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增强西藏的军事实力。同时，他们还向英国、美国和印度政府发出请求帮助的讯号。
甚至，在1949年的11月2日，他们还发了一封天真的信给中国的新领袖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懵懂的西藏官员写道：“尊敬的毛泽东先生：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她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受‘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乐土。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于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加以解决。”
在把这封信得藏文和英文抄件分别递给美国和英国政府时，在一封写给英国官员的信中，他们说，“我们认为毛泽东可能会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拉萨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美国和英国政府在迫不得已时能够向西藏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
可是中国的新政权显然在西藏问题上和拉萨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毛泽东异常激昂的大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和他的政府想要实现的是一种新的复兴。过去上百年的历史让一个曾经的大国蒙受耻辱。而这种耻辱要由他和他领导的政府及军队加以洗刷。任何一点涉及到尊严的事务都会让这个敏感的国家激动不已。沉重的历史留下的阴影会让任何轻微的冒犯变成显而易见的挑衅。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在朝鲜和一个超级大国兵戎相见。
新的政府首先想要实现的，就是中国的重新统一。这种统一在过去，因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被“帝国主义国家”们破坏。这种统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解放西藏和台湾，让它们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种脱离，像儿子和女儿被迫离开母亲一样，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而现在，重新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母亲要找回她的儿女。
1950年1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召开动员大会，详细传达了中国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要求全体官兵和党政人员于1950年9月做好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
这支军队仍然延续了他们的纪律严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一项生命中说，“我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正在向西藏进军，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保护西藏的所有寺庙；没有寺院堪布的准许，官兵不得在寺院住宿，人民解放军不得毁坏寺院建筑，也不得破坏寺院中的任何法物；不允许干涉或破坏寺院的喇嘛的法事活动或佛法修炼，如果有人违反上述规定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昌都战役即将打响时，一位汉人士兵描述说，一些康巴人把腐烂变质的糌粑卖给解放军，但是军队只好忍气吞声地买下。
1950年发生的康巴战役更加证明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而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决定采取不干涉的政策，美国政府的援助姗姗来迟，而且显得与事无补。“无论全世界的人们可能说些什么，我们将要解放台湾和西藏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驻德里的大使在1950年10月18日公开说道。
逐渐，西藏政府内部主张同共产党谈判的势力占据上风。而这时，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开始抵掌西藏政教大权，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万分焦虑。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他的智囊团认为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是可取的，而且达赖也无需像很多人建议的那样，离开拉萨，前往美国、印度或者其它地方避难。
以西藏高级官员阿沛·阿旺晋美（他也是昌都战役的西藏方领导者）为首的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政府达成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之后，人民解放军将陆续开往拉萨。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随员也开始从之前作为暂避地的亚东返回拉萨。
在1951年9月28日召开的讨论是否接受《十七条协议》的民众大会上，阿沛动情地说，如果西藏人认为他签订协议的举动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你们想要怎么处置我们五位（代表）的身体、生命和财产，并且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尽管处置吧，我们不会感到遗憾或后悔”。
最终，大会建议达赖喇嘛接受这项协议。随后的几个月内，数千名人民解放军开进拉萨。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情，促使1959的3月，达赖喇嘛和他的很多重要官员离开西藏，开始他们在印度的流亡生活，直到今日。人们都在担心，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会否造成拉萨和西藏新的不安。这种不安在2008年的年初已经让中国政府极为头疼。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人、国家或者政府会再愚蠢到想要改变西藏已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继续谋求西藏脱离中央政府的举动已经毫无意义。
〇四、一江山岛之战
1955年的一江山岛登陆之战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上都有标志性意义。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椒江口台州湾东南方，南距大陈岛11公里，北距头门山岛8公里，东北距高岛12公里，西南距琅机山20公里，西北距海门35公里，分南江和北江两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占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认为，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而一江山岛则是“北大门的门闩”。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以海岛作为跳板骚扰大陆沿海地段，同时也由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新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领土和政权问题，中国军队在1955年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是针对台湾问题的最卓有成效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采用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方式。一江山岛战役后，国民党的浙东岛屿防御体系遭到破坏，而且军队从大陈岛不战而撤，随后，美国加强了协防台湾。它是理解今日中、美和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地。
1955年1月17日晚，张爱萍几乎一整夜没合眼。
从三年前他被调任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开始，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就在谋划攻打台湾海峡大陈列岛之事。计划一推再推，因为朝鲜战争牵涉大量兵力，中国不宜再开始一场新的攻坚战；因为攻打大陈列岛必定会涉及到美国的反应和态度；因为军队内部自身意见的不统一。
