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崇明建设镇界东村之后没有多久，黄万平正式嫁给了比自己大10岁的丁方成，尽管丁方成是再婚，并且携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这个新的家给他们的保障是每人40平米的住宅、每人一亩田地和每人每月的38.75元补助。丁方成的能干成功维系了这个家庭的运转，并且让他们成为一个社交中心。在他们结婚的当天，镇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出席了他们酒宴。去年9月，丁方成和黄万平将政府为他们所建的房屋重新修葺，并在原先的一层平房上加盖了新的一层。这栋楼房的每个房间内都摆着床。黄万平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那是因为经常有好几个人在他们家聚会并且留宿，最多的时候，会有七八个人留宿。
但丁方成并不能够在家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度过每个夜晚。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外面奔波。他买了一辆货车，依靠为企业和个人运输货物谋生。他在崇明岛的另外一个镇上拥有另一处住所，因为他的客户都集中在这个镇上。补偿是，他每个月能有超过5000元的收入。即使在崇明本地人中，这个收入也是较高的。
对于丁方银来说，这就像一场骗局。
“当我们在那年12月份时候来崇明看地方时候，心里面已经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了。”丁方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很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丁方银的父母没有跟随他和大哥丁方远一并移民到崇明岛，而是选择和另外两个儿子一起留在了云阳。
但在开始时，一切显得顺利。丁方银也经历了和堂哥丁方成类似的建家过程。他也是在移民之后和比他小10岁的一位同乡女孩结婚，并且在刚刚到来没多久时，就在自己家中摆起五桌的酒席，宴请他的本地邻居。
六年之后，所有的新鲜感都化作了陌生感产生的敌意。而自己的不走运也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变得愤世嫉俗。在经历过几份短暂的工作之后——其中包括在上海吴淞码头的两个月工作——他只能无所事事呆在家中，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解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办理完了离婚手续。用他愤世嫉俗的话语来描述，这是因为，年轻的妻子在外面打工，接触的人多了，“学得脑子坏掉了”。而这只是一位打工女孩思想变得开放的另一种说法。
他开始回忆云阳家乡的山路和江水，回忆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日子，他是一个很好的船夫，并且在浅水区还能兼任纤夫，阳光把只穿一条短裤的身子烧得漆黑，“像鬼一样”。崇明岛修到每个家门口的水泥路和他日渐白晰的皮肤不能平息他的抱怨。他困惑着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够看到转机。他拼命抱怨着自己的贫困和无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未有人认真去倾听。
最大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事情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将工作给了本地人。黄万平和丁方银分别重复了上面的话。那些工作，比如村子里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比如洗衣工。拒绝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年龄、学历和性别。只有一次，被拒绝的黄万平不知所措：“他们说，原因是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这里的地方政府尤其不好，对于大新镇的三峡移民而言。尽管几年前的区划改革已经将大新镇合并到竖新镇，但是移民们仍然固执地将矛头指向大新镇镇政府。
从竖新镇镇子到大新的集市，乘坐崇明的另一种出租车电瓶车需要20分钟。在一条长街上是一溜农贸市场，小贩们用长方形木板在大篷下简单的搭建起临时的货品堆放处。
在这条长街上，泾渭分明，南边是本地人的摊位，而来自三峡的移民则占据了北边一半的摊位，而且，都是在卖猪肉。他们是从云阳来的第二批的移民。
他们围拢了来自北京的记者，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不满。其中包括，镇上所有的信息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错过了许多“好事”，比如好的工作等等。原因是，镇上的广播都使用崇明话，而听懂这种上海话对全国各地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挑战。工作是最难找的，而政府似乎在刻意刁难，比如前一阵子清理河道，在其他镇子，每户移民都会有一个名额来获得这份月薪700元的工作，但是在大新镇的移民却根本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份工作。
即使是现在在这里卖肉，也可能难以维系。因为镇政府在试图规范这些摊贩。他们在修建一个室内的菜市场，但是这个菜市场的每个摊位都要拿来拍卖，每个摊位就需要20万左右。说到这里时，王正英就提高了嗓音，尖利的女声直冲人的耳膜。
沉默寡言的刘远清曾经试图找过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希望能够贷款买到一台农作物收割机，这样，依靠为当地的农民收割稻谷，农忙季节也可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是即使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他也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也只好到这里卖肉了。
