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攀枝花钢铁厂更名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这个钢铁厂同时生长的是这个也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1965年建市时这座城市名为渡口（1987年3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时），《攀枝花城市建设志》中说，“当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市区实际上为一大工地”。这座城市在1980年前没有人行道；1973年才开始有路灯，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口百万的繁华城市，他们甚至把特色旅游也列为攀枝花要发展的一项产业。这座迅速生长的城市正像攀枝花一样，能够在短时间内即可以开花结果，而且花灿烂夺目。
关于三线建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浪费。当1965年毛泽东亲自做火车南下视察时，他曾经天津询问天津政府的负责人：“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
二三、珍宝岛的战争记忆
1969年的边界战争让珍宝岛成为中国漫长边界线上最牵动国人心的地标之一。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南北长2000m，东西宽500m，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距西岸200m，距俄岸（东岸）300m，面积约0.74平方公里。从黑龙江省的饶河镇出发，乘船两个小时即可到珍宝岛。从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围绕着包括珍宝岛在内的边境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从1967年至1969年，双方在边境上不断发生冲突，其高潮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此后珍宝岛上就开始常驻中国军队，设有营房，还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建设。
孙玉国是在1969年的那个春天突然成为英雄的。
尽管已经进入3月，但是珍宝岛已然寒冷。他和他的战友们仍然需要穿着厚重的冬装，头顶着东北军人常见的火车头帽进行边防巡逻。后来的一篇报道说，3月2日这天的清晨，珍宝岛的气温接近零下三十摄氏度，“孙玉国和战友的手长时间紧紧攥在一起，每次巡逻，都像一次生离死别，今天更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可能是孙玉国当时的预感，更有可能是作者在日后的自我揣测，随后，40多名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就开始同孙玉国的巡逻队在珍宝岛上发生正面冲突。在所有中方的报道的描述中，都是苏军首先开火，杀死了几名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孙玉国下令开火，然后，“不到5分钟，苏军几十人无一生还，全部被击毙在中国的珍宝岛上”。
“斯提列里尼扩夫所长提出了抗议，让中国军人离开苏联领土。一个中国军官大声喊叫了，然后枪声传来了两次。中国军人第一横队向两旁闪开了，第二横队突然用冲锋枪开火。所长与身边的战员都壮烈牺牲。”苏方的记载如此，那个大声喊叫的中国军官，应该正是孙玉国。
在这次交锋之前，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微妙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情逐渐逝去时，两个有漫长的边境线的大国都开始考虑更为实际的边界问题。中方的记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要求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老大哥进行谈判，但是直到1963年，已经拒绝这种边界谈判要求多次的苏联才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不过，苏联仍然坚持认为，协商双方的边界问题，“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而在中国人的观念内，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政府羸弱，备受列强凌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不止，其中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面积庞大的中国领土，要新政府承认这种凌辱，几乎不可能；而且，苏联认为，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这对于依靠民族主义可能更胜于依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难以接受。1964年8月15日，在中苏边界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说，如果苏联方面坚持不做让步，那么，“中方可能考虑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姿态被苏联方面认为是一种军事威胁。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苏联将会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威胁。这句话被中方理解为苏联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让中国政治领袖更加心生警惕。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竟然也可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身上凝聚着意识形态的光芒，似乎注定要是无限光荣与伟大。据说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然对到访苏联的中国元帅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中国应该模仿我们，把毛泽东搞定，这样，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就能更融洽。我们可以想象贺龙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的波澜。马利诺夫斯基后来解释说，这只是因为他喝醉了酒，因此向他的中国同志开起了玩笑。但是他应当知道，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国有如神一般不可动摇；而这尊神正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大跃进的失败，比如他对当党内一些元勋开始逐渐产生的怀疑情绪，任何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规模庞大的清洗。