但最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张爱萍到任之前，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利用华东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空袭和登陆骚扰大陆沿海地区。蒋介石的空军仅仅在1950年就曾经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在张爱萍到任之前不久，1952年1月28日，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登陆湄州岛，抓走居民300多人。
42岁的新任华东战区参谋长张爱萍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登岛作战，“单纯防范不是办法，要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他们赶到海峡的另一边”。“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他后来回忆时说。
在国民党针对大陆的海峡部署中，最关键的两个犄角是，北边正对着浙江的大陈列岛，以及南面正对福建的金门岛。
抢过海峡，登陆小岛，攻占它占有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0兵团28军攻打金门，结果，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第10兵团司令，同样身经百战的叶飞总结说，最重要的教训是国民党军队有完备的海军和空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空中没有空军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持。跨过海峡登陆作战，需要不仅仅是陆军的攻坚，更需要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而张爱萍本人，正是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作战者。
在大陈列岛的登陆作战方案中，究竟先攻取哪个岛，也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大陈岛是整个大陈列岛台方攻防体系的核心，如果攻下大陈，其它岛屿自然垂手可得，但是大陈防御完备，而且距离大陆距离又远，解放军难以形成对登陆军队的有效支持。
作为大陈列岛门户的一江山岛成为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曾经说，一江不保，大陈难守。距离大陆较近的一江山岛又在大陆岸炮的火力攻击范围内。因此，一举夺取一江山岛，从而威胁，进而进攻大陈，成为作战方案的最佳选择。
为了选择登陆地段，张爱萍对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翻来覆去看。最终选择了西北角的两个突出部。
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选择。一旦时间确定，也就确定了攻打一江山岛，从而攻占整个大陈列岛的方案。但是在台湾海峡的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都相当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举动都需要考虑到美国的反应。没有人希望引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尽管他们已经隐秘地在朝鲜战争中掰过手腕。
首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请示过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对华东军区和张爱萍的答复是：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张爱萍和华东军区选择的时间是1955年1月18日，根据收集到的20多年的气象资料，1月17、18、19风、浪、潮汐都适宜海空作战，在1月19日后天气可能转坏。因此建议在17日做好一切准备，18日发起攻击，19日结束战斗。
但是总参谋部仍然建议攻击推迟。张爱萍情急之下直接打电话过去给总参部副总长陈赓。陈赓问张爱萍：你有绝对把握吗？
张爱萍回答说：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个字不好说。
陈赓和总参部总参谋长粟裕于是迅速报告给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彭德怀。彭德怀于是对毛泽东报告了华东军区建议在1月18日登陆攻打一江山岛。毛泽东征询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意见之后，授权彭德怀下决定。彭德怀当即表示，要“相信前线指挥员”，“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可是去视察海岸的张爱萍内心却忐忑不安。一路上风都呼啸着，16号晚上集结起来准备参与作战的船只在风浪中摇晃，互相碰撞。一直到17号晚上，海上风仍然很大。张爱萍半夜打电话到空军气象科去问天气情况，气象科的结论是，这是短时大风，即将结束。
“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张爱萍回忆说。
他是要跑到外面去看天气，看还有没有风。
当天的天气预报说：1955年1月18日，大陈海域云量0－3，云高3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
战争从早上8点整开始，飞机轰鸣着开始了第一次空中打击。彭德怀说：“告诉张爱萍，给我杀鸡用牛刀！”
中午时分，炮兵群开始炮击一江山岛，几乎同时，登陆部队乘坐的船只起航。接下来，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对一江山岛进行轮番的火力攻击。直到下午3时，步兵两个团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全部登陆，然后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
攻占一江山岛迅速引发了台湾和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军在菲律宾、台湾海峡和日本的三支舰队迅速向大陈岛放下集结，第7舰队司令普莱德说：“目前对大陈岛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7舰队的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
但是在私下，美方鼓励台湾军方从大陈岛撤出，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请求苏方出面缓和中方的攻击态势。
而国民党方面则由太子蒋经国亲自岛大陈组织名为“金刚计划”的撤退行动。9天之内，台方从大陈岛上撤走全部军民33777人，由美国提供运载舰船。
2月12日，大陆军队登陆大陈岛。随后几天时间内，大陈列岛全部被大陆军队攻陷。一江山岛一役，得到了大陈岛不战而胜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彭德怀让张爱萍杀鸡用牛刀想要取得的结果。
后来有人形容一江山岛战役为中国的诺曼底登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第一场，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场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攻克一个海上岛屿的战争。
登陆一江山岛的战役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宣扬，有人认为这同后来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矛盾激化有关。但是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激烈议论。毫无疑问，它首先换来了台湾海峡宁静，至少表面上的宁静。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无休止的侵扰随着大陈列岛被逐个攻占而停止。它也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之后开始建设的空军和海军的攻击能力，以及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休止符，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开始转移岛大陆一方，台湾和大陆进入相持阶段。大陆忌惮于美国的卷入而慎重考虑军事攻击台湾，相对于一江山岛而言，那是一个庞大得多的三军协同作战计划；而台方也开始收敛，不再频频进犯大陆沿海地段。
此后，虽然在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炮击金门，但是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交锋。而台湾海峡虽然数次陷入危机，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却最终都获得解决。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有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让所有身临其境者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经济学人》前任主编Bill Emmott2008年出版的论述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关系和竞争的《Rivals》中，Emmott列举了亚洲可能引爆大规模对抗行为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台湾海峡。但是Emmott认为台湾海峡引爆危机的可能性要小于朝鲜和巴基斯坦，因为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危机中，中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方面都会慎重的考虑各方得失和可能的后果。毕竟，这一地区的问题已经悬留了如此长的时间，三方都知道它的严重后果，也曾经无数次考虑过危机发生后该如何应对，而且，过去的漫长的时间内，也让他们为在危机发生时讨论应对方法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
