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街上的很多衣服商品都打着加工和返销的招牌，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能在时尚杂志上出现过的名牌服装，中国人称之为“水货”。据说曾经有意大利人从秀水街买走意大利奢侈品品牌服装和手表，拿回国内鉴定，但都被鉴定为真货。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有人说，因为中国是很多国际品牌的制造和代工基地，基本上，“一些厂家如果接到1000件国际订单，会生产1200件，这富余出来的200件就会流转到秀水街来”；还有人说，很多衣服是给国际品牌做代工的同样的工厂和工人，用同样的材料做的，惟一不同的可能是纽扣或拉链，因为这是随着订单一起发来的。这种种因素造成了秀水的名牌即使在理论上都是假的，但却让行家里手都真假难辩。
吸引人来秀水购物的一个因素是便宜，在秀水街买服装，价格一般是大商场的1/2左右。而一些经常买东西的买手则建议，在秀水讨价还价可以将标价的1/3定为目标价位。而有些在别处看都看不到的好东西，建议是马上掏钱就买。
久而久之，价钱之外的其它因素也成为魅力的来源。有些秀水的商贩们认为秀水的魅力在于它是敞开的露天市场，前来购物的客人们心情放松，可以自由自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讨价还价，即使什么都不买，但是用蹩脚的汉语和蹩脚的英语交流仍有乐趣。“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价格，老外就愿意买秀水的。当时不明白，还以为外国人傻呢。现在才智到，这种交流叫文化。”一个秀水的商户后来对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最早在这里买东西的商户出现在1982年，因为秀水靠近大使馆和外交公寓，近水楼台，客源丰富。而且，估计在那个时候，外国客人是整个中国惟一有钱而且愿意拿钱出来买东西的人。于是人们就在这里开始卖各种商品，从中国特色的工艺字画琉璃木器到民间装饰品再到各种生活用品。当时政府部门对这种流动商贩的方法是驱逐，正像今天在某些城市的城市管理者对待小商小贩的做法一样。但是没想到这些商贩们驱之不尽，今日走明日返，这块特殊的地方仿佛有巨大的吸引力，引得无数飞蛾尽扑火。
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中国都在更为开放，尤其是对商业。1985年，这些总被驱来赶去的小商人们总算得到正明，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秀水街市场，但是每户每月要交税15元。政府给每个个体户发一块印有“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持质量，收费合理”字样的白布，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摊位有三轮车，有竹竿挑起的大布搭摊。
1988年，政府号召当时140多个体户每户出资3000块，修建了带有防火措施的商亭，一直沿用到老秀水街被拆迁。就是在这条街上产生了无数倒儿爷和百万富翁。据说很多温州的制造公司都在秀水街上有个商铺，基本是作为自己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的展示。2004年的时候，一组有关秀水街的数据是：市场营业面积：1252平方米；市场摊位数：280户个体摊主，100多户持集体大照隶属街道劳服部门；每摊位月管理费：850元；每摊位月税：2173元；每年光顾秀水人数：200万以上；年销售额：1.5亿元。秀水街的客人也不乏名人，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原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影视巨星巩俐、田径名将迈克尔·约翰逊。
1999年7月，秀水市场举行经济界专家座谈会，专家们对秀水的定位是“登长城、吃烤鸭、逛秀水”。这句话至今还在很多用英语写就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出现。一个记者到秀水逛了一圈，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刚用英语送走一个高鼻梁先生，转眼就用流利的俄语跟一位‘红头发女士’杀起价来；另有一个年轻姑娘不甘到手的洋顾客跑掉，一耸肩、一摊手、一皱眉，一句字正腔圆的‘whynot’”。这样的景象几乎层出不穷。经济学家说，秀水街是“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老秀水是不是该拆的争论，尽管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的争论，其实是拆迁已经定局，争论只是不甘就此被拆迁的老秀水商户和媒体们对拆迁的抗辩。《中国青年报》用讥讽的语言说，恐怕这幅“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要变成“清明散伙图”。商户、媒体、专家一片反对之声，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政府对秀水街采取“拆旧建新”策略的决心。