毛泽东开始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还要警惕“修正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压中国。随后，刘伯承元帅带着他的同僚视察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地区，仔细研究抗日战争末期苏联进军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情况——雅尔塔会议约定了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后，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此后，苏联逐渐增兵边境：“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数量由10个师近20万人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近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一本研究中国军事备战的书《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接下来的事情只会让中国更加心生警惕，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间，布拉格的广场上停满了苏联的坦克。“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那几个遭难者挨着墙站了很久，然后被推进装甲车，直送（布拉格）鲁津机场”。几个遭难者包括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克夫斯基。他们被带上一架巨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布拉格让整个世界震惊。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明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利益之争。毛泽东接见金日成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就不能侵犯别的国家了吗？
结果，半年之后，珍宝岛成为中苏短兵相接的所在。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500米的小岛，形状像手掌，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像中国的元宝。珍宝岛被苏联人称为：“大曼斯基岛”。
紧急着在3月15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按照苏联方面的说法，双方斗加强了在珍宝岛（苏方称“大曼岛”）周围的兵力。这天早上9店左右，双方的扬声器响起，互相向对方喊话。中国军队号召苏联军队离开中国领土，反对修正主义；苏联军队则用中文喊：中国军人，回心转意吧，我们这里都是抗日英雄的儿子们！
一个小时之后，战斗爆发，双方交锋几轮，各有伤亡。中方从这场战斗中收获的战利品是一辆苏联T－62型坦克。一位苏军上校回忆说：“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没有提到的是，中间苏军几次试图夺回或者炸毁这辆坦克，最终坦克被炸入冰层，然后才由中国军方拖出。
随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开始寻求同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接触。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1969年3月21日，当柯西金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时，中方接线员没有像自己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样，接通柯西金要求的电话，反而拒绝了他，并且在电话中痛斥柯西金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经浓烈到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则是，批评接线员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礼貌”。
战争让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愈加醒目。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核进攻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但是国防部副部长和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打击，因为中国太大，核打击并不能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反而会让两个大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做出了情形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莫斯科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若干政治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遗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烈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不对来显示中国的实力。同时，还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和北京的领土以及其他争端”，后来同莫斯科决裂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苏联不愿意冒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不愿意破坏均势局面，因而不会坐视苏联对中国的打击；而中国自身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让两国最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边界领土的争端。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出的信中说，“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当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进行时，局面终于平静。两国都同意对中苏边境进行标界。
1991年，标界之后，珍宝岛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其中让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孙玉国本人的沉浮。这位战斗英雄参加了中共九大，讲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让毛泽东两次为之鼓掌1973年，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33岁的孙玉国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同一年，他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中央第三期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号称“虎班”，参加者都前途无量。在1976年流传的阴谋组阁名单上，孙玉国是国防部长的人选。随后，他被免职，转业后成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一家兵工厂的副厂长。据说孙玉国从此不再跟人回忆珍宝岛战役。
二四、钓鱼台国宾馆：陌生的国宾基辛格
