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自然规律和所有那些传说都被终结，停止更新。汉正街上的几家著名老店都在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为国有企业，或者消逝。创建于1885年的谦祥益布店，1954年3月，其老板孟乃泉和纪星五将其估值为人民币47万元，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阵容，1958年谦祥益更名为国营谦祥益商场。和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齐名的药店叶开泰，在1956年公司合营高潮时，将全部资产交公，在职员工也由国家统一安排。
对私营商业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沉重。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刘富道写道：“自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体经营活动就受到冲击。当年（石乔）口区3415户个体商贩，就有400多户自动交出营业证照，汉正街市场内三成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自动停业了。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渐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了。汉正街个体商贩的一切商业活动，统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定性为投机倒把活动，都在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的围追堵截之列。那时侯，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王任昌正是受到这种变化影响的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王家的王润记纱号和谦祥益、生计布点是汉口纱布业最显赫的三家公司，并称汉正街三把刀子。王润记的老板，王任昌的父亲王裕卿被描述成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数的儒商。但在1949年之后，被定为需要打倒和改造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三大改造之后，王裕卿只能在街头卖卖大碗茶、西瓜，或者开个汽枪摊。王任昌是王裕卿的大儿子，尽管他上了大学，但是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和自己火爆的脾气让他在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在不断申述之后，王任昌被放出监狱，但不久之后又被抓了进去，这是1977年6月，这一次王任昌讲了一句惊人之语：“邓小平出来了，我马上就出来了！”
他在1981年6月二度出狱，回到汉正街，“汉正街没有他的户口，连个临时工都找不到，生活没有着落。到归元寺当和尚总该可以吧，没有户口开不到介绍信，连和尚也当不上。十里汉正街，何处是落脚地？他只好替老娘看汽枪摊子。”刘富道说。
汉正街上的另一位传奇人物郑举选在1979年6月30日出狱。1940年出生在汉阳的郑举选6岁那年因为天花而视力减弱，终至于双目失明。但是他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因为天花丧生。他从1961年开始自己经商，文革开始之后被屡屡抄家，一个原因时郑家有人1949年之前去了台湾；另一个原因是郑举选是汉正街上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在1978年的1月8日，郑举选被关进大牢，出来之后，郑举选“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但是此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已经在悄然变化。当时分管市场的汉口（石乔）口区工商局副局长任正选回忆说：“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郑举选，瞎子。哥哥或弟弟在美国，他总在搞（生意），明禁暗搞。1978年以投机倒把论处，把他关起来后来以无罪释放到1982年10月，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国家工商局召集的，各省市区工商局长都来了。当时，汉正街只有103户。还凑不起这么多户。半边户，变通一下，发临时执照。中央说行，发了。说不行，就收。摸着石头过河。从利济路到永宁巷口子，摆起来还看得一下子现场会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利济路到集稼嘴，摆满了1982年，我当局长。有风险，压力大。好多人说，汉正街字恩主义复辟，你老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保护伞。如果第二次文革来了，批斗是逃不脱的。就在1981年，一个工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某日报。”
在最初街上摆摊的103户个体户中，就有郑举选。这个身材魁梧的盲眼商人俨然已经是汉正街上没有言明的商业领袖。他也成为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加拿大周刊》评价郑举选说：“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也有自己的英雄。45岁的郑举选就是勤劳、坚毅的中国人的典型”。
王任昌稍后也在汉正街成为知名人物。他通过贸易为自己积累了百万财富。在1993年时，他甚至试图从汉正街拉走一千多个体户到武汉心火车站，重新创建另一个可以同汉正街媲美的市场。不过，真正让王任昌扬名的可能还是根据他的小说《曲线人生》改编的电视剧《汉正街》。这部电视剧让汉正街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媒体也在不断为汉正街正名。1985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武汉考察，主动提出要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他用了20分钟时间从汉正街利济路步行到集稼嘴，遵循着约定好的“只走不停，只看不问”的规则，从拥挤的市场中通过。而此前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28日发表的评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则让汉正街摆脱了应接不暇的指责声。
