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让东南沿海的城市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宠儿，为了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建立的特区城市，成为中国的新热土。年轻人们不再涌向位于寒冷的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取而代之，他们涌入潮湿炎热的东南沿海。个人意识复苏的一代人取代了服从国家安排的长辈们，开始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努力。
与此同时，沈阳和铁西不仅仅没有再吸引来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反而因为自身的体制原因陷入困境。那些庞大的国有企业必然要服从来自中央计划的调遣，将它们的利润上缴国家，这造成了企业长期以来留利水平过低，丧失了改造和完善自身设施，为更长远发展筹划的能力。
等到公众再次将目光聚集到铁西身上时。共和国的长子已经是一片凋零景象。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再次聚焦同一位年轻的记录片导演的努力密不可分。1967年出生在西安的王兵在他24岁的时候来到沈阳，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读书。四年之后，1995年，他离开沈阳，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学习。但在1999年年底，他回到沈阳，开始用DV拍摄铁西。
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记录片《铁西区》漫长的令人惊讶，但是它的长度也没有掩饰住它带给人的震撼。这部记录片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4个小时的《工厂》，3个小时的《颜粉街》和2小时15分钟的《铁路》。在王兵拍摄《铁西区》的1999年到2001年间，铁西区和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衰败已经展现无遗。它是因为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产生的职工“下岗”的最主要受害者。曾经备受羡慕的工人村的居民们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困窘。
而铁西区，因为它集中了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的90家，成为不景气的重灾区。曾经制造出众多全国第一的工厂们（这里的工厂曾经生产出全国第一台车削普通机床、第一台50万伏超高压变压器和第一台125万吨挤压机）如今成为新的负担。铁西区北二路上的众多工厂，因为长期停产，工人放假，被沈阳市人讥讽为“度假村”。
从1986年开始，政府就开始进行对铁西区进行整体改造的努力。但铁西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6月，沈阳市政府决定将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将这两个区组建成一个新的铁西新区。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之后，大量的老国有企业开始从原地铁区迁出，搬迁到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各地的房地产商开始进入。
超过一百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从之前一片衰败的地区离开，烟囱和厂房逐渐消失。当这一过程逐渐进行时，首先是汽车分销商看到了空白，如今在铁西北二路的两侧，布满了各个品牌轿车的4S店。然后是各种新兴建的楼盘。
它的变化体现在各个表层：1998年建立的高楼饭店，19层的高度让它在铁西无人不知，但是如今超过20层的建筑已经比比皆是；一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在他的印象中，从2006年开始，这条叫兴工街的路开始堵车，他讲这句话时，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正拥挤在兴工北街上，我们的面前，是铁西地区第一个五星级酒店荣富饭店；在铁西的各条大道上，本来很少见到的私家车比比皆是——之前甚至连出租车也很少涉足铁西，倒是从铁西离开的很多工人加入了出租车司机的行列。
如今那些想要到铁西重新目睹《铁西区》中那一套衰败景象的人们定然会失望。“在那里，少年在堆积着脏雪的街头打闹、对骂，生锈的铁路上火车头一次次穿过破败的厂区，烟囱依然伫立着伸向天空，工人在钢铁支架纵横的车间里劳动，在四壁斑驳灯光黯淡的休息室吃饭、打牌、下棋、吵架、聊天；班组长动员大家上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说不定以后真有点儿奖金；狼藉的换衣间，壮实的工人翻拣还值得被拿走的小物件；人们在雪中卸下自家的门板，离开已经拆掉的艳粉街；工人疗养院里，成群的老爷儿们用塑料袋在河沟里捞虾米，光着膀子对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或卡拉OK或毛片发呆”在一篇讲述王兵和《铁西区》的文章写道。
如今所有这些场景都已经消失。尽管空气中仍然漂浮着从尚未搬迁的制药厂中飘散而出的味道；当车辆掠过铁西的街道时，路上密布的铁道线路仍然会造成车的颠簸。
五十六年之后，让蔡清泉和他的同事们骄傲的铁西工人村，也已经在逐渐消逝。从空中向下望去，再也看不到工人村三个大字。人们纷纷离去。他们旧有的辉煌必须让位于毫不温情默默的时代。
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称的南京西路成为地标，是因为它见证了商业的兴衰和大亨的沉浮。1956年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位商业大亨在南京西路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之前在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诞生了无数商业大亨；之后则是漫长的衰落，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南京西路才重现繁华和大亨身影。这条路是上海南京路的西半部，跨越上海黄浦区、静安区。静安区路段东起成都北路，西迄延安西路，全长2933米，穿越静安寺闹市地区，横贯全境。从清末开始，南京西路就已经是著名的商业街道；今天它则是中国最昂贵的地段之一。
一二、沉浮南京西路
他们四人穿着清一色的黑色呢子大衣，并排走在欢迎的人群之间，走入中苏友好大厦。最左端是荣毅仁。40岁的荣毅仁也是这四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已经是上海滩最知名的商人之一。然后依此是61岁的胡厥文、74岁的盛丕华。他们三人胸前都挂着红花，荣毅仁把头上戴着的礼帽摘下拿在手里，冲着欢迎的人群浅笑。胡厥文和盛丕华脸上则没有显露笑容。他们知道，可能从这一天开始，自己辛苦一生赚来的产业要尽数放弃。而走在最右边的上海工商联副主席杜大公满面笑容，一边向前走一边鼓掌。围观的人群也都报以掌声。
