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7岁的陈永贵到山西太原去参加全省农业丰产老农模范代表会。这位后来闻名全国、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劳动模范当时尚且名不见经传。
他在6岁的时候跟随父亲陈志如搬迁到大寨——后来这个地方被陈永贵缔造为一个农村的范本，此前一年，他的父亲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幼子。作为一个大寨的外来者，陈永贵以自己的果敢、富有魄力、敢于承担责任立足脚跟，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领导自己满是老人和少年的农业互助组，创造出15个亩产500斤以上高额丰产户的成绩，入了党，评了模范，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农民领袖。
和他同行的有昔阳县刀把口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劳动英雄张老太。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劳动模范们住的宾馆，张老太弯腰钻进车厢，轿车扬尘而去。站在大门口的陈永贵看着这一幕，沉默许久，转过身对他的同伴说：“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面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回到大寨之后，陈永贵就开始了自己“闹一番事业”的旅程。针对自然环境恶劣，“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陈永贵制定了一个治山治水的十年计划。他信奉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确实也在对自然的博弈中大有斩获。
作家吴思后来写了一本陈永贵的传记《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他回忆说，自己当年第一次到大寨时，感觉相当震撼。因为那时北京的楼房最高也都是六七层，大寨人修建的顺着山势由低而高的梯田，显得异常雄伟。
在那篇曾经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的通讯《大寨之路》中，两位记者这样描述陈永贵和他的伙伴们是如何建设大寨的：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白驼沟仅仅是陈永贵们治理的第一条沟，随后，他们在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治理狼窝掌沟。陈永贵率领着大寨的干部和村里的50多个劳力，在寒冬中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狼窝掌沟后来被大水冲毁了两次，直到第三次，陈永贵和大寨人才最终征服了它。
后来吴思在他的书中总结陈永贵和大寨人的造地经历：“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吴思提到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报告发生在1964年12月21日的第三届人大一次回忆，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向全体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周恩来提到大寨，并且根据之前到大寨考察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提供的材料，归纳出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的三点分别是：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不可避免的，大寨和陈永贵，置身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语境之下，被附加了众多的精神和意义，而这些精神和意义，又都被放到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邀请了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并且开始号召全中国农业学大寨。一个新中国农民所能获得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但是陈永贵不能预料到的是，这才仅仅他和大寨所获得的殊荣的开始。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精明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早期短暂的迷惘之后，陈永贵迅速掌握了主动权。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另一位山西省劳动模范李顺达抵达山西，同另外一些劳动模范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开始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陈永贵佩带着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开始出现在各个造反派云集的场合。这一年2月6日，《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
接下来，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他从一个毛泽东接见过的农民代表，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的头面人物和整个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58岁的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俨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农民领袖和农民的代言人。
但是此时陈永贵的一些言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有意见。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山西分社派驻大寨的记者赶出去；同时，要求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去大寨。”
陈永贵在政治也益发激进，或许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那种彻底的集体制经济。但是为了维护陈永贵和大寨的颜面，大寨却不得不在1973年谎报了收成数目。
但是那些对陈永贵和大寨提倡的农业经济模式存有疑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永贵个人在道德上仍然几乎无懈可击。他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新华社当时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陈永贵一年，他发现在1971年，已经贵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永贵参加劳动不少于150天。
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太太和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正本人也没有城市户口，也要在大寨挣工分。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大寨的干部都要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然后给陈永贵捎去。
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曾经和张春桥反目相向，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宠爱让他安然无恙。他和毛泽东的继承者华国锋的关系也亲密无间。华国锋去职，邓小平还曾经为陈永贵表态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但是属于他和大寨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据说胡耀邦对陈永贵推行的大寨一套深恶痛绝，他认为很多形式化的仿照大寨的造田和水利工程仅仅是劳民伤财。而陈永贵为之大怒：“什么胡耀邦，我看是胡乱邦。”
接下来，安徽凤县小港村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靡全国。即使政治力量曾经全力推行的大寨模式，也没有承包责任制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广开来。
