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做到的。”
这是引用朱德伯伯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完全表达了我们后辈人现在的心情，表达了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影响。不管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还是延安保育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当年受过康妈妈雨露的孩子，现在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康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情抚育下，这一代都长大成人了。康妈妈的保育教养之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可以告慰康妈妈，当年受过您恩惠抚育的孩子，现已散布在祖国各地，有些在建设新中华的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成了掌握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的骨干；有一些成了教师、教授、医生、护士、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还有的成了千百万资产的企业家、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有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政界要人。总之，当年受妈妈关怀的孩子正遵循妈妈的谆谆教导，围绕中华祖国母亲，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着，为建设祖国而贡献力量！
得知康妈妈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很悲痛！我们热爱康妈妈，特别是她为中国儿童健康成长所付出的全部心血，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永远回忆的。翻开康妈妈的简历，映在我们面前的是：
康克清，1912年生，江西万安人。家庭贫苦，自幼劳动。1926年参加妇女会，同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民协会秘书，同年冬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任女子义勇队队长。后人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33年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1934年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6年后，相继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第一和第二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全国儿童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会长。曾当选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1988年被推举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我们心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在她的简历上是一笔带过的。那就是从1938年她就任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时开始的。
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于“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的儿童直接或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不计其数。幸免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挣扎在饥寒交迫、贫病相加的死亡线上。最使人痛心的是，敌人使用了以华制华的恶毒阴谋。他们把一些天真甚至尚不太懂事的儿童迁到日本本土施行奴化和法西斯教育，然后再派回中国来残害自己的父母和同胞，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抢救受难儿童是当务之急，这是发起组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根本原因。
1938年7月，我党在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由康克清妈妈出任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代主任。
经过康妈妈的多方努力，求得各方的协助与支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原打算于1938年9月25日召开宜告成立大会。由于那天下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保育院设在城外七八里地又缺乏交通工具的地方，大会只好延期到10月2日下午举行。
10月2日，晴空方里，温暖的太阳象征着战时儿童的新生。那天，延安的四个城门、各街巷都张贴着巨幅宣传画和大标语，在去保育院必经的南门外贴了一幅一丈见方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哥哥上前线，嫂嫂去支前，娃娃送到保育院，两下无挂牵”的顺口溜。
在康妈妈的邀请下，朱德总司令、王明、孟庆树等特地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开院典礼。中央领导同志为保育院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儿童万岁”，洛甫题词是“未来的希望”，周恩来题词是“革命娃娃万岁”，朱德题词是“保育后代”。
已经收容的娃娃正好50个。他们大都是抗日干部和抗日军人的子女，父母无暇无力顾及他们，生下来后就托送到老百姓家里的。例如：雷力的爸爸、妈妈在前方工作，小雷力被父母的朋友送到延安；张时锋的妈妈在游击队里工作，爸爸是抗日军人；两岁半的王小欣，爸妈在前线；一个特别矮小的6岁孩子，大家叫他“小鬼”，在娃娃中间可称得起“老千部”了，因为他已经跟着父母坐过牢、上过战场，现在父母双双阵亡，被送到保育院来。康妈妈向来宾介绍了孩子们的情况后，组织十几个孩子，唱起了救亡歌曲。
朱总司令代表前方的将士们对保育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强调说：“做好保育院的工作，保育好儿童是重要的抗战工作之一，希望全体保育工作者，克服困难，尺心尽力，培育新中国未来的主人。”
王明同志在讲话中说：“保育工作是意义深长的工作。‘九一八’那年，日寇在东北掳掠了中国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运回日本国，进行奴化教育，到今年敌人围攻徐州时，就出现了许多只会日语的中国青年士兵。7年的时间，他们就把我们的子女训练成了他们的炮灰，送回来毁自己的庄田，杀自己的父老。所以说，保育儿童工作和前方作战一样重要，这个历史的重任，落到你们身上，希望大家竭诚努力！”
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接受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资助。为了取得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济援助，1938年11月延安边区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也编人了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当时人院的孩子，要由家长或监护人填一个总会统一印发的收领证。在南京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何枫校友人保育院的收领证收据第甲联，编号为12，正文是：
兹由周文先生送来儿童何文康，现年十二岁，四川省青城县人，交本院保育，于必要时得由其家长或保护人凭据领回。
此证中国妇女慰劳自慰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签名陈璧如盖章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1939年2月，保育院小学部搬到安塞县白家坪后单独建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后经两千里行军，从延安到北京，从战时儿童保育院、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小学，康克清妈妈无时不在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
1949年6月14日，康克清妈妈给安利同学的母亲温宇枫的复信说：温宇枫同志：
六月九日来信收到。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去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
从此，你可放心了。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
康克清 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这封短信，浓缩了她对孩子全部的爱和彻底的关怀精神。安利同学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回忆录时，才惊异地发现，我的保育晓生活早从襁褓中就开始了。由于缺少必要的设施和保育人员，延安‘女大’成立母亲班互相帮助育婴，我已是相互帮助对象了。1943年，母亲到延长县工作，我两岁多就离开了母亲，但却得到更多人的关怀。1945年10月，妈妈回来看我及患白喉而生命垂危的哥哥。几天后，琴母亲挥泪掩埋了过早夭折的哥哥，告别了我，奔赴热西和东北。从此，4岁的我就被完全交给了保育院。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保育院在蒋介石大举进攻前就撤出了延安。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穿过几个省，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程几千里，历时两年多，终于到达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
过去了那么多年，接收了那么多难童，康妈妈又有那么多工作，当一些父母试探着向她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时，她都及时地给予了满意的答复，这中间饱含着多少爱心呀！
1950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康妈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去先农坛北京育才小学看望孩子们，并与大家一起欢度节日。在那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孩子群中，她竟然能叫出许多孩子的名字，说出他（她）们是何时在何地相识的，某某爱哭，某某爱笑，某某爱吐奶，某某爱尿炕，活像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在数家珍一样，诉说着每一个孩子的短长。小朋友们围着妈妈唱啊，跳啊！难分难舍。当妈妈提议和一伙又一伙孩子们照了相后，大家才同意放妈妈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