62岁的李远福固执地讲一口重庆话，而不是像他的同乡那样，尝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交流。他说，太聪明的人不会移民，他们有别的出路，而太笨太胆小的人也不会移民，因为他们怕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能够移民的，只是才华、胆识和财力都只是中间阶层的云阳人。
因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精英阶层来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记者问他们，能否在政府中选举出移民的代表成为官员，他们纷纷讥笑这个天真的问题，说连一个扫地的工作政府都不肯给移民做，怎么还敢想着去做官。
他们希望镇政府对移民“照顾”，可是镇政府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却日渐恶劣。他们不断拿主管移民的镇长沈兴平开玩笑，因为他们中有人去找过这位竖新镇的副镇长，可是却被推拖掉。
记者尝试着拨通沈兴平的电话，告诉他想采访移民，镇长在电话里说，不可以，上面说了，不可以采访移民。即使已经取得了的县委宣传部的同意，他仍然坚持说，不可以，除非能够拿到移民办的许可。
这些移民中也有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通过生意在本地站稳脚跟。“我也就是讨生活而已。”28岁的刘强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然后说。除了建设镇偷偷卖盗版DVD光盘的一个三峡移民和大新镇的肉贩子，移民中并非没有商业上的成功者。按照移民们的标准，刘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川府火锅店开在崇明文化宫内，那里距离崇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镇八一路不远。他还有另外一家分店在崇明的新河乡。两家店的80名员工中，80%的人都来自于三峡移民。
但他却并非政府移民。他是同云阳相邻的贡节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自己的朋友四处玩，其中就包括跟着他的云阳朋友来崇明。
等到贡节也需要移民时，他的两个哥哥移民到了江苏，而他选择到了上海崇明岛。因为与其去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如挑选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经历了最初无事可做的彷徨之后，几个朋友在一起决定要做一个四川火锅店，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四川人和重庆人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
同他的朋友相比，刘强承认幸运眷顾了自己。但在谈话中他总是百般推拖，而后则习惯性的沉默。他说他的那些朋友们才真正能代表移民生活，“他们有种地的，有搞运输的，也有做小生意的，虽然艰辛，但却真实”。
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放弃。“我的两个女儿，上的都是崇明最好的学校。”刘涛有些得意的说。40出头的刘涛在南门镇庆城菜场的二楼拥有一个摊位，他的“三峡肉食铺”销售各种猪肉类食品。他离开新河乡崇明政府为移民准备的房子和田地，来到南门镇，觅一住处，然后依靠卖肉为生。
尽管他的家人也有从云阳移民到江苏的，但是他却选择来到上海。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下一代考虑。
每天早上五点钟，他的三峡肉食谱就开始营业，围绕着他的肉食谱的，还有另外四家肉食谱也是三峡移民们开办的。他们满脸堆笑地向每一位经过者询问，是否要肉。
对于这些移民们来说，下一代成了全部的希望所在。“娃娃们的适应能力总是比我们好的”，刘远清说。尽管在刚开始读书时，老师的上海话让这写重庆孩子们一筹莫展，可是很快，他们就学会了上海话，并且，比他们的父辈们拥有更多的本地朋友。
丁方成每次出门跑车都会把自己儿子丁亮的电话号码随身携带——它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存在手记上。这个儿子，原本法院判给他的前妻抚养，可是丁方成发现前妻对丁亮不管不问。于是，他还是把儿子带在了自己身边，包括移民到崇明。
可是现在，16岁的丁亮却必须离开疼爱他的父亲。因为他要到距离崇明南门码头40分钟航程的上海市去读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那天，黄万平看着丁方成带着丁亮和3000块钱坐轮渡去的上海，“可是回来之后，已经一分钱不剩了，原来报名费就花了2000块。”此外，每个月，丁亮还需要交给学校500元的伙食费。而黄万平自己在当地棉纺厂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是600万。
“即使穷，也不能不让孩子读书啊。”黄万平叹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屋后已经成熟的水稻。稻穗已经显得沉重，垂下了头，低向地面。“再过几天，就该收割了。”而他们刚来时，还因为不知道如何去种水稻，而栽死了几茬稻子。
五五、平昌直选：云中的民主
2006年，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平昌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平昌县是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的一个小县城，全县幅员2229平方公里，总人口970906人，农业人口就有795446人。它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国家司法部、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路桥集团定点帮扶县。平昌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从2001年开始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验，让平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媒体将平昌称为中国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村。
