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凌晨5点50分，身高1米68的航天员杨利伟开始走向电梯，准备进入飞船。这时在旁边的中科院副院长，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江绵恒大声喊道：“凯旋归来！”于是所有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开始高呼这四个字，像送一个出征的战士。
然后，在绕行了地球14圈之后，杨利伟在北京时间16日6时23分返回地球，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北部的阿木古郎牧场上。他说，自己对太空的感受是：“妙极了”。
2005年10月的神舟六号，又将两名中国宇航员费俊龙和聂海胜送入太空，进行了长达5天5夜的飞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参与的太空试验。
至此，这个从1958年创立的导弹与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做到了无数个第一。它也成为和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和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并列的，能够发射载人航天器的发射中心。
五八、青藏铁路：高原的铁路之梦
2006年7月1日上午9时全线通车的青藏铁路是当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地标性工程，因为它的难度和它的特殊性，它也被视为中国的骄傲，正如当年的南京长江大桥一样。青藏铁路由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长814公里，1979年建成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格尔木至拉萨段，自青海省格尔木市起，沿青藏铁路南行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1110公里，格尔木至南山口既有线改造32公里，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建设这条铁路时，工程师们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三大难题”。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总投资超过330亿元人民币，修建过程中达到了数项世界之最。
“乱石纵横，人马路觉，艰险万状，不可名状……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著名藏学家李安宅被问到西藏的交通问题时，年过50的李安宅引用一本清人撰写的《西藏始末纪要》说。
那是1950年，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决定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进藏之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向包括李安宅在内的藏学家请教关于西藏的政治、民俗和宗教等问题。贺龙还专门请来了一些藏学家，成立了一个18军政策研究室。
在决定进藏之后，邓小平在西南局的回忆上说了一句话：“进军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治军事协同解决。要在西藏站稳脚跟，当务之急要解决公路的修建问题。”修建进藏公路迅速被提上了日程。18军后方部队司令部的陈明义成为修建川藏公路的负责人，另一条进藏公路青藏公路，则由后来以“筑路将军”闻名的西北军进藏部队政委和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修建而成。
慕生忠修建青藏铁路的故事可谓传奇。他第一次进入西藏是作为18军独立支队的政委进军西藏，第二次是在1953年春天组织进藏运输总队，率领驼工2500余人和17000多峰骆驼执行紧急运粮任务。第三次他就开始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开始修建青藏公路。而且，和陈明义不同的是，慕生忠在1954年开始修建青藏公路时，他带领的只是1200多名牵驼民工和少数的战士，正像他之前对彭德怀所说的，“我是光杆司令，既无钱，也无兵，只能靠那群民工”。在1954年5月11日开始修建公路那天，慕生忠用烫红的火钩在一块木头上烙上“慕生忠之墓”，插到地上，说，如果他在修路中有什么不测，这块木头就是他的墓碑，颇有古人抬棺出征的豪气。
到了1954年年底，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竣工。后来的记录说，修建1200公里青藏公路，死了百名工作者；而两千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有两千多名官兵和民工丧生，后来人们描述时都说，川藏公路一公里一条英灵。
这两条公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人们进藏的主要路线。而其实“筑路将军”慕生忠在川藏铁路和青藏铁路修完之后，就曾经萌动过修建青藏铁路的想法。把铁路修进西藏，这个想法上接孙中山，下至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们。孙中三在自己的《建国方略》中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卸去总统之位后，孙中山更是痴迷于自己的修建铁路计划，大总统袁世凯索性投其所好，任命孙中山位全国铁路督办，只是在背后，袁世凯对孙中山修筑铁路二十万里的计划却不屑一顾，称孙中山是在空想，是“孙大炮”。果然，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只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更不用提宏伟的青藏铁路计划。中国共产党建政伊始，毛泽东也开始谈论他宏伟的铁路计划，在1954年2月28日和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的谈话中，毛泽东和王震放出豪言，“我们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巴山、天山、昆仑山，一直修到喜马拉雅山去”；1973年12月29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毛泽东对这位隔着青藏高原的邻国国王说：“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去”；“青藏铁路修不好，我睡不着觉！”——正像毛泽东在三线建设中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等事情上的态度一样，毛泽东对具体的工业工程始终抱有强烈的执着态度，这种执着态度可能出自于这位军事天才强烈的忧患意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三线建设出于对一场新的战争的提防；青藏铁路则出自于对西藏分离的担忧和对印度的不确定感。