于是，这一边找媒体呼吁秀水即将消逝，请来专家论证秀水的无形资产多么宝贵，秀水又是如何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影；另一边，起高楼建大厦，开放商兴高采烈拍卖新秀水的摊位，新雅盛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张永平说：“一般人以为全世界租金最高的地方是美国，美国租金最高的地方是纽约，纽约最贵的地方是曼哈顿。其实，秀水比这些地方都贵！”2004年6月21日，新建的秀水街市场大厦拍卖那天，尽管拍卖师不断对台下的商贩说：“你们好好算算，平均每月租金5万元，你们能赚到那么多钱吗？”但是摊位的拍卖价格还是不断抬升。
半年之后，2005年1月5日，老秀水市场正式宣告闭市，有心的记者在两天前去看，发现秀水市场仍然熙熙攘攘，似乎人们打定主意要进行一场最后的狂欢“1月3日，隆冬的北京寒风阵阵，但早已笼罩在一片‘拆’声之中的秀水街里仍然是游人如织。狭窄的市场通道中，商户熟练地用英语同外籍消费者讨价还价，确认商品的颜色和尺码。喧闹的市声、时尚的服装、各种肤色的外国游人……”
1月6日，北京新雪，结果仍有上千人聚集在老秀水市场的门口，其中包括媒体记者和对秀水依依不舍的外国人，他们目睹一辆黄色额铲车开国来，挥动着铲斗，只用了20分钟，就把那块悬挂在老秀水市场门口的金字红底招牌“秀水市场”铲落在地。
这一边新建的秀水大厦给记者散发新闻稿和画册：“传说中的东方神鸟凤凰，每五百年集香木自焚，浴火重生，毛羽更加绚烂夺目，美丽不可方物。涅磐重生的凤凰初试啼声――秀水街盛装出场。她焕发出新的光彩，将会更加迷人，更有魅力。”
新秀水的第一役就是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整。美国大使馆说，自己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秀水街每天销售的假冒商品价值在181159－301932美元之间，占市场总收入的90％以上。美国大使馆还在新闻公告中说，表示关于秀水市场未来的任何决定都将是中国政府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承诺的标志性决定。而一些知名的国际品牌索性将秀水告上法庭，比如万宝龙和鳄鱼。而北京市朝阳区的副区长和新闻发言人佟克克则回应说：“如果秀水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繁荣。”
2006年开始，秀水街开始要求每个商户都去拿品牌授权，而且，在每个商户外都挂上了一个品牌商标图案清单，这些品牌都仿造率极高，管理方要求，不能出售同商标一致的服装。秀水也开始转型，从水货名牌转向中国特色商品的专卖。但是这种转型带来的是2006年至2007年间的阵痛。很多商户迫于经营压力，都有撤出秀水的想法。
但是每次重大的国际活动都能给秀水带来新生。“中非论坛”期间，秀水街市场接待了非洲各国政要贵宾2000余人次，其中有一天，秀水街市场甚至出现了四个国家的第一夫人：纳米比亚总统夫人、几内亚比绍总统夫人、莱索托首相夫人、科摩罗总统夫人。奥运会也不例外。在秀水街的网站上，管理者贴出了曾经来过秀水街的部分政要和体育明星；奥运期间秀水街客流量达100万人次，五次刷新客流量记录，接待24国政要40人次；23天销售额达到3.83亿……至于这种兴旺景象能否成为常态，人们仍在观望。
附：秀水历程（来源网络）
1982-1985路边散摊→合法经营：1982年开始，一些原始摊主在秀水东街一带摆摊，贩卖衣物和小百货。到1985年，一条小小的秀水街已被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占满。
1985-1987集贸市场→丝绸一条街：一些商户开始转营有中国特色的丝绸服饰及工艺品，并为市场赢得了“北京丝绸一条街”的称号。
1987-1995倒儿爷→大款：自1987年以后，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工艺品开始进驻秀水。在以经营丝绸制品为主的同时，许多做工精细的工艺品开始进驻秀水，许多老商户的钱袋也越来越鼓。
1995-2001丝绸专营→假货泛滥：随着秀水街许多老摊主的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到秀水这块风水宝地安营扎寨，他们中更多的是精明的南方人。
2004年“新”“老”接替：一些“老秀水”摊主认为“秀水”的牌子是自己创下的，拒绝入驻正在建设中的“新秀水”，一时间各家媒体上对于“秀水拆是不拆？”炒得热火朝天。2004年8月19日之后，秀水市场拆迁基本已成定局。
2005年1月7日，拆秀水街。
2005年3月19日，新秀水正式开业。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四七、大连软件园：软件中国造
有“东北亚软件外包服务中心”的大连软件园和中国软件领军城市大连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位于中国东北的大连称自己为中国北方最开放、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因为它同日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大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城市。1998年，大连深思熟虑，为自己选择了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没有像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选择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制造业和工业。这让大连发展出一种无污染且附加值极高的行业，其优美的人居环境也得以不受破坏。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500佳城市，也被称为中国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