你需要用超过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顺着蜿蜒的山路，从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抵达位于这个西南省份的东北县城平昌，一个拥有97万人口的农业县。正如英国作家Mark Leonrd发现的那样，“山坡上开垦出梯田，以种植谷物。路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描画出一个栖居在峭壁上的城镇的轮廓。夸张的混凝土房屋突然出现面前，像对来访者猛击一掌。”
当这位英国人达到平昌时，他发现自己被忧郁的农民们包围，倾诉各种麻烦，希望他能够帮他们解决，或者他至少有能力把他们的诉说传递出去。这些麻烦包括：从土地上所得收入不断下降；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反而在攀升；孩子们缺乏足够的成年男性作为榜样；而他们的留守生活又是多么孤独。这里的村庄和中国大部分内陆乡村一样，绝大多数年轻力壮者都主动到城市里谋生，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守护仍在生长的田地，“那些留下来的人，每年只能从土地上赚到900块”，一个老妇对Mark Leonrd说。只是所有这些向他抱怨的人都没想到，“我在北京的朋友把我送到这里，让我把平昌作为中国未来的一个模本来研究”。
如果平昌能够吸引来众多游客，那一定不是因为它秀丽的风景，或者它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尽管这两者是中国一个地方成为标志性地区，吸引来无数观光者或者朝圣者的要素。平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乡镇级党委领导成员公推直选的县级城市：2001年乡镇换届时，平昌县委在灵山乡进行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试点，成功后，新华社记者蒋作平和李银在自己的报道中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尝试”。平昌县的县委书记刘谦详对2006年到平昌做调查的Mark Leonrd说，公推直选的政治实验让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原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吸引到来自各地的注意，“我们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我们在政治上领先一步。”
平昌县委书记刘谦详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这位当地共产党最高领导者认为在平昌进行直选实验的背景：“一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和成员关系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行为由政治推动向利益驱动转变。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化转移。广大农民对党组织的依赖逐步转向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依赖，党政组织的权力逐步向市场和经济组织、自治组织、政策法律和大众传媒分化转移，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三是传统的干部选任制度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长期以来，传统的组织任命方式导致干部变动频繁，只注重对上负责，短期行为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到乡镇政权巩固。四是加快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条件日趋成熟。”
另一些研究者则要直白得多，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王舒娴在她讨论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文章中说，这种改革“主要是为了缓解和应对执政党在基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位研究者举例说，1998年时，四川省平昌县涵水镇镇政府拖欠村民债务迟迟不还，结果气愤的村民几次把乡镇党委的牌子撤了下来，“反映了党群干群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村民对于乡镇领导的不认同使得乡镇党政在农村的工作难以开展，县党委试图通过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来缓解乡镇党政的合法性危机。”王舒娴说。
当时的平昌县组织部部长郑开屏回忆说：“搞公推直选，党章无规定，请示上级组织部门，未做书面答复。我们在一个乡试点，也确实是冒险的做法，因此宣传上很低调，做前做后都不敢向上报材料，但我们坚信所做的是正确的。”刘谦详后来也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对权力本身很超脱，看得不是那么重”；“为平昌县推动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扩大党内民主的改革创新感到自豪和光荣，如果这样做有什么风险的话，我就是今后不当这个县委书记，我现在也要把公推直选进行下去。”他对后来到平昌来访问的记者和调查的学者反复讲一个比喻，选乡镇党委书记就好像是儿女找对象，如果对象是父母替他们做主选的，发生问题后，儿女一定对父母百般抱怨，可是如果是他们自己选的另一半，出了问题，他们也就不能抱怨父母了。
