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技巧被发明出来，支撑这些匪夷所思的数据，当然，这些理论和技巧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匪夷所思。“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酒、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中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颗，使谷子穗长五寸。”作家凌志军在他的书中写道。
而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郑重其事报道了高玉生耸人听闻的发明。《人民日报》的权威和它的传播效应让所有的乡村都开始仿照这种狗肉肥料奇迹，于是，狗在1958年下半年中国的农村，成为最不幸的动物。它们首先成为人类幻想的牺牲品，然后才是人类自己。
但是无论如何，正像河南的遂平县一样，毛泽东的视察会给徐水带来无上的荣光，和豁免于质疑的权利。它成为新的胜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云集此地，正像今日人们兴高采烈地去看历史古迹或者自然风光一样。它被称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地试验区，吸引来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
“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三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凌志军后来写道。
他翻出了薄一波的回忆录。薄一波记述自己当年到徐水之后的情景，“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
而且，“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
但是没有人愿意讲出这一切。“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似乎真正相信这一切的只有那名神一般的人物。权力隔绝了所有不同于想象的声音。权力也让所有对常识抱有基本认知的人缄口不言。谎言带来的虚假的成就感和不切实际的快感迅速就会被饥饿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感消灭。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谎言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即将来临的灭顶之摘，而是毛泽东提出的粮食过多的问题。他们苦思冥想，如何解决，是用来换机器，还是用来造酒，或者，一天吃五顿饭？如果考虑到大跃进后期的粮食短缺，人民饿亡，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让人觉得分外的残忍。
或者，即使是意识到了这种恶劣的谎言可能造成的恶劣的后果，人们仍然会继续谎话，继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迹”？
和那些在大跃进中抛出不切实际产量的县城一样，翻看历史的底牌，徐水最终将会品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它在言语上的跑步，显然并未能将它的人民带入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那里是多么美好。
〇八、庐山1959：中国向“左”
1959年的庐山会议，让这座名山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性地标。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庐山区境内，它在长江南岸的鄱阳湖畔，雄峙长江南岸。庐山山体呈椭圆形，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90余座山峰，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名。正因为它的风景秀丽，很多政治家将庐山当成避暑圣地、会议场址。庐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成为地标，最重要的原因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意图为修正此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激进倾向，但这次会议却正好相反，决定了中国此后继续左倾。庐山会议场馆位于庐山牯岭东谷掷笔峰麓。此场馆最初建立目的是为蒋介石在庐山创办的军官训练团所用，于1937年落成，名为庐山大礼堂。1949年后改名“人民剧院”。目前这里被改为庐山会议纪念馆。
在历史上，总会有一些地点不经意间扮演着转折点的角色。它们中有的是因为地理位置，就好像长江从发源地顺流而下，没有流到山另一端的印度，而是流入中国，这同山脚下奇妙的地理位置相关；有的是因为时代精神的需要，比如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它在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时代之前，几乎一直微妙地把握着中国社会运动的脉搏；但也有一些，纯粹是因为在某个时间段发生了某间足以改变整个历史河流流向的事件，比如，1959年的庐山。
庐山会议的主角是彭德怀，军功卓著的元帅，但却性格耿直，直言不讳。从中方的观点来看，彭德怀赢了朝鲜战争，但朝鲜战争中却死去了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后来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总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彭德怀“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很不愉快，多有误会”。
如果说按照毛岸青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据此推测毛泽东从此对彭德怀耿耿于怀，未免将建国之父想象得过于小气；又有一种推测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直颇为忌惮不属于自己嫡系的红一方面军的军队将领们；而按照黄克诚的描述，则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人在性格上、甚至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造成毛泽东一直对彭德怀颇有顾忌，因为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颇有军事天赋的元帅，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一直都是当政者的心腹之患，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不会不知晓这一点。
各种证据都表明，在庐山会议的开始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本意是想要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冒进问题。这种问题在地方已经严重到让人不可忽视，正如彭德怀之前在湖南几个地方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彭德怀坚持怀疑地方工作人员报告给他的粮食产量数字时，对方不耐烦得对彭德怀说：“老总啊！这你也怀疑，那你也怀疑，那怎么办呢？”事后揭露的事实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明显恶化。
