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718联合工厂设计的建筑事务所和包毫斯学校处在同一个城市，深受包豪斯风格的影响。因此，这座工厂也就具备了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实用、简洁、明朗、灵活。设计和建成的工厂建筑能够承受8级以上的地震；施工时使用的都是坚固的500号建筑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后来这片工厂被再利用时加以强调，那就是，建筑物的窗户不像当时通行惯例朝南，而是朝北，一篇描写这片工厂的文章解释说，朝北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光和反射光，有助于保持室内光线的均匀和稳定，而从视觉感受来看，恒定的光线又可以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感”。后来鼎鼎大名的798工厂，正是718联合工厂的第三分厂。
后来，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历史学家评论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1953年——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平均约3.8％和18.7％。”而这156个核心的投资项目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几乎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工业投资的一半”。
但对于718联合工厂而言，这种工业上的辉煌却并没有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主题。在制定一五计划时，规划者有意地避开了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东南沿海地带，可是等到1978年之后，规划经济不再成为时代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占据了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带和南方城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宠儿。那些曾经的先行者，那些已经建起的成片的工厂，如果不能得到国家的继续支持，而自身又时运不济，它们的命运就只能像铁西区那样沉沦，直到等到新生。718联合厂和它的第三分厂798在其中应该算是幸运儿。因为它们无意间踏上了承载着另外一个主题的跳板。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消了718联合厂建制，成立了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2000年12月，包括798厂在内的六家原718联合厂的工厂被整合重组成一家名叫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公司。整合之后，包括798厂在内的大片厂房被闲置。业主七星集团开始将这些厂房陆续出租。
2002年2月，一个特殊房客进入798。这被认为是后来798转化为艺术区的起始。美国人罗伯特送自己在雀巢公司工作的妻子上班，每天经过798工厂，渐渐对这片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产生好感。于是，他决定要在这里租一栋房子，“这里可比那些写字楼好多了”，回忆时他轻快的说。但在当时却没有那么轻快，因为尽管798厂的很多厂房都空着，物业公司却只愿意将原来的一个回民食堂租给这个美国人，“墙上全是油污，屋顶黑糊糊的，室内又脏又乱”，后来的一篇报道说。租金倒是不贵，只有每平方米六毛五——后来798厂的租金涨到每平方米四、五块。
罗伯特将这个120平方米的回民食糖整修了下，变成前店后公司。店是后来著名的现代艺术书店。罗伯特当时在做着和中国艺术相关的工作，和他交往的人当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家。这样，通过罗伯特，他们就认识了798。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便宜、空旷，而且，容易扎堆。
黄锐也是在这之后搬到798的。这名后来被视为798领袖人物的当代艺术家当时刚刚从日本回来，他想在北京也找一个工厂空间，作为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后来他对一个记者描述自己刚到798时的感受：“里面特别黑。当时是早春时候，晚上6点，有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那个地方全是土，有几台旧机器，这种房子的弧线我特别喜欢———最美好的曲线都是弧形的。进入这个空间，毫无选择。”他也发现这里作为艺术家聚居区天然具备的独特性：“798是北京这个拥有最古老文明的最新城市的最大的工业遗产。”尽管当时已经有包括雕塑家隋建国在内的艺术家把工作室放在了这里，但是798成为艺术家和画廊大规模聚集的地方还要再登上一段时间。后来一个叫方振宁的艺术评论家如此描述798如何成为画廊和工作室扎堆儿的地方：“在2002年10月末的一天，一家由经营亚洲当代艺术的东京画廊和艺术家黄锐合作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画廊在798举办开张酒会，那次吸引了大约一千多名北京艺术圈里的人。突然间人们发现，如果把这种具有包浩斯风格的工业建筑改造成画廊，将是再时髦不过的好主意。当时租金便宜的让你难以想像，每天一平米的价格才四角人民币左右，于是，在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一大批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咖啡厅和艺术书店等等。”
只是事情就是如此无常，当这片地区终于繁荣起来，有钱人，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开始经常到798的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闲逛买画时，关于798已经太商业化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而且忧心忡忡者大都是其中的居住者。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地区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客人，这会让其中一些人自鸣得意——因为这把他们置于一个聚光灯下‘也会让另一些人感到不适——因为这种变化过于迅猛。
