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报道就是1966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长篇通讯，在录音时，当时著名的播音员齐越竟然数次泣不成声，录音一次被一次中断。后来连录音编辑也开始哭。
穆青的文章和齐越的广播让焦裕禄和兰考一时之间名闻全国。焦裕禄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找到的新的榜样和标兵式人物。后来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胡志明也参与了对焦裕禄这个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农”的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赞扬焦裕禄的文章《中国经验》。
今天重新阅多穆青的《焦裕禄》，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经不能给人任何惊喜。这篇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注定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经典，在今天来看，他使用的笔法、叙述手段和语言都已经陈旧过时，充斥着中国未开放之前的陈词滥调、夸张的情感和过多的政治套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庞大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样，焦裕禄被写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在道德上占据着制高点，同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使用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惟一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语言也给人过于夸张的感觉，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想要传递的情感太不真实。
但是它却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写《焦裕禄》时的风险，说：“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但（穆青）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不能再作这样的强调，因为这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真实。”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啊。”《焦裕禄》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冯健说。
另一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穆青在自己的采访笔记中说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兰考情形，是“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后来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一段灾难描写，为焦裕禄到兰考埋笔：“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晚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紧接着一段就是：“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接下来是对兰考的描述：“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穆青的叙述也采用了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最简单的技巧，先渲染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然后才能突出在同恶劣的环境抗争下人的伟大。“这样，穆青顶着压力，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兰考的灾情，而且，通篇未提阶级斗争。”
但是，在引起巨大影响的人物通讯发表几个月之后，穆青仍然被造反派打倒。新华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焦裕禄》中，编者在前言中写道：“于是，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来自两方面的不同反应，都说明这几篇作品触动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也说明，穆青和他的《焦裕禄》终于还是没有跳出好坏和黑白的二极世界。
而这篇人物通讯的结尾，几乎完全是道德的评判，而不是报道的口吻：“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心里！”
但是这种标语式的写作和庞大的宣传机器的结合，以及政府对英雄人物的需求确实让焦裕禄和兰考成为了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需求是巨大的，无论是大众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向往需求，还是执政党对他的官员在政治道德的需求。因此，每一次重提焦裕禄，都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响。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几乎取代了汉代的宰相陈平和“江郎才尽”中的江郎江淹成为兰考的符号。2007年的时候，一则新闻说，兰考政府甚至希望能够凭借焦裕禄的吸引力，发展兰考的旅游业。在这里，焦裕禄是鲜明的，而兰考则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
一六、红旗渠：人工天河
1969修建的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最为骄傲的工程之一。它是一个县城的人用了10年时间在太行山的峭壁上开凿而出的一条水渠。这个名叫林县（1994年后更名为林州市）的县城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的东侧，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汇处。林州市的总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而其中山坡和丘陵面积就占到了86%。这或许能解释林州人对于征服自然的渴望——传说愚公移山内，愚公要对付的两座山中，其中一座就是太行山。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让林州名闻全中国，红旗渠自己也号称“人工天河”。在共和国前半段的历史中，充斥着关于人征服自然的壮举，而红旗渠则是其中最让人叹服壮举的之一。
他突然唱起歌来：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势把山河重安排。那是在2008年的北京，五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谈论他年轻时候作为工厂运输司机去过的地方。他到过那个修建了红旗渠的县城，河水顺着人工修建的沟渠，从山的岩石间奔腾而过。但是恐怕让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这首歌唱红旗渠和修建红旗渠的人的歌，以至于他在将近40年后仍然能够在谈论它时，不自觉的从口中唱处。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红色歌曲一样，这首歌旋律简单但却容易被人记住，只要听过一遍，再次听到它时，你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而正像今天四处播放的流行歌曲一样，它会不断出现，强化听者的记忆；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流行歌曲并没有太多选择。