这三个人都是上海知名的企业界大亨，他们从事的行业从面粉、纺织到机械。1949年之后他们并没有像自己的一些同业那样，选择把公司迁往海外，自己也移民香港、台湾或者更远的他国，正好相反，他们三个从抗日战者时期就已经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并且同共产党互有往来。如今，新的政权又一次要求他们做出表率作用。这一次，他们作为上海市工商界的代表，要步入刚刚建起没有多久的中苏友好大厦，向在这里举行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递交上海工商界集体签署的申请书，表达商人阶层“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
他们三人后来都在新政权中显赫一时，出任过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和工商联副主席之类的政府职务，年轻一些的荣毅仁更是被赞扬为“红色资本家”，而且，在荣毅仁的余生中，他作为商人的声望并没有就此消逝，反而在后期得到加强。1980年代，他曾经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一名商人被国际杂志恭维为世界型的企业家。
在他们走入会场，宣布自己的产业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前一年，这栋名叫中苏友好大厦的大楼刚刚建成，它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和苏联工程师共同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幢展览馆。它的产生，是因为当时新生的中国政权决定在上海办一次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大型展览。为了这次展览，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修建一幢与之相称的展览馆。从1954年5月4日动工，到1955年3月建成，其中经历了两个月的雨季，八至九级的台风，几十年难遇的潮汛和上海零下十度的严寒。在这栋楼的顶端有一颗镏金五角星。传说为了制作这颗金星用去不少金箔。而且，在那个时期，上海建筑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的建造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这颗熠熠闪耀的金星。中苏友好大厦也成为上海的第一制高点。
不过，在1956年走入这幢新上海标志性建筑的三个上海滩大亨心中，难免会想起中苏友好大厦所占据的那栋上海名园哈同花园和它的主人欧司·爱·哈同，心生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感叹。
1873年，22岁的欧司·爱·哈同只身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找到一分工作。他是个出生在巴格达的犹太人，5随时随着父母迁居到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在那里，哈同家族加入了英国国籍。21岁时，哈同到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另一颗明珠香港。第二年，他迁往上海，这个远东最著名的冒险家乐园。
来到上海的哈同不名一文，仅仅因为自己的舅父认识沙逊洋行的老板老沙逊，他才能够在沙逊洋行取得一份看门的工作。但是随后哈同却成为南京西路乃至整个上海滩最知名的上海大班之一。
他先是从门童成为洋行办货、收帐和联系业务的跑街仔成为沙逊洋行的经历，兼营房地产业务。同时传言说，他私下自己在做着鸦片和高利贷生意。1887年哈同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但是直到1901年他脱离沙逊洋行创办专营房地产的哈同洋行，他才取得一个冒险家能够在上海取得的最高成就。哈同洋行拥有南京路将近44％的地产——这条被英国人称为涌泉路的商业街道由英国人最早在1862年建成，开始时仅仅是一条荒芜小路，仅仅供居住在租界和市内的上海居民到静安寺踏青所用，后来却成为上海最为繁荣的街道之一。哈同最著名的商业举动是，他出资60万两白银用铁黎木铺设了部分南京路，这不仅提高了哈同在上海的知名度，更使他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
1868年，哈同和中法混血儿罗迦陵（原名俪穗）结婚。1904年，他在南京西路修建的私人花园就以妻子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命名：爱俪园。人们也喜欢称爱俪园为哈同花园。这座花园用了5年时间和70万两白银建成，占地300亩，由清末著名僧人黄宗仰仿《红楼梦》中大观园设计，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私人园林，人称海上大观园。
哈同夫妇还热衷于邀请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社交名流、政商大亨到园内参加宴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从海外返回中国，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住在哈同花园；章太炎和汤国黎女士的婚礼在哈同园中著名的天演界举行；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
热衷中国文化的哈同还曾经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并且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哈同花园中居住研究甲骨文。哈同夫人笃信佛教，园内创办过中国最早的佛学大学华严大学——后来，哈同在园内创办了另一所大学圣仓明智大学。王国维和徐悲鸿也曾经在哈同花园居住。真可谓盛极一时。
无子女的哈同夫妇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高达一亿七千二百万元的巨额遗产。1941年罗迦陵故去，但是夫妇二人留下的遗嘱却有很大出入，结果当时著名的哈同遗产案。
上海被日本侵略之后，哈同花园曾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其间还曾经遭受过数次火灾，到了1945年，闻名远东的哈同花园仅剩几间洋房而已，“像多年之前的旧照片”，张爱玲写道。
在这片园林的废墟之上建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可谓将这位上海大班和他建造的远东最奢华的私人园林埋葬殆尽。而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哈同一样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班们也尽数散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这里更换了新的容颜和主人公。毛泽东曾经在中苏友好大厦之内会见上海当地政界名流；周恩来曾在这里宴请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这一整条南京路也和哈同花园一样，起起落落。曾几何时，美琪大剧院和百乐门大酒店之内灯火辉煌、歌舞升平，上演着永不落幕的爱恨情仇和传奇故事；张园和爱俪园之内名流云集，谈笑风生；这条南京路构成了奢华十里洋场的西半部分。日军占领租界后商业凋零，风流散去。而在1945年之后又复归繁华。但1949年之后，资本流窜，商业凋零，昔日奢华地段只变成了中低档商品的销售地，并且在全国经济不景气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暗淡无光。