798最早一批的居住者，媒体人洪晃在接受接着采访时说，798的这种“从一个特别破烂的地方，到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地方”的迅猛变化，让她感觉“畸形”：“SOHO那样的商业化是一必然发展过程，是SOHO是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才彻底商业化的，但是七九八几乎是三年之内，现在Nike都进来了，在这儿是房租最高的客人，在这儿做展厅。它的商业化和政府的运动性的东西跟我们个人的力量来比的话，它的力量太大了。798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运动总指挥部，再变成一个商业化的地方。”SOHO是纽约的艺术家居住区，后来也成为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后来的媒体在提到变成艺术区的798时，总是喜欢将798和SOHO相提并论。这种商业化的前景让艺术家们感到有些不适，尽管它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商业收益，让他们买得起豪华轿车和宽敞的住房。“现在那里一家画廊没有，更不用说工作室，现在全部变成了高档公寓和品牌店。像中国近些年的艺术区从圆明园、上苑、宋庄到798的流动一样，国外的艺术区也在不断变迁当中。商业社会总很容易把艺术的果实吸收过去。”黄锐谈SOHO时的口吻像在说798。
除了“商业化”这个无法阻碍的趋势之外，黄锐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在2006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将798规划为创意园区之后，以黄锐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始和园区的管理者之间发生争执。创意园区的管理者在2007年的年初给黄锐下达最后通牒，让这位租期已满的艺术家搬离园区。而黄锐的担心则是，业主方和管理方会通过让合同到期的艺术家搬走，然后以更高租金出租的方式，把798推向一个商业气息更浓厚的社区。
不过艺术园区最终会消失的担心很快就被消除。因为越来越多的画廊开始进入798——它仍然很商业化，进入798的不再是籍籍无名的艺术家，贪图这里的便宜和宽阔，而是知名的国际画廊和公司。2007年年末开业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其中一家。黄锐并不欢迎这种变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资金实力雄厚，因此随心所欲地搜刮所有看得上的艺术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帮助真正的艺术家。”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中国速度。而艺术家和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会存在。这种关系真是奇怪，正是商业带给这些艺术家名望和金钱，这些原本贫穷的艺术家离不开商业，但是他们又在内心深处担心商业会终究吞噬他们，或者还会抛弃他们。
五一、江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
以“江村”之名闻名于世的开弦弓村几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开弦弓村地处长江流域太湖东南岸的吴江市七都镇，是一个典型农业加手工业的江南农村社区，享有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的美誉，因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26次访问和他的社会学名作《江村经济》，开弦弓村以“江村”的名字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之一——同其他著名村庄如大寨、大邱庄、华西村等不同的是，开弦弓村从没有达到意识形态或者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这让它更能代表普通的中国农村发展脉络，其中纠结着土地和农业问题、乡村工业问题、基层自治问题等等。
2003年4月，人类学家费孝通最后一次访问江村。此时的费孝通已然垂垂老矣。这是94岁的老先生第27次访问这个因为他而知名的村庄。在他1939年于英国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中，他将这个位于太湖东南角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开弦弓村称为江村。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4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名为《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的论文。论文中说：“20年来，我在家乡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看到了小城镇的由衰转兴；然后走出‘江村’，在祖国各地的农村和市镇间奔走。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并且逐步产生了‘区域经济’的概念我所访问的苏州地区的几个小城镇，都是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经济区里。我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超越行政区划的、金字塔型的经济区域结构——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在苏、锡、常、通、杭、嘉、湖、甬等这些发达的中等城市的簇拥下高居塔的顶端；中等城市的下面是一大批新兴的、实力强劲的小城镇和千千万万个生机勃勃的农村构成的基础。这个基础越宽广、厚实，金字塔就越牢固。这个‘塔’充满活力，从塔顶到塔基，纵横交错的‘血脉’延伸到每个基层单位，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靠得住得现代经济区域。”
后来费孝通在这一年总结自己研究的基本思考路线，其中一条具体路线就是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此时的费孝通已经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甚至终于赢得了难以掌控的命运的青睐。他自己不再被反复的政治浪潮冲击和打压，从他担任的政治职务来看，他已经是身居高位。他曾经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学界和学界之外的务实的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只是他已经不是60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书生，一袭长衫、身材瘦高、头发乌黑浓密，内心激荡着去了解现实和改革现实的热情。时间将他和江村都改变了。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也变得稀疏，身体早已发福，他面上的表情也不像从前那么忧郁而若有所思，取而代之的是爽朗的笑容。
