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荣并没停步。1980年，一个在电子工业部属下4390工厂的工程师回横店探亲，见到徐文荣。这位磁性材料专家向徐文荣谈起“随着经济发展，电子工业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磁性材料是电子工业的重要基础元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而且，国内专门生产磁性材料的厂家很少，市场供不应求”。根本不知道磁性材料为何物的徐文荣当即决定，上马磁性材料工厂。他付给4390工厂5万元，让对方给横店派去的员工做培训，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后来横店被称为中国磁都，就是从徐文荣这个决定开始的。
1985年事后，国家银根紧缩，徐文荣却大刀阔斧。这一年横店投资800万元，上马11个项目，“最早的产业多元化是在1985年，因为觉得蚕丝等传统工业发展慢，单个行业又容易出现大风险，而多产业发展将有‘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效果。1985年的时候，横店首先投资的是高科技工业领域。横店集团每投资一个新领域、每开一个新的厂都以前景和盈利为考虑对象，一旦亏损，立刻关闭。”
1987年，横店产值过亿，成为亿元镇。1990年11月11日，浙江首家乡镇企业集团———浙江横店集团公司宣告成立。
只是那时候大家关心的还是所谓的“横店模式”。1984年，徐文荣开始运作横店集团的“产权改革”，改革的产物是一种“社团所有制”。这种社团所有制的特点是：1，政企分开；2，集团为社团集体所有；3，集团为社团成员提供保障体系；4，社团是开放式的；5，同企业相比，社团的集体文化更浓烈。这模式的宗旨就是徐文荣一直挂在嘴边的“共创、共有、共富、共享”。一本描述横店模式的书盛赞这种模式是“市场型公有制”。
1993年，产权制度改革风潮涌起。徐文荣自己不但不改，反而在《中央党校通讯》上大谈“产权制度改革的误区”，“上面曾经不止一次带信给我，叫我搞股份制改造，我没有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不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转变职能上下功夫，不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上下功夫，而是在自己都没搞清出产权制度改革目的的情况下，打着‘推进改革’、‘服务企业’的旗号，不顾企业自身是否有要求，硬要求一些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达到一定比例。一些党政领导、部门领导亲自带队‘试点’、‘下抓’，其声势如同50年代搞合作化、公社化差不多。”当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将徐文荣列入名单时，徐文荣还讥笑说，福布斯真大方，把集体的财产都赠送给他。
不过，大众很快就不关心这些了。他们的研究都被横店造起来的一座座气势磅礴的影视城给吸引了。徐文荣在1990年代初到处转了转，看了西游记城和无锡唐城，突然宣布，自己要在横店做影视基地。据说一位一位副省长对徐文荣说，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他找到中央电视台，问能不能在横店做一个拍摄基地，结果人家回答说，横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怎么会有人去拍电视？徐文荣发狠说：“我会做上去的！我将来要把你打倒！你的景点全部被我打倒！”
徐文荣楞是“想干就干”，开始搞封神宫、中国神话荟萃园、赏月园，还建了娱乐村、文化村、天堂村（大佛寺）、度假村。1996年，徐文荣投资4000万元为谢晋的《鸦片战争》建起了广州街拍摄基地，一夜之间作为影视基地的横店名闻天下。建广州街时，据说第一天徐文荣和剧组签协议，第二天看现场，第三天就炸掉了三座山。
然后是《荆轲刺秦王》中的秦宫。当时美工师设计了3年的秦王宫苦于无地可建，资金和时间越来越紧张。到了横店，徐文荣二话不说，拿出1亿元，炸掉5座山，8个月建成秦王宫，美工师激动得大哭一场。然后徐文荣一气建了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横店老街、明清街、明清宫苑、国防基地、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等14个影视拍摄基地。横店成了中国拍片最多的影视基地。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片子都在横店拍摄，《英雄》、《汉武大帝》、《功夫之王》、《木乃伊3》。
在老爷子的率领下，横店也摇身变了三变，从轻纺城到中国磁都，如今则是影视城。如今他要重建圆明园。他经常对来访的记者说，自己不怕被骂，也不怕被反对，因为，从开始建工业，到从轻纺工业转到高科技，再开始做文化产业，他徐文荣不知道挨了多次骂。对于他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到政府去跑“批地”的文件。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看看电影，战争片、武侠片、历史片他都看，这些电影“很纯洁”，他说。
三九、“地王”国贸
1990年8月30日全面开业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成之后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和高档写字楼。它也是当年北京最著名的外资项目这一。国贸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占地12公顷，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集办公、住宿、会议、展览、购物和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是众多跨国公司和商社进驻北京的首选之地。它是北京最著名的会展场馆和会议举办地，它的写字楼是北京最昂贵的顶尖甲级写字楼之一，建立在其中的酒店中国大饭店也是北京酒店行业的标杆，获得过美国优质服务科技协会颁发的“五星钻石奖”，连续多年被多家世界知名商业媒体评为全球最佳饭店之一。2009年，国贸三期将建成揭幕，这会让国贸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楼群。
如果不再延迟，主塔楼高330米的国贸三期将在2009年揭幕，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的国贸三期，加上已经投入使用的国贸一期、二期，国贸的总建筑面积将达到110万平方米，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建成的国贸三期可抗8级地震，每隔15层设有一个可以阻断烟雾进入的密闭式避难层，以便发生火灾时，进入避难层的人群可以呼吸到空气。尽管楼高330米，但是这做楼安装的电梯运行速度达到10米每秒，乘坐电梯从顶层到达顶部，仅仅需要半分钟。在三期的楼顶，还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停机坪；这栋新楼的内部还会有一个上万平米的北京最大的宴会厅。国贸三期的总投资8亿美元由国际贸易中心和香格里拉集团联合投资。国际贸易中心和香格里拉集团拥有一个共同的股东：著名的马来西亚华人大亨郭鹤年。
祖籍中国福建的郭鹤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亿万富翁之一。将郭鹤年连续数年列为马来西亚首富的《福布斯》杂志在提到他时也语焉不祥。在早年人们甚至难以找到一张郭鹤年的照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时，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陈群川因涉及新泛电事件而在新加坡法庭受审。郭鹤年去旁听。郭鹤年缓缓从人群前走过时，在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记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来西亚大亨郭鹤年。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偶然同郭鹤年交谈，问他从事什么职业，郭鹤年回答说：“卖米的”。只是当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发现那个在人群中一直很沉默的中年男人就是郭鹤年。关于郭鹤年的出生年份，有人说是1924年，也有人说是1923年。