随后，汉正街的商业基因开始绽露无遗。这条街上在1988年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的大地公司兼并了武汉国营火柴厂；在1990年代初人们争论“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些公司已经雇工上百。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这条街上开始重新演绎冒险家和财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拥有不断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终在市场中领先。2005年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天下第一街’的美称曾被‘水货第一街’的恶名所取代。大多数武汉人已经不去汉正街了。”
曾经和汉正街齐名，街上充斥着便宜名牌水货的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压力，甚至终至衰落。汉正街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汉正街能否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2008年8月5日的《湖北日报》上一篇文章说，“汉正街也正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众多的店铺背后，是集群化的生产企业。汉川等地的汉正街服装工业园，正是汉正街‘前店后厂’模式的全新表现。汉正街正在实践自己概括的‘总部经济’：汉正街是信息中心、销售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制造的发单中心。”它渴望成为武汉的经济发动机。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汉正街能否已然捍卫自己商业中心的位置，只能留待日后判断。约瑟夫·熊彼特的“破坏式创新”又一次在发挥作用。汉正街如果不想被迅速更新的现实遗忘，只能进行这种破坏式的自我革新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增长点。
三二、白天鹅酒店
1983年开始营业的白天鹅宾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这座由香港红色大亨霍英东投资的酒店是中国最早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位于广州沙面岛南的白鹅潭。它的选址颇费苦心，宛若一个闹市中的“世外桃源”，其处榕荫如盖，风景秀丽。它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之一，从开始诞生构想到建设过程，再到最终建成，都会显现出这个国家在最初开放时暴露的各种问题。
1978年，时任国务院华侨办主任的廖承志邀请了一批著名香港商人到北京访问，其中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和彭国珍。廖承志的邀请是希望这些香港大亨为中国旅游部门的一个计划慷慨解囊——中国的旅游部门希望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建立8家大的中外合资酒店。
访问中间，邓小平接见了这些商人。这位1978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向这些著名的资本家们说，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希望这些华商中的佼佼者能够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紧接着的这年10月1日国庆庆典，已经被人称为“超人”的李嘉诚接到邓小平的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和中国的政治要人们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李嘉诚为此特意换上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后来的记载说，他为自己定下了八个字的规矩：“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而一直风传和中国大陆来往颇多，因而被称为红色大亨的霍英东，已经表示出对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合资酒店有浓厚的兴趣。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参与这项酒店计划，而且，经过仔细考虑，霍英东已经决定不把酒店建在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北京和上海，而是广州。他考虑的是广州毗邻港澳，往来客商居多，而且又会得改革开放之便利。于是，在和广州市政府接触之后，霍英东开始每次去广州都会驱车兜风，同时考察酒店的建设地址。几经挑选，霍英东最后选择了在广州西部的沙面为酒店地址。这里风景秀丽，既处市区，但又无市区之喧嚣，惟一美中不足的是，霍英东需要为自己的酒店填江造地。
1979年4月10日，霍英东和广州市旅游局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建设一座高达34层的宾馆。这也是八大合资宾馆的第一份协议书。而宾馆的名字，在叶剑英的建议下，定为“白天鹅”。
在众多香港大亨中，霍英东和中国政府一直走得较近。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方是，朝鲜战争期间，美英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于是一批香港商人就组织船队向大陆运送各种战争物资，这些商人中就包括霍英东。有人说这位出身贫寒的大亨正是从朝鲜战争中做走私生意起家的。参与向大陆运送物资的还包括当时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和澳门赌王何鸿燊。霍英东和包玉刚更是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后来包玉刚亲自到美国抗议，才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拿下。