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的众多显赫宾客中，不乏比1971年来访的基辛格更为重要的人物，但1971年基辛格的入住却让钓鱼台国宾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兴建于1959年的钓鱼台国宾馆从建立开始，就成为接待来访重要宾客的地点。它座落在北京西郊古钓鱼台风景区。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钓鱼台是旧日帝王游息的行宫，因为金代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垂钓而得名。1958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待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家决定选古钓鱼台风景区为址，并责成外交部具体组织、筹划，营建国宾馆，并以其地为名，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成了十七栋接待楼，且在楼号编排上，特地略去一号和十三号。全园面积为42万平方米，全馆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平方米。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前夕，这里迎来首批国宾。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一个成年人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才能使人们重使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诠释着人生的含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第二号大山——世界第二高山——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个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当飞机掠过长空，飞入中国大陆时，基辛格感慨万千。这是1971年的7月，他48岁，即使没有他后来在白宫作为总统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也会被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美国人纪录在历史上。
作为犹太人，他的家庭在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的屠杀而离开他们在德国的居住地，移居美国——他至少有13位亲戚丧生在1930年代希特勒的毒气室中。他加入了美国国籍，梦想是成为一名会计师，一项他的很多同胞们所选择和所擅长的职业。但是在作为一名年轻士兵参加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士兵基辛格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基辛格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让他足以载入哈佛大学校史，一个原因是他的洞察力，他的导师将这篇论文定为“最优”；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论文的长度：这篇论文长达377页，哈佛大学因而规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的三分之一——这条规则被称为“基辛格规则”。
基辛格开始在外交事务上展现出自己的天赋。他在拿到哈佛博士学位之后，又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尽管颇有曲折，因为他刚毕业时曾被拒绝留校任教。
人们始终难以想象，如果基辛格一直作为一名教授生活在哈佛，他将会在学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就，正好像我们不能假设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校长，会给美国的大学带来怎样的传统，或者凯恩斯如果成为英国政府的总理、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会对二战之后的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他的进入白宫，让他成为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外交家之一——甚至可以不要这句话后以示保险的“之一”。
1969年1月，基辛格接受新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邀请，离开哈佛大学，前往华盛顿，担任这位后来备受争议的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而且，基辛格很快就证明，他比国务卿更能得到总统的信任，在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探索上，他也比尼克松挑选的国务卿更加重要。这次飞行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行动甚至根本不为国务卿罗杰斯所知。他的出行要向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隐瞒。他甚至没能够得到一架总统座机，因为尼克松为了支开他的副总统阿格钮，让他乘着飞机去旅行了。此外，他还要说服自己的国务卿，为何要派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去亚洲进行一趟莫名其妙的考察和访问。
“我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基辛格后来回忆他所乘坐的飞机时说，正是这架不舒适的飞机带着他进行这趟激动人心的旅行，唤起他儿童般对这个世界的惊奇和喜悦。
这种喜悦，或许只有尼克松能够与之最大程度的分享。一个伟大人物，或者一个终日在设想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的人，在他们看着自己将得到这个机会，门在眼前，一推即开时，那种喜悦是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已经满足于被生活所困，而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左右生活，甚至左右世界。
他们已经为了能够缓和和中国的关系辛勤工作了许久，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任何宣称能够接近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人物，其中包括喜好吹牛皮的欧洲外交官，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运动员，新闻记者而且他们的这种努力必须秘而不宣，在双方的意义上都必须秘而不宣。因为长久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将对方当作必须加以攻击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它们互相对对方抱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互相指责对方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互相将对方当作不可饶恕的恶魔。