第一个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是平昌灵山乡党委书记迟春林。平昌县党委决定在平昌进行试点时，说服了这位自觉民望还不错的乡党委书记同意去竞选原本属于自己的职位。“觉得自己这几年还是为乡里办了些实事，党员群众还是比较认可，觉得有信心赢得选举；另一方面，村委会干部敢于在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村民大会上演讲竞选，乡镇党委领导为什么没有勇气在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竞选呢？”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王勇兵后来这样描述迟春林的想法。这位1949年之后的第一位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后来还在成都向中共高层中负责政府官员任免的领导人曾庆红汇报了直选的经验。只是当初包括迟春林、刘谦详和李开屏在内的平昌县的党干部，恐怕都没想到这个冒险的举动被后来赶来的媒体称为和小岗村居民包干到户一样有革命性的举措。只是和小岗的不同是，小岗的改革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说，凤阳两次统一了天下，一次是朱元璋，另外一次是小岗；而平昌的改革更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种探索。
2004年1月，平昌县把自己的乡镇公推直选试验扩展到了全县27个乡镇中的9个。郑开屏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参加选举的2901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7％，其中还有116名是专程从自己的打工地赶回来的。新华社记者对所有9个乡镇的直选过程进行了采访。这个中国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说，“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党委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也是四川省目前时间最早、范围最大的公推直选试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的决定，开始让平昌闻名全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实验田。
刘谦详将平昌的“党内民主”试验做法概括为三公开，两票制和三轮选。三公开指公开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参选，公开报名，公开推荐候选人。两票制指推荐票和选举票，候选人们首先要在乡镇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和答辩，为自己赢得选票，争取成为正式候选人；接下来，再由辖区超过五分之四的党员对这些正式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超过半数即为当选。三轮选指的是正式选举时采取直着选、倒着选和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三轮选举。所谓倒着选是指第一轮选出党委书记，第二轮选党委副书记，第三轮选党组其它成员。
2006年1月14日，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中央编译局创办的一个奖项，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治理上的创新，从而为整个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和改革寻找破局之法——长久以来，中央政府的改革一直都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它能激起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街谈巷议，也能挑逗起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领袖的好奇心，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任何人能清楚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这也是Mark Leonard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Mark Leonard正是在他中央编译局的朋友的推荐下，不辞辛苦来到平昌，去看所谓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的负责人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俞可平是近年来中国最闪耀的政治学者，因为他关于民主的言论和对党内民主的探索而知名。当然，更加重了他的份量和引人瞩目程度的，是关于他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智囊的传闻。
俞可平最知名的文章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一出，顿时洛阳纸贵，尽管俞可平本人同时受到了双重攻击，一部分人攻击他为西方制度张目，过于西化；另一部分人则攻击他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粉饰。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俞可平否认自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身份，但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中一部分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执政党的核心机构”。他几乎每晚一点才睡，凌晨六点即起晨读，晚上很少应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但也喜欢看电视剧和上网浏览信息，曾经红极一时的《士兵突击》他也看过。在俞可平的观念中，中国应当进行的是一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政治创新，和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应当进行增量改革；关于党内民主，“中国的7000万党员本身就已经比英国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更多的关于民主的纷乱话语。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潘维说：“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紧要的主题不是谁应当来治理政府，而是政府应当怎么治理”。