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绝大部分企业负债率很高，净资产很少，甚至许多企业资不抵债，近仅市属国有改制企业负债就达8.77亿元，全市企业负债率达到85％左右。相当多的企业成了没有资产的空壳企业。
第二，国有资产跑冒滴漏日复一日，流失严重。仅从32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看，明亏暗亏金额就达到11564万元，损失占国有资产的63.7％（不包括土地方面的流失）；企业无法收回的呆帐和坏帐达1000万元。
第三，亏损面大，亏损额惊人。1992年4月的核算结果表明，这150家市属企业中，有103家明亏和暗亏，亏损额达1.47亿元，相当于当时全市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第四点则是职工收入水平低下，这是企业亏损必然带来的结果，职工年收入只有2097元，一些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100元。
1992年7月，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在同诸城市领导的座谈会上重新谈到了当时全中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我工作这么多年，走了很多个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亏损的，也有破产倒闭的，还没看到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亏损得这么厉害……国企的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后来的一则报道说，“陈光听到这里，暗下决心，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啊。”——这位市长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经认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正在于产权问题。
后来诸城总是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来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后来描述说：“11月，十四大报告甫出，情势立变。第一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此前后不过两周时间，中央政府数十个部委，无不争相清理旧的方针和提出新的举措，来适应新的道路；进入第三周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便不留余地。它的社论说：‘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同一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发表文章，宣布原有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新的战略决策。大形势终于明朗起来，中国似乎已是一致地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人人均欲捷足先登，唯恐落在后面失了自己的位置。”凌志军说，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陈光和他的同事们注意的则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几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序地健康发展”。这成了为诸城试验保驾的尚方宝剑，尽管它后来并没有为陈光和诸城挡开所有射来的流言蜚语。产权这个不能触动之物，围绕它的保护终于开始松动。
于是“诸城市企业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开始试点，到1994年7月结束。工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后来的报道说：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其中几家典型企业在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果然非常迅速地产生了剧烈变化，情形宛若在实验室内进行化学试验，一种化学物质在添加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之后，竟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诸城绝缘材料厂，采用内部员工持股的方式，将180万国有资产（这家厂子的净资产）折为1800个股，由员工自发认购，改制成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果，固定资产两年增长3.6倍，产值两年增长2.5倍，实现利税两年增长5.7倍，人均收入两年增长8倍。其它如诸城市模具厂改制成的诸城宏达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和由诸城市食品机械厂改制成的诸城市超然食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类似效果。
但是这一举措在刚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的中国大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光回忆说，1994年“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篇关于陈光的报道说。
结果，“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没有呆账、坏账。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谁也说不出毛病。”陈光回忆当时情景说。
最终让陈光心里彻底平静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席话。诸城的改革也吸引了朱镕基的注意。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个企业进行详细考察，写成长达74页的考察报告。
4天之后，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调查组和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表态，完全支持诸城的改革：“所谓诸城经验，就是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把国有小企业搞好了，搞活了，把效益搞上来了。如果全国都这样，那就好极了。在诸城市搞好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卖给企业内部的职工，搞成股份合作制。这种形式也把企业搞活了，但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同意先不要把它抬的太高，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一条，你管他是股份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你管他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能把企业搞活，就是好办法。不要说把企业卖给了我们的职工，就是卖给外国的资本家，资本家帮我们把企业搞好了，我也谢天谢地了。”