1980年8月30日，人大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为陈永贵和大寨经验盖棺定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八年之后，陈永贵病逝。在他逝世前三天，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拒绝医生给自己用药：“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这位总是以包着白头巾、脸上皱纹纵横的形象出现的憨厚老农，终其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加给他的一个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从未想到，他和大寨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图形，可能正远离那个理想目标的实现。
二〇、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1950—1970年代的开发北大荒运动，让北大荒成为无数知识青年此后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地方。曾经有一句诗形容北大荒：“百里无人断午烟，荒原一望杳无边。”这片广袤的原野原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它的荒芜起因于清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祖先龙脉，禁止汉人入关进入东北地区。北大荒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部分为低湿沼泽地，生长季较短，但可以种植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高粱等作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组织复员军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到北大荒进行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大荒和毛泽东时代另外一个名词“知识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代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励，到这片荒芜之地挥洒青春。北大荒也成为这些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无数知青作家将它作为描写对象。
“那一晚，我和老朱跟邓灿分手，没有回家，走出西华门不远，就走到了天安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和城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让我们感到那样神圣，我们的心里洋溢着说不出的激情，任那一年7月的夜风吹散，在天安门广场上翻滚着激荡的浪花，一朵一朵的，我们都看得见，看得那样清晰，第二天白天，我和老朱又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拿着照相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就是揣着这样一张照片，像是在怀中揣着天安门一样，神圣而庄严得不得了地去了北大荒。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可笑。那时，我们激扬而时髦的口号是：不做笼中的鸟，要做云中的鹰。我们崇尚的是毛主席诗词里恢弘的意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今日何方，赣江风雪弥漫处。而我则在去北大荒的前一夜，在日记本上悄悄地却自以为是地抄下了两句古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我有辞乡剑，玉锋堪裁云。”
这是1968年，21岁的肖复兴和他的朋友决定从北京出发，到一片他们从未涉足过的原野。
这片荒野位于北大荒，位于东经123°40′到134°40′，横跨11个经度；从北纬40°10′到50°20′，纵贯10个纬度，总面积5.53万平方公里。如果今天从字面上的描述来看，这是一片诱人的土地，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在这片平原深处交汇，然后入海；它的旁边是浩瀚的兴凯湖，而完达山则横贯平原。它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机质含量高，号称“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它是中国的最北边疆，从这里出发的骑兵曾经横扫中原：金、元和满清。但随后它就成为一片荒芜之地，它的劣势被夸大：气候寒冷、耕作期短，人口稀少。“北大荒，北大荒，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同样也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它是丰饶与荒芜并存的土地。聂绀弩下放到北大荒时则说：“秀色蕴于险峰之顶，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片藏于艰险之地的瑰宝的最早开发是在1947年的6月。新政权尚未成立，战争仍在进行，但是一批来自延安和南泥湾的军队已经进入荒原，他们开始在这里开荒拓地。而这也正是这支出身农民的军队擅长做的事情，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南泥湾，他们都曾经将荒芜划为丰饶。对北大荒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进入这片荒原的首先是军队，“1955年4月。由于开荒机械不足，而且低湿地无法作业，八五零农场老红军、场长余友清带头试验人拉犁开荒。于是，荒原上出现身着军装的战士排着长队、喊着号子、人拉犁仗的壮观场面”。1958年，又有十万部队转业军人开赴北大荒。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谈论北大荒时，谈论的也不是它的丰饶与荒芜，它的广阔与寒冷，或者谈论人在这片自然上创造的奇迹，人们总是谈论在其中振荡不休的青春，那青春犹如绕梁三日的琴声，美妙绝伦，但终究因为消逝而悲伤。
肖复兴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第一批从城市赶往荒原的青年。1955年8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包括杨华在内的5个北京的年轻人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成立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的宣言：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要员，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云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1932年出生的杨华在他20岁时，已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黄村乡的乡长兼团委书记，但是青年人的热血激励着23岁的杨华离开北京，去那些军人们已经去的地方，开拓新的边疆。他们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宣言的两周后，杨华从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手中接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带领着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们来到北大荒。从此，他就一直生活在那片原野，除了到北京参加表彰会议和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他再未离开。在杨华到达荒原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全中国有14披垦荒队员来到北大荒，他们按照自己故乡的名称，成立了“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8个青年集体农庄。
“知识青年”们大规模地涌入北大荒，正是在肖复兴们怀抱宏伟想法，揣着天安门照片启程前往荒原的那一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真正无需说服的正是青年。后来成为作家的肖复兴说，“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可笑”。