潘维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应该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又有人争辩说，法治的建设应当先于民主的建设。所有这些理论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不应当简单遵循西方的政治民主路径，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制度。首先不能动摇的是中共共产党的地位，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在不能进行全民选举的前提下进行，这使任何改革都必然止步于一种“协商式独裁”，或者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参政议政——但是，当然决不可执政。这会成为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势吗？没有人知道。
五六、太湖治水：发展之殇
2007年的蓝藻危机让太湖突然成为中国的环境地标。位于江苏省南部的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整个太湖水系共有大小湖泊180多个，连同进出湖泊的大小河道组成一个密如蛛网的水系。太湖实际水面面积2338.1平方公里，湖岸线总线405公里。它地处江南水网的中心，河网调蓄量大，水位比较稳定，利于灌溉和航运，也因此繁荣了一片土地。太湖流域总面积36500km2，人口3400万，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乡镇工业发达，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淡水鱼业产值也占有较高比重。但正是太湖周边地区发达的乡镇工业让太湖陷入污染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屡经治理，仍未缓解，结果在2007年发生了震动中国的太湖蓝藻危机。太湖蓝藻危机让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现实，也促使整个国家开始反思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发展之路。
这一天没有什么大新闻，除了《扬子晚报》的新闻热线电话里，不断有无锡市的市民抱怨，家里水龙头中流出的自来水有异味，而且颜色也不对，“流出来的水像橘子汁一样”，后来有人回忆说。
2007年的5月29日清晨，大多数无锡人起床之后，拧开水龙头，准备洗漱，却发现自己闻到一股发臭的味道。一个市民拿起毛巾弄湿了发现有味道，他认为是自己的毛巾放得太久生出异味，于是用香皂仔细去洗了洗，结果发现洗后的毛巾味道更浓。
市民们打电话给无锡市水质检测部门，得到的惟一忠告是，去超市购买纯净水。《扬子晚报》的记者到无锡的家乐福和大润发等超市里去看了看，结果发现超市的纯净水柜台前人山人海。为了储备纯净水，很多市民干脆一下子买了四五箱。水很快就断了货。而这时候自来水发臭的原因也查明了。“自来水为何一夜间臭味难挡？记者从自来水公司得到的解释是：连续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爆发，导致水源水质恶化，最终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自来水发臭现象。早在5月7日太湖蓝藻第一次大爆发时，无锡市自来水公司就停用了牵龙口水厂的水源，而目前，锡城仅有的主要水源是太湖边南泉水厂水源。而这仅有的主要水源也难以幸免，就在28日晚，南泉水厂水源也受到蓝藻爆发的破坏。”最早报道此事的《扬子晚报》在文章中写道。
这是“蓝藻”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前。此前没有人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植物，因为什么产生，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蓝藻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藻类原核生物，常于夏季大量繁殖，腐败死亡后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水华’。太湖广阔湖区周边的凹槽水湾，水体流动性差且富营养化，为蓝藻多发地带。无锡市城区水源地梅梁湖，正属于这类区域。”《财经》杂志在事后的一篇报道种解释说。
其实在5月29日之前，无锡市就已经感觉到了水源的变差。无锡的三个水源厂小弯里（牵龙口）、贡湖（南泉）和锡东都从太湖中采水。可是从5月16号开始，牵龙口水源厂的采水区梅梁湖水质变差，到5月22日号，这个水源厂停止供水。无锡应对的策略是将将锡东水厂平时承担的20％水源份额提高到30％，其余70％全由南泉水源地提供。到了5月28日，承担着无锡市区大部分供水的南泉水源地水质严重恶化，“湖水开始变黑并散发出恶臭”。这就是5月29日一天，很多无锡市民自来水笼头中流出带有味道的水的原因。
而应对蓝藻的策略，除了人工打捞和用大量的高锰酸钾和漂白粉消毒之外，人们在短期之内亦无良策。短期之内改善无锡水源地水质的最有效方法是，加速水源地的水的流速，相当于换一遍水。无锡市水利局在5月30日就宣布采取紧急措施，从长江调水改善太湖水质，同时减少太浦闸出水量，使太湖保持一定水位，并确保沿太湖水闸全部关闸，杜绝外界污染源。
在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蓝藻危机时，大部分专家都会提到，这同2007年恶特殊气候情况和太湖水情变化有关。因为太湖的蓝藻每年都会生长爆发，只是2007年格外严重，引发了一个中等城市的用水危机，才引起舆论大哗和政府紧急处理。《财经》杂志的报道说：“今年1至4月份，太湖水温高于正常年份1.88度。4月平均温度为近25年来最高。4月25日后，太湖水温一直维持在20℃以上，正适合藻类的生长和繁殖。同时，今年1至4月份，太湖水位处在25年来的最低点，加之太湖4、5月间盛行东南风，湖区蓝藻被汇集到梅梁湖区。”又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无锡市区域内太湖水位50年来的最低水位。低水位、高温度，加上连日以来降雨稀少，诸多因素，导致太湖蓝藻不同于往年，迅猛爆发，形成了无锡居民自来水笼头中流出的臭水和人们的恐慌。
