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等十余个社会团体在革命妈妈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等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38年7月4日下午，在延安府衙门举行分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抗大”女生、“陕公”女生、鲁迅小学、妇女半日学校、延安妇女自卫军、妇少队及少年儿童等数千人。
大会选举蔡畅、康克清、张琴秋、徐明清、丁玲、史秀云、杨芝芳、吴瑛、李之光、张范、江兆菊、吴文瑜、李玉婷、刘秀梅、诸友仁、陈璧如、凌莎17人为理事。并聘请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曹孟君等为名誉理事。
大会第二天即7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杨芝芳、徐明清、李之光、吴瑛、刘秀梅、诸友仁、李玉婷、吴文瑜、江兆菊、陈璧如、凌莎11位妈妈为常务理事。会议明确指出，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领导。选举杨芝芳为会长，丑子冈任秘书，吴瑛负责宣传，诸友仁分管保育。并决定以延安市托儿所为基础，立即着手筹建保育院。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保育分会所属保育院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由丑子冈妈妈代理院长，院址设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保育院的宗旨是为边区直接参加抗战的军民解除后顾之忧。开院典礼来宾数百人，场面极为热烈。保育院开放3日，以供各界参观。并向总会理事长宋美龄发了专电。
保育总会的特派记者秀之曾写了一篇边区保育院成立的报道，刊登在1938年12月1日出版的《妇女生活》6卷9期上，标题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了”。
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设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幼稚部初创时，已实收婴童57人，代院长丑子冈因还兼任着分会的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决定由陈璧如出任院长、李之光任副院长。因陈璧如另有任务不能到任，第一任院长实际由李之光担任。当时幼稚部的工作人员19人，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
第一任院长李之光妈妈是李锡九的女儿。李锡九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对女儿的成长有很深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李之光毕业于直隶女子第一师范第一期，1929年任小学教员和聋哑学校教员。1938年春，43岁的李之光带着13岁的小女儿奔赴延安，投身于革命行列。她家两代人中先后有6人在陕北公学学习过，3代7口人同饮过延河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妈妈同志”。
李之光在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学习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党的需要，到边区保育院任院长。
一位革命母亲，她喜爱党分配给她的工作，她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中去，把自己的爱全部奉献给了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喜爱她。
当时的延安，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保育院先后又收容空袭遇难者的子女十余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于1938年11月10日，将保育院迁往延安以北80里的安塞小草峪村。年底，保育院扩大收生，将边区中学小学部迁往小草峪与保育院合并。从此，边区第一保育院分为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儿童达300多名。他们在这红色摇篮里享受着无限的温暖、无尽的慈爱。他们那“排排坐，吃果果”的歌谣，深深地镌刻在那些幼儿的心灵里终生不灭。
李之光院长调离后，由陶汲波接任院长。1939年9月，陶汲波院长调离，由丁彤接任院长。丁彤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结业后，由中央妇委工作委员会调她到保育院接替陶汲波的院长职务。丁院长在职期间，报请中妇委工作委员会批准，由边区政府拨款，兴建新的院舍。考虑到儿童就医方便，新址选定在延安城北靠近中央医院的李家洼。
1941年春流行感冒，百多个孩子患了百日咳，由于药品缺乏，一时难以控制，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后，特地委托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用飞机从南方运来了药品，及时解决了难题。6月，丁彤院长调回部队，由凌莎烤任院长。1945年5月，凌莎院长调离，7月，由黄杰接任院长。1946年8月由杨芝芳接任院长，11月黄杰院长离任。
李之光院长在任期间，是保育院的初创和发展阶段，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她当时遵循“徐老”的教育思想，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合一，生理、心理教育并举的幼教改革。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也是至今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育儿方法。
孩子们入院时，小的一两岁，大的四五岁。保育院不但要求教保人员懂得幼儿的生理、心理知识，还要求他们在实践中去运用。当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已十分重视娃娃们的营养，每周都要给不同班次的孩子们订出不同的食谱，还要研究不同年龄孩子的不同心理反映，进行不同的心理诱导。
幼稚班的课程有：看图识字、数数目、绘图画、做手工、做游戏、教跳舞、讲故事、做体操、开班会、进行卫生检查评比等。
对孩子的初起教育，先生和阿姨们是在有意中教，孩子们是在无意中学；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教，孩子们在玩耍游戏中学。
幼小的孩子们好问、好奇、好学、好动手，凡是他没见过的东西，总爱问到底，总想动手摸一摸，亲自做一做。先生、阿姨们了解儿童的心理，不着急，不厌烦，不骗孩子，不给孩子讲歪道理。
孩子的模仿性强，大人的一举一动，孩子都在暗中看、偷偷模仿；先生、阿姨对孩子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慎重，在孩子面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要严格掌握分寸。
孩子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就是玩耍。不让健康活泼的孩子玩耍，就会束缚他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小脑袋中充满了幻想与美梦。因此，老师每天都要带他们进行户外活动。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洗澡，并告诉他们进行空气浴、日光浴、永浴的好处。不怕孩子听不懂，幼儿的接受能力不仅是听，更重要的是看，只有见多，才能识广。
延安用水困难。过去井也很少，吃的、用的水全是从延河里挑。阿姨不管是喂孩子们喝水还是洗澡，只要接触到水，就讲水的故事，讲节约用水的意义。给孩子们洗澡，开始用热水，渐渐改成温水，再大一些就用凉水。一边洗澡，一边讲洗澡的好处。用热水洗澡时，讲卫生知识，防病措施；进行冷水浴时，讲增加抵抗力，防止伤风感冒，培养勇敢不怕困难的精神；继而带他们到延河里洗澡，讲大自然，让孩子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给予的乐趣，让孩子们回归大自然……
康克清妈妈曾对李之光院长评价说：“她热爱孩子，孩子们也个个都爱她。
孩子们在她身上找到了伟大的母爱和无限的温暖。在第一保育院初创的困难条件下，她带领着全体工作人员想出各种办法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当孩子们吃不到糖时，她们把枣子煮熟了来代替；保育员少，她经常白天工作夜里值夜班。由于过度辛劳，她的心脏病复发，脸浮肿，但仍坚持工作。”