而这场会议的开端也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正好像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很多后来转化得激烈得事件一样，他们抱着好意开始，但却收获了灾难。“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张胜在他回忆父亲张爱萍的书中这样写道。
而会议的开始，很多重要人物也不以为然想要躲避开这场会议。“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大多数人都把在庐山进行的这场会议当作有一次过程漫长但又无趣的寻常会议。
张爱萍回忆说：“1959年年春天，西藏发生判断，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修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
同样不愿意去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城。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又说（对黄克诚），7月1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而庐山会议一直开了半个月，黄克诚仍然留在北京，彭真和林彪也都没有去庐山参加会议。“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说。
但是先他上山的彭德怀已经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惹出大麻烦。
“1957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从7月1日起，除了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经行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毛主席于7月23日上午批判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得情绪也是紧张的”。
黄克诚则说，自己17号到了庐山之后，“上山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随后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也来看望黄克诚，表达了对“左”的担忧。
但是，毛泽东7月23日的发言一下逆转了整个会议，甚至还有历史。整个中国继续向狂热、虚假、荒诞和激进迈进。毛泽东说自己在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有睡着。在毛泽东之前发言的张闻天对彭德怀表示了支持，而毛泽东随后则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都表示了支持和辩解。一下子，整个会议气氛全变，庐山上火药味也渐渐浓烈，不再是一开始逍遥自在的“神仙会”。
当天晚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晚饭。当晚来找黄克诚的周小舟突然冒天下之大不违说了一句话：“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的这句话后来更加剧了他们的罪名。
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最后这次会议、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消他们的职务。
甚至个人习惯也成为批判的要点。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打不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再加上林彪等人踏上一脚，彭德怀真是难以再翻身。而周恩来和刘少奇则向刚刚上山的张爱萍等事先吹风，担心他们站错了队，更多军队的将领和共产党高层卷入这场清洗。
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
发生在庐山漫长的会议上的争斗，不难排除有毛泽东对彭德怀本人的忌惮，不然，一场讨论国内经济事务是否过于激进的会议，怎么会最终变成对彭德怀个人野心的攻击和“军事俱乐部”的指责。只是可惜，整个中国在庐山和彭德怀落寞的背影后，都开始左转向灾难。
〇九、大庆：能源之渴
大庆油田在1959年的发现结束了中国的油荒历史，也让大庆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知名的地点之一。
大庆油田是20世纪60～80年代中国最大的油区，位于松辽平原中央部分。一条铁路，滨洲铁路横贯油田中部。大庆油田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连续5000万吨以上25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共同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史册。一个截止2000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6.24亿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原油3.55亿吨，创汇494.8亿美元，上缴各种资金3242.08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大庆油田对当时刚刚建国十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同时也是中国人鼓舞自我信心的强心针。
这一天同他们一生中度过的其它日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模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已经在松嫩平原上奔波了许久。在后来大庆油田编撰的《大庆油田大事记》中，他们被记录为“32118”钻井队。他们从5个月前就已经来到这个名叫大同的小镇，开始钻井，寻找石油。
这不是19世纪的美国，人们在财富的驱使下，前往广阔的腹地，去探寻涌动在地下的黑金。这是1959年的中国，一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国度，所有人的辛劳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一个暂新国家未来的向往驱使下做出。离乡背井和日夜劳作并不能带给他们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机构一层一层赋予他们的荣誉。只是在40年后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清楚他们的面庞、他们曾经的荣耀与辛劳。但是，油出来了，而且，它随后牵动着更大的发现，这块平原上的小镇下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发现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巨大的喜悦。在一张据称拍摄于1959年9月26日发现油田现场的照片中，大概20个人站在平原的黑土地上合影。他们可能正是那支编号为“32118”的钻井队的人员和家属。每个人脸上都绽放出毫无伪装的笑容。男人们头上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帽沿放下来可以长及脖颈，外面是军绿色布料，里面是绒毛，可以保护他们的头、耳朵和脖子免于中国东北的严寒。所有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冬装。他们中还有老人和小孩，最小的孩子是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有人把戴着手套的手举过头顶鼓掌，脚下的黑土地上还有丛生的尚未被完全踩踏殆尽的草。