四三、中关村：中国硅谷的努力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关村象征着财富、科技，它是区别与中国制造的富有智力含量和创造性的地标，它是中国的硅谷。1988年5月，中关村科技园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后，中关村这个名字开始响彻华夏，在这里成长出一批中国最杰出的高科技公司。中关村的位置在北京北四环外，但它却覆盖了北京市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园区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科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约40万人，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科研机构213家，其中国家工程中心41个，重点实验室4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个人而言，中关村代表着财富、梦想、个人的白手起家和飞黄腾达；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则代表着科技和它的未来——它能证明这个国家超过10％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建立在铺天盖地的纽扣、打火机、皮鞋、领带和衬衫之上。
它是个人梦想的凝聚之地。2007年，作家凌志军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1980至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凌志军描述了他第一次来到中关村双清路清华创业园A座302室看到的情况，他从中得到的感悟和震撼，远远超过他曾经分别用18个月和6个月跟踪调查过的两家大公司微软和联想。
“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张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办公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地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地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这种景象，“宛如混沌初开”，凌志军说。除了凌志军之外，清华创业园A座302室还被很多互联网作家和记者描述过。很多公司死亡于此，很多公司走出302室之后才死亡，但是不能死亡的是每个个体的梦想。你可以同时它看成是创业公司的摇篮和墓地，从存活的几率来看，它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一出生就死亡，但如果从幸存者的案例观察，它也可能是成就大公司的起点。
这种让人震撼的死亡与新生的场景，可能就是川人陈春先1979年在美国所梦想的中关村的景象。那一年，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陈春先受邀访问美国。他穿着特意购买的西装，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当他看到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时，公路两侧的数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让陈春先像凌志军第一次看到清华园A座302室那样震撼。更大震撼来自于对硅谷的考察，这片土地只是后来才成为中国创业者心中的圣地麦加，但在当时已经让陈春先激动得无以复加。“这是很有启发和激动人心的参观”，陈春先后来说。
回国之后，陈春先就开始四处宣扬128号公路、硅谷、惠普公司、苹果和乔布斯，他说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功臣室都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在1980年，有多少人能够懂得什么是“创业精神”？
“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陈春先在北京市科协会议上所做的访美报告中说。
紧接着，这位被公认为前途远大的科学家自己就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两年之后，陈春先把把自己的这个民营经济体改名为“华夏”，这个公司是整个中关村的先驱，和后来大名鼎鼎的两通两海一样拥有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只是可惜的是，它们都没有能够像在大洋彼岸的车库中诞生的惠普或者苹果一样，一朝名扬四海，反而连存活都没有存活下来。
1983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处的工作人员陈庆振创办了科海。这个北京青年在科技处的档案柜里发现了大批让他感到惊讶的科研成果被锁了起来，任由灰尘淹没，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不安分的陈庆振四处对人说：“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用呢？”终于，在目睹了陈春先的公司先是饱受争议，后来竟然获取了来自高层领导的支持后，陈庆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紧接着，另一位中科院的研究者出走。他是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王洪德，在受购了无休无止的检查和怀疑之后，王洪德在计算所的一次会议上决然站起，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他创办了两通两海中的科海。另外知名的两通则是万润南创办的四通和金燕静创办的信通。还有号称发起了印刷业光与电的革命的当代毕昇王选，他创办了方正。另一家在当时不那么出名的公司是柳传志创办的联想。
在后人看来，中关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群雄并起。那些平常闷在中科院和大学里的默不作声的研究员和老师，突然之间都开始迸发他们压抑已久的激情。他们不再把被忽略和被损害视作理所当然，而是整日里把自由和梦想挂在嘴边。只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摆脱一道最后的束缚：产权。倒是1988年，一个从国务院机关出来的小伙子相对与这些异常老练的前辈们，选择走了一条后来看来最有远见的道路。1988年年底，王文京和他的创业伙伴一起注册了一家名叫用友的公司，注册的时候，王文京坚持，用友是一家私营企业。于是，中关村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了。
后来，在中关村当年那些风云一时的第一代创业英雄中，幸存者寥寥。到今天也一直有人非常推崇的万润南，却和四通一起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万润南最终被迫离国远去。陈春先1994年落魄而亡，死时除了他的老友和对中关村历史感兴趣的记者和作家，几乎无人问津。大姐大金燕静最后却因为走私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疾病缠身，好不容易才由朋友保释出狱。陈庆振1994年被科海解职，每月靠1200元退休金度日。王洪德的公司没有经历住个人计算机浪潮的冲刷，他索性在1995年改做了保健品，可惜仍然没有好运气。
仍然在为人议论的还有万润南之后四通的当家人段永基。此人饱受争议，但仍不失商人本色，一直摇摇晃晃站立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不时露面，此时的身份应该是投资家。同样创立在那一时期的联想公司则成为整个中国公司的样板和骄傲。柳传志也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受人尊敬的商业领袖和教父般的人物。联想走过一段很长很曲折的道路，从创业团队的纷争、竞争对手的打击、产权制度的纷繁复杂，但却最后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在众多中国公司中脱颖而出。它收购了当初的偶像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完成了公司内部新老领导团队的交接，2008年更是挤进了财富杂志的500强公司排行榜——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公司的梦想和创立时的口号。同样被视为中关村第一代的王文京和他的用友也成了生还者，公司上了市，而且仍然一直在喊着自己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公司。