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很简单，所有媒体和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污染。《财经》杂志的报道说，“太湖流域的人口密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城市化率高达50％以上，流域内有37个大中城市及县级市，大小企业6万多家在流域内星罗棋布。”这块地区以0.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GDP，其代价则是水域面积5551平方公里、河道总长约12万公里太湖水系被严重污染。《财经》引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监测数据说，“近几年，太湖流域每年直接排入河湖的工业和生活废污水量，都在50亿吨左右；而太湖本身在正常水位下的库容也只有44亿吨，也就是说，每年排入太湖的污水能够填满整个太湖还有富余。”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到太湖西岸、江苏省宜兴市东北部的古镇周铁镇转了一圈，惊讶地发现，“这个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是江苏乃至全国著名的‘化工重镇’，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1998年，该镇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由于化工行业特有的污染性，该镇的结构性污染较为突出，对太湖水质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镇子的河道里“水色浑浊，散发着臭味，上面还漂浮着不少说不清颜色的污物。”
太湖蓝藻水危机爆发之后，周铁镇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是因为身为化工重镇的周铁镇被视为污染源之一，更因为无锡市政府随后通报，“太湖水生态危机发生后，小化工企业集中的宜兴市（无锡市辖）周铁镇、丁属镇部分企业继续顶风违法，连续在夜间偷偷向太湖超标排放污水”。于是无锡市政府接着就对“治污不力”的5名干部做出处罚，其中包括周铁镇的镇长和宜兴市的环保局副局长。失去保护的周铁镇小化工厂，也纷纷被列入了关停名单。如此一来，也难怪周铁镇的镇民们对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颇不客气，甚至动手动脚。但是无论他们怎么不乐意，这些污染严重的工厂的关闭命运，已经无可避免。
在这片地区出现因为乡镇企业闻名的“苏南模式”，在经济上成为中国众多城市的榜样的同时，污染已经越发严重，只是在到达一个污染的引爆点之前，外界无人注意而已。《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蓝藻早就曾经在太湖现身，最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有。当时中国经济尚未改革开放，自然也难提大规模工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太湖的蓝藻也就越发肆虐，“其爆发成为一种现象，却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每年都会爆发两到三次，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太湖梅梁湾等区域；及至90年代中后期，每年爆发的次数则增加到了四到五次，爆发区域也逐渐向整个大太湖扩展；到了2000年，进一步的监测结果显示，连太湖的湖心区域都开始出现严重的水华。”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污染和恶化，开始屡次发起治理水污染的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12月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1999年1月1日零点前，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不过，到了1999年年底，太湖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与一年前相比，反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
《南方周末》的记者经过调查后说，原因在于治污行动在控制污染源上的失败，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收入的原因往往不愿意关闭当地的排污工厂；治理太湖污水又需要太湖流域几个城市相互配合，这就难免发生“公地灾难”，那些治理好的城市损失了财政收入，但是因为其它城市不治理，又只能享受一个被污染的太湖，如此一来，更加无人愿意治理污水，关闭自己境内的工厂。
《财经》杂志说，以往治理太湖的计划，都过于“轻敌”，结果发现越治理，污染越严重，比如在《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中，总结“九五”计划得失时发现，在要求太湖“变清”的2000年，太湖流域的污水排放量反而大量增加。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即便所有排污口都达标排放，污水排放量也会远远超越太湖的纳污能力。《财经》引用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的一句话说：“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
2007年的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反而成了太湖之福。它引发的一个城市的恐慌让政府高层颇为震动。在2007年6月11日举行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没有出席会议的温家宝则批复说：“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太湖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开始对污染源下铁手治理，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工厂。