1998年农历新年大年初三，孙荫环乘坐一辆黑色奥迪车从大连出发，前往沈阳。
49岁的孙荫环的正式身份是大连亿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地产商人。1984年，35岁的孙荫环组建了一支建筑队，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当年他就赚到了350万。4年之后，他跟人合资成立了一家房屋开发公司，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围的装修和施工上。在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孙荫环用了10年时间成为大连房地产业的三巨头之一，亿达开发的桃山小区是大连的第二大居民小区。孙荫环还涉足了机床制造行业。他组建的大连渤海机床厂和日本平富山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大连渤海日平机床有限公司是中国组合机床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孙荫环本人获得无数企业家荣誉，在大连商界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坐在疾速飞驰的奥迪车上，孙荫环却内心忐忑。1993年，大连市政府将孙荫环公司所有的红旗镇由家村纳入了大连市高新产业园区的范围。作为红旗镇上最好的房地产公司，亿达接受了大连市政府的委托，包片开发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家村产业基地。孙荫环先是在这里为自己的机床公司盖了一片厂房，作机床制造之用；然后又盖了栋楼当研究所。但是，其它的地方仍然是荒草丛生，孙荫环四处寻找新项目，几年来一直没有如愿。孙荫环自己的想法是，最好找一个可以持续的，同高科技相关的项目，而这个项目，最好又是由一家行业内领先的公司来做。
大连高新技术园区的副主任谷源德有一次告诉孙荫环，沈阳的软件企业东软集团想过要在大连建造一个软件开发基地，其董事长刘积仁曾经亲自到大连来看过。大喜之下的孙荫环当即请谷源德代为联系刘积仁。这场漫长的约会从1997年的10月开始，一直到1998年农历新年的这一天，刘积仁和孙荫环的时间才终于约好，于是孙荫环和谷源德就在这一天结伴前往沈阳，去拜会刘积仁。
由于仍是新年，大连通往沈阳的高速公路上车辆极少，孙荫环和谷源德乘坐的奥迪车一路畅通无阻。不过这位经常耳闻却素未谋面的软件业大人物会对自己的提议做何反应，孙荫环内心却毫无把握。
1955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刘积仁是一位由教授转变成的企业家。高大英俊的刘积仁在学术上一直前途无量。他在1980年获得了东北大学电子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完成的。33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教授。当他回国的时候，他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同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相似的研究机构。“我能否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使中国软件行业能够跟我的研究中心建立起一个很好的连接。我们提供基础研究，他们从商业上获得利润，然后给资金支持我们的研究”，刘积仁回忆说。但是他失望的发现国内的软件产业是如此脆弱，那些公司自顾尚且未暇，更别提要为大学的软件研究提供支持。
结果是，刘积仁自己于1991年在东北大学的一间教室内，在东北大学的支持下，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一家名叫东软的公司，在当年和日本阿尔派公司合资，并且在第二年成功配股，成为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中国大陆软件公司。
在孙荫环看来，刘积仁正是他想要寻找的那种人物，他所处的行业以及他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都让他和他的公司成为入驻由家村的不二人选。但是刘积仁却有自己的顾虑，后来回忆时，刘积仁说：“这之前，民营企业家我没打过交道，可能也有点清高。那几年确实有些房地产商做事很不规范，靠的是乱七八糟的关系，他（房地产商）信任谁？就信任钱，而且还得是快钱。”
后来的记录说，这两个人谈得相当投缘。刘积仁觉得孙荫环不同于他所认为的那些房地产商，表现得有远见，而且朴素真诚。《计算机世界》的记者高丽华出版的书《超越中国制造：软件领军城市大连的崛起》中说，不善言辞的孙荫环当时说了两句话，很是打动刘积仁，第一句是：“我有一块地，谈软件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干，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第二句话是：“该我做的事情，我绝不让你有半点操心，半点不放心”。
二人第二次见面时，孙荫环请来了当时的大连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夏德仁。
