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天安门：风的起源
天安门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力象征的地标建筑之一。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扮演过重要角色。发生在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毫无疑问是促使四人帮覆亡、邓小平出山等随后一系列变革的关健诱因。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始，城楼上和城楼下广场的变迁都是整个中国变迁的一个风向标。天安门城楼是中国明清两个王朝的宫廷正门，正对长安街。建国之后，政府扩建了城楼下的天安门广场，让这个广场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民广场。1987年1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游客开放。
“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出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徽帽全扯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割裂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烂，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历史的镜像经常让人迷惑，比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对一次政治事件的描述。其中使用的手法（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和歪曲，采用色彩鲜明的语气和描述方法）和使用的词语（“反革命气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猖狂”、“喧嚣”）我们今天仍然很熟系。
这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自发聚集起来，表达对过世的政治领导人的悼念的报道。这场纪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周恩来的逝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两种力量公开对决的导火线，也成为那个模糊的“人民”表达自己不满意见的决堤口。
在备受尊敬的共和国总理刚刚逝世不久，1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在10日和11日举行周恩来遗体的告别活动，12日至14日举行吊唁仪式，15日举行追悼大会，全国降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199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仍然保留着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篇目，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自发的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上，痛哭流涕。
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折服。他风度翩翩、为人正直，给人以“扶大厦于将倾”的贤达形象。被他折服的人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著名记者和作家白修德等众多以个人名望和判断力知名的人。在所有人的描述中，周恩来都几乎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他让人想起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总是不时出现的贤明政治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希望，人们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只要有他在，事情就决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境地。他像在拼命拖住一辆正在驶向悬崖的列车一样，在总理的位置上一把拉住这个不断向下坠落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都给人以这种印象。
但是在这一年3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在刊登一篇新华社的通稿时，全部删除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而在3月25日出版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将周恩来划为党内的走资派，“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篇文章将共产党内的争论和分裂彻底暴露，曾经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邓小平显然被指为周恩来的后继者。周恩来的逝世可能是一个彻底改变共产党内部势力对比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分裂，它必然是以一派的胜利和另一派的失败告终。
但是过去十年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以及对人的巨大的漠视显然已经让民心向背非常明显。“保护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四处出现，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各个城市的人群都被同一种感情激荡着。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人们背诵着已经流传甚广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时节人纷纷，纪念碑前欲断魂。借问怒从何处起，红墙那边出妖精”这些诗后来都以手抄的《天安门诗抄》的形式广泛流传。
它的高潮和最终改变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点出现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从4月4日开始，人群就不断涌入广场，据称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花圈两千多个；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的“清场”，在清明节这一天，只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涌向广场，也会有更多的花圈摆在广场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清场”发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冲散，所有的花圈、标语、诗文都被销毁，有57名自发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清明节的上午，人群又开始涌向广场，这一次人群是有备而来，他们打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一辆车被烧毁。换来的回击则是加倍的打压，上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加入了新一轮的清场。《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被视做对四五事件的一个腔调性结论，“反革命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党内整个的势力对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在描述1976年时，中国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势，或者足以让整个国家为止震颤。在这一年有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逝世，他们是建国兄弟中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被公认为建国之父，朱德是军队的创始人，而周恩来则是最杰出的外交家和应对各种难题的高手。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后来的报道说，它的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造成了24.2万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伤（在2006年人们很悲痛地开始纪念这场大地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书和报道充斥在书店和各大报刊杂志，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堪和唐山大地震并论的另一场大的地震灾难）。等到10月份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党内的角力开始分出高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终于下定决心，他和仍然在世，并且竟然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军队统帅叶剑英一起，下达了逮捕四人帮的命令。
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后来在1978年被平反。反对它的人已经在一场党内的斗争中被击败；它拥护的人则渐渐站到了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前排。但是它对中国政治家和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可能一直都没有消除。后来在这同一地方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类似举动，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举动仍然没有被承认为正面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然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大规模的群众机会。只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四五运动那样产生连锁反应，改变这个国家。
发生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引起举国关注。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是权力的象征。任何能够在特定时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都在这个国家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出现的人物的变化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变化，比如，文革期间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变化的出现人物以及他们的次序预示着党内激烈的权力变化，当斯诺出现在毛泽东旁边时则预示着毛泽东和整个国家开始对美国表示友好，当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对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表现出一种渴求。