接下来的一代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挤上了中关村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和第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携带着一件几乎所向披靡的武器：互联网。这几乎是两通两海和联想诞生之后中关村最显赫的事件。1998年，搜狐、新浪和网易诞生，后来被人并称为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其中的搜狐和新浪诞生在中关村，网易则由一名宁波青年在广州创立。这一年也被人称为中国的互联网元年。
张朝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互联网世界最闪耀的明星，尽管现在看来搜狐一直不尴不尬地徘徊在门户网站和游戏网站之间——后来新浪成为较为纯粹的门户，而网易则成为较为纯粹的游戏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张朝阳的优势是他的美国背景。他竟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大名鼎鼎的尼葛洛庞帝投资了自己的公司。而在当时，尼葛洛庞帝几乎就是整个互联网和新经济的代名词。于是，《时代》周刊、《商业周刊》、《财富》杂志和《读者文摘》都报道了张朝阳这位中国的互联网英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玩滑板的照片几乎成为一个暂新中国的象征。这个暂新的中国开放、拥抱新经济、渴望繁荣。
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则是三个人当中运气最不好的一位。王志东首先在中关村作为公众人物亮相是作为一个技术天才，他的汉化软件让微软也颇为头疼。后来他又创立了三家门户网站中的新浪，接连两次的成功让王志东成为中国的新经济英雄。但是被董事会从新浪解职之后，王志东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第三次好运。
后来，巨鳄微软、谷歌都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中关村。让谷歌难以忘记的是另一个中国小伙子李彦宏。他创立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百度在经历过几年的痛苦时光之后，现在开始让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开始感到痛苦。
除了这些被提到的已经成为英雄和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之外，中关村还同时涌动着更多的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而且这些传奇一直在被刷新着。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人总是开玩笑，可能你在中关村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如今，这个地方仍在激荡着无数青年人的内心，甚至整个国家的内心——那就是，中国，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吗？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隐藏在中关村。
四四、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正式营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象征着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一个地标。它和浦东新区一样，是中国政府试图向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可变更的标志。最初，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了浦江饭店，因为浦江饭店拥有一个宽阔的大厅可以用来做交易大厅。浦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外滩边，位于外白渡桥东恻，占地面积4580平方米，始建于1846年，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是上海第一座西方商人修建的酒店。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迁往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这也是上海将浦东建成金融中心的一步妙棋。新建筑采用无形席位为主，有形席位为辅的交易模式，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大厅，设有1608个交易席位，交易网络连接交易终端5700个。还有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卫星通信网每天为3000个卫星接收站传达即时行情和相关信息。
1990年12月19日上午，尉文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里经过四个月的装修，被改成了马上要举行开业典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组负责人，也是上证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尉文渊，15岁就到新疆伊利去当兵，18岁入党，20岁复员回上海之后，开始是在电影院当服务员，后来进入上海一个区政府工作。高考恢复之后，尉文渊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审计署工作，随后又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
1990年年初，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说，希望上海能搞出一个大动作，向1989年之后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世界各国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动作是开发浦东，其中，也包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的负责人，后来就成了年仅35岁的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
不过，可能会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包括年轻的尉文渊在内，整个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里，没人亲眼见过证券交易所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字。尉文渊只能从照片上看着香港联交所，以此来推测一个证券交易所应该具备怎样的外观。正是以香港联交所的照片做参照，尉文渊找到了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座建于1846年的西式饭店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它远东最大的大厅闻名。它是上海所建的第一座西方酒店，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响起过第一部电话，它还曾经有过第一次马戏团演出和第一次交谊舞会。如今，因为它历史上远东闻名的大厅，要在这里建起中国共产党证券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后来的媒体报道说，尉文渊为这个新生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交易系统时，把宝全押在了电子交易上。结果，当他在1990年11月份，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时，看到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心里一惊，大喊糟糕。原来他发现自己设计的交易体系跟联交所的差别太大。后来尉文渊回忆时还有些得意，“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不过在这天早上尉文渊可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为了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前天晚上尉文渊没有回家，而是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睡了两三个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在搬桌子时脚被压到，晚上伤口发炎，第二天早上醒来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无可奈何的尉文渊只能在受伤的脚上套上一只大号皮鞋，然后在欢迎来宾进入酒店改装的交易大厅时，他要依在墙上，才能不被人看出脚伤。