郭鹤年的父亲创立了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的东升公司。1948年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逝世，已经在新加坡创立了自己的船运公司的郭鹤年，返回马来西亚执掌家族的生意。在母亲的支持下，排行第三的郭鹤年被两个哥哥推举为公司董事长。1949年，公司被改组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1957年，马来亚脱离英国独立。郭鹤年意识到，随着英国传统经济势力的消退，马来亚国内消费品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真空。马来亚政府急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走上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于是，郭鹤年在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炼糖厂，即马来亚糖厂。他从泰国购入粗糖，在自己的糖厂加工后运销到各地，并通过设在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销往中国。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1961年，在食糖价格上涨之前，郭鹤年从印度大量购进食糖。这种判断让他享受到了价格上涨带来的高额利润。郭鹤年持续在糖业进行投资，最终，他的公司生产着150万吨的糖，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市场的80％份额，也相当于世界食糖产量的10％。这为他赢得了亚洲糖王的绰号。
资本雄厚的郭鹤年还涉足了面粉、矿业、地产、航运等领域，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他从1971年开始修建的香格里拉酒店。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出现在新加坡，1977年，郭鹤年修建了著名的香港九龙海滨香格里拉酒店。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已经让郭鹤年控制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接下来郭鹤年还进入了传媒领域。1988年，郭鹤年以2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香港无限3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5年之后，1993年10月，郭鹤年控制的嘉里集团从默多克手中收购了《南华早报》。
1984年，郭鹤年开始投资大陆。他在大陆的第一笔投资是杭州西湖边南山路上的香格里拉酒店。但是他名声最响亮的投资则是1985年投资修建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1985年11月，郭鹤年作为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跟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郭鹤年控制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所属香港嘉里兴业有限公司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所属鑫广物业管理中心共同投资兴建了国贸中心。为了修建国贸，郭鹤年投入了3.8亿美元。这也是当时中国引进外资案例中最让人称道的投资案。
郭鹤年表示说，他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一是证明资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帮助中国大陆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大陆的经济步向繁荣。但是显然，他的投资让自己在后来获利丰厚。也为他在中国大陆积累了良好的政治资源。
郭鹤年积累资源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1989年之后，他没有像当时纷纷撤出北京的外资机构一样退出“国贸”，反而增加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1990年8月30日国贸全面开业，马上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和高档写字楼。1999年年初，国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6亿股上市，融资8.5亿元人民币。1990年在国贸开业的中国大饭店，直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酒店业的标杆。1995年，郭鹤年控制的嘉里集团在国贸附近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也包括一家嘉里饭店。此外，郭鹤年还在1987年在北京西三环修建了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那是当时北京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国贸从1990年建成开业之始，就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新建筑。更让郭鹤年这笔投资显得有远见的是，国贸后来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商务区的核心地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日，国贸几乎成为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代名词。
国贸正式营业两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年底十四大召开更是让举国上下皆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这证明了郭鹤年当初投资大陆的远见，无论这位华裔商业大亨是出于何种目的来投资大陆。
1993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这份城市规划中，规划师们明确提出了北京要建设商务中心区。而这片商务中心区的核心地段，就位于国贸所在的东三环地带，也包括后来郭鹤年投资建设的嘉里中心。
和众多的东南亚商业大亨一样，郭鹤年控制的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而且非常依赖于关系网的编织。《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说：“郭鹤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有能力维持其与广泛的亚洲商人及银行家无懈可击的联络结合，他的伙伴皆为亚洲最有势力者之中的名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
这种关系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彼此在对方的公司中持有股份。交叉持股让这些东南亚大亨变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陈弼臣家族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拥有不少股份，而曼谷银行则是郭鹤年融资的主要银行之一。香港香格里拉酒店有激成集团主席何瑶琨（已故）和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的股份。1980年代末，郭鹤年曾与邵逸夫共同收购香港无线电视，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郭任副主席。后来邵逸夫决定全力发展香港无线电视，他在马来西亚的主业于是被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收购。