曾经是中国工业发展楷模的无锡，却深陷一场治理污染的战斗，这或许是中国未来很多城市将要走的同样道路。因为中国似乎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去摆脱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
五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之城
载人航天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标，它也成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标志地点。2003年10月，神舟五号和杨利伟让中国称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接下来，2005年和2008年中国分别发射了载人飞船进入太空。酒泉卫星发生中心，或称东风航天城，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荒无人烟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距离最近的酒泉市直线距离超过200公里。发射中心海拔1000米，始建于1958年10月，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人烟稀少，属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年平均气温8.7摄氏度，常年干燥少雨，春秋两季较短，冬夏两季较长，一年四季多晴天，云量小，日照时间长，生活环境艰苦，但为航天发射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每年约有300天可进行发射试验。它是中国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之一，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在世界的23个发射场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能发射载人航天器。
“妈妈，我要出差了。”
“儿子，远吗？”
“是啊，远，妈妈。”
“那有多远？”
“远极了，妈妈！”
在离开地球前往太空之前，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向母亲告别。他成为第一名进入太空的人类。这段对话蕴涵的温情和第一名登上月球的人类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豪情“这是我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一样，成为人类在告别地球，进入太空时的经典话语。
人类离开地球，进入太空的梦想几乎和人类开始仰望星空的历史一样长。但是只有当加加林进入太空时，这一梦想才开始实现；当阿姆特郎踏上月球时，人类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别的星球。对太空的探索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时期，成为一种竞争手段；随后，则成为展示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人类对太空无止境的好奇与探索心的方式。它似乎与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无关，但是每次成功的远行和失败带来的灾难都让整个世界或者欢呼或者忧伤。
因此，当那艘名叫神舟五号的飞船在2003年的10月成功发射，并且安全返回地球时，整个世界都在看中国人的表演——尽管这个国家的媒体总是习惯于夸大外界对自给的关注程度，喜欢享受这种虚假的“全球瞩目”的感觉，但这次确实没错。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前两个分别是加加林和阿姆斯特郎的国家。它也将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和一个西部的城市酒泉变成明星。
两年之后，2005年的10月12日，中国再度把飞船神舟六号和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法新社在这一天的新闻电讯中说：“与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一样，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天将‘神舟’六号送入了太空轨道，同时它也让人类在一处按理说不会有生命存在的地方生存了下来。这个卫星发射中心经常被称为‘中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它位于戈壁边缘，在周围黄褐色的一望无际的沙漠的映衬下，这小块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显得尤为惹眼”。
“中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开始兴建于1958年10月20日。一支工程兵和刚刚从朝鲜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一起来到这片沙漠之中。虽然这片地区后来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知名，但是从酒泉市出发，到这片内陆仍有300公里的距离。它的真实位置也并不在甘肃省，而是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周围都是沙漠。“白天，烈日炙烤着的大漠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滚滚热浪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夜间，狂风怒嚎，寒气袭人，即使盖上棉被和大衣，仍冻得人瑟瑟发抖。初来戈壁滩的人，几乎个个口干舌燥，人人鼻子流血”，在一本记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书《神舟内部报告——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作者王艳梅说。王艳梅也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名新闻干事和军人。她已经在这片沙漠中已经工作了超过十年，很难想象，这个江南姑娘在描述这片戈壁滩时不会把自给的感受加入其中。