在这一年的江村大事记上写着：2月，村党总支书记周玉官作为农民代表，当选苏州市政协委员。3月，中共党员、私营企业家周永林任村党总支书记，接替周玉官主持全村工作。
周玉官本人绝非一个普通农民。他也是江村最知名的私营企业主之一。2003年时，周玉官的“吴江万达电络板有限公司”生产总值可以达到300万元。当时访问了周玉官的学者王淮兵纪录说：“10多年前，楼下厂，楼上家，全家齐上阵，雇了三五个工人，敲敲打打，是个家庭作坊；现在厂归厂，家归家，厂房建筑面积达1200平方米，雇工30多人，分车间进行操作。我们走进周玉官办公兼会客的房间，宽敞明亮，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办公桌上摆着电脑、电传、电话，主人坐的当然是可以转动的老板椅，靠里边还有卫生间。”
1995年时，王淮冰将江村划分为三个阶层，包括不到1％的温饱户，接近90％的小康户和五六户富裕户。这些富裕户“有的办工厂，雇工15人左右，年缴税20万元，富在明处。而有的则在外经商，或做包工头，从住房的华丽，甚至包‘二奶’，只知其富，但无法得知内情”。纯粹的农户已经越来越少，1990年王淮冰访问江村时，就已经发现，真正纯粹的农户，全家劳动力全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只有5家了。
1939年时，年轻的费孝通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甚至高利贷者等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地减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步骤，因为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引起‘反叛’的原因。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时间的发展正验证着费孝通的这个判断。只是，历史要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1935年，在广西考察时不慎落入瑶人捕虎的陷阱，结果自己受伤，妻子出去呼救时死亡。伤心之下费孝通回到内，听从姐姐费达升的劝告，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同时，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江村通讯，“开弦弓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村，离京沪线上的苏州有60公里。我姐姐曾在这里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10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方便。”
紧接着，费孝通取得公派留学机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人类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路程上（费孝通要从威尼斯再转到伦敦），他将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后来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以“江村经济”为主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这篇博士论文在英国出版，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费孝通留在了大陆。1956年，他的同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格迪斯到中国访问，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前往江村访问，这一举动重新引发了费孝通对江村的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下马看花”，了解中国的现实。于是，费孝通在1957年的4月重返江村。结果，21年之后，费孝通重新回到他在《江村经济》中的结论，农村的贫困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在发表于《新观察》的报告《重返江村》中，不断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
“（村子里自建缫丝厂）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答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地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深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工业轻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批判过一阵……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地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结果，文章连载还没结束，费孝通就被打成右派，因为“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恶毒指责人民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当时江村农民的生活则是穷困有加，孩子都不能上学，而去放羊。
1981年，当费孝通再次起心前往江村时，时代又一次发生变化。工副业已经占据了江村农民生活收入的一半。后来以“苏南模式”闻名的社办企业已经出现萌芽。这一年江村的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19.1％，工业51.1％。
此后，几乎每年费孝通都会前往江村考察一次。而他也在1980年代初关于社队企业的争论和1988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打压乡镇企业的数次风潮中，发表言论，继续支持所谓“乡村工业”的发展。
在他1987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名著《江村经济》的结尾，费孝通写道：“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他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至今仍在期待。