另一位东南亚大亨林绍良和郭鹤年从1960年代起就过从甚密。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和食糖金口生意。郭鹤年在林绍良的一家糖厂和公司拥有股权，林绍良也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东。
和许多东南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政治的关系也被人议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商业大亨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利益交换，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而金融危机带来的政府权力更替也带来大亨的兴衰。但是郭鹤年却始终屹立不倒。这同他一直在努力经营的政府关系有关。在新加坡崃佛士学院读书时，郭鹤年的同学中就包括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胡先·翁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郭鹤年同下一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以及印尼总统苏哈托等东南亚政治大亨都关系融洽。郭鹤年的哥哥郭鹤举更是在曾经担任马来西亚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德国、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
而且，郭鹤年还主动在国营企业中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他自己的公司也会吸纳国有企业作为股东，比如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就有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等国家机构的股份。而在中国的投资，比如国贸和香格里拉，郭鹤年也都吸纳了政府控制的公司入股。通过这种方式，郭鹤年把自己公司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编织在一起。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郭家的产业就是国家的产业，这是东方版本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
郭鹤年的投资遍及亚洲，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也格外看好，而且，他的看好往往是在别人对这两个地区的前途判断不明朗是做出的。无论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外资回潮，还是香港回归前后的资本逃逸，郭鹤年都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对于香港，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更是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在《福布斯》杂志中，郭鹤年的居住地正写着香港。郭鹤年旗下的金龙鱼还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而正在建起的国贸三期，也在北京一家媒体举行的北京新地标评比中入选。
四〇、浦东开发
因为它成功的经济和城市规划，浦东是中国城市新城区开发的榜样。浦东新区的位置在黄埔江东岸，跨过黄埔江就是繁华的外滩。但是这块面积57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长时间没有得到利用，相对于浦西的繁华，浦东像是上海的阴暗之地。1990年4月8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结果非常迅速地出现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的局面，浦东建立起了上海的金融中心、生物医药园区和高科技园区。此后中国各个城市的新城区开发，几乎都是以浦东作为样本。
199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老人家已经养成了在上海过春节的习惯，只是，这是这位当时中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第一次以在野的身份在上海过春节。
不到一年前，1989年的9月4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辞职信，提出辞职要求。这一年的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邓小平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真正退休。作家凌志军后来评价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邓小平自己下定决心从此隐退，不再过问政事。邓小平对新一代的领导集体说：“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不能像过去一样……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中国已经完成了他所称的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他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不过凌志军自己也写道，没有多少人会认为邓小平会从此置身事外，“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见过邓小平的基辛格和李光耀也这么认为。
第一次以平民身份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就有意无意地推进了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关于开发浦东的决意。当朱镕基向邓小平来汇报浦东开发的设想和准备时——朱镕基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另外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李君如回忆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动作，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一直在谋划着要开发浦东的上海市政府就顺水推舟，把浦东开发拿出来做为旗帜。
接下来，邓小平以在野之身全力推动着浦东的开发。1990年2月中旬，老人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再一次对朱镕基表态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2月17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他对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要夺多关心”。3月3日，在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提到上海，“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老人还建议总理李鹏具体负责浦东开发这件大措施。