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还是薄熙来，中国最有个人魅力也最知名的政治家之一。1997年的时候，薄熙来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大连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困惑。位于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大连，周围城市包括大连本身都以重工业起家。但是这些重工业带来的是浓重的污染，这和薄熙来想要的大连显然不同。薄熙来想要创造的是一个花园般的城市。与此同时，1997年时，老的国有企业改造，带来的员工下岗和由之而生的失业问题已经开始让薄熙来和他的同事们头疼不已。而其它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扶持那些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又可以在短期内快速造成城市的繁荣表象。大连要走这条老路吗？
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的来客时，薄熙来向这家泰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谈及了自己的困惑。客人的建议是，薄市长可以考虑下在大连发展软件产业，它不会带来污染，可以造就大量的白领员工，而且，附加值极高，这些都是寻常的制造业所不能带来的。
薄熙来当即拿出10万元的预算，让大连市计划委员会和大连理工大学论证这一项目。报告出来之后，刚刚从新加坡访问回来的薄熙来当机立断，提出大连要“建设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新加坡正是花园城市和把握城市产业升级的典范。
然后，1998年1月10日，夏德仁从东北财经大学校长的职务上调任大连市主管科技副市长——见到刘积仁时，这位副市长刚刚上任三个月。1998年5月，大连成立信息产业局，当时全国各地区没有任何以此称呼的政府部门，国家信息产业部也刚刚成立不久。薄熙来对信息产业局的官员说：“硬的你们别管，就管软的，一个是信息化，一个是软件产业”。
当刘积仁来到大连时，这座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夏德仁正是推动这一项目的最佳人选。他和刘积仁一样，出身于高校，刘积仁是东北大学的副校长，他之前的职务是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刘积仁33岁就成为教授，43岁的夏德仁离任之前，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人，相当于学部委员。而且，和孙荫环四处为他的园区找项目一样，夏德仁正拿着软家园的项目到处找入驻公司和开发企业。当孙荫环请夏德仁来参加他和刘积仁的签约仪式时，夏德仁突然想到，他的软件园和这个“由家村产业基地”，太为相似。
当天本要签订一个意向协议，结果三人见面，相谈甚欢，孙荫环和刘积仁索性直接签订合同。但是，孙荫环和刘积仁希望将“由家村产业基地”的名字改为“大连软件园”，而政府部门则认为，大连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不适合作为一个由民营公司开发的园区的名字。
这时，夏德仁站了出来。这位年轻的市长说：“关键要看谁能发展起来，这才是硬道理。既然亿达和东软有这个积极性，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做好，就要尽权力给予支持，就叫它‘大连软件园’”。夏德仁还让交通局把通往由家村的指示路牌全部更名为“大连软件园”。在薄熙来市长批准软件园的建设方案之后，日后的大连软件园就诞生了。
随后，这片园区吸引来了包括GE、IBM、埃森哲、惠普在内的国际客户。东软还在大连软件园内创立了一所软件教育学院。
大连软件园和软件行业成为大连的新的骄傲，而大连也成为了中国的软件外包之都。“大连之于日本，就像班加罗尔之于美国”，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盛赞大连说。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大连和大连软件产业赞不绝口。
在2007年，大连更是吸引来了英特尔25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微处理器和芯片巨头要在大连兴建其在亚洲的第一座芯片制造厂；2007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夏季论坛将会场选在了大连。大连的美丽和它的软件产业让每一个来访的客人都为之赞叹，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在世界工厂的东北角，竟然还有一个类似于硅谷的城市。这一年，大连软件岸与信息服务产业规模达到了215亿元，并且仍在以每年50％的速度在增长。
四八、上海新天地
2001年竣工的上海新天地表明了旧城改造的另一种可能：文化、历史和商业如何结合。它不是纯粹去旧建新的商业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牺牲商业的保护主义。上海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毗邻黄陂南路地铁站和南北、东西高架路的交汇点。新天地占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六万平方米，由一片石库门建筑群构成。建筑群的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石库门、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每座建筑内部，则按照21世纪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世界定做，使这些建筑成为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入住的场所。