五二、博鳌的亚洲之声
从2001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让这个小镇成为中国和亚洲崛起的符号地标。博鳌位于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处，出海口中有东屿、鸳鸯两个岛屿，使博鳌港水中有岛，岛中有水，波光错落，景色秀丽。但是真正让博鳌为中国和世界所熟知的，是亚洲论坛的选址博鳌。自此之后，这里建立起各式五星级酒店、会展中心和高尔夫球场。因为亚洲论坛这个民间组织，博鳌成为象征着亚洲国家崛起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标志地点。
从2001年开始，每年春季中的几天（2003年是秋天），海南琼海的小镇博鳌都会热闹非凡。接到邀请的客人们匆匆忙忙赶来赴约，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谈论各种宏大话题。如果从上空俯瞰，博鳌小镇刚好被水环绕，似乎与世隔绝。参会者大都需要乘坐飞机首先抵达海口美兰机场，然后从美兰机场转乘陆地交通工具，经过大概两个小时的行车，才能最终抵达博鳌。但是亚洲论坛的设置目的和它的议题又大都关乎沟通。正好像与世隔绝的瑞士小镇成为达沃斯论坛的会址，人们似乎需要在一个似乎与世界无关的地方讨论关于世界的问题。
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了亚洲自我意识的复苏。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业也没有妨碍关于亚洲的讨论，因为随后它就开始迅速自我修复，也因为两个更大的亚洲经济奇迹中国和印度基本没有受到那次危机的影响。一些热心的亚洲政治家们开始寻求成立一个类似于达沃斯论坛的讨论亚洲事务的论坛，因为相对于已经一体化的欧洲和繁荣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言，亚洲似乎显得疏离，“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参与了APEC、PECC等跨区域国际会议组织，但就整个亚洲地区而言，目前仍缺乏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从亚洲的利益和观点出发，旨在增进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论坛组织”，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首次会议时散发给媒体的新闻稿上说。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日本前首相小川户细在内的亚洲政治家在1998年的9月发起成立“亚洲论坛”的倡议。他们又建议论坛的所在地应该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让这个国家成为这片区域最引人瞩目的国家。
他们的成果就是2001年2月27日在小镇博鳌上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成立大会上说，“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会议组织，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又向其他地区开放，为各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希望加强对话、寻求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完全支持这个够想”。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议的亚洲政治名人已经预示了这个论坛的级别，他们包括尼泊尔的国王比兰德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莱加里、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先科、越南副总理阮孟琴，前东盟秘书长、印度人辛格则是论坛的代理秘书长。在金融危机前后就因为坚持亚洲价值观和对西方资本直言不讳而颇富争议性的明星政治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话最富挑衅性：“区域合作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战略。”“亚洲有权力产生自己的思想，而不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现在我们仍然要创造亚洲的价值，创造出亚洲人管理人类的想法。”辛格也说，“世界缺乏亚洲的声音”。这些政治家们在一片“历史终结”的言论声中显得格外焦虑。他们试图摆脱从西方立场看待亚洲的视角，强调亚洲不再是世界的边缘地带，经济上的崛起让亚洲试图在政治、外交和观念上争夺主动权。
此后，每一年的年会，都会吸引到众多亚洲政治家、商人和学者前往，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每年年会都会有重量级的政治家参与，2002年的年会是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亚洲论坛的理事拉莫斯等人，2004年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做主题演讲，2005年是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7年是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8年是国家主席胡锦涛。那些最重量级的中国商人也都会选择在这里露面，平时难得在媒体上出现并接受访问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比如中移动的王建宙、中海油的傅成玉、中远集团的魏家福却是博鳌亚洲论坛上相当活跃的发言人，一些当红的民营企业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远大空调的张跃、国美电器的黄光裕、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等。潘石屹还在博鳌建了自己的凯宾斯基酒店，由韩国建筑师承孝相设计的博鳌凯宾斯基成了记者们下榻的地方。尽管是亚洲论坛，但是一些世界级的名人仍然受欢迎，比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微软的比尔·盖茨。