但是毛泽东下决心的时刻却是中国自身百疾缠身的时代，更让人们困惑的是政治风气的变化莫测，以及人们对最基本生活物质需求的饥渴。后来的记载说，“文革浩劫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修建这一工程国力无法承受。加上三大世界性技术难题难以解决，铁道部和铁道兵联合向中央建议青藏线停建。”
在修建这条铁路的问题上，我们从来不缺乏决心。1983年，在听了关于西藏交通发展的汇报之后，邓小平得出了和他的前辈们同样的结论：“看来还得修青藏铁路”。
随后这条设想中的铁路又一次像一个受阻的巨人一样，顺着高原蹒跚前行。1984年，建成了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格尔木被视为连接中国西部边疆西藏和新疆同甘肃的战略要地，它是西部几条公路线的交汇处，但是从格尔木铺设铁路到日光之城拉萨，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设想中的青藏铁路从青海的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1984年开始运营的西宁至格尔木段只能作为进藏铁路的一期工程；从格尔木到拉萨，要新建铁路1110公里，经过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过西藏自治区安多、纳曲、当雄、羊八井、纳之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
其实在进藏铁路路线的问题上，也存在三种选择：滇藏线、川藏线和青藏线。滇藏铁路甚至一度被列入国家重点工程。最后青藏铁路成为首选，“一是建筑长度短，工程量小，投资省，工期短，建设代价最小；二是地形平坦，意外受损容易恢复，有利于战备；三是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军队作家徐剑所写的《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实录》中，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对询问他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傅志寰还陈述了修建青藏铁路中的难题和解决之道：“青藏铁路……横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三道世界难题，多年冻土，高山缺氧和环保问题无法解决……半个世纪的准备，终于到了破茧而出的时候了。冻土问题，中科院兰州寒旱所的程国栋院士等一大批专家，帮助解决了冻土机理上的超级难题……如采用片石路基、通风管路基，设置保温层，以桥代路、热棒技术等，可以说世界级的高原冻土难题，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对于青藏高原上脆弱的环境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青藏铁路万事俱备，就差中央一声令下了”。随后，江泽民在关于青藏铁路的报告上批示说，要“下决心尽快开工建设青藏铁路”。
这项耗资330亿元的工程终于在2001年的6月29日开始动工。
后来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反复宣传三大世界性难题的破解。首先是高原缺氧，“青藏铁路横跨可可西里和唐古拉山无人区，大部分地区氧气含量仅占海平面的50%左右，极端气温可达－40℃”，但是公开的报道说，“青藏铁路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设立医疗机构115个，上场医务人员600多名，职工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沿线建立了17座制氧站，4万名职工每人每天平均强制性吸氧不低于2小时，沿线配置了25个高压氧舱。由于卫生保障有力，全线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抢救成功率达100%，发病率基本稳定在千分之七左右，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这也是中国第一位高原病院士吴天一的骄傲。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曾经专程请吴天一到北京面谈，吴天一也对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提出了六点建议，参与修订青藏铁路的卫生保障措施，为医务人员讲授高原病预防。
第二是冻土难题，冻土是指温度在0℃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土和土壤，因为热涨冷缩，冻土会在冬天体积膨胀，夏天融化时体积缩小，这时建立在冻土之上的路基就会破裂甚至塌陷。青藏铁路的修建需要穿越550公里的多年冻土。很多冻土专家在西北研究数十年正是为解决此问题。
第三个难题是环境。青藏铁路建设中用于环保的投资大约为11亿元，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并且尽量避免破坏原有植被。
后两个难题，尤其是对青藏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能看出结果。
青藏铁路还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铁路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达960公里，最高点为海拔5072米；它也是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全线总里程达1142公里；它是世界上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达550公里；海拔5068米的唐古拉山车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海拔4905米的风火山隧道，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海拔4704米的安多铺架基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铺架基地；全长11.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桥；青藏铁路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非冻土地段120公里，是目前火车在世界高原冻土铁路上的最高时速。