城楼下的广场则是表达的区域。广场的功能本就是集会和表达，而不仅是炫耀文治武功的开阔区域。这也越发驱使更多想要表达的人选择在这里表达，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让政治家和警察们更紧张。而广场，因为它的开阔，本就是风的起源。风会掠过广场和广场上的人群，然后吹向四周。就象一种观念、一句口号或者一个变迁的传播。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二八、凤阳小岗：变革之声
1978年中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叫小岗的农村——因为它包干到户发明地的身份。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1978年之前它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它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代款”“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这年年末发生在小岗的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让小岗领风气之先。在此后每当提及中国农村在共和国后半段的变化，小岗都会首当其冲被提起。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便是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这个冬天，农闲，粮缺，心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又有一种说法是20户人家），聚集到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中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草屋的主人是严俊昌。他是这个拥有571亩地和10头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者。尽管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乡村，这个旧时封建帝王的控制力难以企及的中国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的民间领袖，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样的民间领袖总是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是旧时代的家族领袖，是新时代的生产队长或者村长，或者任何时代和统治者加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负责组织生产，他们调停邻里矛盾，他们处置家庭纠纷，无论是不孝的儿子，还是吵闹的婆媳，或者集体出面做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和投资。
严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名叫严宏昌的弟弟是这18户人家中唯一读过中学的人。按照农村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在旧去的时代中，乡村领袖基本上都为基层的知识分子所垄断，这个大耳大嘴，高颧高鼻的年轻人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这些村民中的领袖——按照凌志军的说法，他的相貌“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人评论说，凤阳出了两件事情最后统一了中国，一个是朱元璋，另一个则是严峻昌和严宏昌兄弟参与的包产到户。
他们面临的是这个阶层的生存的另一次危机。
凤阳花鼓传遍天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这一地区长达600年时间的生存困境，仅仅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凤阳的农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乞讨。
这种困境被立志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改变。当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策略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和历朝历代出身于农民阶层中的反叛者一样，他们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艰辛。他们实践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9年1月，凤阳解放之后，凤阳，当然也包括小岗村的农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结果，到1955年，凤阳全县32万人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这样的数字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歌颂新政权的英明，庆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但是这种丰衣足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农业合作化的试验，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将每个农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一起，只是这次是以美好的承诺作为借口。在描述他的公社理想时，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被超过”。
但这一定是个反面的乌托邦。至少严峻昌、严宏昌还有他们的农民兄弟们会这样感觉：“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作家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只是每年到冬春季节，来自凤阳的农民们不再身背花鼓，而是身携党员介绍信和户口本，四处流浪。而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做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生存的需要毕竟能够压倒一切精神按摩术和意识形态要求。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为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他们后来补上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下面列着20个人名，其中17个人名上按着鲜红的指印，3个人名上是图章。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走马上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尽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为中国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在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他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在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一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是小岗的包干到户。
二九、蛇口先行
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它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对当时的中国形成了震撼，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名61岁的老人。但是日后从他在当时（甚至更晚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米76。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的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之情。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有能够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三野（第三野战军），后来是四野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只是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被从他关押了五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在2008年女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涂俏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等到1978年时，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他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从巅峰的小坠，经历了几近无望的冤屈和监禁；接下来又是一轮新的抗争和崛起，他重新得到权势人物的信任，在国内和国外重新为一个羽翼初生的国家奔波。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场预演。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到英格兰的雄狮丘吉尔将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迎来怎样的辉煌。人们，甚至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认为自己的故事已经讲述完毕，他们的余生将以旁观者的角色度过。
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中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前往开拓新的边疆。当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及，他是否愿意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时，他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景。涂俏在她的袁庚传记中写道，“打开局面”四个字让袁庚怦然心动。雄狮的心脏仍然没有衰老。
袁庚到招商局“打开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招商局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终因地价高昂放弃。反而是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也正是袁庚到蛇口考察的目的。