后来在接受自己的传记作家冷夏的采访中，霍英东一直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每次冷夏提起这个话题，谈不了几句，霍英东就会转向别的话题，但是他说自己决没有向大陆运送军火，也没有发过“国难财”：“当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机与内地做生意。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
霍英东后来涉足地产行业，一时之间成为香港地王。但是在开始的时候，霍英东甚至连基本的金融常识都没有，他不知道买地可以从银行贷款，也不知道支票为何物：“当时，我连银行开户口都不会，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以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霍英东要从香港世家利氏家族手中买一块地产，他直接拿着一袋子钱去找利铭泽，搞得后者异常惊讶。利铭泽后来和霍英东关系很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位已经身世显赫的大亨对霍英东说：“霍先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也好，不一定全部要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也可以向银行借钱。”当时要想向香港汇丰银行提出贷款甚至开户的要求都需要有香港有地位的人介绍。而霍英东只是一个刚刚赤手起家的声音人。利铭泽又替霍英东介绍、疏通，汇丰才开始给霍英东贷款，“这时我才知道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确实重要，全球各地的地产商人，如果没有得到银行的支持，绝不可能把生意做大，银行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地产商人的生死；而香港，地产大亨则离不开汇丰银行的支持，后来在李嘉诚的崛起过程中，汇丰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地产业之后，霍英东又发明了印制楼盘说明说和卖楼花的方法，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跃而成为香港最显赫的商人之一。霍英东自己后来说，做房地产“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下去，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但是此时港英政府开始因为霍英东在战时扮演的角色对他发难。首先是传来霍英东因为战时走私被递解出境的谣言，这对要卖楼花的霍英东是相当不利的，因为接下来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买他的楼，因为他可能拿着钱出逃。紧接着，根据冷夏的描述，港英政府更是有意在地产业限制霍英东的发展，直到霍英东被迫淡出香港地产，甚至连涉足码头行业也不得。不过霍英东此时规模庞大的投资让他香港商业大亨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在他的投资中也包括澳门的博彩业。
地产业发展受限，想要进入码头又被阻，霍英东把注意力转移到市政工程和体育运动上。同时，他同中国大陆政府走得更近。霍英东跟另一位香港大亨利铭泽，经常邀请一些香港商人到家中聚会，让内地官员同这些香港大亨见面。这些经常受到邀请的商人包括李嘉诚、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香港大亨。霍英东甚至还带着包括郭得胜、郑裕彤这些香港大亨到内地去，而他自己更是和家人频繁往来与内地和香港，要知道，那还是在1978年大陆决定改革开放之前。后来霍英东自己回忆时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满屋都是，没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那时真被人骂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众所周知的是，霍英东还在中国加入亚足协、创立省港杯等事情上东奔西走，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做出莫大贡献。
在白天鹅宾馆之前，霍英东就已经顶着莫大压力，在中山县投资修建了中山温泉宾馆，并且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片高尔夫球场。
有了这些背景之后，霍英东踊跃要求在广州修建中国大陆第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就不让人意外了。
1979年7月，霍英东开始在沙面填江造地，11月，白天鹅宾馆开始全面施工。霍英东将酒店的建筑设计交给两位内地的建筑师佘峻南和莫伯治。因为内地久未对外开放，霍英东担心建筑师对新事物已经陌生，他请这两位建筑师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并且同一些香港的著名建筑师交流。结果，这两名中国建筑师做出的设计为白天鹅宾馆赢得交口称赞。后来贝聿铭到白天鹅宾馆参观时，赞扬说“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但是其中的阻力却也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霍英东曾经说：“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甚至霍英东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也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在背景开政协会议中间茶话会时，霍英东听到上面有两个人说相声，说“有一个打领带的人想要精卫填海”，霍英东四下看看，在座的只有他一个人打着领带，而且，那时他正在填白鹅潭以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建白天鹅时，提出要自己设计、自己采购、自己管理。设计问题解决了，但采购却成大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霍英东想出了一个把压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方法。1982年10月14日霍英东决定在部分试营业的白天鹅请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吃饭，结果早上他到宾馆一看，发现宾馆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更别提提供餐饮。他到厨房，厨房没有煤气，炉灶也没装好。霍英东焦虑异常，却毫无办法。无奈之下他找来一个主管，说，今晚上我已经邀请任仲夷来吃饭，无论如何“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结果没想到晚上任仲夷带来了一百多号人。霍英东陪坐一旁，内心更加忐忑。“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之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十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啊！”