这并不是中国新政权寻找石油的第一次尝试。《大庆油田大事记》是从1958年开始记录的，它以邓小平的一个批示作为开端。1958年的2月28日，邓小平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之后，说：“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真正有希望的，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之前中国一直处在对石油的渴望和自我怀疑中。这个大国已经开始了它自己的工业建设，而且这种仿照苏联方式开始的工业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也是毋庸置疑地大。而这个国家尽管具备丰厚的煤炭资源，但却被认为在石油方面相当贫瘠。在1950年代之前流行的地质理论认为，“由于油、气是远古时代海洋生物的尸体在高温高压下经过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所以大型油气田只能在远古时代曾是海洋的海相地层中找到，陆相地层则无油或贫油。”而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恰恰属于陆相地层，所以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油气储量抱悲观看法。1949年之前，中国的每年石油产量也仅有14万吨。新政权的领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石油的忧虑，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朱德则直白的说，没有石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
在理论上支撑着所有人信心的是李四光和黄汲清。李四光是新政权的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总喜欢称自己“对大地构造有些特殊看法”，他根据大地构造条件和沉积条件——也是石油生成的两个要素，为中国的石油勘探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当1953年底毛泽东邀请李四光就中国石油资源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四光对在座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说，中国油气资源蕴藏量丰富。总理周恩来后来谈到石油问题时总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黄汲清则是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者。
一步一步地接近石油让人激动。在195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正月初四）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的一次会议中，地质部和石油部讨论在松辽平原上石油的勘探与开采。会议由何长工年仅10岁的女儿谈钢琴唱歌表示欢迎开始，然后何夫人送来电信，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跪在地上摊开的地图上，用他完好的右臂指着地图讲解，左臂空档的袖管垂下一边（余秋里左臂切除）。
等到1959年的3月22号时，人们已经确定之前圈定的松基1井没有石油流出。但是接下来的松基3井带来了好运，“7月初－20日，松基三井取芯，见到含砂油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9月26日，松基3井喷出工业油流，发现大庆油田”。
1959年正值新政权建立十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出油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下来，石油工业部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定名为“大庆油田”。
不同于在大同镇钻探出石油的默默无闻的32118钻井队成员，王进喜鼎鼎大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不知道提出“陆相生油”理论，因而在理论上支撑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地质学家黄汲清，甚至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余秋里，但是一定会知道王进喜。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让大庆和王进喜名闻全中国，“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而且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做参考”，王进喜则是大庆油田的杰出代表。5天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山西大寨和陈永贵的长篇报道《大寨之路》，介绍大寨和陈永贵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屈服地发展农业，并且同时发表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庆和大寨开始并列成为社会主义中工业和农业的样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人民明星。
在去大庆之前，王进喜已经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劳动模范。后来，在描述这位铁人备受尊敬的经历时，大多数作者都会写道，当王进喜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一个劳动模范参加的会议）时，他在大街上看到公共汽车车顶上有一个大气包，他很好奇——这也是工人王进喜第一次来到北京。于是，王进喜问人，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气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汽油，车烧的是煤气”。
“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休息时间，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一篇名叫《铁人王进喜》的人物通讯写道——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新闻作品一样，这篇通讯也充斥着夸张和臆测，为的是塑造出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人质疑的“人”。