南京西路的真正复苏是在1992年之后。这条商业街的主角已经几经变化，从哈同花园的主人大班哈同，到那三个自愿交出自己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如今则是新的地产大亨。其中最显赫的是南京西路上著名的金三角的三个业主：梅龙镇广场的大股东香港和记黄埔李嘉诚；恒隆广场的业主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中信泰富大楼的业主中信泰富荣氏家族。
建成于2001年的恒隆广场是当时的浦西第一高楼，如今288米的高度仍然让它保持着上海第四高楼的桂冠。恒隆广场集中了知名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包括Hermes，Louis Vuitton，Cartier，Chanel，Dior，Celine，Escada，Bvlgari，Fendi，Loewe，Prada，Versace，Lanvin等。李嘉诚在金融危机时出人意料进入上海地产界兴建的梅龙镇广场则是金三角中人流量最大的购物中心。金三角中的中信泰富广场和恒隆广场附近的上海商城（其中分布着40家世界500强的分支机构），以及由中苏友好大厦更名而成的上海展览中心（它最新的目标是成为上海的卢浮宫），都是上海著名的地标建筑。而且新的知名商业建筑还在不断出现，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大亨投资建设的嘉里中心和静安嘉里中心二期，以及2004年开业的久光百货。和淮海路、徐家汇一样，南京西路重新成为上海最昂贵的地段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长安街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街道存在已久，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之后，围绕着长安街开展的京城规划之争，更让这条街道备受瞩目。它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老长安街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号称“十里长街”。“十里长街送总理”就是发生在这条街道上。天安门则坐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北侧，天安门广场坐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南侧，在长安街沿线还分布着众多政府机构和后来兴建的商业中心。
长安街修建于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与北京皇城同时修建，是明代北京城规划的重要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北京城如何规划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们展开了争论。其中长安街沿线规划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长安街和北京城的规划几乎决定了全国各地城市如何规划，他们在建筑风格、大马路策略等问题上纷纷效仿。长安街几乎是中国最重要的街道，而它和它沿线的规划也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城市主干道和主干道沿线的模样和功用。
一三、长安街：规划之争
1949年，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抵达北京。他身材瘦削，带一幅眼镜，一口宁波话，英文讲的比普通话好，尽管年纪轻轻，已经颇负盛名。据说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有一次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说，如果陈占祥名声这么大，我们应该早就听说过他才对。林洙于是告诉费慰梅陈占祥的英文名，费慰梅听完后，叹道：原来是他呀！
陈占祥曾有机会离开大陆。据说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一夜，上海的夜空中回旋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住所内，陈占祥在窗边看到这些士兵宁肯在大雨中休息，也不愿扰民，一时激动地眼泪直流，当时就把离开的机票撕得粉碎。极为欣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支持陈占祥留在中国，北上京城的举动。因为，对于阿伯康培而言，这里，将会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天堂，正如前苏联那样。土地国有政策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足以保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设想得到满足，实现他哪怕最异想天开的设想。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师都无法拒绝这种诱惑：有人可以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邀请陈占祥到北京的，是梁思成。已经近50岁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者和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在攻打北京城之前，派人潜入城内，请梁思成标出需要保护的建筑，表示即使有所牺牲，也要避开对这些建筑物的炮火攻击，这让梁思成深为感动。另外一件打动梁思成的事情是，彭真，中共的一个高层竟然能够熟练引用梁启超的作品内容。这让梁思成大吃一惊。尽管“梁”这个姓氏曾经给他带来极大的尊崇和荣耀，不过，“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
梁思成的热情还有出自职业的原因，“梁思成之所以对聂荣臻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抱有如此热切的希望，根源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即将得到这种政策所可能富裕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梁思成的传记作者窦忠如说。
