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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永远活在学子心里——王一知

作者: 当前章节:5837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4:42

“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说这话的人名叫王一知,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年轻;在那之前,她就被一群又一群年轻人称作“王妈妈”;她是1922年由刘少奇同志介绍入党的一位老党员。

人的一生,总有些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事。对于一零一中学的老校友来说,每当谈起老校长——王一知,总是有一种难以控制的共同情感从心底喷涌出来,那丢不开抹不掉的往事。就会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花丛中,

红旗下;

安卧着老校长王一知

——我们慈爱的妈妈!哀乐低奏,

黑纱高挂;

强忍着泪水再看一眼,

心中留下一抹彩霞!

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多少回,

历尽坎坷走过了九十个年华;太辛苦啦!

该休息啦!

鲜艳的党旗覆盖在她身上,

映红了那饱经风霜的面颊,

在她哺育的孩子们心中,

绽开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这是与王校长遗体告别时,留下的永不磨灭的镜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一大早就沸沸扬扬地飘着雪花。在八宝山大礼堂前,黑压压地站着一片人。有些人站在棚子外,飘扬的雪花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好一会儿才能融成一星水珠。人们静静地站着,胸前佩戴一朵白花,就像一团雪,蒙在滚热的心上。

人群中,有政府的部长、戎装的将军、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那专为“高级首脑”打开的“首长休息室”,也没有森严壁垒的穿白制服的人为他们的安全走来穿去。

他们悄悄地混杂在普通公职人员、教师、工人中间,轻轻地点头,紧紧地握手,小声地攀谈,真诚地问候……在这里,没有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人身的贵贱。他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妈妈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理想毕竟不是现实,名誉、地位、权力对人来说是有巨大诱惑力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超越名誉、地位、权力的东西呢?说没有是不实际的,说有那实在是太少了。王一知校长一生的追求,也许就是那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例外。

王校长病情恶化,急需送医院治疗。经子女和校友多方联系,北京医院有空床位,但说王一知只是个中学校长,不具备住该院的资格。学生和子女们很着急,王一知却不以为然。

1921年,王一知在湖南桃源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就来到了向警予同志创办的淑浦小学任教。1922年2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到上海进人了我党举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半工半读。在那段时间,她经常接触陈独秀、李达、张太雷、沈雁冰、刘少奇等同志,在他们的影响下,王一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刘少奇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 1922年8月,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加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吸收的女党员之一。

1923年,王一知随党、团中央转移到北京,注在李大钊同志家中。与李大钊、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经常聆听李大钊同志教诲。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和缪伯英同志一起去女师大做学生工作。后来又随党、团中央回上海,根据革命需要,进人我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同时在向警予同志领导的妇女协会工作。1924年任团中央妇女委员。1925年参加了“五份”运动,为贯彻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她参加了国民议会促进会做统战工作。

1925年冬,北伐战争前夕,王一知随张太雷赴广州,在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同时还主编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头周刊,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亲自写文章,作演讲,组织妇女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同时,她还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室主任,主持圈阅每日的重要新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党被迫转人地下斗争。王一知从1928年起,直至全国解放前夕,一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

1948年王一知去西柏坡汇报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她。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从事多年地下工作,该到地上来了。”是呀,终于可以到地上了,这声音像来自天堂的福音,让王一知百感交集。

1949年,王一知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领导上再次动员她来北京做妇女工作。

解放了,回到了地上的王一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业待举中,敏感地意识到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她提出:“我思虑再三,抓基础教育,抓青少年教育是件大事,我还是希望到中小学工作。”她毅然谢绝了几位领袖的恳请,放弃在中央工作的岗位,选择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她先后担任了上海吴淞中学、北京华北中学、北京师大二附中、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王一知校长以一颗伟大的爱心耕耘于教育园地,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用30余年的时间,把生命、爱与智慧,奉献给了一零一中学。王一知校长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她既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既重视教书,更重视育人。她不主张家长娇惯孩子,更不允许孩子们表现出干部子女的特殊化。

1950年筹建师大二附中选校址时,周总理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革命干部投身于激烈的对敌斗争,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组织上把这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过着供给制的学习生活。随着斗争的需要,学校也不断搬迁。王一知调到这个学校当校长后,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她理解周总理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重建校园就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53年5月,周总理到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时的讲话,更给王校长指明了办学方向。王校长多次向同学们讲过:“不论在何时何地,你们都不能忘记周恩来伯伯对你们的殷切期望。要把他的话作为你们每个人的座右铭,指路灯:‘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周伯伯的这些话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一代胜过一代!”

王校长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意愿,把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学生身上。记得有一次课外活动,美术教室前停了一辆新式的小卧车,同学们围拢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着。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谁要会开那才帅哩!”

王兴同学走上前用手一拉门,门开着,就钻了进去。他东摸摸,西搬搬,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车发动起来了。同学们发出一片赞叹声,有人高声鼓动说:“开起来,兜一圈!”车真的开动了,同学们让出一条路,小车徐徐向前。正当大家玩在兴头上厂司机来了。王兴来个急转弯,想赶快把车开回原地。心越急,手越慌,弯没转好,“吮”地一声撞到一棵树上,车熄火了。这下可闯了大祸,车头左面的大灯撞碎了。

正在这个时候,王校长陪着一位“首长”走过来,同学们都傻眼了,呆呆地站着。王兴从车里爬出来,也低下了头。

王校长和那位首长走到车头看了看,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听了听声音,向后倒到马路上。那位首长摇了摇头,低声对王校长说:“刚换的新车,到你这儿来,就变成独眼龙了。”

王校长庆幸地说:“还能开,不让你走回去我就放心了。”

王校长的话说得那样轻松,那样平静,并没有减轻同学们心中的压力。车开走了,大家还站着。

王校长走到王兴跟前,低声问:“是你开的?”王兴点点头。

“你学过开车?"