在王进喜的三张著名的照片中，其中一张照片上，这位中年男人满脸忧虑的注视着镜头，脸上是时间雕塑师用刀仔细雕琢过的皱纹；另一张则是王进喜跳在水泥中，用身体搅拌水泥，制服井喷的镜头——这张照片也必然面临着最简单不过的质疑：为什么在王进喜跳进去搅拌的时候，会有摄影师在旁边拍照；就好像一个国外记者询问他的中国朋友：我能够理解雷锋的这种崇高精神，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拍照？另一张照片上，这位铁人一手扶着话筒，一手握拳，眉头紧皱，表情激昂，身体也是倾斜的，仿佛随时要冲出去。这些照片和那些通讯报道一样，展现出的是一个夸张的人，拥有过剩的精力、激动的神经和不太真实的情感。
这个工人的关于诗歌的情感是豪放和实用（夸张的实用）的，“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铁人王进喜》的通讯中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他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而且，真的如他在那首诗中所言，他的寿命真的因为工作而缩短了二十年，当他1970年因病逝世时，铁人只有47岁。但是这个朴实的工人却直到今天仍然在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大庆为他建立起一座漂亮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对大庆的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正是因为大庆等特大油田的发现，才能让新华社在1963年12月4日播发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中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2000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且，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被列入上市公司中石油的资产。
但是，从1993年起，中国重新成为原油进口过，当年进口量930万吨，占总需求量的6％；到了2004年，进口原油占总需求量的比重增长到45.7%，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加大。一组数字表明：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到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2亿吨。正是对石油的饥渴驱使中国开始和伊朗等国家交好，并且在非洲大陆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心。而这也造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的微妙棋局。世界它国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饥饿的大国。大庆油田发现将近50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对能源的巨大的饥渴状态。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一〇、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即使在今天，具有55年历史的长春一汽的厂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能达到它所在的绿园区的一半。在长春，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辉煌不再，而成为一汽的员工，仍然值得骄傲。
对于25岁的于吉利来说，能够在1999年成为一汽大众的员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人都没能得到这个机会。于吉利的父母都是一汽员工，姨夫一家、姐夫一家也都是一汽员工。他的邻居一家三代都是一汽的员工，从最开始建厂为新中国造汽车，到后来跟德国人合资，接受德国人苛刻的质量检查。
他是在工厂中长大的，一汽的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到爸爸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当时街上的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则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一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视台。能够看厂台，“我们那时候看的刘德华版的《神雕侠侣》和《萍踪侠影》，都是长春市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我们厂台就开始播了。”
放学之后还可以到旁边的武装部打靶场捡子弹壳——一汽在初期仍然保留了军队的编制。为了捡子弹壳，小孩们往往忘记了危险，一次，一个大胆的邻居小孩抢着去捡，后面的小孩看着都着急，他正跑着，帽子被打飞了。
上完中学后，于吉利没有选择考高中，进而读大学，而是考了一汽的一个中专。这个中专几乎成为一汽的后备队。学生都是一汽子弟，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一汽。但是到了于吉利那一届，情况变得特殊。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变得步履蹒跚，甚至连一汽也不能全部吸纳自己的工人子弟了。
“我都准备好了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这时候我们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的成绩，我有资格参加进入一汽大众的考试。我们学校，参加考试的只有8个人。”于吉利说。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个数字，那一年一汽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有2000多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有589个人，一汽大众会录取100人，而他的考试名次是第23。
在准备考试的两周内，爸爸说，儿子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用功过。发榜那天，全家人都兴奋疯了。
于吉利的工作是“CP8整车终检验收”，从焊装到油漆到整装，都归他检验。最近由于新型宝来的生产和验收，他格外繁忙。因为别的车子验收完之后，直接送到厂里做露天试验，而新车型验收完之后，则要送到德国让德国技术人员再来检查。“整车下了生产线就很晚了，我还要检查验收，每天下班都特别晚，而且还要想着不能给鬼子漏洞。”
他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忍受着疾病折磨，否则，他也会成为像一汽旁边的公园中的退休老工人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小马扎，四处转悠，碰到熟人就坐下来天南海北地闲聊。看到我坐在他们旁边，也惊讶，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议论粮价、食品安全、一汽的发动机和刚刚被抓住的贪官。