这支包含了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和从别处调来的工程兵的队伍，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这片绿洲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火箭、卫星综合试验靶场。这个基地之所以被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个原因是，当时导弹和卫星发射基地都不时以所在地的真实地名命名；另一个原因则是，发射场地处在一片沙漠之中，没有办法选取一个有知名度的地名命名，酒泉则距离发射中心最近，而且也是历史上的一座名城。
1964年10月罗布泊上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后，酒泉卫星与导弹发射中心更感压力。因为有了原子弹之后，就必须开始考虑运输原子弹的工具——导弹。正像罗布泊基地由开国上将张爱萍亲自负责，聂荣臻元帅亲自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指挥导弹核武器试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总是习惯穿着黑色大衣、头戴黑帽和墨镜，当他亲自指挥第一枚中国国产导弹在酒泉导弹发生中心发射成功后，他兴奋地说，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在那个年代，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在不断刷新着历史，站起来的喜悦交织着国家强大的梦想，冲击着从开国元勋到普通中国人。后来，他就埋葬在酒泉卫星和导弹发生中心附近的东风烈士陵园内。
在酒泉卫星和导弹发射中心进行的导弹运载原子弹试验也是由聂荣臻亲自指挥。据说当发射中心测试站在对弹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一个插头的第5个接点处有一根约5毫米的小白毛。由于担心它会造成通电接触不良，测试站站长王长山使用了各种工具和各种方法试图把白毛取出，最后他用一根猪鬃把白毛挑出。这个故事被两弹元勋钱学森大加赞扬。1966年10月27日成功的弹载核武器试验让外界惊呼为“亚洲上空的惊雷”。
1970年4月24日，中国又从酒泉导弹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一颗运载着人造卫星的火箭。这颗人造卫星在环绕地球时，不停播放着音乐《东方红》。酒泉又一次刷新了历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这片荒漠中的航天城仍在不断进行着各种导弹和卫星发射的试验，但它已经没有再像每一次创造或者刷新了历史那样为外界关注，直到中国开始进行载人航空的试验。
当中国在1992年开始进行载人航天试验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三个备选地址中，发射场系统专家组最终选择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载人航天的发射场。从1994年7月起，中国开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择址建设载人航天和空间站的发射场航天城。王艳梅在《神舟内部报告》中描述航天城建设的艰辛，“数万名施工人员云集大漠……买不到充足的蔬菜，大家就经常吃方便面。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每天拉肚子，直拉得面黄肌瘦，走路像打摆子。刚来时，几乎人人都流过鼻血，每天早上起来，鼻血糊住了嘴唇和下巴，像吃了活物一样恐怖……工程初建时期，戈壁滩四周光秃秃得，无一棵遮挡树木。春秋时节刮大风，狂风卷着黄沙呼啸而来，顿时沙石铺天盖地，几米之外看不清人影，载重的汽车也能被它掀翻。施工人员走在路上，如果突然遇上沙暴，就得赶紧趴在地上，否则就有被卷走的危险。”
随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严谨和艰辛。王艳梅书中有一个例子，“飞船和火箭到达发射场要过的第一关便是‘吊装关’。为提高吊装精度，吊装官兵把筷子系在吊钩上，从高空放入啤酒瓶内练‘准’，吊满一桶水作‘S’运动练‘稳’，用秒表测量时间练‘快’。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操做手仅凭目视和手感，就能把筷子从几十米高出一次性准确放入直径8厘米的容器内；在指挥的配合下，可在5分钟内将筷子一次性放入直径2厘米的啤酒瓶内。”
然后在1999年11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火箭将神舟一号飞船放入轨道；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托举着神舟二号从酒泉卫星中心升空；2002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坐专机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亲自观看神舟三号的发射；这一年的12月30日，神舟四号又被送入苍穹。
真正的高潮是2003年神舟五号的升空。从这一年的10月13日起，酒泉东方航天城内开始戒严，所有公交车和没有通行证的人都不能进入航天城。媒体描述说，“在酒泉东方航天城的宾馆和招待所，随处都可以看到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在急切地寻找住处。而早在两天前，东方航天城的所有宾馆就已经‘饱和’，不少招待所都将会议室改造成临时客房，搭铺扩充容量，以接待源源不断的人潮。航天城平时极为便宜的住宿价格也因‘神舟五号’升空时间的逼近而一路看涨。据当地人士透露，航天城目前的住宿价格是一周前的两倍多。由于兰州没有直达酒泉的飞机，随着发射时间的逼近，涌向酒泉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转道去酒泉的兰州至嘉峪关的飞机票更是紧俏，3天内的机票已被全部订空。”但是不是所有来到酒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目睹神舟五号升天，即使是媒体记者，也只有那些“极少部分手持团级以上单位邀请书的媒体才能获得采访通行证，留在航天城进行采访”，而“没有通行证的（人）都将被清理出航天城，其中包括没有团级以上单位邀请书的媒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