毛泽东主席也表扬李之光院长说：“工作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当得知她经常带病工作后，毛泽东还特意赠送她一匹马，以减轻她的奔波之苦。随着出征军人子女和难童的不断增加，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医疗等众多不便严重影响了保育工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经中央妇委和边区政府批准，在延安城北20里的李家洼修筑新院址。计石窑50孔，土窑40孔，平房60间。
1940年9月，保育院迁李家洼新址。朱总司令为保育院题词“耐心地培养小孩子”，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展”，这些题词和毛泽东同志的早先题词，都一并石刻镶嵌在新石窑的门媚上。凌莎接任院长后，延安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人保育院，幼儿人数达到280名，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原院部所辖保育、教导、卫生、总务4个股，扩编成为4个科，同时增设了乳儿班。这时候保育院隶属关系，也由中央管理局移交给边区民政厅。1942年整风中，保育院全体教保人员参加了整风，批判了不安心教保工作的思想，普遍提高了教保工作的荣誉感和政治责任感，在“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下，同仇敌汽，决心战胜敌人的封锁，保育好孩子。
1944年5月17日，首批“中外记者参观团”进人延安。这是打破封锁后进人陕甘宁边区最早的中外记者。
记者们参观了机关、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以及老百姓的窑洞。吃着陕北的小米饭、军民们自己种的萝卜菜，饮用延河里清凉甘甜的水，看到军民团结一条心及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感觉一切都令人愉快而新鲜。
最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中共领导人不论职务高低，竟然都会纺线、织布、织毛袜子、干农活。
毛泽东亲自在院子里种西红柿，栽辣椒，小菜园子整得红红火火。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双双纺线，织毛袜子，挑灯夜战，夫妻俩织出的袜子都是一等品。
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都是机关的劳动模范，他们不论是种菜还是种庄稼，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纺的线、织的布，都是精品中的样品。
有位记者问毛泽东：“你们每天有忙不完的大事要做，为什么还要抽时间去种菜、纺线呢？"
毛泽东郑重地回答：“民以食为天，怎么能说这不是大事呢？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嘛。”毛泽东的回答，使记者们无不点头称是。记者团到延安后，多次去“保育院”、“保小”参观。在他们的笔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保育院之一。
“保育院的孩子活泼可爱，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给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健康。他们不分男女孩，一律穿着统一的公家发的小灰制服，戴着小军帽，清一色的小八路打扮。”“他们穿着整齐千净，吃得也不错，一律实行供给制，享受着边区政府最高的伙食标准——小灶。据说是和延安中共最高领导人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所以他们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
“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
赵战生小朋友是凌莎院长的儿子，他长得活泼可爱但从不特殊。记者团参观时，他是小合唱队的成员，小家伙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队列里，那表情，那姿态，活像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兵。他们唱完《黄河大合唱》后，面前的记者们拥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中间。路透社记者武道走过来，先把镜头对准战生拍了一张照，又伸出胳膊亮出他的手表向战生夸耀说：“好看不好看？"
战生抬头看了看那亮闪闪、金灿灿的手表，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刚要说好看，话还没出口立刻咽了回去，又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头转了过去。
记者仍不放松地问：“喜欢吗？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着就准备摘手表。幼儿院的娃娃如何应付这场面，真让旁边的老师、阿姨着急！
小战生又抬头看了手表一眼，出乎记者意料地摇了摇头，坚决地大声说：“不要”
如果我长大了工作需要，公家会发给我的。”说完就想走开。记者们仍围着他问“那么，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回答更加响亮：“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当人民的勤务员。”这真是一语惊天下，使这些饱经世事的外国记者们目瞪口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这话是出自一个幼儿园孩子之口，他们不能不相信，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又实在弄不懂，这些孩子是如何教育的……
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娃娃，一点不认生，不怯场。看到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一个个显得很精神，他们挺着小胸脯，高昂着小脑袋，神气十足地唱着、跳着……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就是延安的娃娃，人人都有一颗亮晶晶的心。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对于幼儿教育，大有研究之处，也许在他们智力刚刚萌发时，正是人生德育、智育开发的最佳阶段。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中不知不觉地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记者们信服了，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一代新人。
第三部 儿女的梦幻
序 言 特殊时代的平凡人
人生在世，是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的。我们所要讲的这一代人，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新中国的建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获得新生的中国，开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这个特殊的时代，给了这代人特殊的磨砺与机遇，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磨砺与机遇，使这代人接受了有别于任何时代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所以有人说：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宠儿”、“特权阶层”、“红色贵族”。是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代人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他们毫无选择地被推入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环境，这也就必然注定了这代人对党、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的使命感特别强烈。