但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北京城规划的第一役就已经败北。这场战役围绕着一条著名的街道进行：长安街。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在哪里建设自己的都城。在北京这个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权应当选择在哪里安置自己规模庞大的办公机构？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主张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安置政府机构，以达到保护古都的目的。而苏联建筑师和随后的中国建筑师华洪揽却主张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市。这场冲突日后广为人知，伴随着一片扼腕叹息之声。
在经过了数次辩论和努力之后，“梁陈方案”终于作罢。毛泽东说，他希望自己以后从天安门望过去，能够看到一片烟囱。那个激进的年代中，人们对于国家富强的想象力局限于烟囱、粮食和钢铁。来自苏联的建筑师以莫斯科为模板，为一个古城设计了未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对于梁思成和陈占祥希望将行政中心放在老城之外的想法，毛泽东表示了不悦，他曾经说过，为什么北京旧城皇帝住得，我们就住不得？甚至传说毛泽东针对梁陈的新城计划讲过一句会让梁思成毛骨耸然的话：“听说有位教授想把我们赶出去？”
于是，规划按照苏联专家的提议施行，沿着长安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反对无效，尽管在日后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反对理由充分：“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后来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中为当时的决策辩护说：“但是，鉴于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各部办公楼”。而梁思成也并未放弃对城市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梁思成说，在长安街的规划问题上，“两年来首度的建设工程发展得很混乱，虽说有行政机构在领导，实际上各处工程设计部分零乱分散，都没有组织，各行其是的现象甚为严重”，以至于在北京最主要的大街上，出现了“庞大而惹人注目的不正确”。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它让长安街继续成为中国最著名街道。沿着长安街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断改建的天安门广场等。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它也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随后改建和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和城楼面对的天安门广场一直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从北大红楼向天安门广场推进；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最重大的国事活动、阅兵和庆典就都在这里举行。1959年8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则是新政权权力的象征，历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和重大国事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被当成一条政治意味极浓的街道。几乎每天都有人群聚集道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护卫班举行的升旗和降旗仪式。当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之后，无数人买票登上天安门城楼，模仿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拍张照片；新富起来的企业家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和会议，享受以往只有国家政治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环境和美食。
长安街上的大规模修正建设几乎从没有停止过，50年代长安街沿线建成的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内贸部办公楼、北京饭店西楼等建筑。接下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倒是停滞了，但这只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停滞状态。随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每一次北京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方案的修改，长安街的规划和建设也都要随之调整。1980年代沿长安街建成了中国工艺美术馆、民航营业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京音乐厅、中国社科院、国际饭店、国家海关等。1990年代建成的知名建筑则包括长安俱乐部、中粮广场、恒基中心、交通部、东方广场、国际金融大厦、中宣部、北京图书大厦、中国银行等。
人们仍然认为长安街是中国政治和文化意味最浓厚的大街，却没有注意到，在这条街道的两侧，出现的商业知名建筑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在未来的长安街规划中增加类似于博物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建筑，减少像银行总部、大型商厦这样的商业性建筑。2008年倒是建成了规划中存在已久的国家大剧院，结果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指责为天外来物，是无视长安街上已有建筑的风格的“鸟蛋”。
在《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中，编撰者说：“长安街街道立面主要由建筑组成，长安街上的建筑是共和国历史的缩影，标志性很强，不张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中国第一街。围绕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论，既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也是文化多元的反映。在西方文化蜂拥而至的今天，长安街上的建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传统的设计被认为缺乏现代气息，甚至被称为‘假古董’；现代的设计又被看作是‘西化’，破坏了古都风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长安街建筑的批评者，但建筑师和工程师却不能因为批评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因此，长安街上的建筑往往是各种观念妥协的结果。”这种言说解释了长安街上出现的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也可以视为对既有规划的一种辩解。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或者至少被长安街加强，新华社的记者王军就是长安街式大马路的批评者：“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尽管长安街的不断拓宽正是为了解决交通不畅的问题，只是这种“宽而稀”的路网正相反，造成了今天北京交通的困境。而开始长安街规划的反面教材，西方发达国家‘窄而密’的道路，反而因为路网密集，大量单行道的存在，被如今的城市规划师赞赏。