但是，当基辛格最终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理传递来的信息，信中说：“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背景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时，基辛格兴奋的无以复加。他打断正在举行国宴的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将基辛格带领到林肯起居室——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命名的房间，找处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尼克松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人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作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这是7月9日。戴着黑框眼睛，一头卷发的基辛格博士已经踏上他那架不怎么舒适的飞机。飞行已经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成为第一批飞入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更大的场面正在前方等着他们开拓。“为几代人干杯！”基辛格愉快地说。
接待他的是中国的叶剑英元帅。叶剑英“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近城去”，“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北京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楼。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楼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楼连接；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这些宾馆楼都是受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都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共产党国家里象征着地位。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
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成为他第二次访问北京时的住所。它兴建于195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它也是很多前来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们居住的地方——后来访华的尼克松也住在这里。在基辛格到来之前，这里曾经接待过金正日、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这次住到这里的意义要远大于那些曾经下榻这里的政要显贵。
也是在这里，他随后见到了周恩来，“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定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得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政治家往昔傲慢的一个答复，据说，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当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碰到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时，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要同杜勒斯握手，但是杜勒斯却假装没有看到，刻意去漠视与拒绝这种友好的表示。
“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基辛格后来说。
二五、刘庄破冰：缔造新世界的远见
1953年和1972年的刘庄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闪耀过光芒，前者是因为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者是因为尼克松、周恩来和基辛格在这里争论两个大国的关系如何正常化。刘庄的地理位置在杭州西湖西南西里湖畔，丁家山南簏。它是历史上的杭州名园之一，后来作为国宾馆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重要客人，现在也对外开放。刘庄占地540亩，由“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构成。因为它的秀丽风景，它也是毛泽东和一些政治领导人喜欢的杭州居所。
如果绕着西湖行车，你总能在路牌上看到耳熟能详的地名，雷锋塔、灵隐寺、岳飞庙、楼外楼、西湖书院人们总是悠悠地顺着湖水走，水上是游船，水边有咖啡馆和茶座，林木葱郁，行人如织。当夜晚来临，水雾蒙胧，没有栏杆的石阶穿过湖水，延伸到人的脚下，两边镶嵌在石头路上的灯散发出暗黄色的亮光。你恍若来到中国传说中充满诱惑而又让人迷惘的境地：前方隐约可以看到灯火，空气中还传来阵阵笑声说话声，但在夜色和雾气中，能见到的只有两旁的垂杨柳和脚下蒸腾出水汽的湖水。
这几乎是中国最美的城市，诗人们毫不吝惜使用词句来称赞它，它的最高领导者也曾经是诗人；它也是一座平民的城市，湖水和景色是这座城市的天赋，这种天赋理所应当为每个人享有。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一篇小说名叫《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爵士时代的小说家描述一座山大的钻石，为华盛顿的后人拥有；但是从没有人想过，在虚构的作品中也从没有出现过西湖的私有。它太过美丽，任何占有它的人都会感觉自惭形秽。
他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在西湖边修建自己庭院。因此，当你行至某处，风景仍然怡人，树木仍然葱郁，但是行人却陡然减少，一道狭长的路通向无比幽深的内廷，甚至在某个门口还有持枪的武警笔挺站在隆起的岗哨上，你就抵达了幽暗地带。它们可能曾经是富商大贾的宅第，王侯贵族的行宫，如今是共产党政府、军队的疗养地，或者是冠以“国宾馆”名称的特殊宾馆。刘庄正是这样一处所在。
这所占地540亩的院邸最初是光绪年间巨人刘学洵购置的资产。祖籍广东的刘学询为西湖所诱，在从南京回家乡的路中，游览盛名之下的西湖——西湖和杭州是极少数能够让人不生厌倦之情的名胜，感叹“故乡无此好湖山”。后来，它也接待过刘学洵著名的同乡，光绪皇帝的知识分子导师，具有自己独特哲学思维的康有为。康有为自己在刘学洵的庄园附近，建造了自己的住所“一天园”。他后来被并入刘庄的住所，直到这位哲学家逝世，也没有完全建好。
在度过那段极端纷乱的年代之后，刘庄一度扮演着共产党精英人物的度假中心的地位。它临湖而建，幽静美妙，位于一片好湖山之中，内部又有自己的园林，真是再理想不过的度假和修养之地。
1953年12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杭州。上一次还是在1921年，那时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激动的年轻人，他到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专门到杭州。而这一此，他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不名一文的小伙子，能做的可能只是绕着西湖散步，如今他是所有这一切的主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又一个政权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这一次，他的住地正是刘庄。