一江山岛战役，因此可能成为台湾海峡最后的战役。当然，这是最幸运的一个结果。
〇五、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
1951年在长治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试验，让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农村序列变革的第一环。
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盆地，东倚太行，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与临汾地区接壤的；北交晋中；南连晋城。长治也是山西著名的米粮产地。在由“土改分田”到“土地集体所有”这个土地制度的流变过程中，长治是重要的地标。在之前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在农村赢得支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改变了这种农民个人拥有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方式？对于土地重新集中和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担忧是其中一个答案。长治出现的农业合作化，正是这种流变的关健一环。
1951年，距离山西全省完成土改已经过了5年。
作为共产党最早站稳脚跟的一块土地，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在这里完成了土地改革。从1942年开始，山西老区开始施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到1946年为止，整个山西省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耕者有其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权变更，新崛起者都会使用这种方式来团结农民，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旧有的政权。
但是分散之后的土地，总是会重新集中。当然，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这种土地集中并不会过于夸张，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高度集中，形成大地主和贫农的极端两极。
1951年的山西省委就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写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有一些互助组得到了巩固，是因为搞了一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赖若愚后来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向王谦表示，长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应该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王谦做了调查研究后，认为可以把长期合作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山西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是考虑如何在互组组织内部限制富农的问题，因为担心互助组会变成富农的‘庄园’”。杜润生回忆说。
在此之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外一些农民则开始买地，并且雇佣工人帮自己种地——这批人中间还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高岗的对策也是鼓励互组合作，同时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来歧视单干户。当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个问题后，刘少奇批示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和出现富农，是这个阶段的正常事件。
但是王谦在长治的变革却最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开始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所有权开始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转变；它也导致了一些中共领导人个人命运的变迁，那些在这些争论中倾向于反对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从邓子恢、薄一波、彭德怀再到刘少奇，最终都不得安宁。
王谦将他在长治建立合作社试点的经历写成报告，递给建议（或者说命令）他在长治想办法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赖若愚又根据王谦的报告向他的上级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报告。薄一波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山西和长治考察。工作组回来之后，对长治试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在华北局组织召开的华北五省互组合作会议上，华北局劝说山西省委修改他们的意见，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领导认为，长治试验“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而来来自山西的代表，包括长治试验的施行者王谦在内，极力回护山西省委的意见。
薄一波和他的副手，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将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争论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给出的批示类似于他对华北局的回复：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提出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杜润生的回忆，刘少奇还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才可以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国家工业化，后农业集体化”。
但毛泽东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长治试验，“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杜润生写道。毛泽东对反对长治试验的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传达了他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针对长治试验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建议大家去找一位熟悉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听取他的意见。找到的这位作家，正是“山药蛋派”的大师赵树理。赵树理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都成为共产党政权治下文学的经典。
在会议上，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和笔杆子陈伯达发生了争论。赵树理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农民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连合作组也不愿意参加。赵树理一口山西话，福建人陈伯达并听不懂。而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赵树理也听不懂。当赵树理的意见被人用陈伯达听得懂的语言告诉陈伯达时，陈伯达勃然大怒，“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这种争论并没有解决。至少杜润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坚持将互助合作局限在“试办”的范围，“我们当时还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贫农是有不少困难，但不会由于有困难，就愿意把自己地私有权拱手相让”，杜润生说。