这条修建于1969年的人工河渠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周恩来曾经在接待外宾时，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说：“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对它的赞誉还包括“人工天河”、“当代万里长城”和“世界第八大奇迹”。即使在善于使用廉价劳动力制造让外人匪夷所思的惊人建筑的中国，它也是一项让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人工修建的渠道或者绕过群山，或者从山的中间穿过，将一条河流引过山的障碍，引到需要水的农田。红旗渠的总长度是1525.6公里，为了修建这条人工河渠，人们要“削平山头1250个、钻211个隧洞，架设渡槽152座，兴建水库48座，塘堰364座，修建各类设施12408座”，“全县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相当于修建一条从哈尔滨到广州的高3米、宽2米的公路”。
如今人们已经难以想象这条人工天河在当年究竟如何修建。就像今天的游人去看大寨修建在一层一层山上的梯田、或者去看被称为“象牙微雕”的阶梯式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我们只会赞叹人的能力所能抵达和造就的建筑奇迹，对这种愚公移山般的努力心生敬意，同时内心暗自去想是什么东西驱使人们这样去做，或者这种让人赞叹的努力是否存在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渠的修建，是源于一个县城对水的巨大的渴望。
在一本1974年出版的小册子《红旗渠》中，编撰者在介绍林县，这个位于河南西北部，太行山余脉隆虑山脚下的县城时说：“到处都是险眉恶崭的大石山和悬崖陡峭的峡谷深沟。县内有名字的大山7600多座，大沟7800多条，无名的小山小沟更是不计其数。全县的几百个村庄就分布在这深沟峡谷之中，土地有三分之二是盆一块、碗一块的挂在山坡上。这里不仅山高沟深、地少人多、交通不便，更主要的是严重缺水，靠打井，地下水位低，几十丈深不见水；靠河，虽然有贯穿东西的淇、洹、淅、露四条河，但都是季节河，平常干涸断流，一到七、八月汛期，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冲地毁屋，人畜遭殃。过去有一首民谣说：‘天旱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在林县流传着众多同水和缺水和缺水带来的贫困相关的俗语：“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守着河水种旱地，背靠高山没柴烧”；“闺女跑下川，媳妇不上山”；“不吃山西粮，不能过时光”（林县邻近山西，意指不逃荒到山西去，就没有办法度过缺粮的岁月）。当地流传着众多关于水和缺水引发的传说，其中大多数是悲剧，比如火灾发生时，因为水的珍贵，人们宁可让火把房屋烧毁；或者一个生病的老人，因为缺乏煎药用的水而过世。
后来在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当时的林县县长李运宝说如此形容林县人对水的那种渴望程度：“盼水盼到啥程度呢。给孩子起名都要带水，就叫金水银水甜水，啥水啥水，不叫这个水也要想法带上个三点水。”
正像面对着门前两座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的愚公一样，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最佳选择似乎应该是搬家；在林县生活的人们的选择也有两种：搬离这里，或者像愚公那样，像似乎不可战胜的自然宣战。无论是其中哪一条道路都不乏人实践。在邻省山西的长治地区，有一个名为“林移”的村庄，其中生活的人都是从林县移民过去的为干旱所苦的百姓。明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为这个干旱的小县城修建了一条9公里长的水渠，后人称为谢公渠。引水或者打井的想法和实践从没有停止过。
在一贯相信同天、地、自然相斗，其乐无穷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之后，这两种选择继续存在。“早在建立互助组时，全县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村村打井，处处打井，山坳里打，山垴上也打。打出水来就用，打不出水来就让它蓄雨水”，《红旗渠》中说；同时，有人建议搬迁，从深山区向平原地区迁移，“有的人公然向县委提出‘移村秉户’的错误主张，要求把深山区的群众迁移到城关一带安家落户，还有的人带头拆房子，卖牲畜，偷偷地搬下山来”。
但是显然搬迁的主张在那个年代不得人心。它关系到一个被不可战胜的信念鼓舞着的共产党官员的自尊心和他的政治命运，战胜干旱甚至能发展出对一整个政权哲学的支持体系，或者至少是胜利的图腾。
对于林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贵来说，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图腾，但是治下的干旱却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显然，他不能赞成“搬迁”的理论，尽管很多时候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身材高大，1米85的身高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高出一头，头发和眉毛都黑而浓密，鼻梁和身材一样高挺，和参加过建国战争的很多共产党员一样，内心想法单纯但意志坚定，可能也惟有这样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人才能创造出后来的红旗渠奇迹。
出生于河南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的杨贵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岁就当了区长。他带领着敌后武工队在铁道线上同日本侵略军纠缠。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后，他还参加过剿匪。1953年秋天，林县县委老书记逝世，杨贵被派遣到以贫穷著称的林县，第二年，26岁的杨贵成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1958年杨贵和林县县委在林县治水成功的庵子沟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后来有人纪录这次回忆说：“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讨论了庵子沟党支部带领群众治山治水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的伟大教导，研究制定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规划。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战斗号召”——庵子沟的业绩是“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实践，他们挖了一万多个鱼鳞坑，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了两眼旱井，挖了一个蓄水池。另外，还在峡谷里闸坝造梯田六十多亩，植树七千多株”。
但是1959年的大旱让这些“运动”显得仍不足够，“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山洪未发，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朝天，水渠成了干渠，林县人民多年来艰苦奋斗兴建起来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失效”，《红旗渠》中纪录说。
“修水库，天不给水；挖山泉，地不给水。看来，仅仅在林县的小天地里转是打不开局面的。能不能把外面的水引进来？漳河的水量不小，如果在上游把水截住，修条渠”杨贵在1959年10月10日的县委会议上提出引漳入林，修建人工渠的设想。