单就交通而言，这条街道的麻烦还真不少，比如：因为长安街的特殊地位，为保证东西方向车辆畅通，沿线主要路口采取限左措施，但出于需要，一些特殊路口仍有个别方向准许左转，这部分车辆占用绿灯时间较长，造成长安街方向直行车辆排队等灯，使路口通行能力降低；同样为了保证通行，长安街不准空驶出租车通行，路侧也禁止出租车停靠，上下车都需要进入相交路口，但是长安街两侧却有很多大型商业机构和重要政府部门，正是人迫切需要上下车的路段。
如今的长安街景象早已不是当年梁思成、陈占祥们所能想象的。而批评者仍然无数次的引用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的言路和思路，比如梁思成主张建筑应当考虑同周围环境的融合，再比如梁思成的反对大马路方针，以及梁思成主张的对旧城墙和城楼城门的保护——这些也都在长安街的扩建过程中被拆毁。城市却仍然在继续生长。
一四、罗布泊：核之地
1964年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让罗布泊震撼了世界。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历史上，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树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曾经有发达的古楼兰文明。但是随后成为一片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夏季气温高达70℃，天空也没有飞鸟。斯文·赫定曾经在这里发现楼兰古国的遗址，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像谜一般迷人，同时也令人恐惧。后来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失踪。但是对于中国军方的核专家来说，这里似乎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迈入有核俱乐部。在那个年代，成为核国家毫无疑问极大增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信心和中国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直到今天，到罗布泊旅行的人，还会去踏访当年的核试验基地旧址。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抵燃烧起来，太阳都变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青定）蓝、绒白的变换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竖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后来的二炮部队司令李旭阁在他的日记如此中描述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的那一刻。
多年之后，年近80的李旭阁在接受采访时记忆犹新，“五颜六色”。他说。负责原子弹研究和试验的上将张爱萍规定，所有在场人员一律带着万分之一透光率的墨镜。李旭阁开玩笑说：“豁出一只眼镜，我也看看”，结果，“让张爱萍狠批了一顿”。
张爱萍自己也陷入惊愕。在他的戎马生涯中，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从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十足的爆炸效果。震惊延续了4分钟之久，张爱萍拿起电话，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是原子弹研发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原子弹试爆成功。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问张爱萍，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楞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张爱萍后来回忆说。
他没有办法在电话里通过描述试验爆炸的效果，来证明这真的就是核爆炸。
张爱萍回过头去问身边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王淦昌看了看60公里外因为这次爆炸而产生的巨大的蘑菇云云柱，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参与缔造了这种杀伤性巨大的武器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它的巨大威力和它随后产生的政治效果，如果不提它的可能应用，都会让参与者陡然心情沉重。参与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奥本海姆在目睹它爆炸之后，猛然想起一句来自印度的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但这也正是这群军人和科学家来到罗布泊的原因。他们必须制造出这枚原子弹。这片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盛传的是关于楼兰古国的传说，关于恶鬼和幽灵徘徊的噩梦，关于宝藏和寻宝的故事，还有种种离奇事件。但是它的荒无人烟也让它成为制造“死神”的最好场所——如果要释放恶魔，最好选一个没有受害者的地方。
在1964年，仅存的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理论上，中国和苏联处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幽灵从亚洲至欧洲为整个世界降下铁幕，铁幕的两端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欧洲，德国的分裂和在亚洲的朝鲜战争都是这种对抗的公开表现形式。
但是一侧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了裂缝。而且，是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各个工业领域内苏联专家的撤出。