他们讨论的话题几乎无所不包，从贸易壁垒、区域合作、龙象之争、能源问题、环境保护、贫富差距、亚洲企业竞争力和全球并购再细微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所有人都兴致勃勃。除了白天的正式论坛之外，到了晚上，一些意犹未尽，或者在白天论坛上不是主角的企业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们还会组织开放的小论坛，谈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些小论坛大都在露天，不像白天的论坛在酒店的宴会厅中正襟危坐着进行，博鳌四月的天气已经如初夏般怡人，愿意聆听的记者和其它参会者可以围坐一旁，身边就是水和风。
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发生，最近也最著名的例子比如胡锦涛和萧万长在论坛上的会面。有记者提问说，萧万长是第六次出席年会，但之前他都不是坐在第一排，台湾媒体也相当地好奇。为什么他这次可以坐在第一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龙永图回答说，主要是在3月22号台湾领导人进行竞选，出现了新的结果。萧万长先生所在的国民党赢得了这次大选。台湾的政治局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萧先生这次来，我们当然要给他必要的礼遇，这也反映了台湾的现实。论坛的理事长拉莫斯也说，萧万长和他带来的庞大的台湾代表团，以及萧万长和胡锦涛的会面，将是“两岸关系的突破性的进展”。
“和平崛起”也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郑必坚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备受推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讲话中都曾经提到“和平崛起”。
此外，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同时，政治家们进行外交会晤，企业家们商量合作，甚至签订合作协议，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宣扬自己的观念和理念，都成为惯例，比如在2007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演讲和论坛之后，就被众多企业家和银行家约见会面，谈论可能的合作。
2003年被推选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成为另一个同博鳌有关的关键词。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龙永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他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是因为他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从1992年到2001年，作为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10年时间都在唇枪舌剑中度过，中国终于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这个身材不高，戴一幅眼镜，体型颇为敦实的男人立即被举国目为英雄。他的最高职务是外经贸部的副部长，但是在2003年，他辞去了政府职务，专心去经营博鳌亚洲论坛，在全世界旅行，为论坛邀请嘉宾，在各种媒体上露面，宣扬博鳌亚洲论坛的价值和理念。此后每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前都加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头衔。一个所谓民间组织的组织者能够在中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被媒体和政府捧为上宾，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小镇博鳌，也因为在这里举行的亚洲论坛，一夜成名。2001年时候，媒体报道说，旅游公司推出了一条价格为3680元的天价旅游路线。自从宣布亚洲论坛要设在博鳌的消息后，到博鳌的旅游者猛增了20%，亚洲论坛还促使了小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闻报道说，“博鳌人将此作为天赐良机，在琼海市、海南省及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投资5亿多元完善了博鳌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在琼海市区到博鳌镇之间铺设了一条高标准道路，移动信息、固定电话、宽带网等设施一应俱全，并建成了博鳌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成为博鳌亚洲论坛部分会场和嘉宾入住酒店的金海岸温泉大酒店只是酒店建设的开始，随后，更多的酒店和会务中心建立起来。论坛其间，它们是参加会议的嘉宾和媒体记者的住所。论坛结束之后，顾客是前来旅游和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博鳌还建成了成片的高尔夫球场。因为亚洲论坛，博鳌小镇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地标。
五三、阿拉善：商人与沙
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让阿拉善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地点，它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3个旗，共23个苏木（镇）、190个嘎查（村），是自治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盟市。随着环境的恶化，阿拉善几乎成为沙漠的统治地。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面积约7.8万平方公里，占全盟总面积的29％，居世界第四位，国内第二位。它也是臭名昭著的“沙尘暴”的起源地之一。一群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在阿拉善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试图治理沙漠和恶化的环境，这让阿拉善成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个标志。
2004年之前，大概只有在沙尘暴吹到京城行色匆匆的人群的脸上时，偌大的北京城内才会有一些人想起阿拉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每年的春天，北京城都会有十几天的时间是在漫天黄沙中度过的。春季的大风卷着不知从何处吹来的沙，给摩天楼和机动车披上一层沙幔。路上的行人如果来不及躲避沙尘，头发和衣服里都会钻进一粒粒黄沙，回家之后只能洗澡更衣。结果以后大多数人在可能的风沙天选择不出门，或者出门时随身带上口罩、帽子和沙巾。这种以往出现在中国西北城市的恶劣天气搞得北京城的居民大为恼火。但是他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受到沙尘暴带来的更大的灾难。