毛泽东1953年到杭州刘庄的目的是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初稿。这部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接待并且陪同了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王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毛泽东对待宪法的真实态度，你可以将这句话仅仅理解成是对这位巨人是否尊重“宪法”的怀疑。他亲自起草了第一部宪法的草稿，但是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态度众所周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二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但带来的只是更多无情的嘲弄和侮辱。
刘庄的另一位显赫的客人带来的礼物要实用的多。尼克松在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当之无愧的“破冰”之旅，在媒体如此滥用这个词语的今天，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当年尼克松做出这种举动，需要怎样的勇气，事先又需要怎样的周密布局。
他已经委派过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两次造访中国，为他的出访铺平道路。后来，尼克松拜访毛泽东时，他用调侃的口吻谈起这种拜访如何来之不易，他回忆起基辛格在1971年造访巴基斯坦时，如何装作肚子疼，以便让巴基斯坦总理邀请他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度过周末，基辛格好利用这个周末飞往红色中国——基辛格说，一位殷勤的白宫保安人员竟然事先去勘探那个传说中的度周末之地，然后强烈建议基辛格那个地方并不适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休息，以至于基辛格只能将这名保安人员隔离。
基辛格需要面对的还有尼克松本人的嫉妒，“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地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
当这位总统最终抵达北京时，他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毛泽东的孙女孔东梅所著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中，孔东梅引用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说：“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已经“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的毛泽东对对吴旭君说，他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此时，尼克松和他的随同们刚刚用完丰盛的午餐。后来基辛格发现，这场延续了65分钟的谈话不断被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政治家们引用，作为指导谈判的准则。
这场并不漫长的谈判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国务卿罗杰斯因为自己被安排在了锦江饭店的13层而大为恼怒，中国人没有考虑到西方人对13的禁忌；而罗杰斯也一直在为自己竟然被抛在这个历史性突破之外而懊恼）一直延续到杭州的刘庄。他们的主角是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以及谈判的最主要两个对手：基辛格和乔冠华。最终的产物则是著名的《上海公告》。
两个曾经将对方视为对手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表现得惺惺相悉。“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沿着每一张宴席桌，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20年前同我们打仗的军队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丽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说。
同样值得引用的还有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的答酒词：“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种“缔造新世界的远见”，因为尽管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众多复杂的变化，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却仍然困扰着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
二六、1976：唐山平了
1976年的历史惊心动魄，1976年的唐山惨不忍睹。唐山是河北省十一个地级市之一。它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沿海重工业城市。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与秦皇岛市接壤，西与北京、天津毗邻，是联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和走廊。中国第一座近代煤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袋水泥、第一件卫生瓷均诞生在这里，它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但是不幸的是，它也处在地震带之上。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让这个城市永远成为了中国之痛，至今想起，或者重读描述唐山大地震的文字，仍让人胆战心惊。
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4点10分左右。地点是唐山。主人公籍籍无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从宿舍区的一片废墟中钻了出来。就在半个消失之前，这座城市遭受到了前所未见的打击。
作家钱刚在他描写唐山大地震的著作《唐山大地震》中如此描述这场至今仍让人震撼的灾难说：“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漂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平行的铁轨被来自地壳的力扭曲地像死去的弯曲的蛇；楼房像遭受了来自天空的重击那样倒塌；原本平坦宽阔的路上裂开大口，大地像噬人的怪兽。
遭受重击的人类在突然之间无法明白自己受到了怎样的打击。当李云林和曹国成从废墟中脱身时，和大多数不幸的受难者一样，他们并不明白究竟为何会这样。几乎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苦难和能够挽回的程度。
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到矿党委去报告这里的情况。十分钟后，当这两个汉子站到矿党委办公楼变成的瓦砾石块之上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矿党委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整个开滦矿务局和唐山市本身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碰到了第三个人，同样不知所措的崔志亮，唐山矿矿山的救护车司机，他开着车从矿区回到矿党委报信。
面对着眼前的一片废墟，三个人不知所措。这种巨大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超过了他们个人的理解，更别提他们个人的掌控能力。个人唯一可以倚赖的，或者可以从中获取安全感的，惟有组织。“上车！找电话”李玉林说。