跟踪拍摄了红旗渠修建十年过程的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在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杨贵的这个想法啧啧称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小河过去，想的是真大胆，简直神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这项具备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工程在1960年2月11号开工，几乎动员了林县的大部分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后来的统计说，开工那天有37000个人从全县15个公社出发参加了这项壮举。大路两旁张贴着大幅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中学老师和学生们在前往山西修渠的路上设立水站，喝了水的公社社员说：“今天喝你一口水，来日还你一条河”。
在修建它的长达10年的时间内，伴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莫测变迁。从开始修建这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工河渠开始，它就像是一个政治举动，为了对当时流行的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证明总路线显得仓促，大跃进酿成了灾难，而人民公社则是一个不合理和低效的政治组织）表示赞同，同时也为自己的修渠举动涂上保护色，林县把这条人工河渠命名为“红旗渠”。后来，“坚决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批林批孔”和“彻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大标语也出现在红旗渠的工地上，标语下则是一片人山人海——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或者刘少奇和林彪在政治上的各自见解。
但是杨贵本人却未能逃过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利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迫四处躲藏，他曾经躲藏在和陈永贵齐名的山西劳模李顺达家，也曾经躲藏北京几位新华社记者家中。他被攻击为“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名记者穆青回忆说，直到1982年，杨贵本人已然重新在政府任职，“在林县一提起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
但是最终红旗渠迅速得到了整个政党和国家的认同。从周恩来到温家宝，都对红旗渠赞赏有加。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信念的一个现实胜利，也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对水的渴望，后来则带了经济上的收益。
2005年杨贵在一次采访中说，“红旗渠直到现在仍然是林县经济的生命线，它的质量非常好。当初修渠时，各村各队承包一段工程，石头上都刻了名字，说好了谁要是偷懒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现在仍很坚固。”
它成为了景区，60元一张的门票在高峰时期可以为林县每天带来8万元的旅游收入；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是一款著名香烟的名称，它还是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等众多产品的母品牌。一个浪漫主义年代的产物，同样适合生存于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世界。
一七、南京长江大桥
和红旗渠一样，竣工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圣地。南京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下游，南京市西北面的长江上，连通市区与南京浦口区，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竣工，上层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还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下层的铁路桥长6772米，宽14米，铺有双轨，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其中江面上的正桥长1577米，是中国桥梁之最。正桥的路栏上，公路引桥采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双孔双曲拱桥形式。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嵌着200幅铸铁浮雕，人行道旁还有150对白玉兰花形的路灯。大桥南北两端各有两座高70米的桥头堡，堡内有电梯可通铁路桥、公路桥及桥头堡上的了望台。堡前还各有一座高10余米的工农兵雕塑。建成在那个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到南京的游客，无不到南京长江大桥上摄影留念。它也被视为“金陵四十景”之一。
2006年，一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是否应该炸掉的争论再次出现在媒体和互联网上。
几乎所有关于这场争论的报道中都会提及，2006年1月5日于上海举行的“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主题报告会上，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演讲时说，应该考虑炸掉长江上两座净高度不够的老桥，解决重庆的货轮“上不去下不来”的问题。黄奇帆没有指明两座大桥的名字，但是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所说的两座老桥，是建于1957年的武汉长江大桥和建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
接下来发言的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对黄奇帆的说法提出质疑。蒋裕德从两方面来反驳黄奇帆的说法：一是南京长江大桥是公铁两用，不能为了黄金水道的畅通把大动脉炸掉；二是炸的同时还要建铁路桥，而建造铁路高架桥的难度会更大。蒋裕德还特别说明，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旧了点，但再用50年没有问题；而且，蒋裕德从南京市政府官员的角度说，长远来看，不“炸桥”对南京有利，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为24米，5000吨级货轮无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这样一来势必会增加南京港的吞吐量。黄奇帆没有再回应蒋裕德的说法。会后当两位市长交流看法时，大家都认为“炸桥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有的媒体在引用这一事例时都说，这两位市长展开了“唇枪舌剑”般的辩论。
随后关于南京长江大桥是否应该被炸掉的争论不时出现，一位不愿具名的桥梁专家对媒体说：“账其实很好算，与其花数十亿改建，不如干脆炸掉南京长江大桥，彻底疏通长江黄金水道，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到10年就能超过上千亿”。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金义华也被媒体视为南京长江大桥的主炸派。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南京大桥以下港口由于不受桥梁净空高度的限制，3万~5万吨级货轮可乘潮直达，而南京以上港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10亿元在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武汉、城陵矶、重庆等港口建成的数十座5000吨级外贸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却很少有大型外轮靠泊。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进入长江的国际航行船舶虽然超过1万艘次，但99%的船舶均在南京以下港口。净空高度24米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同江上的一条锁链，把大船挡在桥下，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万吨级外轮根本不可能通过。