1990年，4月18日，李鹏到上海视察，并且宣布：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1年，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再次激励对他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政府官员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度来到浦东。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长黄菊的陪同下，老人视察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1993年12月邓小平则走上了竣工的杨浦大桥上，还顺口吟了一句诗：“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所有这些都被赵启正写进了他在2007年出版的书《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赵启正是当年的上海市副市长，也是上海浦东新区的管委会主任。在1980年代赵启正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赵部长就已作风新派思维敏捷和观念开放著名。据说当时人们开会，就爱听赵启正讲话，因为和其他领导不同，赵启正讲话不用讲稿，讲到高兴处，把各种理工科的概念和术语信手捻来，以此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变化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台下的人听得不亦乐呼。
凌志军在他的著作中对浦东和赵启正的描述颇为传神：“上海人现在全都学会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从黄浦江向东延伸13公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张江的小镇，现在把一块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圈起来，把稻田推平了，把马路修进去。你中关村不是有北大清华吗我上海有复旦交大一点也不差啊，于是雄心勃勃地打算建立一个江南硅谷。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
确实，赵启正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人打交道上了，他要陪着来访的各种政要参观浦东，还要不断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商人开始向浦东投资。1994年赵启正率领着他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到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上海周浦东日上为新区吸引投资。赵启正后来回忆说，在介绍完浦东的情况之后，他在多媒体屏幕上打出了一位美国公司总裁写给他的信，信上说，浦东投资环境很好，我很想去，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我还想等一等、看一看。请赵市长不要着急。
赵启正马上对着台下倾听的150个跨国公司的代表说：“请各位不要把政治、经济搅在一起。正当你们犹豫不决，等一等、看一看的时候，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家早已经捷足先登。现在，上海满街跑的是桑塔纳和奥迪，很少美国车；人们用的都是日本制造的家用电器，压根不知道美国有什么名牌电器；你们AT&T全球著名，唯独错失了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比利时贝尔公司已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
这些公司前往浦东之后，赵启正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这些主意几乎不用产生什么成本，但却会让对方觉得内心舒服。比如赠送礼物。当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部从浦西迁入浦东时，他给这家引来无数银行跟随迁入浦东的金融机构宋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羊，寓意“领头羊”——果然，羊群随后跟来，富士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接踵而至；而第一家迁往浦东的外资银行富士银行得到的礼物是一匹红木雕刻的奔马，赵启正说这代表“一马当先”；上海招商局大厦在浦东落成，赵启正送去了一座雄鹰木雕，说招商局具备鹰样锐利的目光，要像鹰一样展翅高飞；八佰伴国际集团将总部从香港迁往浦东，赵启正在酒会上赠送了一幅企鹅图，因为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总喜欢说自己是一只先下水的企鹅；送给泰华国际银行的是“万象更新”——一群大象木雕；送给上海政权交易所的是“劲牛旺市”——一头牛和一头熊的玻璃钢雕像……
赵启正想要在浦东建几座摩天大楼，让它们成为像纽约世贸大厦和帝国大厦那样的地标建筑。他因此认识了森株式会社的社长森稔。出生在商业世家的森稔，他的父亲在去世时积累的财富相当于世界首富。森稔颇有气魄的决定在浦东建立一座当时标准来看的世界第一高楼。
这座楼最初规划时，浦东仍是一片荒芜，然后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和2003年的非典的冲击，环球金融衷心最终在2008年落成。金融危机曾让这家日本地产商自身面临困境，众所周知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巨大；911则让建设高楼成为一件值得考量的事情；非典对它的施工和日方来往大陆形成影响。其中还伴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这座楼的质疑——最终森决定修改楼的设计方案，将最初打算安装摩天轮的楼顶圆形空间改成了长方行——结果，这做楼又被戏称为一个巨大的瓶启子。1614英尺长的瓶启子。其中的曲折让最初支持森建设这栋楼的银行和财团退缩；在日本国内，这个项目也被认为过于鲁莽草率，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完成。于是森不断用自己的钱来购回股份，结果森大厦株式会社的股份从最初的30％上涨到了现在的80％。
胡锦涛在奥运会开幕那天，曾在人民大会堂为来访的客人举行国宴。森稔也在那些受到招待的客人当中。他说一个日本商人能够受到如此的重视他感到荣幸。他说，自己希望这栋楼能够成为上海的新地标，数年之后，如果人们想要来中国，到上海，那一定要到环球金融中心看看。
赵启正是森稔的支持者。森稔在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开幕那一天，现场发放中文、英文和日文版本的《浦东逻辑》——其中日文版本是森稔专门请人翻译的。如今这栋楼和它旁边的金贸大厦一起，占据着浦东的天际线，有消息说在这两栋高楼之旁，会有另一栋更高的摩天大楼“上海中心”拔地而起。三栋楼正好成品字形状。
赵启正一度被人成为“浦东先生”。他总是笑着说邓小平是浦东的规划师，自己只是能够有幸参与。但是他对浦东的热爱可能是无人能及的。1996年圣诞节，赵启正谱写了一首浦东之歌，歌词是：你好，浦东。一个中国的美少年，生长在长江之畔，呼吸着太平洋的清风。
你好，浦东。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融合古今的智慧，面对21世纪的路程。
你好，浦东。你迸发出全世界的热情，全世界的人们都爱你。
离开上海之后，赵启正仍为浦东辩护：“现在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浦东开发是城市开发的一个特例，是迟了国家的‘偏饭’，享受了特殊的政策，它的开发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有个性的一面，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赵启正没有失望，全中国各地以浦东为模板开始的新城建设从浦东之后就此起彼伏，不能停歇。
四一、苏州工业园：学习新加坡好榜样