心系中华民族，情凝百姓父老，是镌刻在这代公育儿童心灵上的深刻印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烙印。与共产党同生存共患难，与劳动人民血脉相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经过死里求生、炼狱之难的人，不会用谎言书写真实，更不会用真实的记忆来伪造历史！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人民用乳汁哺育的，他们的灵魂是父辈用鲜血和白骨熔铸的，他们的今天是以父辈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所以，他们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是——
“我们放弃了当年的幼稚和盲从，但绝不会中止对人民的忠诚！我们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集体生活，忘不了那老师胜似父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的人间真情！面对着用鲜血汇流而成的延河水，仰望着用白骨托起的宝塔山，我们没有理由不在父辈的墓碑前跪下。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仍拥有共同的心灵底色：群体的特征，鲜明而突出；行为规范，残留着父辈们追求的信念道德；正身直行，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彩。我们经受过人世上惊心动魄的苦难，也得到了天地间最伟大的无私慈爱！我们是不幸的一代，然而又是最幸运、幸福的一代！”
承上启下，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万物衍生的纽带。坚硬的黄土，血红的泥泞，背起重新绽开的新绿，支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历史就是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延续的进程。在春天里燃烧自己，在金秋中获得新生！这一代人在苍凉的暮年，还想为民族重振添点余温，还要义无反顾地忘情投入，做最后的奉献和牺牲！让这本书，就从他们诞生的岁月那一页打开吧！
第一篇 “上帝宠儿”——与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一代
引 言
一.“上帝宠儿”——与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一代
与中国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孩子，是指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段历史时期出生的孩子。这些炎黄子孙，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的步伐走过来的。在他们身上能找到许多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痕迹，能够触摸到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脉搏。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传统的熏陶、政治风云的洗礼，使他们在特殊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中，磨炼出了特殊的性格，造就了惊人的毅力、十足的韧劲、坚固的凝聚力和经得起各种打击甚至摧残的精神。他们经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净化灵魂的教育，共产党的父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了他们的信念和追求，熔铸了他们的真诚和无私。“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人平等”、“劳动光荣”， 是他们终生牢固不化的行动准则。所以说，“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的宠儿”，那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们只是“宠儿”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上帝的宠儿”，还应该包括烈士子女、一般干部子女和平民子女。我们将在本书中用大量实例、客观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在考察事实之前，我们还应该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谁是“上帝”？
按《辞海》上的解释：“上帝”一是指天帝；二是指古代的帝王；三是指基督教借用中国原有语词，对其所信奉之神的译称。中国共产党人不信天帝，不信鬼神；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就是砸碎封建社会和帝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上帝”自然不是《辞海》中所解释的“上帝”了。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上帝”——就是“人民”！那么，如果说“上帝的宠儿”是指“人民的宠儿！”那实在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比喻了。
二.家庭教育
一个孩子出生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儿童最初几年身心各方面的发展，有助于以后甚至于终生的健康发展。每个父母都应该知道，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和最长久的老师，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影响极大。父母对儿女进行品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之一。
德育教育，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政治思想教育，另一个是道德品质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是偏于宏观的，可以说是大是大非问题；道德品质教育，则偏于微观方面，着重于个人的品行修养。每一个父母，都应十分重视培养孩子成为道德品行端正、知识丰富和智力发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郭亮留给妻子李灿英的遗书
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南中国。湖南省的工农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军阀、反动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声震全国。在工农领袖中，郭亮的名字十分响亮。他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反动派赵恒惕对郭亮恨之人骨，以一万元重金悬赏缉拿他。“马日事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郭亮于1928年3月27日被捕，29日夜，国民党反动派就杀害了他，并在长沙和铜官镇悬首示众。
临刑前，郭亮向敌人要来纸笔，给妻子李灿英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此嘱郭亮
襁褓中的郭志成与父母
革命父辈在就义前，心境是坦然的、从容的。郭亮在遗书中说：“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足见革命者的胸怀。他们的儿子就是郭志成。
郭志成，1925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因此，父亲为他取名叫“多难”，以激励他将来为拯救民族而努力奋斗！
父亲郭亮牺牲后，母亲李灿英仍然坚持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且也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说：“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个人的生命，而换取多数人的生存，这是革命者的真诚天职。”
为了隐蔽身份，李灿英改名为“李英”，把儿子的名字由郭多难改为“郑志忠”，1935年以后又将儿子名改叫“袁志忠”，最后才叫“郭志成”，表达了要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成功的殷切期望。
△赵云霄留给刚出世的女儿的遗书