可是到哪里找电话？电话打给谁？前一个问题或许还有答案，后一个问题则完全是茫然。
这时另外一位司机袁庆武也加入其中。这四个人于是开始了一场最惊心动魄的传递信息的旅程。这场旅程总让人想起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奔。他两个小时骑马夜行了13英里，把英国人进犯的消息传递给沿途的民兵。这样，当英国人开始向列克星顿进发时，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有组织的抵抗和猛烈的打击。这场冲突最终夸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美国独立战争”。和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一样，四个唐山人的驾车夜奔，也是一个小人物通过传递信息而影响历史的绝佳例子。只是，后一种，过于惨痛。
这辆红色的救护车像沿着道路迅速向前串的燃烧着的火焰一样前行，危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车沿着道路狂奔，车上的人被他们目睹的景象震撼。他们经过了七个大的招待所，所有七个招待所全部被摧毁成一片灰土、瓦砾和砖石。人们不是被压倒在这片瓦砾砖石之下，就是在呻吟哭泣，幸存者则站在路边，不知所措。李玉林留心数了一下，站在路边的幸存者，只有几十个人。
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李云林对司机大吼：“赶快走！打电话要紧！”愤怒的人群对着红色救护车破口大骂，还有人拣起砖石瓦砾向他们砸过来。
他们应该经过了不少这样的人群，遭受了无数这样的辱骂和砸向救护车的石头。当市郊有人对他们喊：“快把伤员送到唐山”时，武装干事曹国成探出头来说：“嗨，唐山全平啦！房屋倒塌，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紧组织自救吧！”
车开过一个一个村庄，经过一片一片废墟，还有哭泣和无助的人群。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找电话，但是，既然装有电话的房屋都已经变成了废墟，哪儿还能找到电话呢？
县委书记背着手枪在废墟上急得团团打转，他治下的城市化成一片焦土，而他身为父母官或者人民公仆，却对之无能为力；有人焦急地询问他们唐山的情况，因为他的家就在那遭逢不幸的城市；前来寻找震中的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想要从他们嘴中获知唐山的灾难，后来一个人上了李玉林们的车，而另一位司机袁庆武则跟着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
他们继续寻找着电话。一直找到了北京郊区。李云林试图从一家工厂找电话，这时工厂看门的大爷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功夫，车就到了！”
红色救护车于是继续狂奔，开进北京城，鸣叫着警报器一路前行，不管是不是绿灯。
但是，去哪里？
车上的地震局工作人员建议去地震局。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上国务院！”李玉林大叫。
上国务院！这是一个矿务局工会干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决定，也是普通人一生中几乎没有机会去做的决定。
救护车开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李玉林穿上一件修车的破衣服，然后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去洗手上的血——地震时，他从废墟里扒一个孩子出来，孩子母亲身上的血染得他双手鲜红。
四人被国务院接待站的军人领入了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和吴德正在对着地图讨论。
李玉林一张口就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要赶快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三位副总理走过来，一把抱住这位激动的唐山人，抱住他们多灾多难的人民。
唐山以空前惨烈的方式为1976年划上了浓厚的一笔。钱刚的《唐山大地震》中从唐山军分区抗震救灾材料中引用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其惨烈程度。
“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一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被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为之震惊不已，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或许政见不和，或许正在为党内即将来临的角力或者忧心忡忡或者犹豫不决或者积蓄力量。一位从经历了大地震的人在回忆时说，幸存者们互相碰面，第一句话是：“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
那天凌晨，毛泽东服完安眠药，像往常一样入睡。尽管他治下的国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灾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看过这位建国之父后，也没有叫醒他，告诉他他的人民在经受怎样的磨难。而此时距离他离开人世，不到两个月。
直到三年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种惨痛究竟在如何表现在数字上。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举行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数字。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回忆说。徐学江写好消息，劝说大会主办方同意发布，“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
最终，没有解释为何三年多后才发布死伤数字，两个数字被新华社发布：死亡数字二十四万多人；重伤十六万多人。
1924年的东京8.2级大地震，死亡人数约十万人。
地震之后，每年的7月28日凌晨，在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焚烧纸钱。街头的人影在一簇簇黄色火苗后晃动。因为地震之后尸体无法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大坑中集体埋葬。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被安葬何处，只能在唐山大街上的各个路口，为他们的亲人送去来自人世的问候。
这一灾难给无数人留下了终生难以遗忘的阴影，比如钱刚采访的一位女士终生不能再吃任何甜食；而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在钱刚198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长达十年每天吞服三片“安定”才能入眠——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地震的阴影一直徘徊在这位老人心头；而唐山作家张庆州在他的新书中（张庆州在2006年出版的书拥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这位作家在证明这场大灾难本有可能避免。）披露了一位地震专家写给预测出这场大地震的专家马希融的信，信中说：“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内心的煎熬让他们不停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