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冠冕”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为表彰直七院杜彦桐院长在职期间为保育事业所做出的显著成绩而亲笔题写的鎏金木质匾额。
1940年11月底，总会派杜彦桐临危受命，接任直七院院长之职。杜彦桐是湖北沔阳县仙桃镇（现为仙桃市）人。从小跟随母亲读书、学诗、绘画，成为仙桃有名的才女。“五四”运动时期，她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深受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著名人士的影响，倾向革命。
1926年2月，其父借仙桃有名望的傅廷仪60寿辰贺寿之机，将彦桐所绘四幅水彩画和八首律诗作寿礼献上，深受傅的赞赏，将其介绍到省立女中当图书管理员，兼代附小国语课。杜彦桐8月回沔阳，参加妇协组织。
1927年2月，仙桃店员与资方发生冲突，遭驻军逮捕。杜彦桐参加各界请愿团赴省请愿，事后被留在省妇联工作。“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她离开省妇联，到襄阳省立三中任教员。
1930年8月，出任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训育主任，次年8月从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转人省高中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同陈心泉（新乾）等人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刊物《雪里红》。
1932年7月，在张执一同志领导下经王觉夫、陈新乾（心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她更加自觉献身于党领导的反帝、反蒋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从而结识了妇女界不少卓越的进步人士。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她在逃亡中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35年7月，杜彦桐因参加声援北平学生抗日请愿活动而被捕，经河南省保安处长彭进之（沔阳人）保释，闲居其夫汤润皋之家安徽省宿县。
抗战期间，她来到武汉，加入了“全国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并由徐镜平介绍进人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先后在战区襄樊、宜昌一带抢救和转运难童。保育总会迁到重庆后，经人介绍进人保育总会任文书，又巧遇大革命时共过事的直三院院长赵郁仙（君陶），赵郁仙将杜彦桐的情况向总会徐镜平（共产党员）进行了反映。不久，杜彦桐就应邀去川五院当了教导主任，后被总会调任川二院代理院长，在川二院工作不到半年，就调任直七院院长。
直七院建院以来，已死去的幼童达30多人。杜院长上任后，为此召开了一个追悼会。既纪念死者，又教育大家明确自己保育难童的重大责任。国共合作在经受着严峻考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的各保育院也在涌动着投降、倒退、分裂的暗流。杜院长到任不久，就碰上合川直一院师生由于与院方顽固势力发生冲突而被解散。直七院分来了被遣散的200名保育生。这批孩子从湖北均县辗转逃亡来大后方才一年多，是罗叔章、杜贵文、挥代英夫人沈葆英、徐向前夫人黄杰等一批进步妇女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民族后代，绝不能让他们再受二次苦。杜彦桐伸开热情的臂膀接纳了这些苦命的孩子。
为了更好地培育她们，杜彦桐把老师集中起来，向他们介绍陶行知的办学经验，实行“教、学、做”三结合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让孩子们既能学到书本知识，同时又能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大胆进行教育改革，首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教材。现用的课本仍是战前那一套，诸如“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再就是过时而陈旧的《总理遗训》、《总裁言论》、《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一类当局推崇的东西。杜彦桐果断地将其取消，而代之以具有时代气息的《抗战建国读本》和老师们自己编选的“五四”以来的著名篇章，如：“九一八”、“八一三”、十九路军奋勇抗战等故事，并教孩子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古城颂》等抗日进步歌曲，用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杜院长在全院倡导时事座谈会，这是保育生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同学们经常座谈抗战形势，有时三五成群，七嘴八舌，非常活泼、生动……