而建议炸桥的专家还提出了炸桥费用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由炸掉后政府出面，从炸桥后收益最大的安徽和湖北两省筹措资金。而早在1990年代，正在筹建南京长江二桥时，就有炸掉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法，只是这种方案被国家计委否定，因为担心南京长江大桥被毁之后中断交通运输引发麻烦；另一个大麻烦则是拆桥的150亿至180亿元人民币费用实在过高。
一时之间，关于改造南京长江大桥的各种方案纷纷出现在媒体上，有专家建议部分拆除长江大桥上水最深、可以通行万吨船舶的几个桥墩，然后将这一段的桥面改建成可以折叠打开的；也有建议将主桥拆除，留下南北引桥以及桥头堡，改建成桥梁博物馆的。这两种方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留下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至少一部分，作为历史纪念。而反对拆桥的大多数意见，除了考虑到这座桥兼具公路、铁路运输功能之外，还有南京长江大桥的特殊历史意义。这也正是南京长江大桥拆桥之说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这座大桥身上凝聚了众多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自豪感。
这座大桥从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修建了将近8年，1968年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它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座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也第一次贯通了沪宁、津浦铁路，还曾经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它的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
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梅旸春，1934年曾经接受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聘请，担任第一座中国人设计建造的杭州钱唐江桥的正工程师。此前，毕业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江西人梅旸春在1923年公派出国，毕业后曾经在美国桥梁公司工作过。但是却因为网球打得好，工作也出色，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深受刺激的梅旸春于是在1928年回到国内，致力于中国的桥梁建设。
新政权建立之后，梅旸春留在大陆，随后就出任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他在技术上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
这个新的政权也曾经让包括包括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内的建筑师们认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个建设的机会。但是同著名的梁陈二公相比，梅旸春的幸运在于他没有活到等待自己被否定。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之后，梅旸春就得到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他的职务是总工程师。
《光明日报》关于梅旸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的一篇报道说：“建设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工程上并没有太不顺手的事，可是国家遇到了困难。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程奉令延缓。此时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士气方盛，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梅旸春虽血压高达220毫米水银柱，却心急如焚，奔赴北京铁道部申诉，希望不要放慢建桥步伐。然而客观形势摆在面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桥梁建设终于放慢下来。这一次延缓，使他未能亲手完成这一伟大的建设，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经过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三年困难很快就被克服了，工作又有了生机。年逾花甲，已与家人分居在工地战斗了四年的梅旸春，重新焕发起活力。可惜年事已高，加上素患高血压症，紧张的工地生活，对他的疾病是不利的。虽几次发病，策杖而行。仍主持会议，到现场视察和安排工作，直到病倒在他办公室隔壁的单人卧室之中。”
梅旸春病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当时负责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铁道部。铁道部的部长吕正操和副部长武竞天副部长都指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这位工程师。从空军调配的飞机将北京和上海最著名的脑血栓病专家运往南京，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从北京赶到南京看望这位辛苦的工程师。此后梅旸春的病几经波折：“同事们亲切地关注，竟把心力交瘁的梅总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但已瘫痪不起。当1962年早春梅花开放的时节，他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些精神，又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他醉心工作，没有对人生最终的归宿作认真的思考和准备。趁他病情有起色，组织决定送他回北京休养。行前，满足他所提出的愿望，再往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南京岸码头一观。谁知，因情绪奋激，晚间脑病复发，抢救不及，紧握其夫人之手而与世长辞。”
只是后来的人们不知该为梅旸春感到幸运还是悲哀。南京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之一的李国豪，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身陷监牢。比梅旸春年幼13岁的李国豪留德背景，少年得志，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一发表，就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反响，26岁的李国豪以“悬索桥李”而在业界暴得大名。但是李国豪后来却只能从监狱中听广播，来获知他担任技术顾问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来被人反复提及的是，李国豪在随后一年的隔离审查和监禁期间，利用报纸的空白处进行草稿运算，完成了大桥振动的初步理论研究，并且随后还用最原始的方法偷偷制作出桁梁桥模型，他想以此来解决桥梁晃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天出现。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带给当时的中国极大的自豪感。