霍英东又提出酒店要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他把请柬广为散发，然后拿着请柬去需要审批的各个部门催办手续，把压力转移到这些机关之上，竟然也顺利成功。
1983年1月份，霍英东到白天鹅巡视，发现工程进度缓慢。这位大亨索性自己住在宾馆内，一住13天，天天到现场做监工。后来霍英东回忆白天鹅宾馆，“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结果，白天鹅宾馆开业那天，因为霍英东执意要开放宾馆，竟然有一万多人涌入宾馆参观。更有人称白天鹅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包括邓小平、李光耀、美国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英国女皇等政要名流都对白天鹅赞叹有加。而在酒店行业，霍英东秉持三自方针建设起来的白天鹅，也被人称为白天鹅模式而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中大加推广。后来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霍英东说，白天鹅不是一家酒店，而是邓小平开放路线正确的见证。
2003年2月6日，合作期满，霍氏将白天鹅交与广东省政府管理。2006年10月，84岁的霍英东病逝。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他当初要在首都机场四下张望，寻找那幅《泼水节——生命赞歌》画作，看其中中一个裸体少数民族少女画像是否还存在，以此判断国内的开放政策是否还在延续，每念及此，都给人恍若隔世之感。
三三、风云大邱庄
1987年，大邱庄成为“天下第一庄”；1993年，禹作敏被捕让大邱庄再次成为风暴中心。大邱庄镇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距天津机场45公里，离天津新港60公里，紧靠津沪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交通异常便利。但这只是禹作敏让大邱庄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庄”之后的事情。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禹作敏被捕，大邱庄一直是中国农村继大寨之后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那天我记得天儿半晴不阴的，和今儿没嘛大差别，我们家的老母鸡跑出去了，我怕它又丢蛋，就出去找，听到钟声的时候，我想呆会再去，就在街上喊我们家的鸡，村里静悄悄的，我从来没听到这么静过，连丝风都没有……到现在我一直记着那天的事，我到会场时，我看见村民们有的竟哭了，把我吓了一跳，还认为又是哪个领导人死了，毛主席逝世时村里就是这样……”
一位大邱庄的村民回忆起1977年大邱庄的那个秋天下午时说。那不是又一位中国领导人逝世，村民们聚会的原因，是因为大邱庄的村支书禹作敏在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之后，敲响了村头的大钟，召集村民会议。
这位大邱庄史上最著名的农民用了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让他的村庄致富。在历史上，大邱庄因为它的贫穷闻名，后来大邱庄的庄稼能手李德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时还说：“你知道啥是穷吗？穷……奶奶的！人家说俺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那是笑话俺庄哟，因为老东乡（大邱庄）一个村里一找不到砖头！”民间则流传着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歌谣。
后来禹作敏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刑军玮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真想一下子富起来。有一次整整三天，我都没合眼，烟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天天一个人在团泊洼的盐碱地上走来走去，当时我想，如果大邱庄像小岗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以到一亩盐碱地，即使把这一亩全分到各家各户，也不会富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老财都还吃糠咽菜，你说这可怎么富呢？那时候，富人是那些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才能吃上大米洋面。大邱庄这地方，要想富，可以说比登天难不了多少。惟一的出路就是一个工字，无工不富。”
禹作敏在那天悲壮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同时还有他的承诺，“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第二，让村里的光棍都搞上对象，成个家”。村民们望着这位苦出身的书记，想起他曾经要查自己当会计的侄子的帐，而逼迫得这个大邱庄惟一的高中生卧轨自杀，想起他往昔的种种事迹，炸雷般表示对他的支持。这座位于天津静海县一片盐碱地中的村庄，由此迈出了成为显赫的天下第一村的第一步。
禹作敏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到了15万元，买了3台从天津淘汰下来的旧轧钢机，办起了中国第一个乡镇工厂冷轧带钢厂。其时禹作敏已经50岁，但仍和小伙子一样争强好胜。当有人对禹作敏说：“大邱庄要是能靠这个富起来，让村民们有饭吃有钱花，我就爬着去给你拜年时”，禹作敏当即反唇相讥道：“要是卧不能让大邱庄靠这个吃上饭有钱花，我爬着去给你拜年。”结果，这个轧钢厂在当年就开始盈利，然后在第二年收回全部投资，并且还净赚利润30多万。