那些倔强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去建立这一切，从毛泽东想要的遍地烟囱的重工业，到具备巨大威慑能力的原子弹。陈毅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可是谈何容易。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必须拥有与之相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成比例的国防工业发展，将会像一个巨大的吸血机一样，抽干这个国家。
而根据负责国家经济的陈云和李富春的报告，1960年底的时候，整个国家经济已经被以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为标志的“大跃进”破坏深重：粮、棉跌倒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跌倒不如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惟一有起色的重工业正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代价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后来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这正是认为中国仍然把研发核武器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家们担心的事情。他们对誓言即使当了裤子也要制造出原子弹的陈毅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在苏联专家撤出之后，“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
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已经毫无悬念，即使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堪重负。它不仅仅是关于虚荣心或者面子的“争气弹”，它还能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上的一张王牌。它会让中国变成第五个有核国家，它能让全世界真正开始认真看待这个红色国度，然后开始跟它谈判。它也能够成为自立的标志，即使不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国家也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它燃起的蘑菇云会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入场券，至少在那时那个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中如此。
负责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开国上将，首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攻占一江山岛的总指挥。张爱萍回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领到命令重任在身的张爱萍在一个月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核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张爱萍将原子弹研制完成的事件定在1964年，“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只是实现它的前提是倾尽国力的支持，这也正是为何国务员总理周恩来负责原子弹研发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原因，只有国务院总理才有权力和威望来协调各个部门，给予聂荣臻和张爱萍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所著的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据国防科委当时的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各工业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偕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偕同攻坚的局面。”尽管语有夸张，但这些最后汇集在罗布泊的努力最终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三年之后，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如今，当年的原子弹试爆基地早已荒弃。当游人们驾车前往罗布泊，游览这块当年的绝密基地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漠黄沙，和矗立其中的断壁残垣。连绵的房屋没有屋顶、没有门窗、墙壁屹立，但也已经残缺不全。墙壁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刷下的大字：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或者一心为革命。如果仔细寻找，运气好的游客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留下的弹壳。
那些曾经在这里浸淫数十年的人们早已离去。他们中有的已经名满天下，但是却仍然经历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的事。
1985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他们谈到了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奖金人民币10元”。杨振宁大吃一惊：“不是开玩笑吧。”这时候邓稼先说话了：“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1985年时，经过中央专门批准，决定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颁发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但是如何分这笔钱却让拿到奖金的领导很头疼，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话说：“当年那么多人抛家带口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于是，受奖的机构自身又拿出了了十几万元，然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给有功者。分到邓稼先头上，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正好是20元人民币。
一五、兰考：焦裕禄的县城