建桥的最后28天大会战，有10万多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其中一个因素或许是当时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南京分社1968年12月29日的电讯写道：“在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广大工人群众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史、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史、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长江大桥是国家领导人陪伴来访的国外领导人的必到之地。周恩来因此要求南京长江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是和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他总是对前来参观的外国领导人说，新中国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另外一个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也是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尼克松问周恩来，每天要有多少人从大桥上经过，周恩来回答说，5个，工、农、兵、学、商。
南京长江大桥的照片也出现在人民币2角的背面。只是更多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小学的课文，这篇名叫《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往往被小学的语文老师要求背诵：
“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波浪滚滚的江水中，9个巨大的桥墩稳稳地托住桥身。正桥连接着22孔引桥，仿佛一条钢铁巨龙卧在大江上面。大桥分两层，底下一层是火车道，铺着双轨，上面一层是公路，公路两边是人行道。宽阔的公路上，行人车辆穿梭似的来来往往。我沿着人行道，走近正桥。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左右挺立。塑像后面，耸立着两个高大的桥头堡，顶端的一面面红旗，映着阳光，十分艳丽。正桥笔直的公路上，一对对玉兰花灯柱，像等候检阅的队伍，站得整整齐齐。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侧耳倾听，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一八、三门峡大坝和它孤独的反抗者
1957年开始修建的三门峡水库是中国人驯服黄河的一次万众瞩目的努力，但随后却备受争议。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此地历史悠久，曾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属虢国，秦置三川郡，西汉为河南府，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续至明、清。相传大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三门峡的知名是因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因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在195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为省辖地级市。作为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库曾经让万众狂欢，它是一个像南京长江大桥和红旗渠等一样能激起自豪感的工程。但是在随后44年间，关于三门峡水库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坝”的修建的利弊、建“坝”和任意一项影响巨大的工程的决策过程等等，直到今天中国人扔在争辩和讨论。
1866年，曾经担任北京同问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华北凝视着滚滚而去的黄河，高声大喊：“汹涌混浊的波涛，将思绪带向未来。滚滚黄河无视当地人蚁蜉之力，还有待西方工程师以科学方法来驯服。”
并不是没有西方工程师向这条河流宣战。69年之后，来自美国密西根的水利工程师奥利弗·托德就开始苦苦思索驯服黄河的方法。托德将这条河流视为“中国之悲”，因为他自己就亲眼目睹这条河流的泛滥如何冲毁人民的家园，让百姓死于饥馑，或者沦为乞丐。但是被戏称为“全能的托德”的工程师还是失败了。他的努力首先就面临着来自分裂的军阀的阻挠，和中国人的不信任。他被视为“西方列强的代表”，或者，是妨碍军阀们继续格局的西方人。
这只是中国人希望借助外来力量驯服这条河流的无数尝试中的一次。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中国人驯服这条河流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条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但是被奥利弗·托德称为“中国之悲”的河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制造灾难和悲伤。
1952年10月25日，刚刚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了一周时间视察黄河。他视察的地段是山东、河南境内黄河绝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毛泽东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信封人定胜天原则的建国之父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是意志坚决的人所不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那只能是人本身发生了问题。
也是在1952年，中国从前苏联请来水利专家，协助中国规划黄河治理。新华社记者，后来成为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的朱幼棣在《后望书》中写道：“遗憾的是前苏联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们都擅长修建坚固的水坝，但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
朱幼棣主张从一个不会引发争议的角度来判断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利弊。他的一个标准是，三门峡水利工程毁掉了三门峡景观，“没有人说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是最好的旅游景区。除了云集的水利专家，对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时，其他学科专家竟无一席之地……三门峡景观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954年1月，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科洛略夫为首的超过百人的专家团，用了数月时间沿着黄河进行勘查。科洛略夫最终认定，三门峡是在黄河上建坝的最佳场所。4月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记述经济报告》，这一报告随后被国家计委和建委联名呈报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接下来这一报告先后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治理黄河的迫切心情让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份报告描述的前景吸引。