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在开放之后努力学习东亚邻国，加入所谓“雁阵模式”的一个标志。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出席了协议签订活动。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位于历史名称苏州的东侧，尽管苏州没有机场，但是来访者可以从上海的虹桥机场或者浦东机场方便到达。这块园区行政区域面积288平方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30万，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建立这块工业园的目标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双方希望通过移植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验，将这块工业园建立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园林化、国际化的新城区”。目前，苏州工业园以约占苏州市3.5%的土地、5%的人口、7%的工业用电量以及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2%的COD排放量，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GDP、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注册外资、到帐外资和进出口总额。
1970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不承认一个独立的新加坡的存在，李光耀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说。中国的广播和报刊把新加坡称为马来亚的一部分；官方媒体不断指责“新加坡当局”；1968年，李光耀被北京电台称为“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务实主义者李光耀却一直是中国最热忱的观察家。1971年10月，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发表了一个几乎像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声明：新加坡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能由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的态度转变发生在1970年。随后，1976年，李光耀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但是身为华人的李光耀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当成一个“亲属国”，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小国大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奇怪关系。他后来回忆说，“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的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只可惜当他们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已经病逝；而邓小平仍然没有复出。
中国和新加坡的真正蜜月出现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和李光耀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新加坡地好感。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都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当时新加坡已经因为自己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被视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而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邓小平才开始驱动中国经济的恢复。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一言不发。后来李光耀看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时，对媒体发表讲话说，邓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只经济要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好”。这时，李光耀意识到，“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其实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已经表示了中国要想新加坡学习的意图，他对李光耀说：“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评价引发了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的狂潮。“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而其中对新加坡的学习最为显著的，正是苏州市政府。1992年9月，李光耀和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一同访问苏州，“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败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
显然，苏州市的政府官员和李光耀抱有相同的想法。午餐结束之后，当时的苏州市市长章新胜突然把李光耀拉到一旁问道：“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这位市长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知了新加坡那还算庞大的外汇储备数字。
在李光耀的记忆中，接下来的对话是，章新胜建议：“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李光耀的回答显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解：“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
“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12月份时，章新胜告诉李光耀，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了他的建议，这位市长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过从甚密，这让他有机会提交这份建议。
随后，李光耀写信给当时中国的副总理朱镕基，阐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计划，“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通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李光耀还取得了包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国政治领袖的支持。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亲自出席。
2000年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发表的论文《借鉴实践深化——苏州工业园区六年借鉴新加坡经验成果回顾》中，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想要借鉴的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其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相媲美，它在城市与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大众住房（组屋）的规划与管理、交通管理、开发区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它在政府经济战略的制定，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经济的相结合，大规模吸引外资、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等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注重按照国情，将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体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严格社会管理，以及廉政肃贪、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等方面，对我们也不乏参考和启发之处”。