2006年的7月1日，历经5年艰辛，青藏铁路全线开通，上万名居民涌入拉萨火车站；从北京到拉萨、从上海到拉萨的火车票开始一票难求。在青藏铁路开通的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称青藏铁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个伟大成就”。这条铁路，最早的设想由孙中山提出，随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数次表达了对建设青藏铁路的决心，并且在邓小平任内开始一期建设，由江泽民开启了二期建设，最终建成在胡锦涛任期之内，历经人事沧桑，一朝建成，成为2006年下半年偌大中国的一次狂欢。它是这个国家对边陲省份西藏的一次强有力拥抱，也预示着西藏开放的另一次高潮。神山圣水，终不免走向人间。
五九、汶川：中国之痛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这个多事之年中最让中国人震痛的灾难，汶川也由此成为中国之痛。汶川县是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一个小县城，距离成都75公里。2008年5月12日的里氏8级地震让汶川成为整个中国最为关注的地点。在此之前，中国正弥漫在奥运会前夕的热切气氛之中，人们围绕着这个国家发生各种事情展开争论，比如拉萨事件、台湾大选、新劳动法和火炬传递等。
大地震的来临让整个中国都显得有些目瞪口呆。无论是否承认，至少有一刹那，这个国家是不知所措的。
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中国还迷漫着一种热切而狂躁的情绪。无论是对中国悲观者还是乐观者，所有人都承认，2008年对中国将是异常特殊的一年。决定2008年成为关键一年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两次大选。在2008年年初的很多预言和演讲中，无数观察家都说，这两次大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造成深远影响：一次是台湾大选；另一次是美国大选。
台湾大选在2008年的3月以执政八年的民进党败给马英九和萧万长领衔的国民党告终。这一结果足以让隔着海峡拭目以待的十三亿中国大陆人长出一口气。如若此次选举仍以民进党胜出，台湾是否会继续同大陆越行越远，共产党政府会做何反应，美国政府又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反应做何反应，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让人不寒而栗。而在大选之前，旅居中国大陆的台湾公民：投资设厂的台商、在大陆淘金的商人、住在北京和上海台湾艺术家以及很多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纷纷返回台湾参与投票。选举结果让这些捏一把汗的人皆大欢喜。中国大陆的国台办马上发表宣言说，选举结果证明了台独势力不得人心，而台湾人心中想的更多的是自己在大陆的生意终可不受影响，台湾经济也可以继续搭乘中国大陆这趟东方快车。
另一见大事是2008年8月要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2000年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此后的8年政府总是时不时就把奥运会挂在嘴边，大多数中国人则仍然像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那样期待奥运会。政府把2008年的奥运会当成一项工程浩大的国家形象建设来操办，有时候未免操之过急而多有不妥，比如在北京郊区竟然悬挂出一幅标语，上面大书：奥运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路。照片被人拍下来放到网络上，观者窃笑。但是更为严肃的学者们都在争论，中国能否借助北京奥运会让这个国家实行一个跨越，就好像韩国借助汉城奥运会、日本借助东京奥运会那样，让整个国家迈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更为悲观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奥运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而丧失了此前一路狂奔般的增长，是否会暴露出为增长暂时掩盖的种种问题？
从2008年年初开始的一系列让人没有想到的灾难也没有让这种复杂、热切和燥动的情绪缓和。年初冰雪之灾造成部分地区断电，影响更多人的则是部分铁路线路暂停，在广州火车站拥挤着等待回家的人流都被搁置在这个一贯以拥挤和治安不好闻名的交通枢纽，白云机场也开始变得像个农贸市场，一群群无可奈何的乘客四处游走，向任何可能求助的工作人员打听自己所乘航班的信息。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让大陆媒体大为兴奋了一阵。那一时间在通往西藏的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大都是各个媒体的采访车。出现在媒体商的除了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还有关于西藏前是今生的各种信息。但是这些记者都没想到，随后还有另一轮更高涨的西藏热。只是这下一轮的西藏热是由发生在西藏的骚乱引发的。军队和分裂分子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普通人的视线中了，但是发生在西藏的所谓“打砸抢”事件让大部分从未关心过西藏的中国人愕然失色。
但是这些都未中止奥运圣火从海外到海内的传递。围绕着8月即将开始的盛会，政府组织了规模庞大的火炬传递活动，每到一地，其情景宛若节庆。在官方的媒体上，这种欢庆的感觉一直延续，即使我们知道，这一年的年初已经出现了雪灾造成的公共设施破坏，随后中国的西藏也发生了让人遗憾的事件。中央电视台和另外一些媒体的火炬传递报道组一直跟随着圣火传递的路线，让那些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可以一直“与圣火同行”。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抗议和对抗议的抗议。更为离奇的是，在山东竟然有两辆列车相撞。一时之间国人纷纷无语。