相对于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很多同龄人而言，于吉利是幸运的。他正在和女朋友商量，他们的孩子，将来是要继续到一汽工作，还是要上大学干点别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让他/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汽车工业园区四处都是冠以一汽名字的学校、公园、医院、商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在街上行走，他们穿行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之间，这些街道中的一条名字是“奔驰路”，还有一条叫“飞跃路”。
立在街两侧的是四层和六层的居民楼，整齐而干净。这些厂区的住宅发展速度很快。在于吉利记事时候，他能记得自己家所在的楼是413栋，一汽住宅区的最后一栋楼，当他在一汽九小读到五年级时，厂区住宅有了800多栋。而当他上中学时候，一汽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为单位，改用街区为单位。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出访苏联。不像他的一些同僚，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从没有过在他国访问或者生活的经历。此刻他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的身份到方苏联，目的是希望苏联“老大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以援手，帮助中国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
苏联人安排了毛泽东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从没有目睹过汽车生产制造的过程，仍然乘坐着苏联提供的轿车的毛泽东，看着流水线上一辆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陪同者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能激发人的欲望，并且满足一个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了。亨利·福特可以不耐烦地打断年轻人的发言，后者试图告诉他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老亨利不屑一顾的说：“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对时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说，他可以为他提供两份工作供“神童”麦克纳马拉挑选，一份是美国商业部长；另一份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商业，那我还是留在福特做总经理好了。”
也没有什么比制造汽车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重工业制造的实力。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钢铁怪物几乎催生了整个现代的公路网、零售业、和郊外的房地产市场，它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显示出人对于自然界其它物种的优越性。但是没什么比制造它更复杂的事情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偌大的中国难以制造出一辆整车。而且，整个汽车工业在战争时期，可以毫不费力地转换成军事工业。瞧瞧福特和通用汽车在战争时期都为美国干了些什么！对于抱有强大中国抱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钢铁、汽车和粮食，都是衡量这种强大的标准。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一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汽车厂的指示》，写得一手好字的毛泽东还为为这个汽车工厂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大字。
来自全中国的技术人才被调集到长春，他们面对着的是一片片空旷的黑土地。当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专业人员付金岭问接待他的人，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时，接待着指着前方空旷的土地说，那就是。他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接待者看着他：“我们已经开始了！”
一汽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几乎是整个长春市的一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南腔北调聚集于此。一汽的厂长饶斌因而被长春人戏称为“饶半天”。
饶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三年之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它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这是一批载重量为4吨的通用型载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65公里／小时，满载时经济时速为33-35公里／小时。在一汽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公路上行使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接下来，在1958年，一汽生产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按照毛泽东在论断国际形势时的著名话语“东风压倒西风”，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5月22日，当这辆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的六座轿车送往北京时，毛泽东坐着这辆车在后花园转了两圈，他开玩笑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高速的轿车——第一辆东风的最高时俗可以达到128公里。性格要强的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喽。”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来看这辆车。周恩来让司机打开发动机盖，看了一眼，见多识广的周恩来说，这是抄奔驰的。周恩来说，抄是可以的，但应该抄的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可以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这辆车在北京受到英雄般得待遇，汽车开过之处，围观者掌声雷动。三个月之后，一汽又仿照克莱斯勒，造出了著名的“红旗”轿车。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命运和它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盛转衰，继而重新找到自己的新的增长点。