肖复兴回忆，自己为了能够加入赶赴北大荒的青年行列，几乎接近所能。同样回忆起自己年少奔赴北大荒的作家陆星儿说，“序幕的时间背景是1968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古诗，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青春年少不怕山水迢迢，古时的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浪漫被新的建设的浪漫取代。“整个十里长街所有的家庭都开始忙活了起来。家家都在那儿杀鸡剖鱼——家长们希望子女把好饮食吃个够，丰盛的饭席上却弥漫着惶恐的气氛，放佛孩子们再也吃不到好东西了。家家户户哭声恸地，长辈们悲切的情绪让孩子们感到不满：我们马上要去迎接火红的青春，你们没来由哭什么？真是一群思想落后的小市民。”作家郑九蝉写道。
同一时期的西方，1968年的反叛浪潮席卷了整个青少年，从巴黎到华盛顿。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抗让全世界瞩目。它最终导致了总统戴高乐宣布议会解散，重新选举。在美国则盛行着摇滚乐、大麻、罢课、游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渴望品尝“革命”的滋味儿，就好像他们去尝试性爱与毒品一样，他们想要尝个鲜。林登·约翰逊从白宫出来，让司机绕着广场转了一圈，他说，他想看看嬉皮士们，美国年轻的一代。而尼克松则说：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
被无数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乐队在1968年发行了《白色专辑》，这张双碟长篇中，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在中国，毛泽东则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概当时没有比毛泽东更受本国青少年爱戴的政治领袖了。没有人要求这些为理想而激动的年轻人，“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据说当年有2000多万的年轻人从城市奔到边疆和农村。梁晓声说：“我认为他们是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黑龙江作家贾宏图在《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将这些故事称为“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关于北大荒和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叙述和阐释。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亲历过北大荒开荒或者亲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最终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留下的，才是默默无闻的一代人。青春的虚掷和对人的浪费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事实已然如此，或者，那段青春毕竟已经燃烧完毕。
他们活在保尔·柯察金的世界，想像要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和辛劳把自己锻造成钢铁。1969年来到北大荒的杭州知识青年孙文珍在1989年病逝时，留下的遗言是：妈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拿到北大荒。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包括吕士恒在内的南京农学院学生写给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信：“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北大荒）已经开垦的三千万亩土地，每一寸土地上都浇灌着我们的汗水，甚至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北大荒已经成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是我们创造的，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光荣的开垦史。北大荒的开垦事业是与治水休戚相关的，我们从挖沟、筑堤，发展到现代的喷灌，经历过多少艰难的岁月，我们的勘探人员，我们水利施工大军，踏冰窖、趟沼泽、与天斗、与地斗、还要跟野兽斗，都是真正的英雄。”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锡禄在关于北大荒史志的一部文集中说。
现在来看，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已经过去，北大荒也成为重要的产量区和一家上市公司的名称。无论当时的青春是多么炙热，我们都要找回自己的头脑，而且，解放它。
二一、石河子：年轻的城
1950年建市的石河子是第一座军人建立的城市，因为它宽容的收留了诗人，它在一段时间内以诗歌之城闻名。
石河子垦区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面积7529平方千米，人口72万人，常住人口6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3.2万人，占5.4％。石河子市位于垦区的中部，行政区域面积460平方千米，规划面积150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30平方千米，人口29万人。驻扎在垦区的农八师和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领导，领导班子分设，部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这座城市是由王震将军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于1950年，是一座暂新的城市。它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是铸剑为犁的最好例证。石河子是名副其实的军垦之城，但是由于王震对艾青的偏爱和这座城市对文化的多元与包容态度，一度石河子也以“诗城”闻名。
1957年，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紧接着，这一年的10月份，他被《诗刊》编委会除名，被开除党籍，被撤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在中国的历史上，诗人不被当权者喜爱并不罕见，李白被成为嫡仙人，一生傲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词人柳永几乎一生郁郁不得志，他词中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科举考试时，宋仁宗批改柳永卷子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竟然此后也自嘲说自己奉旨填词，但终究潦倒而终。
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在斯大林面前颤栗，曼德尔斯塔姆因为写了一首斯大林的诗歌而被捕，布罗茨基被作为无业游民和好吃懒做者流放国外，但即使在前苏联，也很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已经向权力表示出或许可耻的温顺，但是仍然被残酷无情地推至谷底。
“1957年的春节，是我和艾青最难度过的一个春节。过大年的鞭炮声不停地响着。幸福的人，越听越欢快；不幸的人，越听越悲凉。艾青说：‘我们早一点睡吧，让这个年在我们的睡梦中过去好了。’”诗人的妻子高瑛回忆说，“我们正在等待发落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位将军向中央要艾青。无风不起浪。艾青猜测，这个将军是王震。不久，郭小川到家里来了，说王震要见艾青，他陪着去了。”
王震是劝说艾青到他的建设兵团去。1908年出生的王震是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他16岁就开始为共产党工作，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性格强硬。因为王震每次领军作战必然蓄起胡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这些中共和军队的高层都戏称王震为“王胡子”。但是“胡子”在中国东北话中也有落草为寇的民间大盗的意思，而王震的行事风格也彪悍异常。在抗日战争时，一次战前动员，王震站在一口棺材上，大呼：“我军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大有清末名臣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架势。