这些事情中间还伴随着对新一轮对血汗工厂的披露。这一次倒霉的对象是曾有中国首富之称的造纸富豪、女强人张茵。心直口快的张茵年初就曾经因为在中国政协会议上上交提案反对新劳动法而被很多人在媒体和网络上呵责，如今她被一个学生组织直接指责为“香港之耻”——张茵的玖龙纸业是香港上市公司。这些都是2008年5月12号之前公众关心的话题。这一切都被那一天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特大地震改变了。地震以人们所未能想象的猛烈袭来。仅仅在两年前，中国的媒体仍还在谈论唐山大地震。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发生的30周年。30年过去之后，人们仍然震惊于大地震带来的毁灭。一位唐山作家出版了一本书，来探讨为何地震专家没能预测出唐山大地震。两年之后，一场破坏性可以同唐山大地震相提并论的特大地震再次发生在中国。那些没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带来的震撼的中国年轻一代，在精神上非常深地卷入这场灾难。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的很多言论看出这点。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所有议论都要暂时被搁置。对张茵的指责暂时被媒体和大众忘却了；也没有人再谈论西藏；围绕火炬传递的抗议声和对这种抗议声的谴责声也听不到了。只剩下一个主题：地震！
这场大地震在一开始就把大多数中国人都卷了进来，它的影响范围包括震中50km范围内的县城和200km范围内的大中城市。在中国除了黑龙江、吉林和新疆之外，其它地区都由不同程度的震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很多生活在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大城市内的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在开始的时候还在为北京东三环的国贸地区和西二环的金融街地区受到的影响开玩笑。这让也她感到震动，但这似乎只是不会带来伤害的捉弄。人们匆匆顺着楼梯从几十层楼上跑到宽阔的大街上，惊讶地看着摩天大楼在摇晃。但是在看了互联网新闻之后，她马上就开始忧心忡忡，因为她地父母刚刚到成都去旅游。震中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一个成都西北75千米的小城。
随着灾难的进一步信息被报道，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恸之中。在有些地区，人们失去生命、亲人和财产，在另外一些地区，人们凝视着遥远地方的灾难，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在5月12日当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搭乘专机到了成都，赶往灾区。从2008年一开始，民间就带着敬意称温家宝为救灾总理。冰雪肆虐时，温家宝也曾经乘坐着自己的专机南下广州和长沙等地。这一次，总理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到汶川。这是灾难初期中国人最早的感动。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温家宝总理的种种画面和传闻。他的每一次流泪，他的每一次震怒，以及他如何因为救灾速度缓慢摔电话，又如何对军队表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话都让普通中国人感动。
接下来是漫长和难熬的救灾时期。电视机前的人个个揪心不已，几乎无心工作，内心煎熬却毫无办法，大声骂娘者有，动辄流泪者有。以至于一开始有捐款的途经，立即就取得非凡效果。一个截至2008年9月8日正午12时的统计数据说，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达到593.47亿元。但是截至这一时间段的伤亡统计数字同样惊人，全国各地伤亡汇总，遇难人数69226人，受伤者374643人，还有17923人失踪。
民众情绪几乎高涨到非理性，稍有不同言论就会找来一片打骂之声。地震捐款事件中，那些慷慨解囊的企业和企业家家自然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比如天津荣程钢铁的董事长张祥青，他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父母和兄长，捐出了1亿元的巨款；另外两家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和江苏沙钢也分别捐出1.126亿元和8136亿元的巨资。经营之神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捐了一个亿。一个饮料品牌王老吉也豪爽地捐了一个亿，大守感动地网民在网上贴出帖子，号召立刻买光超市里地王老吉。那一段时间所有商业记者的邮箱里都不断收到各个公司发来的捐款多少的通告。各个公司几乎像是在进行市场竞争一样进行捐款。但是也有不幸者。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商人的典范，却因为在捐款事件上略欠考虑，说不希望捐款成为员工和企业的负担，一下子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奸商。最后此事以万科宣布无偿投入1亿元参与灾后重建收尾。网络上各个公司和名人的捐款数额都被公布出来，那些捐出巨额财产者受到毫不吝啬的赞扬，但是被认为没有达到捐款心理预期的公司和名人，网络上一片大骂声。捐款数额成为衡量公司、商人和名人是否具备责任感甚至是否有道德的标准；对于那些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捐款数额成为衡量是否对中国人民友善的标准，稍不如意，则被大声呵斥“滚出中国去”。
地震一开始就有人呼吁，应该降半旗致哀。还有人说应该暂时中止圣火传递，也有人说要把圣火传到汶川去。政府从善如流，国务院发布公告，把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在5月19日至21日全国哀悼日期间，北京奥运会圣火将暂停传递。”媒体上也都是一片哀声。报纸头版和网络门户全都是灰色页面，打开电视机，所有频道都在播报救灾新闻。这样一来，即使有人想做点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环境和资源去做了。媒体记者都也云集到四川，同行们在灾区之外见面，大都会问一句：“怎么没去灾区？”去了灾区的一些记者却在看到了灾区的一幅标语：赈灾光荣，观灾可耻。他们内心不免疑惑，自己属不属于观灾者行列。