1953年1月杜润生和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两个人互相交流对山西和长治试验的看法，杜润生的观点仍然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过高，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当然，他也认为刘少奇指责长治试验为代表的合作化冲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些夸张。
显然赞同杜润生看法的邓子恢建议杜润生写一份报告给毛泽东。杜润生并未照办。当他把自己想法向陈伯达提起时，陈伯达很不高兴，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而在1953年的后期，天平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势，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占领”。而占领农村阵地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化，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不赞成合作社，对私有经济说了好话而没有对合作社说好话的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包括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和陈云。
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一些地区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村干部在街上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让群众选择，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杜润生回忆道。
邓子恢主持下，解散了一批强制成立的合作社，这被毛泽东批为“冒退”。1955年5月，决意加速合作化的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邓子恢和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
可是当毛泽东在几天后（8月3日）找邓子恢谈话，希望加快合作化速度，将原定的100万合作社增加到130万时，双方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这种“大炮轰”就发生在1955年10月4日到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彭德怀和杜润生都做了检讨。
会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10月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为32.5％，到了1956年3月比率达到80.3%，一个月之后达到90.3%，接下来，在1956年底，比率达到96.2%，出了西藏和有限几个牧区之外，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长治试验最终引爆的结果就是如此。
〇六、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由于第一个卫星公社的诞生，遂平成为1958年中国的明星之地。
遂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驻马店以北。总面积1080平方千米，2000年之后总人口一直在50万左右。但是在考察中国60年农村问题流变时，这个小县城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因为1958年在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公社对此前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都是一个革命。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曾亲临遂平视察。公社的形式后来席卷全中国，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组织形式。直到后来小岗村的大包干才打破了这种形式。
三角形的旗帜一片一片，在飘扬的旗下是拥挤的人群。天气仍然炎热，人们都穿着短裤和半袖的衬衫或者背心。一些年轻的汉子们双手持着铜锣，相对而鸣。他们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如果不去留意它的背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人们，在庆祝一个传统节日。人们脸上的笑容、手中的铜锣、舞动的姿势和飘扬的旗帜都表现出一种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没人知道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并且演变成一种针对他们自身的灾难。他们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的成立：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公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后来，著名作家和记者凌志军在描述公社时说：“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
按照凌志军的记述，“公社”这个概念和这个名称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这列列车的乘客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政治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邓力群。“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回忆说。
火车一到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对前来火车站见他们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回去试验这个想法。接下来，火车继续南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目的是去见毛泽东。
两周之后，毛泽东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农村，它将由公社组成：“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吴芝圃的试验地是遂平，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或者也有可能，是遂平自身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地。
遂平县的变化是将县里的四个乡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大社，这个大社不但是经济联合体，还有武装和公安机构，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卫星集体农庄”。
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分管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谭震林也知道了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做试验的事情，他到河南的目的，就是要看吴芝圃的试验是否已经有了一些结果。结果，他看到了这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凌志军说，谭震林“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和巴黎公社差不多。