因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兰考是1965年中国最知名的县城。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开封市东侧。和大多数紧靠黄河的城市一样，兰考历史悠久。它是西汉丞相陈平和南朝才子江淹的故乡。但是兰考能够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上被人记住，更多的是因为一位县委书记：焦裕禄。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当年焦裕禄就带领兰考人大量种植泡桐树，用以挡风固沙，同时改善地方经济。焦裕禄病逝之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穆青的一篇文章焦裕禄和兰考名扬四海。焦裕禄亲手种的油桐至今还被保护起来用来纪念他——兰考油也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之一。此后，几乎在每个政府觉得需要清明吏治的时刻，焦裕禄和兰考就会被再度提起。
1965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在去西安的途中路过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向这位45岁的官方通讯社副社长汇报分社的工作。记者对穆青说，河南东部灾区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事情很多，也很感人。穆青以前辈的口吻对记者周原交待说，要到灾区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一名称职的好记者。他说，要在10天之内找到一个好的采访对象。
1921出生于河南杞县的穆青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红色记者之一。16岁的时候，穆青就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两年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很多红色作家和红色记者一样，穆青也毕业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鼎鼎大名的鲁艺在当时是中国左派文学的圣地，鲁艺的教师包括知名的作家周立波、何其芳和周扬等。随后，1942年，穆青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此后穆青一直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1959年时，他已经成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副社长。毛泽东曾经给新华社题词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贯重视宣传的毛泽东对新华社这个官方的喉舌异常重视，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文章甚至能够影响一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决定他是受到惩罚还是得到升迁，或者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一夜成名天下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往往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抵达中国的上层政治人物；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它的传播效果也非常惊人，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报纸都要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同一篇稿件，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在当时也可谓位高权重。
记者周原在老领导的指派下在河南各地寻找能够满足这种宣传需求的理想人物。周原来到当时的重灾区兰考。按照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习惯，他们首先到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周原就在兰考县委大院见到了兰考县委的新闻秘书刘俊生。刘俊生向周原介绍了刚刚病逝的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后来的记录说，刘俊生讲到动情处，就开始哭。周原采访的另外一个人，兰考县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也给这名前来寻找典型英雄事迹的记者讲了18个小时的焦裕禄，“周原记了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当周原回到郑州时，才发现，焦裕禄的事迹在半年前已经被《河南日报》报道过。他的同事建议他等到焦裕禄迁坟时再写。可是周原认为自己找到了穆青所要求的好的人物和好的采访对象。他把穆青和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冯健带到兰考。后来冯健在一篇回忆穆青的文章中写道：“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们一行赴豫东老灾区兰考及其附近的杞县、睢县、宁陵、民权县采访、调查。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这一大片灾区。广大农民群众勒紧裤带同灾害进行殊死苦斗，决然向贫穷宣战的情景，极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灵；焦裕禄在大雪封门、飞鸟绝迹的日子，自己扛着粮食走进饥寒交迫的五保户的柴门，以重病之躯领导着兰考36万群众向风沙、内涝、盐碱誓死抗争的形象，在穆青心里树起了一座无言的碑。他不能不联想到的是，在严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在东北解放区零下十几度的那个严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把穆青一双极度冻伤的脚揣在怀里，用体温拯救了他可能被锯掉的双腿。这一切，在穆青心里终于凝结成四个大字：勿忘人民。”
人民在穆青的心里和焦裕禄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在听张钦礼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穆青也哭了。“记者们哭得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下午继续听的时候，伤心得连钢笔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着谈，记者哭得受不了，被迫休会”，后来的一篇报道说。
穆青于是让周原立刻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后来，穆青自己将周原的1.2万字初稿带回北京亲自修改。然后将报道由周原带到兰考去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