1925年，党派中共党员赵云霄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与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陈觉结婚。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东北、湖南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9月，湖南省委遭到破坏，赵云霄不幸被捕。1929年3月24日在长沙英勇就义前，她给刚出世的女儿启明留下一封信。
赵云霄烈士遗书
启明——我的小宝贝：
我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我为你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因为我刚怀你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进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应立即处死的，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经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确定有了你，我的死刑只好缓期执行！所以，我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
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1个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母是什么样，更不知生父是何人？
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只能把你交与你的祖父母来养活你，你不必恨妈妈，而应恨当时的社会！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六年阳历十月十四日，即古历九月初四日。你的母亲是将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即古历二月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了，而且也没有相片留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这封信和衣物，还有一枚金戒指，作为你一生永久的纪念！
我的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记住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小启明，我的宝宝！当我临上刑场的时候你还在牢狱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个无父母的可怜者。
小启明啊！你的母亲不能多写了，这封信是血泪铸成的。你的外祖父家在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叫赵云霄，是23岁上死的。我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宝，永别了！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
泪涕三月二十四日
△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之父）留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
1931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被敌人逮捕后，他自知将遭杀害，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信中说：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除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外，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信中说：
英姊：
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我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勋托
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惟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惟一放心不下儿子李鹏，足见父子亲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刘伯坚就义前给妻子王叔振及亲人的信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享业。
我葬在大皮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三月二十日于大皮（实为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左腿中弹负伤，敌人包围被俘。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遗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
“弟在唐（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就这样，刘伯坚带着对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念从容地走了！刘伯坚作为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留下一文钱，却留下了无限的思念与期望。他爱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为了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别了自己的骨肉。
△赵一曼遗书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指挥突围中先是手腕负伤，继而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裤，依然忍痛怒斥日寇侵华罪行。日寇对她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她昏死苏醒后仍对敌人骂不绝口。
赵一曼在牺牲之前，最思念和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子赵掖贤（宁儿）。孩子在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的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相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
△任锐写给女儿孙维世的诗
1927年孙炳文被害以后，他的夫人任锐担负起抚育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经历了11年的困苦生活，于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被同志们誉为“妈妈同志”。
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为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女儿孙维世口占寄儿诗一首：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在短短的四句诗中，体现了一位革命母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
△车耀先给儿女的信
革命烈士车耀先，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饱经磨难，却没有忘记关怀儿女，更没有忘记家教。1940年，车耀先被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时，利用敌人让他管理图书时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自传。《先说几句》系自传的第一段。文中说：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40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毛泽东给儿子的信
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自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十分想念远在他乡的亲生骨肉，多次写信、托人带书给岸英兄弟，倾注着一片父爱之情。岸英兄弟也时常寄回照片和书信，向父亲诉说生活学习等情况。