大风沙可以吹倒大树和电线杆，甚至可以掀翻汽车，造成断电和交通阻塞，相比之下，它带来的灰色天空、重新洗车的麻烦和城市居民恶劣的心情就不那么严重。1998年4月19日，强力的沙尘暴造成了新疆北部地区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200年3月27日，沙尘暴袭击北京城时，局部地区的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这时正在北京安翔里小区一座两层楼楼顶施工的7名工人被大风刮下，两人当场死亡；一些广告牌被大风刮倒，砸伤行人，砸坏车辆。沙尘暴还迫使多趟开进新疆的列车在中途停止行驶。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的4月9日晚上7店左右，从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T70次列车走到中途，沙尘暴卷着石块而来，左侧窗户玻璃全部被打破，乘务员和乘客们拿着卧铺车厢的棉被、床单、木板来遮挡窗户。最后达到兰州站时，这趟车已经晚点了32个小时。记者纷纷跑去采访那些惊魂未定的乘客，结果了解到，因为沙尘暴，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T54次列车停运，开往全其它地方的火车中，有9趟到达兰州火车站时，晚点时间在20个小时以上。
相比之下，北京城碰到的那些麻烦还算小的。但北京特殊的地位和它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身份让治理沙尘暴成为一门显学。这时候北京城的居民们开始从电视上和报纸上听到和看到这个名字：阿拉善。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在春天弥漫在北京天空中的沙尘，都是从沙漠地区吹过来的。专家开始分析，沙尘天气的路径分为西北路径、偏西路径和偏北路径，就像从前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一样，来源远蒙古高远的沙尘也兵分三路挺进内陆，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沙尘起源于境外的蒙古国，但是在经过中国沙漠化地区时得到沙尘补充；而另外三分之一则和“阿拉善”这个名字挂上了钩。来自境外的沙尘中国人管不了，只能在北京周边植树造林，建立防护地带；而来自内部的沙尘，就要求想办法去治理。后来提到阿拉善时，人们对这个绕口的名字开始有了第一反映：噢，沙尘暴的发源地啊！记者们开始频繁地往来此地，试图揭开此地为何会背上沙尘暴发源地的恶名，结果是发现了一个环境恶化如何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变成不毛之地的悲惨故事。
记者们翻出了前辈的记录，看到范长江在名作《中国的西北角》中描写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城外数十里草地里……马群、驼群、羊群……漫山遍野都是，黑一阵白一阵在青草中云样的移动”；1994年，农林学家董正均描述阿拉善盟下辖的额济纳旗弱水两岸和居延海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燕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而尽忘长征戈壁之苦矣。”
而如今景象全变。阿拉善在蒙古语里是五色斑斓的意思：绿色的贺兰山森林，黄色的巴吉丹林沙漠、蓝色的大漠湖泊、红色的风蚀砂岩、白色的盐湖、紫色的玛瑙、金色的秋日胡杨林，如今大漠风沙一起，只剩下一片黄色沙尘披头盖脸席卷而来。居延海行将枯竭、森林不断消逝、盐湖为沙漠遮掩、胡杨林凋零不见，玛瑙更不知何处寻觅，而驼群、马群、羊群则都瘦骨零丁游荡在植被稀疏的大漠上。在上世纪50年代，阿拉善还有一片800公里长的梭梭林带，茂密倒连骆驼都无法穿越，黑压压树木茂盛到骆驼都无法穿越，现在也都被沙漠吞噬。
那些为沙尘暴烦恼，并且注意到了阿拉善作为沙尘暴起源的人当中，包括了刘晓光。这个中年男人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京城房地产大亨。他后来因为发起成立了一个企业家治沙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候选人。对候选人进行介绍的说明说：“2003年10月的一天，刘晓光巧陷内蒙古阿拉善盟，当听说这里是沙尘暴源头地之一时，他跪倒在腾格里茫茫的沙海中，一股强烈的责任感直冲内心”。
另一个说法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宋军在阿拉善月亮湖有一个旅游基地。2004年的雅布力企业家论坛之后，宋军组织了11个西部感兴趣的企业家到阿拉善聚会，其中包括刘晓光、王石、张朝阳。这个沙尘暴源头的沙漠，正在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20米的速度向北京推进，感慨之余，这些商人们想到，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批做企业的人来治理这片沙漠？众人轰然称好。刘晓光则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后来，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102个企业家中，有很多人称都是被刘晓光电话拉进来的：每年10万治沙费用并不算多，刘晓光的面子也不仅仅值这么多钱——章程中如是规定：凡是认同并遵守SEE章程并向SEE缴纳会费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即可取得一年的理事会员资格；而一次性或累计缴纳会费达一百万元人民币可成为终身理事会员。
2004年6月5日，上百名中国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一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称自己是中国首家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80位发起人当中囊括了当下中国最活跃的商人，诸如刘晓光、田溯宁、陈东升、王石、冯军、冯仑、郭广昌、李宁、潘石屹、马蔚华。这80位发起人承诺，将“连续十年，每年投资10万元人民币，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人与人的和谐”。
记者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平日在自己公司里做惯老大的商人们，能不能坐下来平等协商一件事情。结果，就出现了关于这个组织的形形色色的有趣描述。每人每年出10万块的“小钱”，是为了让企业家们起点上就平等起来，“你刘晓光旗下有两百个企业，但你钱有张朝阳多吗”；接下来大家无论公司大小，个人财富多寡，平等交涉协商，共同治沙。