开业典礼那天宾客云集，在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人的注视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成交49笔，面额力5879008元。不过，这位世界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说自己当时毫无感觉。因为当天回家之后他已经高烧到40度，早就忘了当时怎么交易、怎么收市。
不过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0年结束，整个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也只有8家上市公司，后来被人称为“老八股”，而当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最高也就是127.61点，最低的时候则是百点之下，95.79点。在交易所空旷的大厅内坐着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端坐的1位黄马甲监察员则监督着场内的交易。交易者需要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交易员，委托其买进或者卖出。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老八股之一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豫园饭店股价是300多元。后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夫人到交易所参观，豫园股票已经涨到了3700多块。李鹏知道豫园饭店最初的股价后，就对随行的人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当时随行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符合国务院总理的说法，告诉总理说，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总理李鹏倒也从善如流，接着便说，那就不能搞大的投机。
虽然股价已经高涨如此，且被总理教训不能投机，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成立之处日子却并不好过，凌志军后来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处，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一直到1992年的5月中旬，政府还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想要有人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仍然记得，1992年是邓小平按奈不住自己的言论三番四次被反驳，直接跑到南方去巡视了一圈。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刮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组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凌志军后来描述5月21日股票交易价格放开前后的盛况颇为传神。“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们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度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这个你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言说：‘这回该狠狠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们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甚至距离上海两个小时车程地杭州也不能幸免。有人从上海连夜开车要望杭州赶，结果深夜的沪杭公路车水马路。
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头，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后来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要吃饭喝水。而且排队的人往往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一包一包装好的邮寄过来的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八百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的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佣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惟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窜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庄家吕梁和德隆唐万新唐万里兄弟都是后来证券市场上的一时传奇，控制力的鼎盛时期甚至能决定自己做庄股票的每日收盘价——这种绝技就曾经在吕梁结婚当天表演过，当日的中科创业股票收盘价被吕梁的操盘手小丁固定在72.88员作为新婚贺礼。而后来德隆盛极一时，唐万新唐万里总对人说，德隆是在做“长庄”，是“不倒的庄家”，德隆的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和合金股份也是跌跌涨涨，很是热闹，吸引着无数的财经记者围绕打转。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无股不庄”，于是有些庄家们也有理直气壮宣称自己庄家不倒，甚至是“善庄”。
当然，也有平民百姓因为炒股而炒成了富翁或者炒到一贫如洗甚至绝望跳楼的。证券市场总是不规范的，但是钱总是源源不决投入其中的。看不下去的老经济学家吴敬链开始怒斥说，股票市场像是赌场，而政府是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去拯救那些被套牢的股民。另外一些维护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拍案而起，说吴敬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还是2001年和2002年的事情了。后来大盘一路高涨，也没人再提这回事，偶而有一两个想起吴敬链曾经言论的人也会继续讥讽两句吴老师的“赌场论”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顽强不屈的看空派。其中很多是有在西方投行工作背景的新锐投行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07年的大牛市让很多人都讥笑这些语言家的判断力，一家媒体甚至评选出所谓的预言最不准的经济学家，讥讽他们为乌鸦嘴。沪指一路高涨，年内冲破6000。乐观者开始说奥运会前要冲破八千，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牛市一万点》，甚至开始遐想中国股市冲破万点。
结果，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还真是被那些看空派说对了。从5000到4000再到3000。跌到3000点时，所有媒体都开始惊呼。但是没过几个月，沪指竟然跌破了2000点。市场上开始流传各种救市传言，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也此起彼伏。政府却最沉得住气，看着沪指跌破2000，没有明确表现出一丝想要救市的意图。