这一年的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朱幼棣在他关于三门峡的文章中描述这次报告说：“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设想中的三门峡大坝简直万般如意。邓子恢在会议上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河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暂新的国家，似乎一切都是暂新的。人们享受着命运的垂青，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份规划报告被全国人大通过，科洛略夫成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但是，在1955年6月，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这项万众期待的工程却遇到了它的反对派。那是两名孤独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而黄万里则是全盘反对。
黄万里是黄炎培之子，他早年的志向在于桥梁工程，正像那一年代期待建设国家的很多青年一样。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到江杭铁路工地上做工程师助手，但却目睹了两次特大洪水：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仅湖北云蒙一县，就有七万人被洪水冲走；1933年黄河特大水灾，大堤决口十几处。黄万里旋即放弃了铁路工程专业，转学水利——一种说法是，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理黄河，赴美留学之后，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黄万里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随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份意见后来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黄万里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两点。首先，在三门峡修建大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本来在三峡潼关一段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会加大黄河淤积，从而造成渭河入黄河口因为淤积而被抬高，威胁八百里秦川和西岸的安全，下游的洪灾被转移到中游；其次，指望黄河水清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黄河本身就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三门峡水利工程已经无可避免，黄万里在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补救之策，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接下来，在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再次舌战群儒。讨论会上分了三派，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
高坝派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主张建360米大坝。
低坝派也是少数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则属于孤立派，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出席会议者“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结果是19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所说的一切问题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渭河成为地上悬河，水灾威胁西安。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水灾。而三门峡蓄水水位也因为顾虑泥沙淤积而不敢抬高，水库装机容量只有原设计的四分之一。同时，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侵蚀，对河岸冲刷严重。而此时黄万里已经因为他的反对言论被打成右派，劳教去也。在他的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也没有停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发表意见，他仍希望扭转事态，通过父亲的好友、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上书中央。
2003年渭河特大水灾，更是让人们把矛头对准三门峡水利工程。媒体甚至直指三门峡水库为渭河水灾的“罪魁祸首”。一时之间，三门峡水库存费的争论开始出现。渭河的受害者陕西省认为，“潼关高程升高，渭河排水不畅，小流量酿成大灾害，责任全在三门峡，三门峡水库该废。”——所谓潼关高程，指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不少专家认为三门峡水库是造成潼关高程抬高的原因。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三门峡水电站应该废弃。赞成这一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潼关高程的抬升属自然抬升，非渭河独有，也非潼关高程独有。气候变暖，北方来水少，而来水少、河床淤积是自然现象，整条黄河及北方的全部河道河床均在抬升之中”。因而，“废弃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主张”。三门峡市更是向水利部直呼：“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相形之下，朱幼棣站在文化立场上对三门峡工程的责问则无人能反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老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水库。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可后来，实际蓄水还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水位，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被迫降低，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库。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竟造成了无水的淹没和毁灭。”这是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区，也也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还有无数本可避免迁移的人民和避免荒废的城市，可惜都被想象中的水给淹没。究其原因，只能重新回到黄万里孤独的反抗之上。人类并非败于自然，而是被自身所愚弄。
一九、陈永贵的大寨：标本农村
大寨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农村的标本。大寨位于太行山麓松溪河畔，平均海拔1000米，这个海拔对于平原地区已经算高。地处多山地段也决定了大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贫穷。大寨距离它所属的昔阳县城5公里，距离太原168公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寨的名声要远远高于昔阳和太原，其原因要归结为吴思所称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他让大寨成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后，吸引了1000余万人次来大寨参观、学习、旅游，其中还包括不少国家的元首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陈永贵自身也曾经官至副总理。到今天为止，大寨仍然是一个著名的红色旅游地，很多人为大寨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和它包含的革命浪漫主义所吸引，前来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