1999年1月，香港人罗康瑞焚香拜佛，开始自己改造上海老弄堂的冒险之举。后来的媒体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开始改造这片后来被称为上海新天地的弄堂时，罗康瑞51岁。1948年出生的罗康瑞，其父是香港富商罗鹰石。15岁那年，罗康瑞就被父亲送到澳大利亚读书，据说，在罗康瑞待在澳大利亚的6年时间内，罗鹰石没有付过一分钱给儿子，所有的生活费用都要他通过在酒店做门童、在餐厅做服务员或者到工厂上班赚来。回到香港之后，罗康瑞先是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罗康瑞说自己第一份工作拿到的工资是800港元，“香港一个建筑工人赚的都比这多”，而后，1971年，拿着父亲借给他的十万块钱和交给他的一个工程，24岁的罗康瑞开始自己创业。这就是后来的瑞安集团的雏形，一家小型的建筑公司。后来罗康瑞回忆自己开始创业时的经历说，他连续七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罗康瑞真正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是在1984年。那一年，因为很多香港商人对香港的前途判断很不明朗，在香港掀起了一阵公司迁移注册和商人移民的浪潮。1984年3月28日，香港怡和洋行董事局突然宣布，怡和集团因为对香港前途的判断问题而迁册百慕大；同时，公司将在伦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同时挂牌上市。这一年的年底，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公司迁册之风才略有缓和。但是随后，每当中英谈判出现波折，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公司迁册和港人移民浪潮。一项统计表明，到1990年11月，香港至少已经有77家上市公司迁册到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
而香港地产界的后生小子罗康瑞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开始北上考察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且在1985年正式宣布进入内地市场——此时罗康瑞已经有了政治身份，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凭借这个身份，罗康瑞在上海编织起了自己的政府关系网。1996年拿下卢湾区政府批给他的52公顷太平桥地区地皮，则成为罗康瑞和瑞安集团的关键一役。
罗康瑞的第一步就是改造一片位于商业中心淮海中路旁的的老街区。《金融时报》描述罗康瑞要动工的这片土地说：该地区由弄堂（即狭窄的小巷，巷子两侧是石库门房子）组成，占地约3万平米，居住着大约2380户中国家庭。该地区已明显年久失修，埋没在新建豪华酒店和未来主义风格摩天大厦的阴影之中。在目前保留下来的弄堂里，晾挂的衣物一字排开，如同家家户户悬挂的彩旗，洗漱设施都在户外。一排排的水槽排列在弄堂两侧，为了防止邻居盗用，水龙头都上了锁。房屋的院子内摆满了数百户住家的自行车。居民们通常会在弄堂里临时支张桌子吃饭，在这里压根就谈不上什么私人空间。
但是罗康瑞却下定决心要让这片步行10分钟就可以环绕一圈的老街区重焕新生。甚至不仅仅是重焕新生，他要让它的商业魅力不亚于毗邻的淮海中路。他邀请住在波士顿的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建筑设计事务所和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来为自己的改造计划提供咨询建议，“其他人都希望把这一地区推倒重建，但是他们要我立即前往上海”。罗康瑞为本·伍德和他的同行们开出的价钱是3000万人民币，他的要求是尽可能保留该地区的历史特色，同时又让它对大公司和奢侈品品牌具备商业上的吸引力，他想要一朵与众不同的花，但无论这朵花多么与众不同，一个必要条件是它必须能招来蜜蜂。不然这个项目就毫无意义。
本·伍德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赢得了这个项目，尽管“建筑重建并维持原有规模……涉及到的工作量，使我们提出的方案在目前最为昂贵，同时明显是回报最低的”。
后来媒体报道说，“在研究了1000个小时上海的旧建筑后，设计师们决定在整体规划上保留北部地块大部分石库门建筑，穿插部分现代建筑；南部地块则以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为主，配合少量石库门建筑，一条步行街串起南、北两个地块。”
而一些地区的石库门已经被时间和人为的破坏摧毁得面目全非，为了达到旧建筑的效果，瑞安公司从档案馆找到了当年由法国建筑师签名的原有图纸，按照图纸来还原建筑。
但“这并不是‘忠实的’复原重建。我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的目的是尊重……这一地区的特色风貌，但要创建一种商业上可行的居住环境。”本·伍德说。他们加固楼体、翻修外观、加装窗户，改造水电系统，加装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几乎全面改造了内部结构，让公司和品牌可以入驻。他们甚至专门从德国进口一种昂贵的防潮药水，像打针似地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这样折腾一番之后，“新天地”每平方米的造价达到了2万元。而为了动迁这一地块上2300多户、8000多名居民，瑞安集团还要付出6亿元人民币的动迁费。有报道说，为了改造新天地，罗康瑞投入了他全部资产的一半，14亿人民币。