尝到了甜头的禹作敏和大邱庄村民们一发不可收拾。10年之后，1987年，大邱庄全村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7个，固定资产有3371.4万，利润1513.5万，生产着100多种产品。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邱庄得到了“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在全国村级乡镇企业评选中，大邱庄工业产值第一，纳税额第一，集体积累第一，人均收入第一，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楷模。
1992年时，禹作敏把大邱庄的工厂整合成了四家集团公司：尧舜集团、津海集团、津美集团和万全集团。两年之后，这四家集团公司工业总产值达到了70亿，利润5.1亿元。
但是与此同时，禹作敏的桀傲不逊开始表现出来，并且让很多人不悦。
禹作敏有一条语录，“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只有向经济效益看，才能向共产主义看，这样说才说得通”，这是别人在替禹作敏打圆场，可是禹作敏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有人认为禹作敏这一段话是倡导一切向钱看，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禹作敏听说后，大发雷霆，怒气冲冲：“我们是农民，农民有什么资格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还是薄一波给禹作敏解了围，他说禹作敏这样讲没有问题，才算没有人再拿这句话说事儿。
有一次禹作敏生病住医院，结果他的派头震住了周围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他只抽当时最高级的中华牌香烟。烟都是让人点上，恭恭敬敬递到嘴边，然后等到烟抽得差不多了，一边的人再小心翼翼把烟灰和烟蒂清除干净。他吃上等的河蟹，而且由人剔好肉之后送到面前吃。
跟禹作敏同一病房的一个老干部看到禹作敏的作风，就问禹作敏是作什么工作的？禹作敏说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么说是个土皇帝了？”老干部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禹作敏回答道。
不只是这些人对禹作敏不满，禹作敏对他们也不满，“养猫是为了逮老鼠，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有人摆弄猫是为了解闷，让猫服服贴贴地趴在他的腿上供他玩赏……有人问我什么最难？我说跟形势最难。美国、日本的企业家都不如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两手抓经济，我们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譬如，为接待一批老同志，光‘四菜一汤’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吃饭时，最后一个菜是小葱拌豆腐，一位老同志说：‘你真是个企业家，一青二白，回去我们好说话。’临走送礼品，一人一袋棒子面。我说：‘谁要谁举手，不举手不给，不然我有行贿的嫌疑。’结果全都举了。”
他还说，公安局和检察院曾查了我七个月，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你经得起考验”。我心想，哪有公安局、检察院老考验人的？也有人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说，你不做亏心事，如果鬼老叫你的门，你不得失眼症才怪呢！
禹作敏乘坐奔驰560的时候，一个干部曾经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560车，只坐奔驰280，你是什么级别？就敢坐？”禹作敏顿时火起：“司局级坐中级车，部长级坐的高级车，我们农民没有级，谁给我们定过坐车的标准？农民是个什么级别？别拿我们跟有级别的比，过去，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没人跟我们比？”
后来禹作敏自己对大邱庄的村民解释说，“我又不到处跑，要那么好的车干啥？穿西服，真的不如咱大腰裤舒坦，西餐的味道，也比不过咱们的玉米粥和贴饽饽熬小鱼。我这么做，主要是给别人看看，给咱农民露露脸。”
如果说农民这种身份曾经让禹作敏焦虑的话，现在他四处显示农民能够达到的高度。他总是说：“我就是个农民！”动不动就用农民作为借口来回应别人的攻击。
禹作敏自己的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总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后来据说他经常表示，他的水平，也可以干个副总理。这是他在暗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显赫农民陈永贵做比较。而他也在处处显示自己农民领袖的身份。这在他对待其它著名的农民英雄的方式上可以看出。
1992年时，禹作敏已经异常炙手可热。用禹作敏自己的话来说，“这几年，到大邱庄来的人成千上万，你说吧，到了大邱庄谁不想见见我禹作敏？来的人真是中国的、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哪里的都有，一天下来上千人十几拨、二十几拨，跟车轮战一样，要是都见到，我还不得累死呀？我一天最多见过8拨人，没完没了地握手、说话，同样一句话，我得对着不同的人说不知多少遍。就这，要是有谁没见着，回去就会有意见，说你骄傲……”经常是一大群来访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被禹作敏拒之门外，原因是怕打扰禹作敏的工作。这位桀傲不逊的庄主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内闭门谢客。但是当天津小靳庄的村委会主任王作山和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来访大邱庄时，禹作敏欣然答应亲自接见二人。