1940年已19岁的岸英，开始考虑今后一生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据此，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岸英兄弟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给岸英岸青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做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儿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毛泽东给岸英岸育的信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拣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1941年1月31日
△林正良狱中勉诸儿
林正良系1938年秋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金沙县党总支书记、金沙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他在当地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0年腊月26日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年8月7日，他在贵阳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临刑前赋诗一首，名日《狱中勉诸儿》：
国仇家难恨重重，
责在儿身莫放松。
学艺克家跨灶子，（克家：担当家事；跨灶：儿子超过父亲）
读书救国主人翁。
歌成正气文相国，（文相国：文天祥作《正气歌》宁死不屈）
冰结坚甲史阁公。（内阁大学士史可法守扬州露水在甲上结了冰）
千古英雄承母教，
圣贤事业盼追踪。
△陈潭秋与儿子楚三诀别
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经迪化，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被国民党盛世才软禁，12月其爱人王韵雪生下个儿子，取名楚三。1943年2月7日，陈潭秋被捕人狱，临走时他对王韵雪说：“我意料中的事已来了，你一定要按我平日对你讲的身体力行，好好抚养孩子，培养长大像我一样……”他又走到刚刚出生才两个月，正在熟睡的儿子床前，轻轻地对酷似他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而后才迈着坚实的步子离开住房向外面走去。
△续范亭给长女续磊的诗
1945年9月2日，续范亭的女儿续磊和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十几位同学，加了开赴东北干部团中的鲁艺工作队，即将远征。临行之前，趁着在鲁艺礼堂前集体合影的机会，续磊拍了一张单人小照，托付系里的好友洗印后送交父母留念。续范亭看到女儿照片后，满怀深情仿《木兰诗》赋诗一首：
阿爷无大儿，
续磊无长兄，
愿随工作队，
从此替爷征。
革命事业大，
非可期速成，
临行拍此照，
聊以慰双亲。
△任锐送儿上前线
1945年秋，任锐的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回延安看望母亲。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任锐，决定留下名世在延安工作。而任锐却说：“孩子是党的，应该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国还没有解放，有多少母子分离，饥寒交迫，盼望天亮，我怎么可以让名世守着我呢？”她决定将儿子送到最需要的东北战场去。送儿上前线那天，她慷慨挥笔，写下了《送儿上前线》这首诗：
送儿上前线，
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指1927年4月孙炳文被国民党杀害）
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
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
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
犹著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
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
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
辞母上前方。
名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染沙场，壮烈地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
△叶剑英给女儿楚梅的信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1928年生于上海。叶剑英、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便把妻子和当时惟一的儿子叶选平送到香港秘密安置下来后，没等女儿出生就又投人了革命战争。直到1937年，叶剑英负伤回到广州做手术时，9岁的楚梅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幼小的孩子见到这陌生的父亲后，她还来不及好好看看父亲的模样时，就被人匆匆带走了。
1945年，17岁的楚梅几经周折被接到延安，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身旁。然而，终日忙碌的父亲甚至无暇同女儿单独在一起。楚梅常孤零零地一个人，心中好不难受。回到父亲跟前，却又常常见不到父亲，那种酸甜苦辣使楚梅经常偷偷地掉泪。
百忙中的叶剑英，也时时挂念着爱女。他托人给楚梅买了许多书，希望她能刻苦学习。楚梅在延安只待了一个多月，便被送到遥远的北方。慈父疼爱女儿，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而为她选择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送她到东北民主联军当战士。
从小在广东长大的楚梅，对东北的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练兵，她的手脚都生了冻疮，疼痛难忍。楚梅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她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地磨炼自己。1946年年底，叶剑英听说女儿的情况后，给女儿写了一封鼓励信：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
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
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
要便宜得万万千千。
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你们去开垦。
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拿回来撒播，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
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我们不是速胜论者。
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骨铮铮。
叶剑英写这封信时，他当时正在北平担任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在那种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中，他挤出时间给女儿写信，以热情激扬的文字，表达了父亲对女儿的关怀、教诲和期待。
叶楚梅考人莫斯科大学后，不幸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同学们不时到医院来探望她，她就借同学的笔记一一抄下，在医院边治疗、边自学，然后回学校参加考试。就是在这种困境中，楚梅顽强地坚持学习。病情稍有好转，她便迫不及待地出院返回学校。
1949年6月，刘宁一同志到苏联，顺便带来了叶剑英同志给女儿的信。在异国他乡，楚梅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家书抵万金”！她捧着父亲的信，一股暖流在全身奔涌。
亲爱的梅儿：
收到你最近的信，是1949年4月21日。知道你已恢复了健康，增加了体重一公斤，也增高了血色素，又在继续着你们的学习，我很高兴！女儿，爸爸很对不起你，你来过很多信，都没有答复，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