涂俏描述蛇口说：“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柴下来后运过来的及其，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有迥然的差异，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在农村的饥荒和在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北京，它表现为各个党和政府的报纸及杂志上关于抽象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不可思议，或许再过一个60年，我们的后辈们会困惑与，他们的先辈为何会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兴奋不已。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的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的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你需要多大权利”；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他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去到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多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袁庚和蛇口同样著名的语录还有很多，比如袁庚豪言自己改革不成，“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比如蛇口的“把内地那一套统统抛弃掉”；比如袁庚著名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话。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当年袁庚的司机，如今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被称为豪华车夫）；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以及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一串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
三〇、中英街起落
19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低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惟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0.6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帝24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到四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却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从来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样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的，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渐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具备了市场的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过分敏感的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但随后迎来的是一出更为荒谬的戏剧。自身的闹剧并不让人感觉荒谬，真正的荒谬往往是在对比之中发生的。中国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游行。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游行。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类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文革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过这边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斗了一顿，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是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法设防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人只有在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革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史料记载的有两次大的迁移。一次是1960年代初期，叫做“饥饿大逃亡”。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说，那次跑出去了12144人。它的原因是大跃进引发的稀缺和饥饿。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统计说跑出去了17456人。其中沙头镇跑出去3000人，是原来整整一个镇的人口。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而这条街和这个小镇也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开始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它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人们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000人上升到136000人，车辆由0.65万次上升到1.98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中英街上购物只用港币。
中英街的最鼎盛时期是在19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在后来回忆说：“八十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大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1988年5月至10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5吨，金额6.5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到1992年达到了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1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1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
但是中英街的优势仅仅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情况下的便宜商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的游客开始直线下降了。1998年游客人数跌到800万人次，到2002年只有128万人次，然后进一步减少到百万人左右。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沙栏吓村和中兴村90％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2005年时，最后一家仍在街上金融机构工商银行也撤了出去。
媒体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射到这条特殊的街道上，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使用惊叹和艳羡的口吻，而是对这条街道的前景开始忧心忡忡。2008年3月18日——3月18日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和中国清朝政府在中英街上划定地界的日期，一批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们应邀参加研讨会，开始讨论中英街的转型。这条如今门庭冷落的街道在试图重新找回它在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辉煌。
单一的商业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中英街当年黄金街的美名；而地跨香港和深圳两地反而成为一种麻烦，因为游客们需要申请特殊的许可证。于是，有人建议中英街应该从单一的购物功能发展成吃、住、游、娱乐、购物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旅游区；也有人建议挖掘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将这条街变成博物馆一条街。人们不知道，如果再过十年，中英街会不会成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惟一的特殊之处，只是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
三一、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
198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让汉正街名正言顺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代表之地，它吸引了无数政府官员和游人前来参观。与汉水平行的汉正街是武汉汉口最早的中心街道，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一条繁荣的商业街，只是在做小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的年代，汉正街一度衰落。1979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这里迅速恢复生机。
1967年，武汉汉正街被更名为兴无街。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年。众所周知的是，武汉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风云的城市。
从兴无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消灭资本主义，振兴无产阶级兄弟。而给汉正街冠以兴无街的名称，却格外具有讽刺作用。因为这条街道在历史上正是富商大贾云集之地，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淇曾经在一首关于汉口的诗中写道：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后来这两句诗几乎会被所有撰写武汉历史的人引用。它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为武汉人津津乐道。武汉作家刘富道在他2001年出版的关于汉正街的书作《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说：“这是武汉人引以为荣的历史，几乎所有武汉史志都要引用。在当今汉正街的门面上、礼品盒上、纸杯上，到处都印着这两行诗句。如果吴淇能拿版税，一定会是汉正街的头号大款”。明朝时期的汉正街“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
这条与汉水平行的街道是过去五百年汉口发展的基准。在汉口，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其主要干道称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则称为某某路。汉正街一代的街巷名称也基本上反映了它自身的商业气息，它们中很多都是以店名和产品名作为街道名字，诸如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明朝中期开始出现的打扣巷以打制中式衣服的扣街为主，繁荣时期汉口的众多钱庄票号也云集到打扣巷。在这条长3194米的街道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一夜暴富和不孝子败家的传说。汉正街上一个歌谣唱道：第一代勤扒苦做，第二代眉清目秀，第三代好吃懒做，第四代光光溜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