禹作敏还对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慷慨解囊。他当场答应给小靳庄6万元，以解小靳庄村办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燃眉之急，并且还答应帮助王作山建成一座年利润达到150万元的工厂。当郭凤莲对禹作敏说大寨办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资金问题时，禹作敏当场回答：“这好办，你们不用到处求人了，我给你解决。”随后禹作敏马上让人开了50万元的支票给郭凤莲。郭凤莲要给禹作敏写借条，禹作敏慷慨的摆摆手：“别写借条，这钱不用还。农民帮农民，这是应该的。”至今在华西村中，仍然摆放着当年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一辆轿车，只不过吴仁宝如今展览出去，是用来警惕自己不要像禹作敏那样忘形。
有记者问禹作敏说，都说没有禹作敏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邱庄，禹作敏也会回答说：“不能这么讲，那有些太离谱了。毛泽东都不是神，我能是神？”再问，说外界都传说禹作敏是一个骄傲的人，禹作敏则辩解说：“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要真是我们大邱庄人骄傲，那怎么还一年往前进一步呢？1992年我们大邱庄的总产值是40个亿，1993年，我们的总产值是80个亿，预计明年，可能要达到150个亿，你们说这是骄傲吗？依我看，说这话的人，是没把骄傲和自豪分清楚。”
但是禹作敏终于还是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说，这个农民终于桀傲不逊到得意忘形，在大邱庄内私设刑堂。他宠爱的手下打死了人，他甚至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一手遮天，庇护自己的手下，因而竟然鼓动全庄对抗一个国家机器。他忘记了，一个真正骄傲的人要确保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不然，他的骄傲得罪的敌人会利用他任何缺点向他攻击，直至将他击溃。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作家凌志军说。新闻记者们都得到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帮禹作敏说过话的政治领导人这次也都沉默了。最终的结果是，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打死人的四个讨饭，然后逮捕了禹作敏——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邱庄的人都这么不冷静，在禹作敏决定与政府和公安机关公开对抗的时候，津海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延军以死相劝，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打破了自己的头。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在禹作敏与政府对抗期间，借故跑到外地，用电话指挥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凌志军说，尽管媒体鲜有报道，但是禹作敏的被捕仍然引起渲染大波，“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
对于禹作敏这个人，凌志军的评价最为中肯：“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见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而失去了这位褒贬不一的农民，大邱庄尽管仍然在经济上保持不坠，但是却很难寻回昔日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
三四、南街乌托邦
1984年，南街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土地承包权收回；1992年，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随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至此，“红色亿元村”开始名扬海内外。这个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的村庄和大邱庄以及华西村一样，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仍然坚持着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各种制度。2008年年初，媒体发起了一轮针对南街村的调查，调查说，南街村的神话可能终结。
2008年年初，媒体爆出新闻，以共产主义农村而知名的南街村“神话”或将终结。
问题首先是一直坚持集体所有的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已经在2004年实行改制。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媒体到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看南街村集团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中显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最为详尽：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此外，《南方都市报》还直指南街村所谓的亿元村神话是依靠高额的银行贷款和对外来劳工的依靠形成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拾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报道称，南街村集团在2007年8月的银行欠款已经达到16亿元。
而一直被南街村不断宣扬的无私领导者们也受到《南方都市报》的质疑：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但是显然，其中针对南街村最致命的攻击，还是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的改制，以及随着改制而来的私有化。它是针对这个乌托邦的最严重的指控，因为人们发现，隐藏在这个乌托邦梦想背后的，可能仍然是人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以及对他们自身宣扬的理念的背叛。