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外滩搬到浦东的新址时，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派人送去了一堆玻璃钢雕的牛和熊。所有人都喜欢牛，牛代表着繁荣。但是大家却都忽略了熊的意义。在《纽约客》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一本描写1920—1938年华尔街的书中说，“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饱受，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熊是一位医者，他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只是那些心急如焚的投资者可能没有心情这样去想，这时候他们应该听听加尔布雷斯的一句话，简短有力，而且也更容易理解：“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
四五、义乌：世界的超级市场
义乌世界超级市场的位置，确立于1990年代，而且将会一直延续，只要中国保持着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个小城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浙江的中部，市域面积1105平方公里，下辖6镇7街道。1982年，义乌在中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此后一直坚持“兴商建市”战略，结果，到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五易其址、九次扩建，市场经营面积达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有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种商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城出售各种东西。对来浙江的朝圣者，那里就是应许之地——义乌的口号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在我们这里的中部，离海岸100英里（160公里），但是世界各地的买家涌来批量购买商品。这里有围巾区，塑料袋区，有一条大街，两边每个店家都卖橡皮圈。如果你的扣子完蛋了，不妨到宾王拉链专业街上逛逛。中国义乌国际商城，一个本地购物中心，有超过30000家店铺——如果你每家都转上一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得用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大批阿拉伯商人，它旁边的一个地方已经建起了23家阿拉伯餐馆，还有一个黎巴嫩面包店。我在一家叫Arbeer的店里吃饭，库尔德式的，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伊拉克商人。他到这里来买牛仔裤和电灯。”何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写道。1996年，26岁的何伟来到重庆周边的小县城涪陵做英语教师，如今这位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图书的美国记者，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细节观察家之一。
而当《金融时报》前中国站站长金奇到义乌时，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中国的小商品之乡义乌，充斥着世界各种名牌商品的仿制品，人们可以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品牌商品。与此同时，在义乌的街道上张贴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告示，上面还留有电话号码。只有像金奇这样天真或者说想要弄个究竟的西方人才会去拨打这个号码。他拨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他他打错了，应该拨打另外一个，无论他如何辩解。好的，那就打下一个号码，然后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这事情不归本部门管，告诉他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最后，他记下了数个电话号码，可是没有解答他心中的任何疑问，同样富有幽默感的是，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又回到了开头他所拨打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应该拨打这个他最初拨打的号码，去解决他所碰到的造假问题。他既看到了何伟看到的，也以一种不明就里的记者的天真想去弄明白他看到，但却不懂得的事情，或者，他想指控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把这些写入了他在2006年出版，后来获得高盛与金融时报商业书籍大奖的书《当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
无论如何看待义乌，必须承认，这个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多山小城，它的崛起都是一件令人称赞的奇迹。你可以攻击它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不力，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它提供的廉价商品。亚当·斯密的教诲在这里得到遵循，自由贸易和市场，这才是繁荣的基本。这座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城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义乌国际商贸城说：“共有四层楼，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万家商铺，是世界最大的批发商城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兜售着包括家用器皿、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各种东西，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义乌也有自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传奇故事。它也经历了所有中国县城都要经历的命运的磨难，政治的风暴也曾席卷这片土地，让它的人民颤栗不安。
1980年，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开始为它的商贩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他们都是义乌最有名的商贩，也几乎是整个中国对义乌的最初记忆——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小贩。从宋朝开始，这些货郎们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中国。他们挑着装着各种小商品的货担，一手摇着拨浪鼓，用自己的小商品换取人们使用旧的二手商品。在这些临时许可证上，经营业务一栏上写着：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而经营地区可能在浙江、可能在江西，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一位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的义乌妇女和刚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面对面理论，为何她要做小生意。