这份枯燥的政府报告，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编辑出版的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两本论文集，都表现出苏州和苏州工业园区在学习新加坡方面几乎无所不包的雄心，从新加坡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它竟然有序的城市规划、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它的人才政策和高等教育制度、它花园般的城市到它良好的治安和治理腐败的秘诀。
但是显然，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精彩的谜。这篇赞扬性的报道写道：“这个位于苏州北部金鸡湖畔的地方，6年前还只是洼地瓦舍，但是，仅仅3年，它就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高标准开发，在全国开发区中创造出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记录；5年，荣登英国权威杂志《企业预测》评选的亚洲十佳工业园行列……”它沉浸在苏州工业园成立6年就吸引来36家世界500强企业，累积引进外资70亿美元，在全国40多家开放区中位列三甲的经济奇迹中，也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管理制度和邻里中心策略。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了对苏州工业园的一些不满。他认为苏州地方政府过于重视苏州工业园在经济上能达到的目的，而忽视了其它新加坡的经验。“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确实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李光耀的另一点不满是，他认为苏州市政府违背了最初的承诺，“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其实抛开这些，可以看出，李光耀试图向苏州输出的是新加坡的一整套经验，其中很多涉及到政府的利益，他想要再造一个新加坡；而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想要的只是，最好在不触动政府现状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才是李光耀和苏州的分歧，而且，也是李光耀从一开始就不能达到的目标。
四二、卖光诸城
1994年诸城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让这个小城成为当年和此后一段时间内的风云地标。诸城市在山东东南角，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0处乡镇、3处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07万人口，1987年撤县建市。这个城市因为自己的悠久历史和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知名，比如公冶长和刘墉。但是在1994年，一位大胆的市长在诸城采取的卖出产权的国企改革方式，让当时还在激辩国企改革究竟改往何处走的中国为之一震。
1992年，陈光36岁。一年前，他刚刚由潍坊团市委书记调任诸城市市长。鼻梁上的一副金边眼镜让这位新来的市长显得文质彬彬，但是后来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体态略胖，看上去颇为儒雅的年轻市长办事风格却雷历风行，而且颇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
没有人记得陈光当年在诸城主政的气势，但是从随后陈光在其它地区的所作所为却也能一窥这位新市长的行事风格：
1997年6月，陈光从诸城调往菏泽担任地委副书记和行署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一篇报道说，那天，陈光在黄河大堤上忽做惊人之举，他“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还有一幕是陈光在拆迁现场办公的景象。一栋市值机关干部居住的楼被划入拆迁范围，但是无人敢对居住其中的官员下达拆迁命令。听闻此事的陈光将荷泽市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请到楼前，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今天机枪架好了，我看你们谁往枪口上撞。”所有的摄像后来都没有剪辑，直接在电视台播放出去。
彼时的陈光已经因为他在诸城的举措成了改革的风云人物。而5年之前，他仅仅是一名新来的市长，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他当年的举动，因为不像日后，作为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观察。我们只能想象当日陈光的激烈和豪情。这些举措将诸城和陈光都推向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风暴之中。
这场风暴概括成几句话平淡无奇，尤其是在今日看来。1996年出版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说：“诸城市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与以前的企业改革相比，这次改革对公有制企业的产权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和重组，对诸城市乃至全国的中小企业改革都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如此而已。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常识的事情却总是在中国引发过无数次的争论和辩驳，而且争论双方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场争论的成败而前途尽毁，或者名誉扫地。比如，1976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或者经济改革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是否应该放开价格的讨论，是否应该相信市场的讨论。
《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描述了发生在1992年诸城的这场国有企业改革浪潮的背景。1992年3月，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印发了《清产核资总体方案》、《清产核资方法》和《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实施细则》等文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其目的是摸清国有资产“家底”，以解决国有资产“跑冒滴漏”和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那时候大家关心的仍然是如何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如何高效率利用国有资产的问题。
于是，两个月之后，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市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并对一些企业进行了资产评估，“结果把诸城市的领导惊呆了”。他们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