13岁那年，后来成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洪彬（这是他最初的名字，只是在后来，这位风云人物才改名为王宏斌）没有考上初中，回南街务农。生于1951年的王洪彬是典型的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代中国人。他经历过的所有教育都让他坚信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众英雄的崇高，而很少考虑产生这种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对他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适当，因为他首先要求的正是自己，他要把自己变成这样一个英雄。
王洪彬在后来还放弃了一次成为工人的机会——那正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神话破灭之后，所有人都对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前景感到幻灭。王洪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失去了未婚妻，还有短期之内和父母的良好关系，但是却深受南街村村民的欢迎，在作家刑军纪撰写的南街村中，他记述，“一干人开着拖拉机敲锣打鼓把王洪彬抢了回来”。但是真正让王洪彬和南街村后来名扬全国的，是他的另外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1976年，王洪彬入党；1977年，王洪彬成为南街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被南街村人亲切的称为“班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街村整个领导班子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举动是在南街村办起了一家砖厂，一家面粉厂，而且，使用的方法颇为独特。他办砖厂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王洪彬所称的“指山卖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来预售尚未建立起的砖厂尚未生产出的砖，来筹集资金；另外一部分钱，则来自于募集资金，包括王洪彬在内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建厂。
“仅用了一年时间，王洪彬就带领南街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年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始就使工业产值接近了农业产值”，刑军纪写道。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转眼之间，这点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岗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这点星火转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公社和集体成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国所有地方的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两家工厂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沉醉于酒宴之间。
后来王洪彬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方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个观点也不是咱们瞎编出来的，是咱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时候，农业上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咱村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承包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没有搞改革，就是看你这个人搞承包了没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没搞承包就是没有搞改革……我们认为，承包的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那几年，可以说南街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我们这一班人的：有告我们状的，有贴我们大小字报的，告状的下至城关公社党委，上至省委，这都是事实，大小字报近者贴到我家门口，远者贴到县委门口，大十字街上贴的有，这还是事实……领导见了我们都是批评性的语言，那个时候就没法与1975、19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洪彬，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洪彬，各级领导见了面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1981到1983那几年，领导见了面都是扭扭脸便过去了”。
实际承包情况的失败——承包出去的工厂不发员工工资、不上缴税；大量土地的荒废——或许还有王洪彬个人境遇的反差，让这位班长感到了变化的必要，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土地。
“过了19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这个意见拿到支部会上一讨论，通过了。从19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从1984年集体承包开始，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是130多万元，1986年是320多万元，1987年是730多万元，1988年是1400多万元，1989年是2100多万元，1990年是4100万元，1991年是1.01亿元，1992年是2.1亿元，1993年是4.2亿元，今年（王洪彬发表这番谈话的1994年）可以突破8个亿。这是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