谭震林向有些困惑不解的农民们解释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鸭、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中，谭震林还对对他的评价忐忑不安但又望眼欲穿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说，卫星，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级别要高。于是，对谭震林的汇报一结束，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让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晚把遂平县所有的集体农庄名字全部改称公社。于是，这个叫卫星集体农庄的大社就被改称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就站立在一种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时嵖岈山。但是嵖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它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嵖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加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821斤的高产卫星。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因为它们知道，毛泽东和他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政治伙伴们，急于得到一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论敌的谬误。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后》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高产卫星已经成为传染病。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可是欺骗的结果是党和毛主席都如此兴高采烈。一时之间，政客的本能和农民的狡黠结合到一起，让1958年的夏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欢，或者说一场极为荒谬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7月，记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记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记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一个数字，水稻亩产四十一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会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而毛泽东此时担心的问题很简单：“这么多粮食，农民怎么吃得了呢？”在看到报纸报道出的新闻之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喃喃了一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由遂平开始的卫星公社在徐水县达到高潮。徐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春秋属古燕地，战国是燕赵会战前沿。西汉初期设县。徐水的名字来源于县城境内的徐河，这个名称在1913年开始用来称呼这座县城。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徐水之所以成为地标，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激进地位。其地位宛若今日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浦东。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结尾说：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〇七、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65岁的毛泽东站在一片麦田中微笑。他头上戴着一顶农家的草帽，白色衬衫扎在裤子中，露出黑色皮带和凸起的肚子，脚下的麦子浓密生长。他满面笑容，照片中光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岁月刻下的痕迹。
这是他在出行频繁的1958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谎言导致的恶果并未完全显露出狰狞面目。人们仍然在欢庆着丰收。他们不知道暂时的欢悦需要付出日后的饥荒和死亡作为代价，笑容将被因为饥饿和死亡带来的愁云取代。
当他乘坐的专车在8月4日的下午驶入河北省徐水县时，领袖的心情显然是愉悦的。事情正在按照他的设想在一步一步前进。这个国家距离他计划中的乌托邦之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提前从他和他的同志们规划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正在进行着更为惊人的大跃进。
迎接他的地方大员们包括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显然，主角是张国忠，正是他们在那场不久前的大放厥词试验中的表现，吸引来了共和国最高领袖的目光，并且随后亲临。
人总是如此矛盾。直到今天我们也相信，大部分中国农民，包括基层的官员，他们善良而且真心崇敬毛泽东。他们甚至将这位湖南人当作神一样看待。但是，他们并不介意用不断重复的谎言来欺骗他，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就连说谎的人本身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当毛泽东询问农民们收成如何时，他得到的仍然是那些高得惊人得数字，“夏秋两季计划生产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徐水县得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
毛泽东的反映很奇特，他没有质疑这个数字，也没有简单的表示赞赏：“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场景发生了。所有人都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根本不会存在的问题，所有人都开始为自己并不拥有的丰裕忧心忡忡。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每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也不要你的粮食啊！”
又有人出注意：“可以用来造酒”。
“每个县都造酒，哪用得着那么多久啊？”毛泽东又说。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当毛开始笑得时候，所有人也都跟着尴尬得笑。
最后还是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公社的社员们可以一天吃五顿饭，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修习，搞文化、学技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口号一直回荡着，无论是毛泽东在农田中，还是去看大炼钢铁的现场。
毛泽东真的相信了这些违背常识的数字，尽管他本人一直在反复告诫他的下属，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根据杜润生的回忆，“毛泽东相信了各地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之后，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中央要胡乔木主持进行研究，把张劲夫和我两人叫到北戴河，与农口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一起研究。得出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一万公斤粮食，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造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毛提出了‘三三制’（即用耕地得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这种状况让他始料未及，但却真正陷入了胜利的喜悦和幻想之中，他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你看怪步怪”，毛泽东反复说着这句话。但是显然他并不认为这种奇怪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杜瑞生说，有一次，毛泽东去问当时甚至现在最富盛名的共和国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4万斤是可能的。”——后来钱学森解释说，他说的只是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廖鲁言则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了，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
于是就真有科学家不失时机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稻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社会主义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了这场数字的盛宴创作出很多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可笑的诗歌：“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