在师生中广泛开展读书会。同学们创办的壁报《烽火》成了读书会的喉舌，常刊载抗日战绩、时事小品、杂文、读书心得、诗歌、漫画等，还有揭露国民党教员抽大烟、漂女人、体罚学生等劣迹的内容。在读书总会的影响下，各班还出刊壁报《号角》、《蓓蕾》、《播种》、《春苗》等。对于团结同学、锻炼自己、提高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直七院多是青年教师，又绝大部分是湖北流亡青年，多数作风正派，有爱国热情。青年人又都好活动，几个人一商议，一鼓劲就搞了个小剧团，杜彦桐院长又很支持，就取名叫“育余”剧团，先排了几个独幕剧在院内演出，后来又排多幕剧到县城公演，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大家推王春阳当导演，主角都是由青年人担任，谭主任和老范“跑龙套”，祁万祥等部分同学也参加演出。到南川公演，轰动全城，驻军团长也带了小老婆来看演出。在幕间还擂进一些革命救亡歌曲，因为是抗日节目，他们只好跟着鼓掌。
南川教育界组织中小学歌咏比赛，邀请直七院参加。谭紫光主任带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赢得了好评。
直七院在杜院长的领导下，很快就办得有声有色了。杜院长在教师中首先推广陶行知先生办育才的经验，并在直七院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保育生学习很积极自觉，求知欲强烈。但他们不满足于课本知识，也不满足于课堂知识。课本发下去后，没过几天他们自己就通读了一遍，内容基本了解了。学生们最不满意那种“照本宣科”的讲法。谭主任兼高年级的语文课，他经常选摘进步书刊上的文章，如《白杨礼赞》、《屈原》、《雷电颂》、艾青的《吹号者》、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等，通过分析文章、小说，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启发孩子们阶级觉悟，指明奋斗方向。
直七院的历史课是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着重讲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农民战争、五四运动、日本侵华史等。
在上地理课时，老师利用挂图，讲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敌人抢占，无数地下宝藏被敌人践踏掠夺。如讲山西，就讲日寇如何把山西的无烟煤运回日本国去炼钢铁，造枪炮来打我们。讲八路军和山西人民的抗日斗争，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反攻娘子关，讲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根据地的斗争。
上公民课时，就讲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讲民主、讲阶级剥削；讲时事课，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指导思想；讲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讲苏德战场、太平洋战争等。杜彦桐院长经常亲自给高年级学生讲时事课。
直七院的孩子几乎都是“小歌手”，最喜欢音乐课，课余时间到处是歌声。由于他们的遭遇经历，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的依靠，对胜利的向往，他们唱歌时都带有丰富的感情，他们常用歌声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报仇雪恨的决心。小小的保育生，抗战初期的歌曲都会唱。后来又学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伏尔加船夫曲》、《囚徒之歌》、《拿起刀枪干一场》、《古城颂》、《延安颂》、《草原我的亲娘》等抗战歌曲。
在直七院，杜院长把课外活动办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既是实践“教”和“做”相结合的一个阵地，又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既学到了知识，又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身心。
直七院的学生自治组织是学生自治会，后来叫学生会。下设有学习部、文体部、生活部等。七院采用“童子军”编队，一个中队就等于一般小学的一个“班”，正副中队长小队长组成队委（即班委），由自治会直接领导。学习部领导各种学习组、读书会、壁报社等；文体部领导话剧组、歌咏队及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生活部组织学生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宜和生产劳动等。
杜院长很注意师生关系，所以直七院的老师绝大多数是非常爱护学生的。杜院长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既要做严师又要做慈母；孩子们既需要知识，又需要母爱。她以自己的“身教”带动老师们的爱生行动。她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白天查伙食，夜间查床铺，到医务室看望生病的孩子，和孩子们谈心。她为小孩儿、病孩儿请保姆，洗澡，洗衣，照看生活。孩子们都喜欢杜院长，都亲切地喊她“杜妈妈”，都愿意亲近她，心里有委屈就跑去向她哭诉。
