡流浪7个月。
如果徐文荣就此死了办工厂的心，也就没有后来在全国引起激烈讨论的横店模式。徐文荣“想干的事情就干，只要不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克服一切困难去干”的性格又起了作用。从1971年开始，横店重新开始办起了各种工厂：无线电元件厂、土农药厂、菌种厂、木雕厂、竹编厂。不过外界看徐文荣和横店创业，还是从1975年开始，因为这一年横店创办起了一家成功的工厂。当时的横店蚕茧产量占到东乡的36.47%，国营丝厂大半关门，徐文荣想，为什么自己不办一家蚕丝厂，正好可以解决蚕茧收购问题。徐文荣这次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要为这家工厂寻求合法务工权。于是，从打算办丝厂的1974年12月，到浙江省第一轻工业局正式批准横店建立丝厂，徐文荣用了5个月时间从公社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地区，再到省级单位，一级一级审批。然后徐文荣又想法设法从银行拿到24.5万元贷款，同时从农民家中募集到5万多块钱（平均下来每人两块四，徐文荣承诺三年归还）。善于利用人脉的徐文荣还通过浙江省丝绸公司，找到杭州新华丝厂，后者位横店培训了三批120名员工，还多次派技术员到横店指导。终于，横店丝厂1976年2月运转，当年获得7.6万块利润，三年盈利3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