汶川成了中国之痛。这也是中国在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之后，第一次遇到这种重大灾难。结果一时之间民众迸发的热情几乎难以控制，种种纷乱情景先后出现。而政府却借此一举扭转了此前在种种事情中对政府的不利言论。中国这辆快车就带着众志成城的哀痛和大国梦驶向了奥运会。
六〇、新建筑，新未来
央视新大楼、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这些矗立在北京的崭新的建筑是这个国家新的建筑地标，它们被西方媒体称为大国雄心的建筑版。央视新大楼位于北京东三环的CBD商务中心区域；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西侧，西长安街以南；鸟巢和水立方位于新建的北四环边奥林匹克公园内。它们建造的位置和它们的风格决定了这些建筑绝不可能会被忽略。这让它们成为争议建筑，但却也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活力、包容性和开放心态。它们代表着这个国家勇敢地告别过去、拥抱未来的姿态和决心。
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让那些心怀不满者终于得到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本来就对已经存在的种种规则不屑一顾，将这些视为加诸于身的束缚，而不是可以在其中安全行事的保障。当他们自己奉行的准则一旦得到认可，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嘲弄既有的专家们战战兢兢地奉为准则的东西。
瑞姆·库哈斯可以被作为一个例子。一次在接受访问时，库哈斯说，“在荷兰，我们的作品被视为完全的失败”；2000年在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的获奖感言上，他又激愤地说：“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让看着他设计的CCTV大楼一日一日拔地而起，以自己拥有5000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听上去心惊胆战：“去他妈的文化背景！”
这些建筑师们似乎从来学不会去尊重这个古老的国家。另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在接受访问时说，“北京很令人兴奋，因为她的体量、她能够接纳的野心。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不是每天、随时都在盖房子。”但是接下来访问者的问题就激怒了这位伊拉克裔的建筑师。访问者说：“在一个地方设计建筑，您会否试图先了解该地的建筑传统？”扎哈·哈迪德回答说：“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传统，哪些是留下来的传统？我没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是说那是个遗憾……为了未来而建造……我想这并非传承或不传承的问题。我们试图为城市建造一个新的平台，它可以在其上真正地发展。至于传统，困难在于他们拿走了真正有意思地传统建筑，代以他们认为传统但实际并非如如此的东西……与周围环境活着建筑和谐、融合……我不相信和谐。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您旁边有一堆屎，您也会去仿效它，就因为您想跟它和谐？为什么您要去跟很糟糕的东西和谐呢？和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现今潮流的状况很危急。我更愿意用‘语境’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过去20年里做的事情改变了建筑‘语境’的含义：它不再意味着试图模仿您毗邻的东西，使得看上去达到一种和谐；而是开始一种新的观念，使下一个建筑又一个不同的语境。时下建筑的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现代性。擦去一切东西，开始一个新的样式……”
这些建筑师们开始在北京试图一个一个去擦去旧的痕迹，带给这个拥有丰厚得甚至沉重的过去新的样式。只是这些新的体验猛烈得让很多人开始难以接受。这些暂新的和过去迥然不同的建筑，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为中国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然后是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设计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馆水立方，以及瑞姆·库哈斯本人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真是遗憾，其中没有扎哈·哈迪德的作品。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受到了空前的反对和冲击。2000年4月1日，保罗·安德鲁从法国飞往北京，准备参加国家大剧院的开工仪式，结果在当天早上八点，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通知各家新闻媒体，大剧院开工仪式取消。2000年6月10日，包括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周镜、张锦秋等在内的49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联名对大剧院方案提出意见；11天后，6月21日，包括沈勃、郑孝燮、张开济、侯仁之在内的108个建筑专家联名向建设部提交意见书，表达对大剧院方案的不满。按照新华社记者王军的概括，这些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表达的不满包括：第一，国家大剧院设计不合理，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第二，不合理的设计损害了剧场使用的功能。造成后的国家大剧院在功能上是二三流的，但是造价却是超一流的，其中包括花费巨资修建的没有实际功效的外壳；第三，巨型外壳会带来电、暖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北京的沙尘天气，需要经常清洗。