七院的进步老师们的房间里，课余时经常挤满了保育生。孩子们到老师房间里就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可高兴啦！问这何那，毫无拘束。如果老师、阿姨能对幼小的孤儿亲一亲，他们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还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随老师们到草坪、河边、桥头散步，能和老师、阿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唱歌那也是非常快乐、幸福的。老师们常利用这些机会，对难童们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让孩子们在爱中去体味、感受人世间的真情。
直七院人数多，条件差，几百个孩子集体生活，卫生防疫是个大问题。当时经费困难，缺医少药，更谈不上医疗设备。全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理员、两个专搞防护、卫生的老婆婆。医生、护士、勤杂工、炊事员都是“包打包唱”，要确保孩子们的健康真难呀！保育生们都记得医务室的老女医生“张二先生”。
“张二先生”名叫张维新，抗战前是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长，精通医学知识和看护技术。她逃难到武汉参加了保育会，到战地抢救过难童，后来到直七院做医生。她是协和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继承了我国历代医家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美德。她终生独身，把全部心血和母爱都倾注到这些孤儿、难童身上。那年直七院流行麻疹，杜院长、谭主任都非常焦急！“张二先生”采取了紧急措施，防止了扩散。对几十个患麻疹住院的孩子她日夜守护，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可是经她精心医护，这些孩子全部脱险康复。
还有疥疮和头癣也是流行顽症，她亲自监督剃头、包药、蒸煮衣服消毒，终于逐渐消灭了顽症。她还亲自给多病体弱的孩子煮猪肝汤，守着他们喝下才走。她前前后后，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儿童。
1942年5月，“上面”又派来两位青年教师，负责童子军的训练工作。保育生在厕所先后发现这两个人身上都有小手枪。有一个的枪还掉到厕所地板上，被几个同学同时看见。这两位青年教师，还向难童打听过其他教师的情况。谭紫光将这些情况向王雪樵汇报后，他俩经过研究，向上级党进行了汇报，为了慎重起见，组织决定除白仲山、白诗观等几个来得晚一些又是执教普通课程不被人注意的人外，其他共产党员立即撤离直七院。
1942年8月下旬，王雪樵、谢薇若、范继华和谭紫光等都借故离开直七院，秘密撤到了重庆。
1943年元月18日，国民党特务在直七院制造了震惊南川的“马鞍山事件”，中共地下党员陈健生、刘振声、金晓还三位老师突然被捕，给直七院的正常生活、教学秩序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刘振声、陈隧生、金晓还三位老师被捕时，杜院长在重庆开会，大同学们去山上背米未回，特务是趁这个机会突然下手的。杜院长得知后急忙从重庆赶回问明情况后，又连夜带着高年级的两个学生祁万祥和程家典摸夜路翻山越岭赶到綦江，再乘车赶到重庆，找到副理事长李德全汇报情况，商讨营救办法。又拿着李德全的手谕找保育总会，拿到保育总会的文件，又连夜赶回相距360华里的直七院。
杜院长这位失掉了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她何尝不想去找党。去早日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她经过前思后想，还是下决心隐蔽下来。她并没有急着去找党，没有急着去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多少同志需要保护呀！她默默地做出个人牺牲，就可以用自己的牺牲来保护更多的同志，来壮大党的组织。即使是这样永远牺牲下去，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自觉党性。
杜院长当时的真实身份和政治情况，王雪樵、谭紫光他们并不知道。但他们感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一点，杜院长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保育院难童的好妈妈，是他们在危急时值得信任的好院长、好大姐。所以在谭紫光、王雪樵等人在直七院来去的工作安排上，杜院长是心照不宣地向他们开了绿灯。
虽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先后派进了好几个人来直七院，当地南川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也削尖脑袋挤进来，但由于直七院的教工队伍中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做骨干，而大多数教师又是流亡来的正派青年，因此整个高年级的教师全由进步入员担任。在杜院长任职的6年冬时间里，有4任的教导主任这一重要职务一直是由地下党员担任的，一直到1946年解散，他们一直围绕在杜彦桐周围，协助杜院长坚持以正确思想方法培育难童。直七院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培养革命幼苗的“红色摇篮”。
杜彦桐院长的一生，可说是有口皆碑。凡是和她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和受她雨露滋润过的保育生都发自内心地呼喊着：“杜彦桐是摇着红色摇篮的好妈妈！"“是革命的教育家！"“是没有组织关系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