1982年时冯爱倩已经42岁。她卖掉了10担谷子，拿到了80块钱。然后她又从农村信用社贷款300元，然后为自己置办了货郎担，接着她又开始在义乌县城街头摆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和“投机倒把”商人却被政府打压。每一次被抓到，虽然她不用再像10年前，甚至五年前那样面临牢狱之灾，但她的所有货物都会被没收。直到一天，她看到义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被生计所困的冯爱倩直接冲了上去想要申诉自己的委屈和困境，“当时我可是不顾一切了，杀头坐牢还是反革命，都不去想了。”
谢高华阴沉着脸说：“你跟我走！”
“走就走！”冯爱倩说。
在谢高华的办公室，冯爱倩开始对这位义乌县的最高政治领袖陈述一个货郎的艰辛生计。在2007年出版的《发现义乌》中，作者黄平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啊！”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吃什么？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那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活不下去了，我要做买卖！”
这场持续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谢高华对冯爱倩说了一句话：“别哭了，先摆着吧！”
后来义乌人将这场谈话作为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肇始。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通告称，从这一年的9月5日起，义乌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
“说只是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张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大门口，早上稍微迟一点，车子就出不去了。据说，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车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进来”，《发现义乌》中描述说。
这一下开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五级跳。第一代市场是1982年开始的稠城镇上的小百货市场，卖别针、线头、纽扣、头绳，人称“草帽市场”。第二代市场开在了新马路上，有了水泥地面和水泥板摊位，接着，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气派，第三代市场开始有了高楼，第四代开始被国家工商总局称为“中国小商品城”，第五代市场干脆就称为“义乌国际商贸城”。
开始时这些摊主们大都是倒买倒卖，所谓“全国买，全国卖”，其后巨大的出货量开始带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其中众多企业主前身正是在小商品市场上摆摊卖货的小商人。其中有楼仲平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当初夫妻两个租用两间民房，购来两台机器，两人日夜不息做吸管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公司，生产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吸管，每天出口吸管8吨。也有陶海弟的拉链生产公司“伟海拉链”，此前一直摆摊倒卖拉链的陶海弟，如今是全球最大的拉链生产厂商，“伟海拉链”每年生产的拉链如果连起来，可以绕赤道200圈。还有以生产袜子著名的“浪莎”和“梦娜”，以及生产饰品闻名的“新光”——浪莎袜业还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
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是几乎什么都有，一位到义乌采购的商人说。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城，“5.8万个摊位、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40万多种，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次，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发现，义乌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的、由装着宽带的4万多个摊位组成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地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箱包街50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肤色各异的外国常驻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韩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电脑，电视里可以看到CNN、BBC和中东地区的国际频道。在义乌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企业主、房东、工人、三轮车夫都在围着市场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的加工活每天赚上一二十元。”黄平在《发现义乌》中写道。
四六、秀水街：商业鸟巢
秀水街是北京最著名的旅游商业地标，爬长城、吃烤鸭、逛秀水一度成为到北京旅游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秀水位于北京市区东侧二环和三环之间，为周围的使馆区和CBD商圈包围。从1982年开始，小贩们在秀水东街一带摆摊，贩卖衣物和小百货。此后，秀水发展成了北京最著名的商品市场，来自全国的商人们在这里贩卖从丝绸到假冒名牌各种商品。2004年8月，露天的老秀水市场被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新秀水街开业，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栋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1500个摊位的百货大楼。
2008年的奥运会期间，秀水街大楼悬挂了一幅黑底红字的大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商业鸟巢秀水街欢迎您！
后来的报道说，在奥运会的16天期间，除了比赛场馆之外，北京城游客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这栋在2005年3月19日才开始正式营业的秀水街大楼了。16天内，有22个国家的政要和许多国家的运动员到北京秀水街购物。8月11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秀水街买了七件真丝龙袍；奥组委主席罗格的夫人前后到了秀水街5次，都是来买玉制工艺品的；连夺8枚金牌，观众惊为天人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母亲也到了秀水购物，在讨价还价时，还拿出了菲尔普斯的名片说，你知道菲尔普斯吗，我是他妈妈，能不能便宜点，这种方法竟然也真的奏效了；美国篮球国家队梦八队的队员每人在秀水街定制了一套西服，科比·布莱恩特还对秀水街小店摆放的绣花布鞋产生了浓厚兴趣；网球名将小威廉姆斯在秀水用45美元了买了一条丝绸被，然后大呼便宜，说这里“超级酷”……
8月19号，抵达秀水的购物人群创造了秀水街客流量的最高纪录，单日客流量达到53028人。福克斯电视台的评论说：“北京奥运会多了一个比赛项目，就是到秀水街去砍价”。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众多赢家中，秀水街无疑算是一个。只是此秀水已非彼秀水。
老秀水只是一条长约500米的街道，位置在建国门以东的使馆区，北起美国驻华大使馆，西邻祁家园外交公寓，东接东大桥居民区，分布着大概250多个摊位，大部分以经营服装为主。秀水街的顾客大多是外国人，他们会使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同店主讨价还价；而很多ABC都不认识的摊主却都能讲流利的简易英文；或者，干脆双方就在计算机上把数字按来按去，然后辅助以“NO，NO”和“cheaper，cheaper”之类的英文单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