在49名院士的意见书里充满了激烈言辞：“这不是学派之争……我们认为这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限制内容’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选委员会11名成员中，有7位公开表示反对安德鲁的方案。香港著名建筑师潘祖尧称安德鲁设计的是个“大笨蛋”，“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一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加拿大建筑师阿瑟·爱里克森说，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加上了一层像飞碟的尸衣”，“极度的失望”。
备受攻击的保罗·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辩说：“任何新事物都回引起争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一定会有争议，但旧的必会被新的事物代替。”“要保护一种文化，就应该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它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如不想冒险，我们就待在平地上好了。”“当初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而故宫是古典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过去的样子故步自封，就看不到前途了。”“我坚信，多年以后，这个作品会被大家接受，即使是反对它的人。”
在一片反对声中，总投资超过26亿元的大剧院还是开始施工，并且在2007年投入使用。一个银色的椭圆形建筑从此出现在长安街上。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随后的鸟巢和水立方也受到了激烈攻击，尤其是有知名建筑师作为靶子的鸟巢。2004年，也是一群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上书，说奥运工程为了追求形式，造价高昂，忽视安全和实用性。鸟巢被瘦身，取消了可开启屋顶，减少了座位，总投资额减少了4亿元，缩减至31.3亿元。“水立方”（总投资10.2亿元）在2008年1月28日交付使用，鸟巢在2008年4月18日首次投入使用，并且举办过奥运会比赛之后，北京引人瞩目的建筑中，惟有库哈斯的央视大楼还没有投入使用——另一栋知名建筑国贸三期没有央视大楼那么激发争议。在形容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时，有人使用了“极度疯狂”这个词语，也有人使用“挑战极限”。因为这栋楼看上去似乎岌岌可危，两座歪斜的塔楼在顶部由一个同样扭曲的楼面连接起来。不需要具备任何建筑知识就可以知道，要建造这样一栋楼，在技术上存在极大困难；换一种不太客气的说法是，按照常识来看，没人会这样去建楼。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据说，自从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开始施工，结构立起来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经常接到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儿，那两幢楼给盖歪了！”出租车司机每次开车经过繁华的东三环，都会看着这座扭曲的楼感慨不已，而乘客也多半会配合地表达几句对建筑事务的看法。一些热衷作秀的年轻艺术家们做了一个艺术作品，内容是建造一个类似于库哈斯央视大楼的微型建筑，然后用推土机将之摧毁。艺术家用DV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反复播放。
库哈斯在一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报告厅的报告中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第一，这是一个理性的建筑；第二，它是有创造性的建筑；第三，它是连续的、整合的创造；第四，它要揭示惊人的美……成群的摩天大楼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它们已完全失去了定义城市环境的能力。新的建筑试验是需要的，我的设计就是要创造新的摩天大楼的定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先在电脑上播放了一张国家大剧院的效果图，说：“中国并不知道西方建筑师在兜售什么，什么是一流的，什么是二流的。”
因为央视大楼，库哈斯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师之一，而他也经常在北京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带着贵宾参观这栋北京的新地标。批评库哈斯的人说，库哈斯内心应该清楚，他在西方一个成熟的社区绝对得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去建造者这样一栋离经叛道的大楼，他利用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理。而支持他的人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用一种赞赏的口吻，库哈斯的助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赵亮对新华社记者王军说：“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时刻。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个别人可能认为是疯狂的建筑师设计出这样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毁誉交加的建筑。”
《华尔街日报》称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是“大国雄心之建筑版”。的确，没有比这些新耸立的建筑更能代表这个国家此时的境况了：因为雄心勃勃而不惮于标新立异，但是这种标新立异中又渗透出一种不自信。它们可能是这个国家政权为标榜自己所做的尝试，只是这种尝试已经表明了这个国家绝对无畏的开放性。瑞姆·库哈斯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建筑最有趣之处是，它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这个国家也一样，它只能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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