这场豪赌最终以罗康瑞完胜结尾。精明的罗康瑞把新天地的竣工日期定在2001年6月30日。因为7月1日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典，而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旧址，就在新天地里面，罗康瑞丝毫未动，原样保留。10月份则是上海APEC会议。后来罗康瑞得意地对媒体说：“庆祝建党80周年，中央的高级领导都会到一大会址，不用宣传全国知道；APEC会在上海开，各国总统元首会到上海来，有6000多名外国记者，不用宣传你也宣传了。”果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都光临了罗康瑞的“新天地”。这些照片被瑞安集团妥善保存着，一有需要，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而各个时髦的餐厅、咖啡厅、服装店、饰品店和酒吧，都开始陆续进入新天地。
后来，作家凌志军在他的书《变化》中将新天地作为中国“新人类，新生活”的一个例证写了出来：“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把这块地方介绍给从外地来的朋友：‘去吧，你一定喜欢，在那里喝咖啡就像在巴黎街头一样。’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心中快乐的消费主义倾向，相信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二千零九十三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罗康瑞则留了一手，他规定，自己的新天地房屋只出租不出售。“一卖给这些商户就没法控制了。我坚决不能卖。”罗康瑞说。这会让他的投资回收非常缓慢，但是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盘：“但这里我有52公顷的地呀，我边上的房子卖得很好，每平方米2500美元，是上海的最高价。”
在规划新天地的同时，罗康瑞就开始在新天地旁边规划修建翠湖天地公寓，这也是他的太平桥地区重建项目的一部分。翠湖天地第一期5幢公寓楼在2003年竣工，共有277套公寓房。它的房价1999年前开盘时是3229美元/平方米，2005年价格涨到了8611美元/平方米。而这只是罗康瑞手中52公顷土地中的一部分而已。
上海新天地让罗康瑞一战成名。尽管瑞安集团在香港地产界只能算后期之辈，但是据说连李嘉诚和新鸿基的郭炳湘这样的地产大亨见到罗康瑞，也拍拍他肩膀，赞扬说，这么早就想到进入大陆市场，好样的。
上海新天地成了和外滩、徐家汇一样的上海地标，也成了罗康瑞的成名之作。在他全球的社交场所，经常有人走过来，对罗康瑞说“我刚刚去过上海，看到了你的‘新天地’。”罗康瑞自己也说“‘新天地’可能是我一生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一块了。”
新天地这样的旧城改造，既能讨得政府和市民欢心，又能带来切实得商业利益，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城市，纷纷邀请罗康瑞到自己的城市来旧城改造，建设一片新天地。罗康瑞也毫不客气，在杭州的西湖边建起了新天地，在重庆建起了新天地，在武汉的长江边也建起了新天地。而且在每个地方，即使难以再现上海新天地的盛况，也都成了当地的显赫地标。罗康瑞也成了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产大亨，总是一袭中式衣装，文质彬彬出现在媒体上，大谈“关系”之道、文化地产。
四九、保卫平遥
1997年12月，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的整体保护和经营是古城发展的另一种思路：城市发展没有必要完全走工业化之路；城市的规划也没有必要全部是高楼和大马路——很多古城正是毁于这种“现代”思维。地处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城墙、镇国寺、平遥双林寺、慈相寺、平遥文庙。其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游览整座城市，从中可看出中国明清城市的规划和营造蓝图。从2001年起，平遥开始举办每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移不到两百年，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平遥会成为一个旅游之处。如果有人从北京或者从中国其它地方前来，也只是为了到中国的财富中心寻求利益或者商业上的指导。
当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出现时，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奇特的彷徨时代，这个国家仿佛一个犹豫不决的巨人，在蹉跎间把机遇尽失。那时候，广州城内同西方诸国的生意正做得火热，中国的两项特产丝绸和茶叶深受欢迎。但是这些生意大部分都被垄断在政府授权的十三行手中，其中最显赫的一名商人名叫浩官，后来的一些研究说浩官的财富足以跻身世界级的富豪排行榜。另一项生意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鸦片的进出口贸易。