和左宗棠一样，王震和新疆之间也发生了纠结着爱恨的复杂情感。1949年，王震率领部署穿越祁连山、戈壁滩、踏过冰河，迈过天山，解放新疆。“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王震的这句话也是他一贯的强硬立场的表现，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河山都是他这样的将军和兵士提头换来，在捍卫它时，也当使用霹雳手段。
全国战争结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49年12月5日发布命令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者而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当从长期建设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财富。”王震的兵团首当其冲。而早在延安时期，王震就已经是率领军队开垦荒地，供给战时需求的实践者。他的三五九旅开垦的塞上好江南南泥湾，被人编成歌谣，传唱至今。1956年时，王震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垦部部长，从北大荒到新疆建设兵团，都归这位胡子将军管辖了。
1950年2月，王震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的指示，进驻玛纳斯河流域。他曾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对自己的将士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倍、几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呢，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当王震和他的同事陶峙岳、陶晋初、张仲瀚等人看到玛纳斯河西岸400多万木荒草丛生的荒滩时，他大为兴奋。在玛纳斯河流域建立一座新的城市，按照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理解来装扮它，“既有利于大规模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利于安置转业、退伍军人”，当看到这片地域辽阔又水草丰美的土地时，王震认为自己找到了建立这座新城的合适地点，“在这里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代”，他说。
“你们看，天山是座宝库。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是用之不竭的天然固体水库。山下这一片土地肥沃，是我们建家立业的好地方。我们不但要把石河子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他还兴奋地把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中的一句诗“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改为“瓜果遍地百花开，火车开到这里来”。
今天矗立在石河子广场上的三组群雕，基本上反映了这座几乎和共和国同龄的城市的创业史。广场正中的是将军王震的塑像。他笑容满面，一手拿着望远镜，另一手有力地向下挥，身后则是扬蹄的骏马。雕像的背后是工人文化宫，身体一侧是群众体育馆，远处是大富大酒店和西区工业区。这些都是石河子的建设成果。
另一组雕像名为“军垦新乐章”，反映的是“当年王震将军为了稳定部队官兵，解决后顾之忧，特地从全国各地召集女兵和动员来的家属，在共同的生产建设中建立起了幸福家庭，哺育军垦第二代的生动形象。群雕中有戴着军帽参军入伍的女兵，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姑娘，还有朴实无华动员来疆安家的农家子女”，一本介绍石河子的小册子《军垦之城》中写道。王震曾经亲自到上海，请求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市长给他的城市以支持。随后，大批上海知青和文艺体育、科研人员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奔赴石河子，上海的一些工厂也迁往石河子。这些人带来了浓厚的城市气氛。
最后一组雕像则是反映当年军垦战时垦荒的作品“军垦第一犁”。
艾青最初去的地方是东北的北大荒，王震曾经对艾青说，当他第一眼看到东北时，他就想，如果艾青来看看，一定会写出许多好诗来。王震安排诗人做了一个副场长。
随后，王震又建议艾青制定一个五年计划——正像那个年代里从国家、部门到个人都喜好的那样。艾青于是对这位将军说，他想到新疆去看看。王震于是将艾青调到新疆的建设兵团。
1960年，作为农垦部长的王震到他开拓的新疆考察，他建议艾青跟着他四处看看。他们一起到了石河子。看到这座崭新的城市，艾青写了一首名为《年轻的城》的诗：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苍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微风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三百六十天/看它三万六千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这座“全身都沐浴着阳光”的城市让艾青一见倾心。它的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同于大多数城市那样有历史的重负，处处显露出过去岁月的伤痕；而建立在军垦文化基础上的石河子城同艾青久居的北京相比，又显得异常单纯。
定居在石河子的艾青由于王震的照料，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经常受到邀请同农八师的市长和政委出席各种会议和社交活动，受到贵宾的礼遇。而且，艾青还享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据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作家中，仍然能够发表作品的，全中国估计只有小说家姚雪垠和艾青两人。这座年轻的城给予艾青的礼遇，是他在北京这样的风暴中心内根本无法想象到的。
这是一座将军的城市，也是一座诗人的城市。到今天，石河子已经因为它的环境备受称赞，联合国人居中心授予石河子“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奖”。它是由将军开辟，诗人居住16年的独特的年轻的城。
二二、攀枝花的生长
在从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中，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它也是毛泽东本人最宠爱的工业工程之一。攀枝花在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由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规模的铁矿，攀枝花才有兴建的可能。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要上马开发攀枝花的铁矿。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从1965年3月开始，铁矿开发和城市建设从1965年开始大规模上马。这座初名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得名于一种名叫“攀枝花”的植物。它最重要的工程——攀枝花钢铁厂，因为人们在一个突兀的山坡上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而号称“象牙微雕钢铁城”。这个城市是那个特殊年代工业大转移的缩影。
对攀枝花更常见的称呼是“木棉树”。它隶属于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性喜光，喜暖热，耐干旱。攀枝花属于速生树种，载下去十年左右就能够开花结果。它的花颜色鲜艳，每年3月盛开时，在绿叶丛中，就好像燃烧了一树的红色火焰，因此，也有人称攀枝花为红棉和英雄树。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处处长满了这种鲜艳的红色花树，金沙江穿过城市和鸦砻江汇合。红军长征曾经穿过这片地区，在距离这个小县城数十公里的会理县城召开了会理会议。当这军队最终穿越国境，完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征程，并且随后迅速恢复，而且最终在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们曾经穿越过的这片土壤。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不过，归根结底，在这片如此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60年代对战争的恐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考虑到它长满红色攀枝花的土地下深埋着的铁矿石和煤炭。