王兴摇摇头。

王校长略微思索了一下,抬头对大家说:“今后,同学们都要注意,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该随便动的,好啦,都去玩吧!"

这件事发生后,有人问过王冶主任:“那天闯了那么大的祸,王校长为什么不狠狠批评同学呢?”

王冶主任动情地说:“王校长处理任何问题,她首先考虑的是效果。她教育培养人的方法是‘引导’、‘启发’,使人信服,开动脑筋自己思考问题。让你自己去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才会产生自我约束能力。也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美好的方向追求。她认为,听话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学生,总比不动脑筋的好。王兴没有专门学过开车,他能把车开走,说明他肯动脑筋。王校长喜欢,从心眼儿里是爱这种学生的。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教育培养学生,不是牵着同学们的鼻子走。王校长常说‘你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一味说教决裂。”

王校长为了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在一零一中学进行了各种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培养学生的体力劳动观念,在学校开办了生物园地和实习工厂。为了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能力,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为了增加学生的体质,组织了各种运动队和球队。这些活动对学生的成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崔玉祥校友说:“作为一名航天工程师,我从事航天飞行器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完成了很多项设计研究任务,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有的成果还荣获国防科研成果奖。但如果有人问我:你第一次成功的设计是在哪儿完成的?我会回答说:既不是在航天部的研究所里,也不是在大学的实验室中,而是在我的母校一零一中学。”

施光南校友在给汪瑞华老师的信中说:“我是在一零一中学确立搞音乐志向的。学校的文艺社团曾给我一定的影响;我在戏剧组里演出过话剧《桃子熟了》,在美术组里学习素描,也曾短期参加过钢琴组。我创作的歌曲《劳动小唱》和《五十一颗鸡蛋五十一颗心》(前者是反映我们自己整治校园的劳动生活,后者通过班主任葛孚僧老师患病全班同学每人送一个鸡蛋去慰问老师的实事,歌唱了师生间真诚的感情)都曾得奖;我曾主编过校内油印的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我用笔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歌曲曾流传到社会上。这些创作实践增强了我作曲的信心,使我看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潜力,因此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翟树成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从小喜爱美术,是学校美术组的积极分子,还当过几届美术组的组长哩。学校刚迁到圆明园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差,美术组在老师指导下,主要搞室外写生,画速写。搞创作。1953年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学校视察以后,我创作了(周总理来了》;我们班访问了作家周立波之。后,我又创作了《访问周立波同志》,这些作品都曾参加过学校的美术展览。学校美术组的训练为美术院校培养了不少后备人员,我的不少同学都先后顺利地考取了美术院校。如王路、李向汉、司徒兆光、王晓林、任润生等,都是当时美术组的积极分子,后来进入美院深造,现在已经是美术、工艺美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己经成为颇有成就的美术家。”

“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是一零一中学引为自豪的特点。王校长多次带领老师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设学校。拓荒除草,披荆斩棘,挖游泳池,修大操场,铺平道路,种花栽树……短短几年,将这块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土地建成了花香树绿的校园。

1956年,北京市兵役局批准一零一中10个同学应征人伍时,王一知校长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拉拉这个同学的手,拍拍那个同学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亲爱的同学们,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你们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学校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广阔的前程就在你们面前,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由衷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珍惜青春,珍惜宝贵的时光,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到集体之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绝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为了集体和事业去不断地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王校长还告诫说:“你们不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不要看轻自己。因为你们不是孤立的个人,你们是处在坚强的集体中,在你们身后有祖国——母亲!"

青春无价,付出了的就永难追回。全国解放初期,王一知付出的青春终于得到了某种承认1952年干部实行薪金制时,人民把“行政八级”和“部长待遇”作为她付出的回报。然而,青春毕竟是失去了的,王一知以其超然的态度放弃了官位和优待,选择了清贫和平凡。

这选择,意味着退出仕途永无升迁的机会,也意味着后来当她重病时没有资格进北京医院治疗,去世后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消息……然而,她绝不在乎。从付出青春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想过个人要得到什么。

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失败的,因为她失去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收支太不平衡。这大概就是慈母们的悲剧,现在的年轻人,再不干这种傻事了!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成功的,因为她在社会的伤口里,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她从民族的精神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她是负载着深深的爱跋涉在坚实的大地上。

王校长的学生、王妈妈的孩子们心里由衷地认为:王校长、王妈妈是伟大的成功者!他的学生和孩子,不管是后来的专家、学者,不管是政府的部长还是部队的将军,即使是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了国家领导人,仍忘不了校长妈妈的谆谆教诲。

凡是受过王校长雨露的学生们都懂得,王妈妈饱经沧桑的一生中失去了很多很多,然而她得到的更多:她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换来了桃李满天下,拥有了成千上万热爱着自己的儿女,校长妈妈并且成为他们心目中永远闪亮并被永远追随的一颗真正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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