日升昌的成立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开端。日升昌之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票号，仅平遥就有22家。这三地都位于晋中平原之上，成一字排开之势。这三个晋中平原上的小县城，成为中国财富的集中之地。其中，平遥尤其集中了富商大贾，有“小北京”之称。
票号兴旺之时，其分号遍布全国，而其商人则富甲天下。以至于从未到过山西的古龙，在其武侠小说中，将山西的票号商人和东北关外的参客视为江湖之中最富有的人。梁启超则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词以对，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与世界人之前。”等到了1836年，华尔街被视为纽约证券市场的代名词，而纽约则日益成为美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山西票号也已经发展成熟。慈禧太后曾经评价平遥的协同庆票号：“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大清户部了”。
这种奢华富裕的遗留场景，在山西票号经过战乱已经衰落之后，仍然让远嫁到山西的宋霭龄大吃一惊。在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的笔下“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中国的华尔街”，如果更准确的话，它应该被冠名在晋中平原上这三个紧邻县城头上：太谷、祁县、平遥。如今，奢华尽散，这里仍保留着奢华的痕迹：一栋栋至少三进的大院，是票号商人的办公室，正门是揽柜房（柜台），一院是账房，二院是信房（分号和总号之间往来信息），三院是协理房（比经理低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再往后，则是总经理房。
后来的人们旅行到这些地方，完全可以从那些仍然保存着的深深庭院中遥想当年票号商人的富裕奢华。
只可惜中国并没有选择平遥的道路，其后的历史可谓江河日下。而平遥的最辉煌时代也已经消逝。
平遥的再次引人瞩目起始于1981年。这一年，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刀下留城”事件。后来关于此事的记述大都非常简略，但是主角只是几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中国的城市都在做规划，搞建设，平遥自然也不能例外。平遥县政府请人做了一份平遥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新的规划要在平遥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四条大街相对应的，平遥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城墙要打开8个豁口——平遥古城墙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有3000垛口，72敌楼，以对应孔子门下3000弟子和72贤人。
规划出台之后，为了开辟这四条大街，要将城西门内的平房全部拆除。“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已经拆了100多米，现在刚进平遥城有一段比较宽阔，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东门以南也开了一个豁口。”柴泽俊说。柴泽俊是当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也是一名古建筑专家。他知道这一事情是因为他的一位下属，当时的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冒着丢去官职的风险通知了他。李有华甚至躺在门道里，以此来阻止拆迁人员。
柴泽俊说李有华“人非常好，能写会画，很有才华”。1977年因为大水，平遥城墙部分坍塌，李有华害怕有人偷偷拿走城墙的墙砖，还安排人晚上巡逻。“从1980年到1986年，李有华一直和工程队在一起，白天在现场转，夜里轮流在城墙值班，到平遥开放以后，李有华在城墙上转的次数更是数不清，白天黑夜都去。”柴泽俊说，他后来在平遥县给李有华出版的一本书上用毛笔字写道“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那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浇搜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为什么留下来了，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个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最穷，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000块，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八万块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解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有一次，从平遥回来，我直奔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办公室，讲了古城的现状，说明保护它的紧迫性。领导听后非常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从那以后，平遥城的新规划才放下了。”说这话的柴泽俊也是平遥城保护中的关键人物。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政府的认可让各级政府都开始对平遥古城的修复慷慨解囊，到了1993年，国家对平遥古城修复累计投资有550多万元。