大跃进造成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沉重打击，本来已经让这个新生的政权痛定思痛，开始更加注重人民生存之根本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不是仿效苏联完全侧重重工业的发展。1962年2月，在中南海西门南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高层的经济专家陈云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方法》的讲话。陈云在党内的经济专家地位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确立，他曾成功的控制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并且让那个岌岌可危的经济体一直健康，而且还支撑了共产党政权的扩张。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提起陈云时，曾经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
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多数中共高层的认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但是当国家计委的领导人李富春按照将按照这一思路所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上。和陈云、周恩来、李富春一样，毛泽东认可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他曾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只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让毛泽东仍然对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不能忘怀，“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三线地区和今天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分法不同。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作者陈东林解释道：“三线地区，是指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安徽。”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正包括攀枝花。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4年8月发生的越南战争让毛泽东更加不安。美军舰队和越南海军发生了激烈的海战，随后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大规模轰炸约越南北方。8月5日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凌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在这里，毛泽东指的是他已经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和夙愿：骑马沿黄河考察。
但是要重新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诗人的举动，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外交策略。随后，在8月17日、20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于是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
随之，就开始了丛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在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同时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建起了1100多哥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陈东林在他的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攀枝花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和最鲜艳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就。它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关注最多的一个三线建设项目。1964年8月，毛泽东曾经询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缓慢。李富春回答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显然，精英计划官僚提出的所有这些理性的理由都不能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和革命家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当即反驳这位中国职务最高的计划官僚，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选址也是毛泽东所定。在早期工业基地的选址上，一定存在分歧。部分人认为攀枝花位于山区、平地少、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过于荒凉，因而建议选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可做依托的铁矿区。“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否决了绝大部分既无铁又无煤炭资源、或占用大量耕地的地点，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以考虑。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任及专家，都倾向于选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金沙江水资源，而且靠近林区，离即将开工建设的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比较近，又不占农田在钢铁基地选址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也有自己的道理，弄弄坪是一个三面临水的山坡小岛，只有2.5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不平的地势上建立庞大的钢铁基地，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双方争执不下，论证工作陷于停滞。”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最后决定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则对这种犹豫不绝大为不满，他依据最简单的常识判断说，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1月1日，李富春和薄一波带领着中央各部委以及四川、云南省委负责人到攀枝花工地察看弄弄坪的地形。李富春开玩笑说：“知道你们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否则他老人家要骑着毛驴来。”
李富春的最后决定中，包括要成立一个直属四川省管辖的攀枝花特区；攀枝花建设单列计划，资金和物资由中央直拨；攀枝花也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于是，攀枝花就在1965年的2月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区。
得到了毛泽东宠爱的攀枝花也成为中共众多高层的宠儿。邓小平在视察三线，抵达攀枝花时，对它的评价是：“这里得天独厚。”；周恩来协调各省向攀枝花调配物资。
据说，邓小平看了弄弄坪之后，风趣的说：“把这里弄弄平”。弄弄坪原本只有2.5平方里的平地，而建设150万吨年产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于是，中国设计人员在经过试验后，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经过大规模爆炸，将“弄弄坪”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各级台阶平地，将整个钢铁厂的布局巧妙安排在这些台阶上。这种大型企业的布局被称为“象牙微雕”，让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