开始选举执行理事会时，主持人拿出了一份筹备组商量好的十五人候选名单，而且内定了首任会长为刘晓光，让企业家们举手表决，结果万通董事长、地产大亨冯仑站起来就骂：“你们又搞国企那一套！”另外两个地产大亨任志强和张宝全也表示不满，会场内大呼小叫，吵成一片。后来刘晓光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想指着冯仑大喊：冯仑，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毕竟不是在首创开会，还是按下火气。结果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重新选举出候选人。
当15名执行理事被选举出来，会长刘晓光也被选举出来之后，主持人请会长发表感言，一看刘晓光从口袋里拿出讲稿，企业家们哄堂大笑，刘晓光则满头大汗。事情还没完，他刚说了一句，“我会领导大家把工作……”身为协会监事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马上顶了一句：“你搞错了，连马蔚华也领导，你怎么可以领导监事会，我们是监督你的。”
有一次刘晓光主持执行理事会，结果又忘记了自己不是在首创开会，身份不是决策人而是主持人，开始以领导口吻说：“这事就这么办了”。结果云南红的董事长武克钢站起来大声说，“你他娘以为我是你分公司经理啊！你会不会开会啊！”
后来，2007年任期满了之后，首任会长刘晓光卸任，理事王石发现，强势的刘晓光已经变得对人“笑脸相迎”，“什么都好好好、对对对。”王石的幸灾乐祸没持续多久，他马上被选成了第二任会长。
商人与沙的故事让阿拉善成为媒体的宠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被媒体视为一个模范NGO。因为它的参与者的特殊身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在一种民主参与、选举、讨论的情况下运行的，章程和领导者都是民主讨论与选举的产物，而且还有一个极为独立的监督机构。这或许能够让那些在中国成长中已经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商人学会民主方式，而这能不能成为日后成长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雏形，媒体记者们热烈地议论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治沙的故事了。
五四、崇明移民
崇明岛接收了第一批三峡移民，也是接收三峡移民最多的县城之一。中国政府认为，三峡工程的关健在移民，三峡工程的成败也在移民，这让崇明这个本与三峡工程无关的地点成为观察三峡的一个地标。地处长江口门户的崇明岛形状如一春蚕，东西长，南北狭，是中国仅次于海南和台湾的第三大岛，归上海市管辖。不过从上海市区到崇明需要转乘渡轮。因为它的秀丽风景，崇明岛一直也是一个旅游胜地。2000年8月13日，第一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南溪镇迁往上海崇明岛，这一次的迁移人群被当作“三峡库区第一批外迁移民”，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媒体说，这样的安排多少具有象征意味：从大西南重庆的深山峡谷到物质发达的上海郊县，移民的外迁之路充满希望。而由政府出面组织安置外迁移民，这也是建国以来上海的第一次。
汽笛声响起时，黄万平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船从重庆云阳县码头出发，顺着长江水路，载着这位24岁的年轻女人离开她出生的地方，驶向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船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六百多号云阳人，他们用重庆话交谈。水路并不坎坷，远抵不上内心的波涛汹涌。一则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出发前，“移民们依舷而立，无不泪流满面”。
这段旅程将持续整整五天。
上世纪末的一次会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迁徙命运。1992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在政治上对一场延续了近百年的水利工程争论划上句号，也成为三峡工程启动的开始。
这个工程将是自中国历史典籍《史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之后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无数人的命运将因为三峡工程而改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必须搬迁离开三峡库区的黄万平们。政府公布的数字表明，水库将淹没湖北、重庆两省20个区县的277个乡镇，其中，有8座县城将被全部演没，1座县城大部分地区被淹没，4座县城和市区被部分淹没。那座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的县城，就是黄万平的家乡重庆云乡县。因为这个工程而被迫搬迁的人数总计将超过110万人。
在这条船上，还坐着她未来的丈夫丁方成，以及丁方成的两个堂兄弟丁方远和丁方银，她的姨父一家人，其中包括姨父姨母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他们的目标是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他们将成为这个繁华都市的新成员，尽管是在周边——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大学生们为了取得这个城市的户籍拼命竞争，头疼不已，而另一种获得上海市户口的方法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房价最高的城市购买住房。
5天的航行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上海市所辖的崇明岛。同“七山一水三分田”的云阳不同，崇明岛尽管三面临水，却少有山。它是一个由海水和江水冲击而成的中国第三大岛屿，它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岛，旅游业发达，在最繁华的南门镇八一路上，有两家肯德基，这个地区的房价可以买到4000元每平米，有1600辆人力三轮出租车围着它寻找生意。而云阳则是个纯粹的农业县，92%的人口都是农民。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黄万平和丁方成兄弟必须离开这个农业县。因为大水将无可避免地淹没他们曾经劳作过的农田、曾经的住宅和嬉戏过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