真正的辉煌是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平遥保护中起到至管重要作用的柴泽俊是平遥当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小组的副组长。“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世界教科文组织说。结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平遥的旅游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一年18万元增加到了一年500多万元。2007年，平遥的旅游收入则到到了7700万元。
帮助平遥达到这一庞大数字的还有从2001年9月20日开始在平遥举行的国际摄影节。
2007年的国际摄影节就吸引来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摄影家及20位策展人参展，展出作品一万多幅。平遥县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开始举办摄影节的前一年2000年，平遥共接待游客16.3万人，门票收入780万元。而2007年摄影展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平遥就接待参观人数近21万人，其中外国游客近7000人。这一年的旅游收入是7700万元，几乎是2000年的十倍。昔日辉煌无尽的金融中心，今天则是城市保护的范本。
五〇、798：从工厂到艺术区
“七九八”艺术区在2002年后成为中国艺术品热潮的一个标志性地点。“七九八”位于北京东郊的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之前是1950年代建立起的工厂，在2001年后，不断有艺术家入住这片废弃的厂房，利用原有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经过装修，把这片厂房变成了一个个的工作室、画廊、文化公司、咖啡馆或者书店。七九八艺术区所占用的厂区，是原电子工业部所属706、707、718、751、797、798等6个厂的区域范围，这也是“七九八”这个名字的来源。七九八几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它也是将艺术商业化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开始了模仿七九八的举动，艺术家们寻找废弃的工厂，将之变为艺术区，政府和公司也将之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范例。
谁也没有想到，一片在1950年代修建的工厂，它最辉煌的时期，竟然是在将近50年后的另一个世纪才到来，只是用途已经全然发生变化。
这片工厂在它建立之处就被寄予厚望。它是中国新政权仿照苏联发展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政权成立之日起，共产党人就开始谋划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取得与自己处于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至管重要。为此，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曾经根据苏联老大哥的简易，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都曾经先后拜访苏联，以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援助。
这片工厂位于北京东郊的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它被命名为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又称718联合厂），由前苏联和东德共同帮助中国建立。由于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在电子工业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东德的工程师基本承担起了建设这片工厂的重任。后来的一份资料说，为了建设这座工厂，“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东德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东德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718联合厂的首任厂长李瑞在回忆文章里说：‘我看过德国20多个厂，其中没有单独一厂具有如此规模的。据我所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中，此类规模的工厂也实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