著名的解放和红旗都一度停产。真正让一汽再度成为中国汽车业佼佼者的，是一汽和德国大众、日本丰田成立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生产的奥迪、丰田、马自达和一汽原先的车型解放、红旗一样，奔驰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公路上。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辉煌、改革开放后的没落，进入新世纪后重新崛起的努力，铁西历史几乎是一部中国国有重工业的变迁史。铁西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的西南部，是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之一。铁西得名于此片地区位于铁路西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将东北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资在铁西建厂28个，其中投资超百万日元的达11个。至1944年，日资在铁西建厂323个。按行业分类，机电冶金工业140个，建材工业65个，化学（含橡胶，制药）工业46个，食品酿造工业32个，纺织工业19个，其他21个。至此铁西工业区已基本形成。沈阳解放之后，新政权对铁西区有计划的进行了改造和调整，将铁西列入重点改造工业区。“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于铁西，使铁西逐步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大中型企业较集中、配套能力较强、产业基础强大的新中国工业基地。但是作为历史较长的老工业基地，铁西随后就面临着需要产业升级和随着计划改变国家都入减少等问题，在铁西的大量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接下来就是如何振兴这个老工业基地的问题。
一一、铁西变迁
马车上堆集着他们的全部家产。它们装在竹框中，或者木制的长方形箱子内，被用绳子捆扎在马车上。他的妻子穿着绣着大花的红色棉袄，怀里抱着一个小木箱，里面应该装着这个家庭珍贵的细碎物件，坐在马车的前端。戴着一顶火车头帽的蔡清泉则是这架马车的车夫和这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
这是1952年12月18日的中国。在中国东北沈阳的铁西工业区，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吸引着无数青年来到中国的东北角。中国的新政权从1951年就开始谋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方式则是模仿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偏重于重工业，以五年为单位，编制经济发展计划。
长时间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庞大的国家疲惫不堪。“国家的新领导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巨大的障碍”，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一章，历史学家们在事后论述中国的领导者们所要面临的巨大问题时说。
而与此同时，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成果甚至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它成为了世界上众多原本停滞的国家的效仿榜样。其中就包括一直努力从苏联赢取支持的中国。
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在苏联的建议下，成立了中财委，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其间还曾经专门去苏联听取老大哥的建议，并且争取来自这个庞大邻国的帮助。
1952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对苏联的访问可以被视为一项胜利。按照后来的描述，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承诺，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去实现工业化。
邻近苏联的中国东北，直接成为在苏联帮助下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建设的受益者，长春和沈阳后来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在这些城市中云集着这个大国最早的重工业工厂，从军用到民用，从飞机制造到汽车和机床制造。其中，云集着众多重工业工厂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有东方鲁尔的称号。它和长春的铁北等工业区一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备受关注，吸引着来自全中国的年轻人前往，把青春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富有吸引力的玫瑰色前景中。那些有幸能够进入这些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为他们的同龄人最羡慕的人。
因此，当蔡清泉和他的妻子驾驶着马车，将自己的家搬迁入刚刚建成的沈阳铁西区工人村时，他们的内心必然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他是沈阳市机械19厂的员工，这座工厂后来以沈阳市拖拉机厂的名字闻名全国。
铁西工人村后来成为全中国面积最大的工人聚居区，蔡清泉和他的妻子是工人村的最早一批入住者。1952年9月，在毛泽东“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下，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一排排红砖红瓦的3层苏式建筑是当时沈阳甚至中国最让人羡慕的居所。1957年143栋苏式住宅建成时，当飞机从空中掠过，如果刻意去观察，飞机上的乘客可以看到这些红色建筑整齐地排成“工人村”三个汉字。这些住户中后来不乏青云腾达之人，其中包括当时的沈阳一机的副厂长，后来成为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
在这个工业区里，工厂与工厂比邻而建，错落纵横的铁路可以直通到各个工厂的内部，将生产需要的原料送到车间，也可以将它们的产品送出铁西，按照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将共和国长子的劳动产物送往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但是共和国的目光不会长期仅仅专注于它的一片国土之上。“一五”计划奠定了整个东北和沈阳的重工业基础。但是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也并未能超越50年前的筹划。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共和国的建设重心转移到了“三线建设”之上，这使得政府的经济计划不仅仅没有继续向沈阳和铁西增加投资，而且，还将这些重工业基地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山区和内地的三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